荆州花鼓的历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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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国开始。

荆州花鼓戏的历史源流缺乏文献记载。其起源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在清道光年间的沔阳州，即现今的仙桃、天门、潜江一带。闹年的花鼓、采莲船、莲花落、敲碟子等民间歌舞与“一人唱、众人和”的薅草歌为主流的田歌和三棒鼓、渔鼓、道情等民间说唱，共同构成了荆州花鼓戏的源头。清道光年前，是为花鼓子的“田园时期”。田园，田地也。在江汉平原，乡人栽种、薅草都有歌。其中薅草歌是普遍流行的一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歌唱形式。薅草歌演唱内容丰富，曲牌也随之多变，除你接我唱外，多为一人唱、众人合。“花鼓子”又叫“沿门花鼓”。“沿门”，乃乞讨的别称。有文载：“穿街过市流浪苦，沿门乞生唱花鼓”。清道光年间，花鼓子从田园走出，成为初具戏剧形态的花鼓戏，谓之花鼓的“草台时期”。清人傅卓然的<<茅江夜话>>载：“道光年间，戴家场有贺四郎组班唱戏，渔鼓简板伴奏，观者围坐，场无虚席，声誉卓著，乡人谓之“平台花鼓”。咸丰、同治年间，“平台 花鼓”发展成以“六根杆”搭就的较为宽大的舞台，演出形式虽仍为“锣鼓伴奏、人声帮和”， 但此间花鼓已广泛融入民间礼仪活动之中，与三棒鼓、渔鼓、道情等民间说唱艺术媾通，而获得了“剧”的基因。 存文献记录的荆州花鼓戏四大主腔和二百余种小调，唱起来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抒情叙 事、饱含泥土的芳香。荆州花鼓戏击乐伴奏来自江汉平原的民间锣鼓，现存文献记载的传 统击乐牌子有76个。“草台时期”的荆州花鼓戏剧目逐渐丰富起来。从“单篇戏”发展成“对子戏”和有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所演剧目内容多是反映婚姻爱情、家庭纠葛的生活小戏。此间，艺人 组班演出由三五人发展到“七慌八忙九停当”的规模。 道光至咸丰、同治年间，沔阳州一带荆州花鼓戏演出活动异常活跃。乡村“五里三台”戏的 繁荣，造就了一代花鼓名流。最具代表性的是汪春保、史旺、贺霞龄、黄二生的“四大门头”和陈文科的“北陈门头”。 新中国建立后，荆州花鼓戏得以新生。“借屋躲雨”而改唱楚剧的花鼓艺人，打出了“剧种回归”的旗帜，并得到了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扶植。先后建立了天门、潜江、沔阳等第一批县级花鼓剧团。1955年，荆州花鼓戏在继承与改革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其重要标志是将“一唱众和、锣鼓帮腔”的传统演出模式改成了弦乐伴奏。 20世纪50年代，荆州花鼓戏趋于定型、成熟。两百多个传统剧目通过收集、选定和重定试 演，在清除糟粕的同时，“摘花”、“带彩”、“咬碗”等绝活得到传承。沈山是荆州花鼓戏剧种的优秀代表。他的拿手剧目有<<辞店>>、<<访友>>、<<兰桥>>、<<绣荷包>>、<<掐菜苔>>等。1953年，沈山和杨笃清带着反映花鼓艺人穷苦生活的<<打莲湘>>，参加了新中国首届民间艺术汇演，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荆州花鼓戏舞台出现了一片洁净与美好。<<双撇笋>>、<<斩经堂>>、<<三官堂>>、<<春姑拾斧>>、<<借牛>>、<<拦花轿>>等剧目，分别在湖北省和中南区文艺会演中获奖。这些成就奠定了荆州花鼓戏与湖北汉剧、楚剧齐名的基础地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县花鼓剧团曾被撤销建制，1970后才逐步恢复花鼓戏演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荆州花鼓戏获得全面发展的时期。从演出内容到形式、从剧本到舞台、从音乐到舞美，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和难以忘怀的艺术创造。 1980年，在花鼓舞台演出了近一个世纪的<<站花墙>>，经过重新整理，改名<<花墙会>>， 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片。荆州花鼓先后有<<家庭公案>>等八台大戏八上北京，唱响首都舞台。其中，潜江花鼓剧团根据曹禺名著<<原野>>改编的荆州花鼓戏两上北京；1990年参加“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祝贺演出，并唱进中南海；1996年将<<原野>>复排为<<原野情仇>>，进京为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倾情演出。 这一时期，潜江花鼓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胡新中成长为荆州花鼓戏剧种的优秀代表。他主演的多个剧目频频获奖。潜江市荆州花鼓剧团以其突出的创作演出成就，受到各方面关注。1993年升格为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剧院演出的<<原野情仇>>突出歌、舞、剧三者的综合，创造出“似曾相识而别有新意”的艺术境界，给人全新的审美感受。该剧1995年获湖北省戏剧新作展演金奖，1997年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获中国文华新剧目奖。 潜江市荆州花鼓剧团，因戏与中国戏剧大师曹禺在北京“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演曹禺名剧，磨砺出一个又一个有成就的演员。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胡新中、李春华、孙世安因在<<原野>>中的成功表演，分别摘取第14届、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8届中国文华表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