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土司的赐姓

先秦时期孩子3个月时由“父名之”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名字最初是因夜晚相遇、辨识需要而产生的，故《说文解字》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古代一般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由父亲取名，此即《仪礼·丧服》中所谓“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至于取“字”，则在20岁行成人礼(冠礼)时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后世就不这么讲究了，有时候先起个“小名”或是“奶名”，六七岁入学起蒙时才取正式名字。 《左传》记载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取名的关键是选好字，上古时期比较简单，如殷王固定用天干入名。到先秦时期，起名的讲究开始多了起来。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左传·桓公六年》中所记，那时桓公的太子出生，便咨询申繻怎么给太子取名，申繻遂说了这番话。申繻的具体解释是：“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在具体选字时，申繻强调要“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孔子名“丘”，就是其父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的。孔子生下后被发现头顶特别，是凹下去的，即所谓“圩顶”，故取名“丘”。而孔子有了儿子后，恰好鲁昭公赐他一条鲤鱼，他遂给儿子取名“鲤”，这又是依“取于物为假”之原则。申繻的取名原则反映了先秦时期的起名风俗，其核心是“避讳”。中国封建时代姓名避讳风气大流行，最早正是始于先秦。 汉代取名流行用“单字”与先秦相比，汉代的取名风尚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尊老、称谓、身份、德行一类敬谦美辞成为汉人取字时的首选，在先秦人常用的伯、仲、叔、季四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元、长、次、幼、少、公、翁、君、臣、侯、宾、士、民、郎等字。如《盐铁论》执笔人桓宽，字“次公”；汉武帝时位列九卿的朱买臣，字“翁子”。 汉代最鲜明的取名特征是，从皇室到普通老百姓都以单字取名，如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在东西两汉24位有庙号的皇帝中，仅汉昭帝刘弗陵取的是双字名，在登基后出于避讳的考虑，也除去“陵”字改成了单字“弗”。取单字名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21位帝王中，仅有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为双字名。南宋及以前的皇帝大多数也是单字名，一直到明清时期单字名才被冷落，在明清两朝28位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是单字名。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二名非礼也”王莽篡汉建新后，视单字名为古礼。在王莽“崇古”的影响下，取单字名进一步流行。为何汉代喜欢单字名？《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有这样一种说法：“晋魏多帅师侵卫，此晋魏曼多也。曷为谓之晋魏多？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晋大夫魏曼多帅军队进攻卫国，人们不叫他全名，而称“魏多”，是讽刺他取双字名，认为双字名不合礼数。 就“二名非礼”说，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考证，《春秋公羊传》中错误地理解了“二名”的意思，应是一人有两名不合礼数，而非取二字名。 北魏著名道士取名寇谦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取二字名风气逐渐抬头，取名出现两大特点，一是助词“之”受宠，名字带“之”成时尚；二是父子、长幼之间用字不再避讳，名字中出现同字现象。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俩的名字中都有“之”字。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叫斐松之当时，“之”字特别受青睐，地位高者或权力大者，名字里往往都带“之”字，如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斐松之、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当时皇族对“之”字也情有独钟，如晋宣帝的弟弟、安平献王叫司马孚之，儿子、汝南王叫司马亮之，后代还有司马景之、司马昙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名青睐“之”字“之”字入名，在魏晋时期还是一种是否入教的标志。如何辨别入教者和非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区别就在一个“之”字。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的孙恩作乱，许多名中含“之”的人士受到牵连，不少人被杀，便证明了这一推断。当然，唐宋以后人名中再用“之”字则与宗教无关，纯属于一种喜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取名字时仅次于“之”字的，还有一个“僧”字。如南朝梁有一名将领叫王僧辩，梁武帝的医师叫姚僧垣…… “莺莺”“圆圆”等重字双名唐宋以后，人们起名尽量考虑稳当、平安，忌与帝王、坏人等重名，不用凶字、坏字。北宋徽宗时，江西平乐县有个叫“孙权”的人，与三国吴主同名，因此被举报图谋不轨，“寓意僭窃”。 不产生歧义也是古人取名时要注意的。《明皇泳化类编》记载，有个学子名叫孙曰恭，参加永乐年甲辰廷试获第一名。朱棣看到名字后不乐，觉得“曰”、“恭”二字加起来似“暴”字，硬把状元给了第二名邢宽，孙曰恭变成了榜眼。像现代流行的重字名、姓名同字同音，也是古人所忌讳的。名字重字又叫“双名”，在古人眼里是身份低贱者用名，一般侍妾、青楼女子多双名，如元稹妾名“莺莺”、秦淮名妓“陈圆圆”。女子双名读起来，让男人有一种愉悦感，有身份的人，特别是男人不取重字名。除了避用不雅字，古人取名时还很在意字的声调，取“双声叠韵”字入名，这样读起来音节响亮，音韵哑仄的字，寓意再好，结构再美，也尽量不用。 宋代出现“五行”“八字”配合起名到唐宋时期，予、臣、汝、友一类称谓字以及可、如、斯、也等一类语助字，开始受到青睐。 宋人取名还出现一种复古倾向。汉代的尊老字，如“老、叟、翁”等常入名中，如《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叫孟元老；《鹤山集》的作者叫魏了翁。在宋代及以后，取名时人为设置的限制明显多了起来。除了考虑传统的避讳，取名时还要讲阴阳五行、生辰八字、生肖属相、五格剖象、八卦六爻等等。这其中，以“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配合入名最为流行。所谓“八字”又叫“四柱”，即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和干支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四柱加起来刚好是8个字。而“五行”则由金、木、水、火、土5个字组成，代表不同性质的物质。依“八字”原理，命里缺啥取名时就补啥。如命里缺“火”，就会取带“火”的字。明太祖朱元璋的接班人、惠帝名“允炆”，就是因其命里欠火，取名时才找一个带火的“炆”字。这显然是一种迷信，惠帝恰恰是因为“一把火”而丢了性命——在“靖难”中，于宫中放火自焚。宋代取名的另一大变化是“字辈取名制”开始流行。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字辈取名也叫“世代排名”。在宋以前，虽有以字辈取名的现象，但并不普遍。在宋以后，这一取名方法便成为古人取名的主要手段，凡同宗同辈者，皆用一个固定的字入名。 朱元璋嫡孙惠帝命里缺“火”取名朱允炆到了明代，字辈取名制普遍流行。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便是辈分字。当年朱元璋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辈分，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元代流行“数字”入名 被视为身份低贱者用名在所有朝代中，数字名在元代最为流行。元末起义军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是一读书人献给他的。据说此名其实是骂他的，语出《孟子》：“士，诚小人也”，另外断句就是，“士诚，小人也”，暗讥张士诚不学无术。 这种数字取名风俗，实与朝廷政策有关。在元代，汉人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只能用排行、父母年龄等来称呼，这大概是古代姓名管控的特例。 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但当名字里加入动机、情感、寄托后，便变得不再简单。名字起的好，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反之则为名所累。南宋初年，有个叫钱唐休的人就被自己的名字害得不浅。据庄绰《鸡肋篇》记载，当时南宋刚定都又名钱塘的临安(今杭州)，会稽有个叫钱唐休的人颇有声望，被人举荐给宰相赵鼎，但高宗坚持不用，认为名字不吉利：“钱唐遂休乎？”

《周易》是中国周代的典箱，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西方文明有《圣经》，东方文明有《周易》。周易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与源头，对中国后来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建筑、医学、音乐、绘画、日常生活等无不与《周易》有着千丝万褛的联系，仍至到影响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连《论语》中也多处引用《周易》的词语。《周易》是一部古代经典，是关于人类思想和宇宙本质规律的学问，其原理在得到正确认识后， 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周易》的作者周文王姬昌在商纣时期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周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追封为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其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发明“文王八卦”，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在位50年。《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周易》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随着时代演变，文字含义已多不为世人所理解，《易》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周易》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简称《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周易》经部本是筮占书，其文字部分是对相应易卦象征意义的解说和人事吉简吉凶的判定，而传部是对“易”的理解和对《周易》文辞的发挥等内容。易卦系统最基本的要素为阴阳概念，而阴阳概念包括阴阳的性质和状态两层意义。如果不理会阴阳的状态，只论及其性质，则可以用阳爻（－）和阴爻（－－）表示阴阳。将上述阴阳爻按照由下往上重叠三次，就形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称为八经卦。再将八经卦两两重叠，就可以得到六个位次的易卦，共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称为六十四别卦，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名称。如果再考虑阴阳的状态，则阴阳概念又进一步划分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种情形，可以用“X，O，--，－，”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之。六十四别卦每一卦的每个位次上都可能有四种阴阳状态，于是全部易卦系统就共有4096种不同的卦。如果将阴阳性质构成相同的各个卦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主卦卦名相同的六十四种分系统，可以称为某某卦系。《周易》经部文字说明的内容就是对六十四卦系中部分易卦的象征意义的解释以及相应的人事吉凶判定（称为占断）。其中每一卦系的第一条内容是相应的全静卦的占断，其后的六条（乾坤卦系有七条）内容是顺次排列的对相应卦系一爻动卦的占断。秦汉以后的易学对此都存在错误或者说模糊的认识。占筮及《周易》一书起源于甲骨卜的实践，或许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写下了六十四卦系的卦辞。后来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继承了孔子对周易的发现，著了《易传》。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李斯将其列为医术占卜书而幸免于难。 按照古书记载，易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春秋时代，《周易》作为占筮书流行，不断有人对它进行解释和研究，其中包括孔子，到战国时期，便出现了《易传》七种，包括《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序卦传》、《杂卦传》合共十篇，称为“十翼”。后来《易传》被编入《易经》，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周易》中运用八卦预测信息的方法的发明，正是我国人民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疑难之事，不是求助于偶像，而是运用通过八卦今昔信息预测的科学方法，预测自然和人事吉凶方面的有关信息，对一切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易卦及《周易》，是个储存量很大的信息库。《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是与我们民族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周易》这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之所以能长存于世，正在于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它独特的超前预测、超前反映的功能是任何科学仪器无可比拟的，可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人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感应器，它本身就有预测信息的功能，而且分工细而严密。摇卦时铜钱平放于手心，人的易场力作用于铜钱，使之按照感应易场发生运动，于是铜钱的变动就反映了相应事物的阴阳变化。我国的易学研究在原理探索上仍无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停步不前，思想混乱，实际应用容易趋向神秘主义。上述状况严重歪曲了易学的学术地位，阻碍了中华易学良性化发展的步伐，蒙蔽了易学的真正价值！

朱元璋诏赐锦绮钞绽，诰敕冠带，命弄甥世袭宁州知州，并赐姓“禄”。过去甸尾城土司衙门大楼上供奉的一顶明代纱帽，大概就是朱元璋赐给弄甥的“冠”。弄甥为宁州知州，“建城修学”，“先抚字，能通下情，凡州治皆其修创”是一个较有抱负而又开明的土官。
其后，禄威（弄甥之兄）、禄宁、禄可袭职土知州，禄可卒，禄庆承袭，其间经历建文、永乐、洪熙三朝约40来年。从以上史实看，华宁今之豆姓，确实姓过豆、普、阿、弄、禄。
按明朝制度规定，土官承袭三年或五年后，必须向朝廷“进贡”，叩谢皇息，以示忠诚，不怀二心。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七年(1432)二月，宁州土官知州禄庄进京(北京)朝觐，贡马。二年(1435)一月，朱瞻基崩，其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同年十一月，禄庆又一次朝觐，贡马，诏赐钞币等物。
禄庆卒，禄英袭；英卒，禄宇明袭；禄宇明卒，禄能安袭；能安卒，禄位袭；位卒，禄俸袭，皆居于龙亩。其间经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约七十年左右。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年间，禄俸为宁州土知州。弘治十六年(1503)四月，巡抚都御史陈金奏请增设宁州流官，朝廷从之。“流官”，就是由中央直接派到土官统治地区直掌大印，并有一定任期的大员。这样，土官只能专管夷民，巡捕盗贼，没有多大权力，因而引起了禄俸的极大不满。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朱祐樘驾崩，长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年号“正德”。
正德三年(1508)五月，禄俸恶流官碍己，通过云南巡抚都御史吴文度暗中贿赂朝廷司礼监大宦官刘瑾，以“夷方地狭”为由，裁革了流官，从而又增强了土知州禄俸的权力。
正德九年(1514)九月，云南镇守太监谷裕、巡按御史李元，因弥勒十八寨(今虹溪镇一带)阿海作乱，奏劾禄俸，等轻率进兵，致启夷衅。兵部命李元将禄俸等逮问。
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禄俸经历“设流”、“逮问”等折腾，对朝廷失去信心，遂通谋弥勒十八寨，乘险拒敌，大败指挥吴经、孙锐、尚麟，杀死百户牟祯。禄俸被捕，以“纵贼分赃，狭仇挑衅，坐斩”(《武宗正德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正德十五年(1520)，弥勒十八寨阿寺、阿匆又联络禄俸长子禄世爵称乱，上命云南巡抚何孟春、巡抚御史陈察讨之，擒夺斩勿，禄世爵以罪论死。《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也记载：“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乙亥，巡抚云南副都御史|何孟春讨平弥勒州苗”。同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燳死，无子，其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年号“嘉靖”。
嘉靖元年(1522)三月，巡抚请罢袭宁州土官，复设流官，调通安州(今丽江)知州坚昂任宁州知州。
嘉靖二年(1523)九月，“巡抚云南都御史王启条奏处置土官事宜，请令今后土官应袭替者，该管府州县并守巡官，即为勘明具呈抚按，批送三司”。吏部批复：“其品官衙门，设在腹里地方宁靖者，照旧赴部袭替，俱免纳谷”(《世宗嘉靖实录》卷三十一)。因而禄俸和禄世爵坐斩论死后，禄俸次子禄世仁袭替宁州土同知，降为流官知州坚昂的佐官，由龙亩移居甸尾。世仁卒，其子禄绍先袭宁州土官同知。
禄绍先勇武有略，“父子世笃忠负，家传诗礼，尊重牧守，礼敬学校，统率诸夷有法，不使侵犯汉民，堪称为土官二善守者”(《宁州志·宁州土官考》)。
从此记载看，禄绍先可能吸取了祖父禄俸和伯父禄世爵造反的教训，主动和流官知州搞好团结，约束部下，安心做“专管夷民，巡捕盗贼”的佐官，对朝廷也只有温良恭顺，不敢造次，任有司摆布驱使了。坚昂是从民族地区调来的流官，对少数民族的世俗性格风土人情可能有较深的了解，善于团结民族上层，从而使土流关系较为融冷。再加上当时云南各处土司夷兵人马众多，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朝廷对土官采取了笼络政策。禄绍先又勇武善战，可作为“以夷制夷，出夷攻夷”的工具，由是派他征武定，讨习峨，战功卓著，曾得到朝廷多次的嘉勉与赏赉。
嘉靖五年(1256)十二月，“武定土舍凤朝文亦起，攻掠城堡，为患孔棘”。因“大礼仪”之争受廷权谪成永昌(保山)的修撰杨升庵叹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乃戎服率旅童及步骑百余，往援木秘所(寻甸易隆)守御。入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明日贼来攻城，宁州土舍陆(禄)绍先率兵(与贼)战城下，公(升庵)促城中兵鼓噪开门出战，以助外兵。贼散去(《杨慎诗选·升庵年谱》205页)。
嘉靖七年(1528)三月，凤朝文又杀武定军民府同知以下官史，劫夺府州印信，举兵与寻甸土舍安铨合围云南省城，全滇慌乱。朝廷“令尚书伍文定悬购赏：有能除安铨、凤朝文凶党以一府归者，即以一府予之，以一州一县归者，即以一州一县予之”。黔国公沐绍勋也上疏言：“所调集各土舍，先给予冠带，待后奏请承袭”(《世宗嘉靖实录》卷八十七、八十八)。当时沐绍勋“所调各土舍”中，就有宁州的禄绍先。六月，凤朝文、安铨之乱平。凤朝文逃往沾益、东川间的易汤郎箐为追兵所及，裂其尸而死。安铨则逃驻寻甸故巢，官兵分哨夹击，破寨数十，又逃奔东川，为当地土舍禄庆所执。是役，有功大小官史皆得恩赏或提升，“诏加沐绍勋太子太傅，岁加禄米五十石”，“应袭土舍擒斩首恶者犒赏外，仍照原拟加赏，免其赴京，就彼袭职”(《世宗嘉靖实录》卷八十六—八十九)。禄绍先就可能是在此次平叛中有功而正式“袭职”为土同知的。
嘉靖十二年(1533)宁州诸夷错居，旧无城廓，难以威远，巡抚毛凤韶檄(宁州)知州李道全筑土城，周三里三分，高二丈八尺，厚称之，背圆面方，元睥睨(即无城堞)，通覆以瓦，立三门：东曰顺化，西曰会通，南曰宁达，北负以楼，颜曰环翠(《临安志》)。由是可知，解放前华宁的土城墙始筑于明世宗嘉靖十二年。此时，正是禄绍先为宁州土官同知，替明王朝效命，南征北讨的年代。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习峨叛酋王行道私称巡捕土舍，为群盗主，行劫临安数郡间，有司屡捕不获。云南布政司右参议卢岐嶷檄禄绍先等往讨，追至临纳山，擒行道而交有司诛之。“赏有功参议卢岐嶷银二十两，宁州土官同知禄绍先银十两”（《嘉靖实录》卷五百三十九）。
嘉靖四十四年(1566)十月，云南巡抚吕光洵命因谋杀武定州土舍凤继祖未果而投往省城的土总管郑宏回武定复业。当时，凤继祖已逐土官知府凤索林而据武定，闻之，甚为恚恨，遂执杀郑宏而纠众攻新城。官军往剿遇伏大败，佥事张泽往援亦被执，禄劝州署印知事高心等被杀。吕光洵及镇守云南总兵沐朝弼(沐绍勋次子)调诸道兵并进，继祖惧，杀张泽而遁入四川会理。沐遂调川、贵土汉兵数万人讨，禄绍先亦奉命率宁州土兵前往助战。有司用反问计购以重赏，凤继祖被其党帅者色杀害，献首禄绍先营。吕光洵因绍先有功，奏上先加赏赉，参议卢岐嶷亦提升为贵州按察使(《世宗嘉靖实录》卷五百六十三、六十四，《穆宗隆庆实录》卷五、卷二十三)。
同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熜死，三子朱载垕立，是为穆宗，年号“隆庆”，共在位六年。隆庆六年(1572)五月，朱载垕死，三子朱翊钧立，是为神宗，年号“万历”。
禄绍先大约卒于隆庆末年到万历初年。假如从嘉靖五年(1562)禄绍先征凤朝文时有20多岁算起，禄绍先死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有的史料上说，禄绍先“万历间从征陇川岳风有功”，这恐怕不确。岳凤称乱于万历十一年(1583)，被擒献刑部磔首为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若此时禄绍先尚健在，应有80来岁，还要带兵到今天的德宏州去征战，可能性甚小。因此，征讨陇川岳凤恐为万历初其子禄华诰承袭宁州土同知后的事。
禄华诰为禄绍先长子，诰弟禄明万历举人，投四川广元县知县，卓有政声。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三年(1585)，“罗平土舍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临元道文作(人名)率万人由师宗进，夹攻平之”(《徐霞客游记校注》739页)。据《宁州志·人物》载，禄华诰与武勇绝世的甸苴关人者义，率领宁州土兵参与了此次征讨者继荣的军事行动。关于者继荣之乱，刘世曾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上奏说：“者继荣剽狡铎使，鸷悍狂悖，自以垂手过膝，潜蓄异谍，祭练甲丁，刻镂得传，广招亡命巨奸，鸡鸣狗盗之雄，又蓄养川贵江西等处兵勇三十余众，日演象阵，凡硝黄铁器禁入夷方之物，罔不充盈武库。剽掠领境，以广积储，无一处不遭其凶残。”“有旨：这土夷凶顽叛逆，地方官如何不先制驭，致令猖獗？姑不查处，着令抚镇官相机剿处，以靖地方”(《神宗万历实录》卷一百七十)。五月，奖征讨罗平有功人员：“刘世曾升体一级与应得诰命，与沐昌祚(沐朝弼之子)各赏银四十两，宁丝四表里；舒应龙(贵州巡抚)银二十两，二表里；文作、程丘谊(云南副使)、禄华诰等各有差”(《神宗万历实录》卷一百七十四)。
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云南副总兵邓子龙所辖姚营兵变，索响汹汹，兵势甚张。所过之处掠抢妇女，前驱后呼，到处骚扰百姓。数千为群，过昆明，飞扬跋扈，劫持广西(泸西)知府漆文昌，逼其为帅，大掳杨林(今属嵩明县)等处。禄华诰和者义往杨林进讨，穿地道出文昌后，将五十骑，斩其五人，大破其众于石羊山下。变兵诡降，次日复叛，冲围出。宁州、武定、临安、寻句等以兵夹攻之，败变兵于土至山，又攻之于大河口，割斩八十四级，擒获四百余人，救出了漆文昌(此人万历二十七年曾提升为贵州副使)。邓子龙因“约束无术”，被提问革职。两年后才念其破缅有功，谙熟夷情，准免勘问，复职副总兵(《神宗万历实历》卷二百十二)。
禄华诰大约卒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其子禄重，因华诰“先尝调镇蒙自，故(禄)重据土官村。重溺于酒色，不能驭众”。华诰族叔禄祚，“明嘉靖十六年(1537)，野贼出没州境，调宁州土舍禄祚驻防(石屏)宝秀团山，其孙(禄)如懋夜劫乡官，伏诛”(《新篡云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三《土司考一》《废官一》)。禄加懋可能是后来禄洪死后与禄昌文争袭的禄永命的祖父，其弟会城参将禄加敕是永命的叔祖。所以有的史书说禄永命是“石屏土人”，即以此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