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4大名僧分别是谁
弘一 虚云 太虚 印光
【弘一（1880～1942）】
Hongyi
中国僧人。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广平，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从黑田清辉学西洋画，旁及音乐、戏曲，造诣甚深。1907年，他与曾孝谷等创“春柳社”于东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编《音乐小杂志》。1910年回国，初任上海《太平洋报画报》编辑，加入柳亚子发起的南社。继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灵隐寺。常往来于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并闭关著述。1928年入闽，常居厦门南普陀及泉州承天、开元等寺。弘扬南山戒律，曾创设“南山律学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卒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别建塔和设纪念堂。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及《佛学丛刊》、《护生画集》等。音乐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宝歌》、《清凉歌》等。
虚云（1873—1959），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号虚云、幻游，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
虚云出生仕宦之家，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龙，要他学八股文，以求仕进。但虚云自幼性情恬淡，爱读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光绪十七年（1891年），突然潜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随即隐居岩洞，持头陀行，静心观坐三年。然后离寺云游，先后在浙、苏、皖一带名山大寺，学经参禅。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光绪二十六年，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到达北京时，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随西太后、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后，转赴终南山，结庐狮子岩下，改号虚云。光绪二十八年，虚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经西藏入西康，转入云南鸡脚山。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十余处破庙，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后来，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钵盂庵住下来，进行宗教活动。此年，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庙。光绪三十年，他出国云游，至逻罗（今泰国）、南洋（即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皈依（佛教称身心皈向佛、法、僧）达数万人。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他设法挽救。光绪三十二年，虚云便转道上海，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抵京后，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事后，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为云南寺庙请龙藏（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赐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又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至此，虚云身价百倍，声誉大振。
1911年（宣统三年），为团结佛教徒，保护寺院，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虚云出滇至沪。接着，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见过孙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会后，虚云回到云南，晤蔡锷，组织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亲襄其务。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1912年，民国成立，出现逐僧毁寺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准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李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论，终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前往昆明，重修西山华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楼”古碑，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他按古碑记载，庙产数字，由唐继尧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他在财产到手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虚云应闽籍国民党官僚林森、杨树庄的邀请，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继则改革寺中旧习，再则着手整理道风，兴肃禅堂与念佛堂、恢复复节打七，春末傅戒之禅规。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楼、堂、阁、寮、院、庵、洞等十多处，创办学戒堂，后改为佛学院，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培训年青僧徒。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编成《鼓山藏经目录》，刊刻面世。1933年，福建爆发战争，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僧人无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单，云游僧人多至逾千。虚云为此多方操劳，竭力维持一粥一饭。
1934年，应李汉魂将军之请，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此时已破败不堪。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中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筹事，全由施主负责。”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扩张佛教势力。李汉魂应允后，当面募集数十万金，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在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1935年秋，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历时十年，总计兴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
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请虚云主持。虚云到达重庆，主持法会四十九天。他在法会上赞颂国民党反动统治说：“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蒋介石亲自设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达十余万人。当时，广州六塔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为其保释，受到当地部份僧众反对，未能成功。1947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正颓风”，表彰虚云的功绩。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对虚云以礼相待，但虚对在虚门、华南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华寺住持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虚云曾为其叫屈。（注：1943年，虚云曾推荐在五台山当过汉奸的本焕和尚任南华寺住持）同年冬，虚云应邀赴北京参加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广济寺与园英、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0月1日，他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锡兰佛教代表团赠送的“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同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2月，虚云赴上海参加“祝愿世界和平法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虚云为四名名誉会长之一。由于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使虚云摆脱同华南反动残余势力的纠葛，并为其从事正常宗教活动创造条件。同年，虚云应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请，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目睹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创、历经一千多年的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大寥三间，殿堂楼阁大多倒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虚云遂决心留住云山重修庙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虚云驻云居的的消息传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达五十余人。虚云在率众修持的同时，多方筹划修复寺庙，1954年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持“农禅并重”，开荒造田，自给自食。1955年僧徒增至数百人，至1956年所产谷物与红薯等，基本上满足了寺中僧众口粮需要。寺庙经虚云募化和设计，历时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庙宇、殿、楼、堂等数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将被日军烧毁的寺庙修茸一新。随之，虚云又组织僧众修复名胜古迹。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与改溪工程。施工中，掘得镌有苏轼题书“石林”的巨石，虚云将其置于佛印桥旁，冠名“淡心石”，辟为一胜景，亲自赋诗以为纪念。并在白果树下的慧泉加筑花岗石围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亲笔丹书“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同时，在寺外种植茶树、果树，在寺内开辟花园。1955年春，虚云身体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诸事，这年七月，虚云接到岑吕居士代他编辑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兴，抱病写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与《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此志交由香港莲净苑与佛经流通联合出版，流传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症在真如寺圆寂。虚云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虚云平生所作诗歌偈赞甚多，已选三百九十首，编为《虚云和尚法汇》，由香港佛学书局出版。其余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有《虚云和尚事迹》、《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画法集》等。
太虚大师（1890-1947），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俗姓吕，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别号悲华。清光绪三十年（ 1904），披剃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同年礼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光绪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1911年出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地住持，并组织僧侣教育会，自编讲我，进行讲授。1913年全国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太虚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主张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的抵制“庙产兴学”风潮。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败。寄禅圆寂后，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太虚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后又连续撰文宣传佛教革新运动，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1917年后，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佛学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历游英、法、德、比、美等国，弘扬佛教。还分赴鄂、川、闽、晋、苏、浙、赣、粤、黔等地宣扬佛法；并从事撰述。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僧侣救护队等，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诸国，借以联络同教感情，共同反对日寇侵略，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而奋斗。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于镇江焦山筹设会务人员训练班，以全国佛教进行整顿。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们汇辑成《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全书》是中国佛教近代以来承先启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万言，分为四藏二十编。全面反映了太虚多层次的佛学思想，举凡佛法的体系与纲要、僧伽制度的改革与培育、唯识思想的融贯与弘扬、人生佛教的揭示与提倡，以至时代思潮的批评与会通等等。无不包含在内。
太虚大师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与唯识学阐扬而卓然名家。《全书》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菩萨学处》等，集中体现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观点的整个演变过程。1915年至1947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太虚为革新重整中国佛教制度所作的设想与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经过“金山寺事件”使变革佛教的运动一开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虚意识到，改革佛教必须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与之相配合，否则只能流于空谈。因为寺院的设立，是绍隆三宝、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也是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对于佛教的长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佛教的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1195年，太虚痛感于当时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一条》，给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产的权力，审时度势，根据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调查所得中国僧伽有80万之众的现实，以及当时社会国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准蝇，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期间，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决心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廓清寺院面貌，振兴日益萎靡的中国佛教。综观太虚大师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计划，是1947年在延庆寺讲演的《菩萨学处》，这也是他的最后说法，按其设想，建立菩萨学处，必须从结缘三皈开始。这是指那些虽皈依佛、法、僧三宝，但对三宝还没有正信和正见的徒众。接下来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对佛教有了正当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识分了，再是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由此直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另一条是受五戒后，续习八戒，转入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最后是出家菩萨的设计，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从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出家，但终身作为在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好实行瑜伽戒法。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信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 孔孟之道为自任。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 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 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便往亲近善 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 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 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 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 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 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 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 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 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 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 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 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 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 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佛像亦有百万余帧 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 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 聘。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 名誉会长。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师则置若罔闻。人 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 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1)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前后三、 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 著名专修道场。民国十六年冬（1938），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
大师之示寂，于诸多迹象中证知其预知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时，于言谈书信中己流露出去意。延至十月，自知时日无多，召集大众会谈，任妙真为住持，并促令其择日升座。 且开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 起立自言：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西逝。师生于清咸丰十二年（1861，寂于民 国二十九年（1941），世寿八十，僧腊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举火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复于民国三十六年（ 948）九月十九日将师之舍利奉请入塔，后又兴建塔院以供奉之。大师一生，一以净土为归，自行化他，信愿念佛。言传身教，为净业学者之榜样，弘传净土，作 世间之慈航。后人尊之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盛名永彪净土宗之史册。
刺绣，是用绣针穿引彩线，按预先设计好的花纹和色彩，在绣料上刺缀运针，以绣出图样。刺绣针法的变化，形成不同的运针风格和技艺流派。中国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刺绣和丝绸是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要商品。中国刺绣最突出的有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和四川的蜀绣，并称谓“四大名绣”。
苏绣
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的苏绣，被人们誉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现已遍衍江浙一带。江南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蚕桑发达，盛产丝绸，自古以来就是锦绣之乡。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光十色的花线，为苏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西汉刘向《说苑》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刺绣用于服饰。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达丞相之妹手绣《列国图》，在方帛上绣出五岳、河海、城邑、行阵等图案，有“绣万国于一锦”之说。据《清秘藏》叙述,“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乌极绰约底馋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可见宋代苏绣艺术已具有相当高水平。到了明代，江南已成为丝织手工业中心。在绘画艺术方面出现了以唐寅 (伯虎）、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推动了刺绣的发展。刺绣艺人结合绘画作品进行再制作，所绣佳作栩栩如生，笔墨韵味琳漓尽致有“以针作画” “巧夺天工”之称。自此，刺绣艺术在针法、色彩图案诸方面已形成独自的艺术风格，在艺苑中吐芳挺秀，与与书画艺术媲美争艳。
清代是苏绣的全盛时期，真可谓流派繁衍，名手竞秀。皇室享用的大量刺绣品，几乎全出于苏绣艺人之手。民间刺绣更是丰富多彩，广泛用于服饰、戏衣、被面、枕袋帐幔、靠垫、鞋面、香包、扇袋等方面。这些苏绣生活用品不仅针法多样、绣工精细、配色秀雅，而且图案花纹含有喜庆、长寿、吉祥之意，深受群众喜爱。还有一种“画绣”，属于高档欣赏品，称之为“闺阁绣”。史载吴县的钱慧、曹墨琴，吴江的杨卯君、沈关关，无锡的丁佩、薛文华等人的刺绣佳作，皆名垂一时。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流的潮流中，苏绣也出现了创新的兆头。光绪年间，技艺精湛的刺绣艺术家沈云芝闻名苏州绣坛，她溶西画肖神仿真的特点于刺绣之中，新创了“仿真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慈禧七十寿辰，沈云艺绣了佛像等八幅作品祝寿。慈禧备加赞赏，书写“寿”、福 ”两字，分赐给沈云芝和她的丈夫余觉。从此沈云芝改名沈寿，嗣后她的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曾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意大利，轰动了意国朝野；《那稣像》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傅览会”上获一等大奖，售价高达一万三千美元。《美国女伏倍克像》赴美展出时，其盛况空前。沈寿的"仿真绣"传誉中外,开拓了苏绣崭新的一页。在她的倡导下，江苏的苏州、南通、丹阳、无锡、常熟等地分别举办了刺绣传习所、绣工科、绣工会等。她曾先后到苏州、北京、天津、南通等地课徒传艺，培养了一代新人。其时著名艺人还有华基、唐义真、李佩敝、蔡群秀、张应秀、金静芬……她们的作品先后在“意大利都朗万国博览会”（公元1911）、“巴拿马一一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公元1915年）、“比利时万国博览会”（公元1930年）上获奖，为中华民族传统工艺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三十年代初，丹阳正则女职中绣工科主任杨守玉，始创了纵横交叉、长短不一、分层重叠的“乱针绣” 丰富与提高了苏绣艺术的表现能力。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苏绣艺人创作开拓了新的广阔天地。江浙一带的苏州、南通、常州、无锡、扬州、东台、杭州等地先后建立了刺绣研究机构或工厂，使刺绣艺人安心专致研究和创作。对失传的技艺进行了挖掘、总结、提高、发展，使古老的苏绣艺术重放异彩。
湘绣
湘绣起源于民间刺绣，已有2000多年历史。现已发现最早的实物是1958年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一幅龙风图。1972年，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了40件刺绣衣物和一幅铺绒绣锦。这些绣品图案多达10余种，绣线有18种色相，并运用了多种针法，达到针脚整齐、线条洒脱、绣工纯熟的境界。至清代，长沙刺绣遍及城乡。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织者少，大家巨族或以锦钿相尚。”长沙县沙坪和开福区霞凝一带，是湘绣生产的传统基地，多数农家妇女均以刺绣为业，曾有“绣乡”之称。城内绣庄众多，到清未有26家，绣工逾万，年产绣品2万多件。绣品以被面、枕套等日用品为主，也有少量高档画屏。
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
从此，湘绣以其独特的捣鬼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湖南省主席何键授意以他个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制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的绣的是“当窗理云 ，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胞”身着女儿装的少女校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
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
蜀绣
最初，蜀绣主要流行于民间，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为著名。当时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可见其制作范围之广。当时的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
蜀绣以软缎、彩丝为主要原料，其绣刺技法甚为独特，至少有100种以上精巧的针法绣技,如五彩缤纷的衣锦纹满绣、绣画合一的线条绣、精巧细腻的双面绣和晕针、纱针、点针、复盖针等都是十分独特而精湛的技法。当今绣品中，既有巨幅条屏，也有袖珍小件；既有高精欣赏名品，也有普通日用消费品。比如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巨幅“芙蓉鲤鱼”座屏和蜀绣名品“蜀宫乐女演乐图”挂屏、双面异色的“水草鲤鱼”座屏、“大小熊猫”座屏，就是蜀绣中的代表作。
东晋《东阳国志》将蜀绣与蜀锦并称蜀中之宝。清道光年间成都发展了许多绣花铺。绣品以本地织造的红绿等色缎和地产重要散线为原料。用线工整厚重，设色典雅，其针法是“针脚整齐、线法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车，即指由中心起针，向四周扩展；拧，即指长短针从外向内作添针或减针的处理)”。有套针、晕针、斜滚针、族流针、参针、棚参针、编织针等。产品有镜帘、花边、嫁衣、卷轴、鞋帽、裙子、枕套、被面、帐帘等。题材多吉庆寓意，具有民间色彩。 蜀绣以其纯熟的工艺和细腻的线条跻于中国的四大名绣之列。以自然界为主题（如熊猫、花鸟）的蜀绣更令人爱不释手。有单面、双面刺绣。纯手工的刺绣，确保了画面逼真，造型多变，图案精美。
起源于川西民间的蜀绣，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独特风格。
蜀绣的技艺特点有线法平顺光亮、针脚整齐、施针严谨、掺色柔和、车拧自如、劲气生动、虚实得体，任何一件蜀绣都淋漓地展示了这些独到的技艺，据统计, 蜀绣的针法有十二大类，一百二十二种。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蜀绣常用晕针来表现绣物的质感，体现绣物的光、色、形，把绣 物绣得维妙维肖。如鲤鱼的灵动、金丝猴的敏捷、人物的秀美、山川的壮丽、花鸟的多姿、熊猫的憨态等，都表现了不同的光、洁、粗、细、软、硬、松、散等质感。
蜀绣绣法灵活，适应力强。一般绣品都采用绸、缎、绢、纱、绉作为面料，并根据绣物的需要，制作程序、配色、用线各不相同。
粤绣
粤绣是广东刺绣艺术的总称，它包括以广州为中心的“广绣”和以潮州为代表的“潮绣”两大流派。刺绣历史浦远，其技艺精湛，构图装饰性强，色彩浓郁鲜艳，绣绒平整光亮，文理清晰，绒条洒脱，金银垫绒立体感强，绣工娴熟，绣品富丽堂皇等独特的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从苏鹗所撰的《杜阳杂篇》中是这样描述广绣的精湛技艺的：“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股，染成五色，结为金盖玉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执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称无三两煎灵香台之则，坚韧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
在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由于广州属于边疆地区未受到战乱的影响，刺绣与农业、手工业一样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宋代至明代粤绣的技艺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清朝乾隆年间，广州已设立绣行，在广州和潮州等地也广设绣庄、绣坊，粤绣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解放后，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名家名作不断涌现。
随着粤绣的繁荣，粤绣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其中高级绣品主要有条幅、挂屏、台屏等，一般绣品则涵盖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各个方面，如刺绣画片、金银绒挂裙、被面、枕套、床楣、靠垫、批巾、头巾、各种绣衣、绣鞋、绣袋、戏剧服装、帐衽、台帷等等，也有部分观赏绣品，如《晨曦》、《百鸟朝凤》、《九龙屏风》、《吹萧引凤》等佳作。粤绣的题材也比较广泛，包括人物、动物、花鸟、龙凤、山水河川、器皿和各种图案等，其中百鸟朝凤、龙凤、博古则是最具传统特色的题材。
粤绣包括“广绣”和“潮绣”两大流派，因而其针法也因其流派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广绣”的针法主要有7大类30余种，包括直扭针、捆咬针、续插针、辅助针、编绣、饶绣、变体绣等以及广州钉金绣中的平绣、织锦绣、饶绣、凸绣、贴花绣等6大类10余种针法。而“潮绣”则有二针龙麟转针、旋针、过桥针、凹针绣、垫筑绣等60多种钉金针法以及40余种绒绣针法，同时，艺人还运用了折绣、插绣、金银勾勒、棕丝勾勒等多种技巧，使“潮绣”在 “绣、钉、垫、贴、拼、缀”等技艺上更趋完善，产生“平、浮、突、活”的艺术效果。粤绣除采用丰富而多变的针法外，在创作设计方面还注重主意，善于把寓意吉祥和美好的愿望融入绣品中。在创作方法上采用了源于生活而又重视传统，不满足于现实的描绘而追求着更为美好的理想，与此同时，还善于涉取绘画和民间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的长处，使绣品的构图饱满，繁而不乱，针步均匀，光亮平整，纹理清晰分明，物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充分地体现了粤绣的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
参考资料：http://www.cnjlp.tv/9-wz.asp?id=814
弘一大师(1880——1942)为民国中兴南山律学之高僧。浙江平湖人，俗姓李，名广侯，号叔同。出家前，多才多艺，诗词歌赋书画篆刻等，无一不精。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专弘南山律宗，世人称为弘一律师。
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号华子、悲华、雪山老僧、缙云老人，俗姓张，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圆寂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近代著名高僧。1904年，太虚大师十六岁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间，士达上人携大师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为取法号太虚。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
印光大师（1861年～1940年），法名圣量，字印光，号常惭愧僧。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大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西元1861年）十二月三日。系陕西合阳县赤城东村人，幼承庭训，初读程朱书，受其辟佛之影响，系因染病，得阅佛经，始悟前非。渐研内典，方知佛法之广博精深。遂于光绪七年春，时年二十一，毅然投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礼道纯和尚出家。勤学功课，读发愿文及净土文，知禅净工夫成就之难易，便决心专修净土，后于湖北竹溪莲华寺偶读《龙舒净土文》，益知净土一法，圆赅万行，普摄群机，遂毕生以弘扬净土为己志。翌年往陕西兴安双溪寺，在印海定公律师受具足戒。光绪十二年，在红螺山资福寺任职，得阅大藏，故有缘增修《净土十要》等要籍。此后，乃往返北京龙泉寺、圆广寺，普陀山法雨寺，温州头陀寺之间，尝自号‘常惭愧僧’以自励。并闭关两期六载。
谛闲法师（1858--1932）浙江黄岩人，号卓三。法师毕生辛勤弘法，诲人不倦，教通三藏，学究一乘，为天台泰斗。对近代佛教有扶衰起弊之功。且梵行高尚，弟子甚众。一生著述宏丰，有《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昧疏》等。
清末民初四大名僧，没有看到明确的记载。但是“明末四大高僧”是有确切记载的。
明末四大高僧名号如下：
云栖祩宏，1535-1615年，别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
紫柏真可，1543-1603年，俗姓沈，江苏吴江人。
憨山德清，1546-1623年，俗姓蔡，安徽全椒人。
藕益智旭，1599-1655年，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今苏州）人。
四位大师，学识渊博，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很大，对居士佛教的促进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在中国画史上称“四僧”，是指明末清初四个出家为僧的画家。
原济（石涛）、
朱耷（八大山人）、
髡残（石溪）
渐江（弘仁）。
四人都擅长山水画，各有风格。他们都竭力发挥其创造性，反对摹古，取得创新成就，其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八大山人之画，简略精练；髡残之画，苍左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都自具风裁。
1.弘一大师。2.虚云老和尚。3.太虚大师。4.印光大师。
弘一.虚云.太虚.印光
答：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号华子、悲华、雪山老僧、缙云老人，俗姓张，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圆寂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近代著名高僧。1904年，太虚大师十六岁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唯...
答：NO4.“内外兼收，无影无踪”无影脚黄麒英 黄麒英在“广东十虎”中非常特别，他的功夫是金钩李胡子和洪熙官的传人陆阿采所教，所以与侠家拳又有很深的武学渊源。黄麒英是南海人，早年便懂些武术伎俩，依靠游走卖艺为生。赶巧遇上“少林十虎”的陆阿采，见黄麒英是块练武的材料，便将他收为徒弟。
答：都不是！被李叔同深爱的这个女人，名字叫做杨翠喜，是清末民初众人皆知的伶人名妓！叔同之爱杨翠喜本名其实叫陈二妞，因为年少家贫，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杨家乐户，从此得到了艺名杨翠喜。杨翠喜在杨家学习唱戏，不断锤炼基本功，等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出落得倾国倾城，而且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戏的功力相...
答：一个是河北的老“ 燕子李三”,他大约活动在清末民初年间,原名叫李鸿,武功高强且劫富济贫,是个义盗,后被反动军警设计逮捕,惨遭杀害。民间流传的许多有关“燕子李三”的故事实则就是以他为原型的。另一个就是山东的“燕子李三”,这个李三原名李圣武,禹城李家庄人,因排行老三而得名。他虽然也会一些拳脚功夫,但...
答：《红楼梦索隐》及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在清末民初盛行的红学索隐派里占据显要位置。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它是第一次对索隐中的一说加以系统论述，不仅指明什么是《红楼梦》所依据的本事，而且列举了支持自己论点的尽可能详尽的理由，并逐...
答：不管是出于唐家人自己的能力，还是朝内名臣的提携，反正到了唐家孙辈唐炯时，他就是云南巡抚了。俗语说青出于蓝，很快，唐炯的后代以更加夺目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唐尔锟于民国时期任贵州护军使，他的弟弟唐尔镛为北洋教育司司长，三弟尔铜为中国银行总行长，四弟唐尔铭是任安顺专员。看看，满门清一水...
答：尽管清廷于1906年出台了善后政策，让广大士人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且扩大录取名额，并在考试和任职上都给予方便，但毕竟僧多粥少。而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剧和新式学堂的兴起等，旧式读书人的唯一退路——塾师——也被堵死。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第一次被迫放弃读书求仕的传统，开始寻求其他谋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