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文人的稿费怎么算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8-01
作家的稿费是怎么算的?

  与王韬一样有着当代盛名的另一位文化界大师——鲁迅,在经济意识上与王韬的表现恰恰相反。用今天的话说,鲁迅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大师,他亲手砸破了饭碗,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不同于王韬的耻于言钱同时又不得不向人乞钱,鲁迅正是以钱、以卖文所得保持了他人格上的超脱与独立,摆脱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官场帮忙”与“商场帮闲”的窘境。而这一切,又不得不从现代的稿费与版税制度说起。
  现代稿费制度出现之前,由报馆实行的免费刊载文章,成为古代自费刻书和润笔制度向现代稿费制度过渡的中间环节。当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时,曾宣布“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酬”。声明愿意提供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不收作家的钱,在当时文人眼里,属于十分宽厚、前所未有之事,很快就激起了反响。一个月后,报馆又刊出征求新闻稿件的启事:“望诸君子不弃遐僻,或降玉趾,以接雅谈;或藉邮筒,以颁大教。”但是,用这个方法征求到的新闻稿子多数不符合刊登条件,刊登之后是否给予稿费,尚无佐证。实施之后,因合适的新闻稿不足,申报只好改用聘请本埠和外埠访员采写新闻的办法(相当于现在的记者),访员写稿,是拿报馆的工资,而不是稿费。不久文人的诗词歌赋一类的文学作品因为不付钱就可以刊登而日渐增多,来稿踊跃,以致《申报》容纳不下,因而出版专刊《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和《寰宇琐纪》,这是最早的以文学为主的月刊。《瀛寰琐纪》1872年11月11日刊出第一期,目录有:开辟讨论源,地震附见,日星地月各球总论,海外见闻杂记十五则,花史二则,鱼乐国记,眉子砚南曲白,桃花诗社唱和偶集。除天文地理及外国小说外,其他稿件大都是当时文人雅士投到《申报》来的稿件。
  在免费发表文人作品数年后,申报馆又最早实行以一定的报酬购买书稿,它表明中国现代稿酬制度首先由晚清上海的报馆实行。申报馆不但出报纸,还印刷出版各类图书。1878年3月7日,《申报》刊《搜书》启事,愿意出资征用并重刊士人手中的珍本书、畅销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列内容:“启者,本馆以刷印各种书籍发售为常。如远近诸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抑或俟装订好后,送书数十或数百部,以申酬谢之意,亦无不可,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申报馆愿意出钱购买士人手中已写成而尚未排印的著作,为之出版并在市场上销售,根据销售情况付给报酬,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愿意出价购稿,所出价当然就是稿酬,只是考虑到当时不少有身份的作者还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著作,故采取变通办法,按照惯例以出版的新书作为酬劳,这些新书理应视为变相的稿酬。申报馆的这则启事,应该可以视作现代稿酬制度的开端,不过在报馆刊印的新书中,属于这种性质的究竟有多少,尚难统计,但可以肯定确实有。蔡尔康为申报馆1872—1877年间所出书作《申报馆书目序》中说到:“迩日申江以聚珍板印书问世者,不下四五家,而申报馆独为其创。六载以来,日有搜辑,月有投赠,计印成五十余种,皆从未刊行及原板业经毁失者,故问价之人踵相接也。”未曾刊行的著作底稿如何得来,在申报1888年9月3日刊登申报馆主出售新印的《纲鉴望知录》广告中,可以得到说明:“此书为沂阳倪思藻先生辑,由本馆购得底稿,用活字排印,每部四本。”
  书稿付酬实行若干年后,报刊来稿也开始给付稿酬,但据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时报的编制》所言,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除小说外,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稿酬的。郑逸梅也曾认为报刊稿酬制度始于上海的《小说月报》,后有学者寻找到1903年广东《岭东日报》的一则征稿广告,注有详尽的稿酬等级,比《小说月报》早了10年。但申报馆在实行书籍给付稿酬的数年之后,又发展到对报刊投稿也给予一定的报酬,始于《点石斋画报》中针对绘画的稿酬,时间上较《岭东日报》又早得多,对稿酬多少也有具体的说明,由此可见,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言,稿酬制度是围绕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而建立的,事实上,在报刊上对画稿支付稿费开始,便已经出现了稿费制度的雏形。
  我们从申报馆书稿和《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原因、付酬的方式和标准中,可以很容易就找到江南文化商人和西方文化商人习惯做法的烙印,如果就《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具体原因而言,可能有这样两点:一是与其作为报刊的特点有关。因为书籍可以新旧并存,新书创作未成,可以先印旧书,不会因此影响出版业务,报纸则需要每期更新,必须有确定的稿源保证。二是社会对此报刊有热烈需求,市场热销,促使其以稿酬换取更多稿件。《点石斋画报》出版以后,确实很受社会欢迎。前三期问世后,三五日即告售罄。1884年6月19日《申报》发表消息说,《点石斋画报》前三期出版以后,供不应求,购者踊跃,报馆又添印数千,也很快卖光,《点石斋画报》印数一般为三五千册,最高达万册左右。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当其热销时期,最困难的是新闻来源少,传递速度慢,不得已,就必须给予一定利益,刺激人们为其写稿投稿。于是1884年6月4日点石斋主人为《点石斋画报》征稿刊登《请各处名手专画新闻启》。启事称:“本斋印售画报月凡数次,业已盛行。惟各外埠所有奇奇怪怪之事,除已登申报外,能绘入画图者,尚复指不胜屈。故本斋特请海内大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函寄本斋。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元。其原稿无论用与不用,概不寄还。画幅直里须中尺一尺三寸四分,横里须中尺一尺六寸,除题头应空少许外,必须尽行画足,里居姓氏亦须示知。其画收到后当付收条一张,一俟印入画报,即凭本斋原条取洋。如不入报,收条作为废纸,以免两误。”登广告征求画稿,公开声明愿意付给稿酬,并对稿酬如何计算如何支付给予详细说明,这是申报馆首次表示对报刊投稿者给付稿费,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报刊征稿付酬资料,它的出现无疑就成为了近代报刊建立稿酬制度开始的标志。
  《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实行与否,在其他资料中可以找到旁证。19世纪80年代,王韬给画报的作品《淞隐漫录》就得到了稿酬:“七月杪,《淞隐漫录》已盈十二卷,主者意将告止。因画报阅者渐少,月不满万五千册,颇费支持。然韬月中所入,又少佛饼四十枚矣。”
  后起的以新闻为主的报纸都采纳了《申报》的做法,主要稿件由拿薪水的报馆雇员采访、写作、编译,以外来新闻稿和文学杂稿为补充,这部分稿件需要付给稿酬。维新时期和晚清最后十年大量创刊的报纸,多数属于同人刊物,稿件写作多由参与办报的同人承担,故其支付稿酬很有限。申报馆率先实行稿酬制度,到19世纪90年代已非孤鸿独鸣,上海各报馆、书局实行者所在多有。《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不少资料,都涉及19世纪末(约在戊戌变法后)上海稿酬情况,说明当时撰稿取酬已是文化人圈子中常见的现象,收取稿酬也成理所当然之事。汪康年朋友陈寿彭受其嘱托,翻译《江海图志》一书,在讨论出版事宜时,陈寿彭与之约法三章:一、必须保留译者之名;二、必须收回译费1500元整;三、书印出后,必须送译者五十部。摆明不如此即不卖书稿之势,全然没有传统文人以卖文为耻的心理,足见当时卖稿付酬已成为公认的游戏规则。同样,汪康年请陈锦涛到北洋大学堂找人译书,也须事先说明稿酬为万字十元。
  稿酬制度实行初期,如何分级、酬款标准、酬款方式等,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的,没有固定和统一的做法,可以由出版机构自定标准,也可由出版机构与著作者商定,取双方都愿意接受的方式和标准,稿费既有论字数计算,也有论篇或论本计算的,报刊文章篇幅短小,多按篇计算。如陈寿彭与汪康年之间就是采取互相商定的办法,按照陈寿彭最初的打算是:“弟之初意当拟请兄积股为之,一时不必与我译费,立一公道合同,各执一纸,以后出售,于赢余之利均分之,是我两人始终与此书之事皆得也,非欲将稿出售耳。”后因有人愿意出版此书,询问译费,汪康年要求陈寿彭自拟款数,陈遂提出论本计算的1500元之数(以全书共约50万字计,约合千字3元),并声明,如对方不愿意,就收回文稿,另谋出路。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称:1906年以后,他在上海《时报》,每月写论说6篇,另外再写点小说,得80元。包天笑同时在《小说林》兼职,每月40元。当时,论说以篇计,每篇5元,小说论字,每千字2元,也有1元,甚至5角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便是每千字5角。民初商务印书馆各杂志的稿酬最低2元,最高5元,鲁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其第一篇小说《怀旧》,稿费是大洋5元,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商务印书馆付给千字5元,后来增加到6元,属于稿酬偏高者。胡适也是千字6元,梁启超待遇最优厚,为千字20元。名中医陈存仁此时正在读书,给申报副刊“常识”投稿,每篇为1元。从清末到民国,上海图书市场已逐渐形成一个通用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元至4元,5元、6元的很少,小书坊甚至收每千字5角至1元的书稿。
  与稿酬制相配套的版权制度等,到晚清最后十年方才初现端倪,成为著译者稿费之外的又一收入来源。因其一时难以完备,著作者的权益只能得到部分保障。80—90年代著作人的版权尚未受到应有的尊重,王韬的一部分书颇受欢迎,江西书商翻刻他的《遁窟谰言》,易名为《闲谈消夏录》,用以赚钱,但是这一畅销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清末,翻印书籍大量出现,形成书籍出版的又一高潮,经过多年的商海弄潮,文化人的市场经济观念日益增强,由耻于言利到卖稿取酬,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著作权益。其中,一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士如严复等,提出了著译中的版权问题,并开始翻译介绍西方有关版权问题的论述,对版权制度的出台起了催化作用。1900年前后,严复在与张元济商讨有关翻译《原富》等书事宜时,明确提出了译作的版权问题。当时南洋公学以2000两买下《原富》书稿,并同意严复要求,于该书售价中抽十成之二给予译者。严复进而希望给予分利凭据,并参照西方版权原则,提出一些具体条款,如“一、可限以年数。外国著书,专利版权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今此书译者分利,得二十年足矣;二、二成分利,如嫌过多,十年之后尚可递减,如前十年二成,后十年一成,亦无不可。”约1903年左右,严复为维护版权,致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详细论证实行版权法的利益所在,认为“版权者,所以复著书者之所前耗也”,国无版权,使写作翻译者裹足不前,则出书必少,最终有害社会教育和民智开启。信中提到,因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官书局自行刷印教科书之事,引起误会,致使南洋及上海各商埠书坊以为官府要撤毁版权,于是商议互相翻印出售私家译著各书,足见当时官府已开始施行版权法。清末,中外商人之间因版权问题引起数起诉讼纠纷,1908年11月,日人斋藤秀三郎控至诚书局翻印《正则英文教科书》案,1911年2月,美国经恩公司向上海会审公廨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该公司出版的《欧洲通史》案,1911年5月12日,英商伊文思书馆向会审公廨控告上海商务印书馆窃印美国有名史书案,促使出版界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对国内版权、中国与国际版权之间的差别,有所辨析。不过这时期民间书局关心眼前利益,版权观念还很淡薄。只有一些大的书商开始重视这一问题,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我国第一次使用著作权印花,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周仪君翻译的《版权考》一书。
  在稿酬制度出现初期,社会对它的看法仍受传统观念支配,为报馆写稿取酬仍被视为文人末路不得不做的低贱之事。不是迫于饥寒,一些文人仍耻于为市场、为稿费写作。林琴南等译《茶花女遗事》,刻成后,《昌言报》准备刊登,“告白”中称该书系用重价购取,引起林琴南等不满,致信高凤谦,要其转告汪康年,更正此事,声明不愿收受酬资。高凤谦致信云:“并乞更登告白,将‘重价购取’一语削去,但云译书人不受酬资,只收板价而已。此书魏君所刊,林、王二君不愿得酬资,尊处之款,自当以归魏君。”为此,高凤谦代汪康年拟告白如下:
  《巴黎茶花女遗事》告白
  此书为福建某君所译,本馆喜其新颖,拟用重价购买。承译者高义,不受酬资,只收原刻板价,并将原板寄来。特此声明,并致谢忱。昌言报告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56页)
  到19世纪90年代,耻于卖文的观念已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稿酬制度已为人们所接受。原先因仕途拥塞、谋生艰难,大量流入上海和江南一带的秀才童生乃至举人进士、候补官员,现在发现能够通过业余时间写作文字,赚取稿费,对自己的生活稍有补贴,往往为此喜出望外,为报刊和书局写稿的积极性特别高。翻阅时人书信文集,此类资料比比皆是,一些文采焕然、下笔神速的名士如林琴南,或学养深厚、具有声望的学者如严复,甚至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林琴南最初翻译小说不愿取酬,后来不仅取酬,且稿酬十分可观,他的老友陈衍曾与他开玩笑,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一动就来钱。其结果,造就了上海图书报刊涉及面广泛的写作人群,并使之日渐职业化。
  清末民初的作家单靠写作仍然难以为生,除了写稿之外,都要兼作其他工作。李伯元、吴趼人吃小说饭。家无余财,生活贫困。鲁迅在民初《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怀旧》,稿费是大洋5元。当时,一个绸缎铺的掌柜先生每月薪水8—10银元,普通职员4—6元(1914年左右)。一个下等巡警的月收入是大洋8元,稍好一点的工厂工人的月收入也有8元,吴趼人在江南制造局作抄写员,每月也是8元。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必须每月写出两篇《怀旧》这样的文章,才能达到下等巡警的收入水平。因此,这一时期还不可能产生民国时期那种完全靠写作为生的自由撰稿人。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获得了很大改观,尤其是在上海,以卖文为生、以写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数量颇巨。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不复政治中心的风范,其文化势力迅即南下;另一方面,上海已成为当时全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报业的现代化程度和商业化程度都是领先于全国各地的,使得投身报业而获利成为可能。从心理因素方面来讲,一方面,至民初前,文化人以从事报业为耻和视卖文为生为辱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同样使他们不再耻于言钱,并且积极投稿取酬;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表明了当时的知识阶层普遍需要一种言论的媒介、身心的自由,公共租界的存在使文化人不会因为言论过激而遭逮捕,而上海宽松的言论语境和社会舆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一时令各方俊杰无不景从。
  鲁迅,是这群齐集上海的知识分子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而稿费、版税、编辑费与兼职所得正是鲁迅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渠道。

古代的文人一般不存在稿费,文人墨客会投靠一方官员或者一方霸主,他们能靠着投靠的主子养活他们了;有少部分人靠抄书赚“外快”,一般按月拿俸禄。
在古代有“门客”一说,这些门客中就有那些文人墨客。尤其是战乱年代,那些但凡有点野心的人,都会招揽有文采的人才为己用,像是写写什么颂扬自己的文章,讨贼檄文之类的。他们的文章的用处有时候堪比军队,比如曹操就称赞陈琳的讨贼檄文胜过百万大军。

所以主子对这些文人墨客,也是爱惜的很,工资不用说,自然至少是有肉就有汤的。古代还有一类文人,他们不需要“稿费”,因为他们本就是朝廷官员,有朝廷的俸禄,属于不愁钱的一类文人。至于写诗作赋,那只是他们的爱好而已,比如苏轼之类的。
也有的文人,因为仕途坎坷,经济情况并不乐观,他们也写诗,但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抒发自己的情感罢了。如杜甫之类的。而另外一些文人,他们属于“富家子弟”,如唐伯虎之类的。他们写诗作画完全就是兴趣爱好了,因为已经不愁吃穿用了,不会在乎什么“稿费”。

但有些也会拿自己的作品去卖,一是赚“外快”,而是以显示自己的价值。古代也设有这样一种官员,专门誊抄历史典籍,他们都是按月拿俸禄的。

古代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电脑有扫描仪有磁盘,数据记录特别方便,古代有的就是笔墨纸,记录靠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始但作用很大的东西,但记录的载体,不管是纸还是竹简,都不能长时间保存,所以,只能靠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就产生了誊抄历史典籍的官员。

1897年,福建举人林纾为排遣母亡妻丧之痛,与友人王寿昌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该小说出版后,著名报人汪康年看到其中商机,拟以重金买下版权重印,并事先在报纸上宣传。林同意此事,独对“润笔”坚辞不受,多次去信要求汪登报声明。1956年,存款逾万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后,为减少国家负担,主动申请不拿工资专事创作,靠稿费养家。自古以来文人耻于谈钱,对鬻文换财尤为不屑,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文人卖文从有辱斯文、壮夫不为到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发生了惊人逆转。这一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事情得从清末说起。

林纾。
自谋出路的群体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标榜耕读,多是乡间读书人,通过考试制度被选拔入城市做官,任职一定期限再告老还乡(候缺、丁忧等其他原因也还乡)。这个群体似开放又封闭,开放是指出身不论贫富只要读书有成,都能跻身士子群体;封闭则是读书人基本都以“学而优则仕”为谋生途径,“布衣卿相”为终极梦想。
清朝在制度上多继承明朝,考试也不例外。科举制既是清廷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也是读书人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对于底层读书人而言,“布衣卿相”抛却堂而皇之的人生抱负,更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科举考试依据级别和成绩大致分为秀才、举人和进士。“学而优”从政治角度看,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补贴;考中举人,则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若能进士及第,没有不做大官的。“学而优”从经济角度说,只要考中,回报巨大:在书院教书,年收入约100两白银,知县幕僚250两,地方高官幕僚和学官1500两,知县3万两,巡抚每年保守估计18万两。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塾师,维持生计,年收入在30两到150两不等。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两之间(19世纪下半叶)。收入相差如此悬殊,无怪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
然而1905年9月20日,清廷一纸谕令让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走到了尽头:“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对读书人群体在精神和物质上不啻于毁灭性打击。为后世留下《退想斋日记》的山西塾师刘大鹏,生动记载了当时闻得确证消息后的反应。由于信息不畅,刘大鹏得知此事已在朝廷颁布谕令的一个多月以后。出身贫苦的他在日记中直言“心若死灰”,且道出了大多数寒门士子的心声:“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尽管清廷于1906年出台了善后政策,让广大士人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且扩大录取名额,并在考试和任职上都给予方便,但毕竟僧多粥少。而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剧和新式学堂的兴起等,旧式读书人的唯一退路——塾师——也被堵死。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第一次被迫放弃读书求仕的传统,开始寻求其他谋生之道。
脱贫致富的捷径
在生活这本大书面前,只会皓首穷经的士子们显得手足无措。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读书人的职业转向也无外乎行医、业商和游幕(做幕僚)。行医和业商需要资本积累,非朝夕能成事,难救眼前之急。至于游幕,国门大开的时代背景下要懂西学、明时局,更非普通士子所具备。苦于谋生的读书人四处碰壁之后,赫然发现:自己在捧着金饭碗要饭!
此时清廷开始着意改革、放宽言论,列强势力涌入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勃兴和现代都市崛起,加之印刷技术提高、书报成本降低,又有1903年梁启超力倡“小说界革命”的推波助澜和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对著作和稿费的法律保障,文化消费市场逐渐形成并有利可图,报纸杂志纷纷创立,稿件需求随之激增且价钱不菲。1907年小说期刊《小说林》创刊,公开“募集小说”,采稿酬资“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小说稿酬标准。另据包天笑回忆:“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书店报馆给名家开出的稿酬更高。商务印书馆给林纾的是千字6元,给梁启超则高达千字20元、专著可抽版税40%!
辛亥革命以前物价很低,一块钱能买五六十个鸡蛋,4块钱能买一担(鲁湘元考证一担为100斤,陈明远则认为当时应是160斤)大米。让人艳羡的巡警道署科员,月薪不过十二元。即便迟至1918年,据清华大学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的抽样调查,五口之家要维持一年最低生活水准也仅需100元,每人每月所需不到两块钱。一篇小说就可轻松斩获五块大洋,对身无长技的文人而言,再没有比这赚钱更轻松的了。
现实生计压力及商品经济对传统“轻商”观念的冲击等,使文笔较好的士子率先摒弃以鬻文为耻的古旧思想,纷纷当起职业写家,不少人因此致富。如因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成名的林纾,尝到甜头后放弃十余年对进士及第的执着,绝意仕途一心译述,至1906年已有50余种翻译小说面世,一生译著181部,自译起平均每年8部。所译小说每部均在20万字左右,全由商务印书馆收购。据陈明远先生考证,按千字6元计算,每部稿酬1200元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以上,林纾十几年稿酬已逾20万大洋,合今人民币1000万以上。如此高额收入,以至于林的老朋友陈衍将其书房戏称为造币厂,意“动即得钱也”。
文人来钱如此之快,时人余明震在1907年撰文这样感慨作家职业:“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从此醉眠市上,歌舞花丛,不须解金貂,不患乏缠头矣。”
泥沙俱下的高产
在高额稿酬刺激下,这一时期的文人迸发出了骇人的创作力,产量之丰足以让后人“惊为天人”。除了前面所提年均8部的林纾,又如“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一生创作翻译长短篇小说400余部,同时还写下大量诗歌、戏剧、散文和掌故回忆;扬州才子李涵秋耕耘文坛18年,创作中长篇小说36部、诗集5卷,还写下不少杂著笔记,主编《小说时报》期间同时为6家报纸写长篇连载小说;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则更绝,一生发表两千多万字,创作中长篇小说120多部,巅峰期同时为7家报纸写长篇连载!
优酬自然催生高产,但高产未必优质。文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创作时少了那份精雕细琢的耐心,急功近利一味追求数量,作品泥沙俱下。好些作家成名之后粗制滥造草率成书,趣味恶俗不堪卒读。大名鼎鼎的林纾亦是如此。林纾早年家累极重仍拒收《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巨额润笔,晚年却“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耳半聋”,商务印书馆仅1912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董事长张元济在日记中记载:“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林纾,字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可见,商务印书馆高层对林纾晚年译作颇多抱怨,碍于有约在先,才勉强收购。

包天笑。
即便后世评价较高的作品,当时创作也未必精益求精。由日译本《野之花》转译而成的包天笑代表译作《空谷兰》,连载时便广受追捧,1925年拍成电影,更为上海最早的明星影片公司赚得大洋13万,创造了默片(无声电影)最高票房纪录。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广受好评的作品,其创作过程也是相对随意的。
据包天笑后来回忆,他在《时报》上连载《空谷兰》时,也像现在的连载小说一样,“往往迫到当天交货”。一次他正译写到“两女争斗,抢夺这一个药瓶”的当儿,不巧其侄女病死医院,急需前往料理后事。包天笑便将日文原本交给同事兼好友陈景韩,请其代写一段。等到他第二天翻阅当天《时报》,不觉大惊,因为陈景韩未遵循原小说情节,自作主张写成“两女相斗时这个药瓶掷到地上打破了”。包天笑怒气冲冲地质问陈景韩:“这瓶药是救那孩子命的,你怎么擅作主张?!”原来陈景韩嫌看日文麻烦,图省事改了剧情。此前他翻译一部日文小说,译了大半不耐烦了,就编出一条狗把书中主人公咬死,还说那人本不是好人,死了就结束了。生气归生气,包天笑为了挽回剧情,只好说打碎的是假药,真的还在孩子生母手里,多出一道曲折。
祸福相参的悲喜
《道德经》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能不说,稿费对大多数急于摆脱困境的文人而言,不啻于一道福音。小到如鸳鸯派作家周瘦鹃筹措婚金,大到如张恨水担负弟妹教育婚嫁、养活一家16口,全赖此项收入。但各种告贷索取也竞相上门,让人不胜其烦。包天笑成名后公开发表润例:一副对联4元,寿文、祭文和墓志铭等面议,目的就是借此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他揩油。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依靠稿费和其他收入稍有积蓄后,也开始为自己名不副实的“富名”发愁,因为亲友们“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更让他纠结的是,“富名”远播“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

邵飘萍。
但相对而言,金钱对人心的腐蚀导致的后果远比外来麻烦更严重。深谙“义利”之辩的文人,一朝面对白花花的大洋,也未必真能经受住考验。“新闻全才”邵飘萍传奇而短暂的一生就是活生生的实例。邵出身寒门但年少聪颖,钟情新闻事业,先后任《申报》《时报》等大报主笔,最后自己筹办《京报》。他文笔老辣,名动一时,收入也自然不菲。因文致富的他极为排场,共娶三房夫人,购有小汽车,连所吸香烟都是选用美洲上等烟叶精制、印有“邵振青制”(振青是邵的原名)字样的特制雪茄。除此之外,他还常流连青楼赌馆。如此奢靡生活单靠卖文显然是无法担负的(邵飘萍去世时《京报》会计处账面上只有71元)。时人总结其致富手段是“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即现在的“有偿新闻”。最典型的就是1924年邵报道中苏复交谈判一事。由于外交部长顾维钧和直接负责谈判的王正廷意见冲突,谈判陷入僵局。邵飘萍在《京报》上大骂顾维钧(顾对苏俄有成见,邵恰好相反),轰动朝野。顾赶紧派人赠金5000大洋,另承诺邵每月所得外交部津贴由600元增至1000元。第二天《京报》时评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吹捧顾维钧大骂王正廷,一时舆论哗然。
邵飘萍在原则和金钱两面摇摆不定,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1925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系关系破裂,奉系大将郭松龄阵前兵变,调转枪头攻打奉天。邵飘萍收了张、郭两家的钱但只为倾向革命的后者说话,在《京报》上大骂张作霖“红胡子军阀”。张作霖见其不念旧谊亦不按“规矩”办事,杀心顿起。奉系入主北京后,张随即诱捕邵飘萍,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将其杀害。一年后,好友胡政之发表《哀飘萍》总结邵氏悲剧,言辞恳切公允:“吾人为报界惜此奇才,又甚愿同业取为殷鉴,勿轻与人共恩怨,更勿忘俭以养廉之古训也。”(文/冉思尧)

  • “润笔费”是古代文人的外快生计吗?
    答:当然算啦。什么叫“润笔费”呢,说白了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的“稿费”,古代文人替别人写写诗,作作画,弄一篇文章等等收取的酬劳,我们俗称润笔。古人讲究呀,叫酬劳显得没涵养,没文化,张口提钱不符合他们读书人的身份,毕竟古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润笔费对于文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若...
  • 为什么古代把稿费称为“润笔”?
    答:为什么古代把稿费称为“润笔”?我们知道是凡出版机构支付给作者的报酬,便称为“稿费”或“稿酬”。当然,支付的种类除了文章外,还有摄影、绘画等作品都是。其实,文人为人作诗文书画而获取酬劳,古代早就有了,但古代不叫稿费而叫作“润笔”或“润资”。如《幼学琼林˙卷四˙文事类》:“以物求文...
  • 稿费是怎么发展而来的
    答:但是总起来说,诗文付稿酬总不如小说的普遍和丰厚。据说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就是没有稿酬的,1916年创刊的《晨报》副刊也只有一、二厘的稿酬。但不管怎样,清末民初,从《上海新报》的“分文不取”,《申报》的“概不取值”到《新小说》的“明码标价”,又经过十余年的演进,稿酬制度毕竟从无到有,逐渐形成...
  • 一般的稿费是怎么计算的?
    答:比如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发表的文学类稿件,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按每千字计算,一般每千字从数十元到过百元不等。诗歌按行数计算,一般每行数元到数十元不等。稿费没有统一标准,由各个杂志社或报社自定。还有一种是特殊稿费,通常针对名家稿件,一般每千字不低于百元,诗歌每行不低于数十...
  • 路遥文笔不错,稿费不低,为何过的还是很穷?
    答:然而在多么高昂的稿费,对于路遥来说都是微乎甚微,他写的小说名字叫《平凡的世界》然而路遥的生活过得可一点都不平凡。有人曾经替他算了一笔账,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一共花费了6年时间,每天平均就得抽两包烟,算下来6年时间,他差不多抽掉了4万多块钱的烟钱,不知如此,路遥还是一个精致...
  • 信札手稿的多重价值 十问民国文人研究作家管继平
    答:但是这个门类刚刚热起来的时候,很少有人从书法角度来评判其价值,当时,清末民初书画家作品都比手稿拍得高。近年来,随着收藏家审美水平的提升以及专家学者的介入,文化名人手稿信札的书法性得到了重估。你想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蔡元培、弘一法师等大家的书法一点也不比同时代的正宗书法家差。所以这一时期文化名人...
  • 在古代,稿费、印刷都很难保障,作家怎么有写长篇小说的动力?
    答:写小说来赚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文学已经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写小说是一种工作,工作的动力当然是为了赚钱,没钱挣的工作,自然是不会有人做的。但是在古代,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再不济也是文人的爱好,所以“文学”在古代它不是工作,一个文人如果混到要靠“文学创作”来赚钱的时候,一般已经是...
  • 请教各位前辈啊,稿费和版税有什么不一样
    答:报纸创刊之后,作者向报纸投稿,所得到的报酬,便叫作“稿费”。那些文人把文章卖给别人所得到的报酬,都叫做“润笔”。有些文人,还在各种文体上订明报酬的数目,名叫“润例”。2、方式不同 一般来说,稿费按字数计算,版税按印数计算。一次性付清稿费应该是指重印的时候不再付稿酬。买断版税准确说...
  • 鸳鸯蝴蝶派是什么?
    答: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依赖这种体制化的报刊杂志(文化产业和文化公共空间)和满足都市市民文化消费需要而大行其道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炮制者也因此成为依赖报刊杂志、传媒体制和稿费谋生的专业化、职业化作家。(不过,尽管清末民初的这些文人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变迁中已转变为职业作家,但是他们自己还...
  • 文人如何谋生
    答:学而优则仕,算是楼主所说的“政府豢养”多是靠稿费的,当然学而优则商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