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失力的原因
D 试题分析：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关键在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方针，丧失了制海权。故选D。A项错误，黄海海战中日双方损失大致相当；BC项错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是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并非战争失败和指挥失当。点评：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而非舰队的实力。甲午战后，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黄海战役也是甲午战争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甲午海战前——中日鱼雷艇实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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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前，中国海军曾拥有大小鱼雷艇30艘，其中27艘由德国制造，1艘由英国制造。
中国海军的第一批鱼雷艇，是北洋水师从德国订购的4艘单雷艇，1881年在大沽船坞组装完成，次年完工。因为这种鱼雷艇只有l具鱼雷发射管，所以称之为单雷艇。
与此同时，广东水师也从德国购买了3艘鱼雷艇，命名为“雷龙”、“雷虎”、“雷中”，1882年在黄埔船坞组装完成。广东还从德国购买了8艘单雷艇，名为“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巽”、“雷艮”、“雷兑”，1884年在黄埔船坞组装完成。
1885年，北洋水师在德国建造了“定远”号、“镇远”号铁甲舰，并各配2艘小型舰载鱼雷艇，分别命名为“定远一号”、“定远二号”和“镇远一号”、“镇远二号”，艇长19．5米，功率110---％力，航速15节，装备2具鱼雷发射管。
1884年，福建水师从德国订购了1艘鱼雷艇，名为“福龙”号，1886年建造完成，为钢质艇壳，排水量144吨，功率1597马力，航速22.5节。艇上装备2门37毫米速射炮，2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艇员20人。1890年，该艇划归北洋水师。
1886年，北洋水师从英国订购了1艘新式大型鱼雷艇，名为“左队一号”，1887年完工，为钢质艇壳，排水量108吨，功率1000马力，航速23.8节，装备6门火炮，3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艇员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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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一1887年间，北洋水师又向德国订购了5艘鱼雷艇，名为“左队二号”、“左队三号”、“右队一号”、“右队二号”、“右队三号”。各艇排水量均为74吨。“左队二号”、“左队三号”功率均为600马力，航速19节。“右队一号”功率为600马力，“右队二号”、“右队三号”功率为597马力，航速均为18节，各艇装备2门37毫米速射炮，2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艇员编制28人。
此外，北洋水师还有2艘鱼雷艇名为“中队甲”和“中队乙”。
甲午海战中，列入作战序列的有13艘鱼雷艇，即：“福龙”、“左队一号”、“左队二号”、“左队三号”、“右队一号”、“右队二号”、“右队三号”、“定远一号”、“定远二号”、“镇远一号”、“镇远二号”、“中队甲”和“中队乙”。
甲午海战前，日本海军拥有24艘鱼雷艇，分别是“小鹰”号和第一号至第二十三号鱼雷艇。其中，有5艘购自英国，7艘购自法国，2艘购自德国，10艘由日本自行建造。
日本海军的第一号鱼雷艇1880年建成，第二、第三，第四号鱼雷艇1884年建成。这4艘鱼雷艇都是在英国建造，在横须贺造船所组装，为单雷艇。
1887年，日本在英国订购了1艘鱼雷艇，在横须贺造船所完成组装，名为“小鹰”号，排水量203吨，功率1217马力，航速19节，装备2门279毫米火炮，4具鱼雷发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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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和1891年，日本先后在法国订购了5艘鱼雷艇，分别是第五，第六号和第七、第八、第九号，在小野滨造船所组装完成，排水量40吨，功率525马力，航速20节，装备1门47毫米速射炮，2具鱼雷发射管。
1891年到1893年，日本在小野滨造船所自行建造了10艘鱼雷艇，分别是第十号－第十四号和第十六号－第二十号。这批鱼雷艇的吨位、航速及装备与第五号那批鱼雷艇相同。
1892年和1894年，日本先后在法国订购了第十五号和第二十一号鱼雷艇，在日本吴造船所分所组装。第十五号艇排水量53吨，航速及装备与18901891年日本在法国订购的5艘鱼雷艇相同。第二十一号艇排水量80吨，功率为1150马力，航速21节，装备1门47毫米速射炮，3具鱼雷发射管。
1892年和1893年日本又先后从德国订购了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号艇，在日本吴造船所分所组装完成，排水量85吨，功率990马力。第二十二号艇航速19节，装备2门47毫米口径速射炮，3具鱼雷发射管。第二十三号艇航速20节，装备1门47毫米口径速射炮，3具鱼雷发射管。
从甲午海战中双方参战鱼雷艇的总体实力对比可以看出，日军占有一定优势。日军鱼雷艇数量为16艘，总吨位和平均航速高于北洋水师，平均舰龄不足3年。中国鱼雷艇数量为13艘，平均舰龄将近8年。但就个体而言，“福龙”号与“左队一号”的作战能力较强，日本方面惟有“小鹰”号与之相当。从双方的训练管理程度和技术战术水平方面来看，中国也逊色于日本。
黄海海战——中国鱼雷艇痛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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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的护航舰队和运输船发动了突然袭击。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海战爆发。1个多月后，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海面遭遇，进行了一场海上大战，史称黄海海战。
9月16日凌晨，北洋水师18艘舰艇组成护航舰队，护送5艘运兵船从大连湾出发，前往大东沟登陆，增援在平壤的中国守军。“福龙”、“左队一号”、“右队二号”和“右队三号”4艘鱼雷艇参加了护航任务。
当天下午，舰队和运兵船平安驶抵大东沟口外，“福龙”等4艘艇与“镇南”、“镇中”2艘炮舰护卫运兵船人口，连夜登陆。“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停泊在大东沟口外担任警戒，其余10艘战舰在口外12海里处锚泊，以防日舰偷袭。
17日上午10时，在大东沟口外锚泊的各舰发现了前来搜寻北洋水师的日本联合舰队。12时50分，双方正式开战。北洋水师以10艘战舰迎击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无论是军舰的数量、吨位还是军舰的航速和火力，都处于劣势，加之仓促应战，队形散乱，特别是刚刚开战舰队便失去指挥，导致北洋水师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6艘鱼雷艇没有能够随舰队前来。北洋水师有4艘鱼雷艇，占有绝对优势，本应对敌舰队构成很大的威胁。但遗憾的是，北洋水师的鱼雷艇没能在海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战斗打响后，停泊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和“福龙”、“左队一号”2艘鱼雷艇前往增援。它们加入战斗后，首先围攻日军的“西京丸”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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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丸”是日本的一艘巡洋舰，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此时正坐镇该舰。由于“西京丸”火力较弱，又在混战中失去主力战舰的保护，结果多处中弹，船舱进水，舰上燃起大火，信号装置和蒸汽舵也遭到破坏，只得使用人力操舵。
2时40分，“西京丸”发现“左队一号”艇与“平远”、“广丙’向其冲来，便立即集中火力向“左队一号’射击。在“西京丸”4门速射炮的拦击下，“左队一号”被迫规避。
“平远”、“广丙”2舰奋勇前进至“西京丸”右舷500米处猛轰敌舰。正当“西京丸”进行顽抗时，“福龙”号鱼雷艇突然从浓烟烈火中冲出，向其发起了攻击。
3时05分，“福龙”在距“西京丸”约400米处，发射了第一枚鱼雷，从其右舷擦过，未能击中。“西京丸”被迫做躲避航行。“福龙”稍作调整后，又发射了第二枚鱼雷，但仍未能击中目标，鱼雷在距敌舰不足5米处再次从“西京丸”右舷擦过。
随后，“福龙”继续向“西京丸”迫近，艇上的速射炮不停向敌舰猛烈射击。“西京丸”仍在进行抵抗，炮弹不断从鱼雷艇上方飞过。“福龙”向右转舵，从“西京丸”左舷约40米处通过时，由舷侧鱼雷管发射了第三枚也是最后一枚鱼雷，准备给敌舰以致命一击。“福龙”号艇长蔡廷干在战后的报告中写到：当时大家都以为“此次定中无疑”，艇上官兵有的甚至开始欢呼起来。
正在“西京丸”上与6名军官一起观战的桦山资纪中将见鱼雷飞驰而来，已近在咫尺，无法躲避，不禁失声大叫：“啊!我命休矣!”随后便默然无语，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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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了，鱼雷却没有爆炸。双方都大惑不解。直到7，8分钟后，鱼雷才出现在“西京丸”右方的海面上，接着又沉入水中。
原来，这枚鱼雷竟鬼使神差般地从军舰底部穿了过去!
侥幸不死的“西京九”此时被吓得丧魂落魄，慌忙逃出战场，向南败去。
“福龙”号发射的鱼雷为什么会从军舰底部穿过呢?据战后日方分析，鱼雷在发射后会一度较深地下沉，前进一段距离以后才浮出，触及战舰爆炸。由于“福龙”号距离“西京丸”太近，鱼雷下沉时恰好从军舰的底部通过，才使“西京丸”逃脱。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福龙”号转舵之际，船体向一面倾斜，舷侧鱼雷深入水中所致。
据记载，“左队一号”也在海战中发射了全部鱼雷，但未见史料有击中敌舰的描述。日本各舰的战斗报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只有“左队一号”营救落水官兵的记载。
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中日海军已厮杀得筋疲力尽。17时40分，日军见天色已晚，由于十分惧怕遭到中国鱼雷艇的袭击，便首先脱离战场，退往朝鲜西海岸的临时锚地。此后中国军舰重新集结，尾追日舰数海里，因相距太远，后转舵返回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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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在这场大海战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先后损失了5艘军舰，日军也有数艘战舰遭受重创。
“福龙”号鱼雷艇在近距离连发三雷，未能将已经多处受伤的“西京丸”击沉，痛失良机，十分遗憾。
北洋水师鱼雷艇未能在海战中取得战果，部分原因是当时运用鱼雷艇作战的技术和战术不够熟练。但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鱼雷艇官兵平时管理混乱，训练不够，技战术水平较低。战前，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中将就曾警告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污秽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黄海海战应验了他的预言。
威海之战——日本鱼雷艇屡屡偷袭成功
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消极避战，日军完全控制了制海权，并很快攻占了旅顺。1895年1月20日，日军入侵我国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湾，后又向威海发起进攻，旨在与北洋水师决战。
日本联合舰队负责掩护侵华日军登陆，其鱼雷艇队的16艘鱼雷艇和2艘鱼雷艇母舰，编为3个艇队，轮流监视北洋水师的动向，并相机入军港内进行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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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登陆后，经过几天激战，相继占领了威海及沿岸各炮台，将北洋水师围困在刘公岛。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从海上向威海港内的北洋水师发起了丧心病狂的进攻。由于收效甚微，日军决定采用其最擅长的“偷鸡摸狗”的战术——夜间派鱼雷艇侵入军港偷袭。
威海港以刘公岛为屏障，自然形成东西两个出海口。为防止日舰进港，出海口均设置了封锁栅栏，用铁索连接，并布设了沉雷、浮雷和电雷。2月3日晚，日军第六、第十号艇在东口切断了铁索，破坏了20余米封锁栅栏，并在封锁栅栏与龙庙嘴暗礁之间发现了一条航道。由于被我守军察觉，遭到猛烈炮击，第六、第十号艇没能进入港内，日军偷袭被击退。
2月5日，日军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偷袭行动。
凌晨3时20分，日军鱼雷艇从封锁栅栏与龙庙嘴暗礁之间的狭窄航道偷偷溜进港内。对情况较为熟悉的第三艇队走在前面，第二艇队紧随其后，成单列纵队，以慢速航行。敌第八号艇和第十四号艇因误触封锁栅栏和暗礁而搁浅，舵机和推进器损坏，未能进港。
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鱼雷艇通过封锁栅栏后，第六号艇与第二十二号艇(第三艇队的旗艇)并行，其他各艇在其后成双列纵队发动进攻。但敌各艇进港后，很快便失掉了联络，只好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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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50分，北洋水师发现了偷袭的日军鱼雷艇，于是集中火力猛烈射击。第二十二号艇抢先发射了2枚鱼雷，但都没有击中目标，慌忙逃跑时，在龙庙嘴附近触礁损坏。部分艇员乘舢板逃走，途中被炮火击中，舢板倾覆，伤亡多人。艇长福岛大尉等5人留在艇上，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被日军鱼雷艇救出。大概是为了给自己壮胆，福岛大尉喝下了整整一瓶白兰地，当救援部队赶到时，他仍酩酊大醉，横卧艇中。
日军第六号艇因发射管冻结，击发后2枚鱼雷都被卡在鱼雷发射管中，没能射出。第十号艇借着北洋水师攻击第六号艇的炮火，发现了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号，在距离约300米处，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向其发射了鱼雷。因为发射管的制动螺栓被冻住，鱼雷没有射出，只是鱼雷的头部露出了发射管。随后，第十号艇左转，船中部旋转发射管发射鱼雷，但未击中目标。
第九号艇随第三艇队通过封锁栅栏后，转向西北航行，恰巧驶至“定远”舰附近。当时，北洋水师各舰长正在“定远”舰上开军事会议。听到枪炮声大作，海军提督刁—汝昌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急忙登上甲板，观察敌情。丁汝昌见各舰毫无目标地盲目射击，便下令停止开炮。待硝烟散尽后，“定远”舰发现了日军的鱼雷艇，立即瞄准射击。第九号艇在距“定远”舰200米的地方，向它发射了艇首鱼雷，接着又在距离50米的地方，发射了舷侧鱼雷，正是这枚鱼雷击中了“定远”舰。随着一声巨响，“定远”舰剧烈震动，冰冷刺骨的海水立即喷涌而人。
“定远”舰中雷时，第九号艇也被“定远”舰的炮火击中。同时，北洋舰队的鱼雷艇和炮舰也向其猛烈开火。第九号艇的轮机被炸毁，失去航行动力，艇员4死4伤，艇长真野大尉和嘉树少尉准备剖腹自杀，后被第十九号艇救出。
“定远”舰被鱼雷击中后，刘步蟾急令砍断锚链，将舰驶至刘公岛南岸浅滩处搁浅，以供水上炮台之用。
日军偷袭成功后，决定第二天继续派鱼雷艇进港偷袭。6日凌晨4时左右，第一艇队的第二十三号艇(第一艇队旗艇)、“小鹰”号和第十一、十三号艇从威海港东口窜入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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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内的北洋水师明显加强了防范，不断用探照灯照射，搜索海面。探照灯光两次从日军鱼雷艇上方掠过，但都没有发现他们。日军反而借着灯光，看清中国军舰的位置，发动了攻击。“小鹰”号和第十一、第二十三号艇都击中了目标。惟有负责攻击“镇远”号铁甲舰的第十三号艇，由于迟迟找不到目标，天又渐亮，只得无功而返。
日军的这次夜袭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北洋水师却损失了3艘军舰：“来远”号巡洋舰、“威远”号练习舰和“宝筏”号布雷船，共伤亡官兵200余人。其中，“来远”舰损失最为严重，它在被鱼雷击中后几分钟便翻了，露出了红色舰底。日军发起攻击前，舰上官兵大多正在熟睡，最后只有二三十人获救，而“来远”舰管带和“威远”舰管带在大敌当前之际竟然上岸嫖妓，军法难容。在获救的“来远”舰官兵中，有后来任民国海军次长的谢葆璋。他是已故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当时担任“来远”舰枪炮官。
在连续遭到日军鱼雷艇袭击后，丁汝昌决定派鱼雷艇攻击日舰。一些贪生怕死的鱼雷艇军官们悍然密谋利用出击日舰的机会，向烟台逃跑。为首的是“左队一号”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和“济远’号巡洋舰的鱼雷大副穆晋书。
2月7日7时38分，日本舰队向刘公岛发起总攻，双方展开激战。8时30分许，北洋水师的1 3艘鱼雷艇和2艘快艇，突然从西口冲出。
日军以为北洋水师要向其发起进攻，立刻紧张起来，日军旗舰发出了防备鱼雷艇的信号，整个舰队开始向外海退去。但过了一会儿，发现北洋水师的鱼雷艇并没有向日舰冲来，而是沿着海岸全速向西驶去。日军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鱼雷艇是在逃跑。于是，航速最快的第一游击队立即前去追赶。
第一游击队4舰的平均航速是19节，最快的“吉野”舰航速达到22.5节，而北洋水师的鱼雷艇多已老旧，其中除2艘以外全是旧式艇，实际航速只有12节。所以，逃跑的鱼雷艇很快就被日舰追上。结果，多数鱼雷艇被日军击毁或俘虏，只有航速最快的“左队一号’逃到了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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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鱼雷艇的逃跑，极大地动摇了军心。丁汝昌在给李鸿章最后的报告中痛心地说：“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
在北洋水师鱼雷艇逃跑后的第四天，丁汝昌自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海战已经过去110周年了，但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们应当记住这段历史，以史为鉴,落后就要挨打!!!
"李鸿章消极避战，不准舰队出击"，这是黄海海战后的事情，是导致北洋舰队被全歼的主要原因之一。黄海海战的时候，就实力来说北洋舰队并不吃亏，主力舰倾巢而出。
虽然日舰航速快，跑速快，但中日双方互有长短，日舰虽快但是装甲薄，为了追求速度快，只能牺牲防御，减轻装甲的重量，所以虽然日本船速度快，但没北洋的船抗打。再者虽然日本的炮是连发，但是连发炮射速快威力也小，北洋舰队的炮射速慢，但打日舰一炮等于日舰打自己好几炮，因此说从技术上，两只舰队各有千秋，网友“岛津E久 ”的说法也不准确。
北洋舰队失利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三点：
第一，由于缺乏经费，并且很多军官缺乏对战争的敏感性，平时缺乏训练。
第二，也是由于上面说的经费和军官警惕性不高的问题，对军舰缺乏必要的维修和保养。
由于平时不注意训练和军舰缺乏保养，北洋舰队旗舰自己刚开了一炮就把指挥塔给震塌了，不仅摔伤了自己的提督，而且发布命令的旗杆也断了，整个指挥系统就瘫痪了，这时候这仗已经没法打了。
第三，日本的运气太好了，仗一开始打北洋的旗舰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旗舰不出事，或者出事也还能指挥，北洋舰队也不是一定会输的，小胜日本一下，或是打平的希望还是有的。
ls的是教材内的标准说法~当然个人认为那个属于扯淡|||
推荐你看一本叫大清海军与李鸿章的书，有关于这个的论述
简单说两句吧，中国当时的北洋舰队号称东亚第一，也有定远镇远这两艘铁甲舰，但是呢……船舰老化，大多数都是7、80年代的船了；而日本的船则相对新；我们买船的时候当时流行的是那种重甲重炮的船，而日本买船的时候则是快速船的时代了~比较出名的就是那艘吉野了……我们的船的平均速度大约是15节，日本那是18节；
如果你在海战的时候船速比对方慢，战败了没法跑，他们跑了你没法追……是件痛苦的事啊
而且日本方普遍配备速射炮，炮击速度是我方的数倍以上……具体数据不找了哈
发现要说起来真的挺复杂，不是几百字能说清楚的……请自己看书吧……或者百度下黄海海战……
简而言之，战术素养和水兵素质低。这和李鸿章是否消极没关系，而李鸿章的消极事实上是正确的，这种策略叫做“存在舰队”，以我的实力来威胁和限制对手的行动，而不是去没有把握的硬拼。
当时，我国北洋舰队的实力很强，其中有两艘从德国进口的炮舰，虽然经验不多，但足以打败日本。但北洋舰队的指挥者李鸿章消极避战，不准舰队出击，导致战争失败。
答：1：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
答：北洋舰队之所以打不赢日本舰队有以下六个原因：第一，指挥出现失误。在黄海海战刚开始不久后，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的舰桥因为年久失修，被火炮的后座力给震塌。北洋舰队总指挥丁汝昌从舰桥上摔落受伤，而不能继续指挥战斗。北洋舰队群龙无首，而且很快信号舰也被击毁，各舰只好各自为战，陷入混乱。被日...
答：由于腐败造成的管理不善，北洋舰队后期根本没有防火油漆可用，只能用普通油漆；更严重的是，原本按照条例，在重新涂刷新漆之前应该铲掉老漆，但是因为管理不善，大部分军舰都没有这么做，结果北洋舰队的军舰上都是一层又一层的涂上了厚厚的普通油漆，这都是最好的引火剂，在海战的时候一旦被敌舰击中起...
答：一、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二、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答：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鱼雷艇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由于管理和训练上的问题，鱼雷艇的作战效能未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技术上的问题，如鱼雷的可靠性问题，也影响了鱼雷艇的作战效果。例如，“福龙”号鱼雷艇在近距离连发三雷，未能将已经多处受伤的“西京丸”号击沉，痛失良机。反观日本海军，...
答：北洋水师鱼雷艇未能在海战中取得战果,部分原因是当时运用鱼雷艇作战的技术和战术不够熟练。但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鱼雷艇官兵平时管理混乱,训练不够,技战术水平较低。战前,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中将就曾警告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污秽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黄海海战...
答：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是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
答：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有：1.清朝腐败,贪污军款。清末，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清政府落后的专制体制，由此产生的腐败政治，在军队中也形成不良风气，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曲意取宠，一味迎合，追逐个人利益。2.装备劣势，火炮原本质量就不行，火炮，战舰节速都比不过日本。...
答：第三，消极防御思想使清军深受其害，并且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黄海大东沟海战损失两艘主力舰之后，避战保船成为李鸿章的主虑，致使日军入侵山东之后，能在海陆两方夹击，北洋舰队成了日军的活靶子。第四，军事装备的差距也是清军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洋务运动几十年白手起家积攒下来的军事底子，在...
答：其实黄海海战失败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经费问题，大清朝的统治到了末期已经是日落西山了，国家已经没有能力拿出多余的银两来支持军费开支，而北洋舰队如果要打造一支不败之师，必须要靠大量的军费投入，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北洋舰队的装备不够精良，全舰官兵也经常因为填不饱肚子拿不到饷银而怨声载道，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