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农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
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城镇化和三农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那么，城镇化与三农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通过城镇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呢？
城镇化发展的历程与条件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建城，费孝通来苏南调研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后，中央明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第三阶段就是现在，叫做“小城镇、大措施”。城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是有条件的。以下三个问题应引起我们重视。
第一个问题，从历史长河来看，小城镇是一种过渡形态。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一部分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就成了小城镇。小城镇是农村向城市迈进的一个跳板。小城镇有三种变化，第一种叫做“握手”，随着城市的扩张，像苏州的木渎镇、娄葑镇，逐渐融入城市；第二种是相对独立的，像昆山的千灯镇，将成为城市周边的中心镇；第三种是扁平化，原来的小城镇通过撤并乡镇、逐步演变成了社区。
第二个问题，城镇化是有条件的。城镇化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产业支撑。而我们现在全国绝大多数的乡镇都是靠行政支撑的。我们通常把产业比作是一把雨伞的柄，伞柄越强大，支撑的伞面就越大，也就是产业越强，小城镇的经济支撑就越强。我们必须看到，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是很难的，在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是凤毛麟角。所以说城镇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产业支撑。
第三个问题，小城镇建设一方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也是产生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源。大家想想，强迫征地、拆迁、逼农民上楼、上吊的原因是什么？不就 是胡作妄为的小城镇建设吗？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小城镇搞得好有利于解决三农，相反则会祸害三农，这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解决三农和祸害三农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要处理好三农问题，处理的好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处理的不好就是祸害三农，这是问题的核心点。
三农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三农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我们国家表现的比较突出而已。全世界的三农问题有多种类型，各有特色。三农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同时还是产生新三农问题的一个过程。
首先，三农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主要是吃饭问题，是解决温饱问题。工业化城镇化时期主要是土地问题，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一场土地争夺战。第三个阶段就是工业化的后期，也就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是农产品的补贴问题。从历史发展的空间来看，一类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他们所面临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温饱问题。第二类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第三类是发达国家，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农产品的补贴问题。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面临的是温饱问题；经济发展中地区，主要矛盾是征地拆迁、工业化如何起步；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矛盾是怎么样加大三农的扶持力度，但是也有突发事件。因此从共性来说，全世界的三农问题在我们中国都有。
城镇运营面临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面对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三农。对于三农问题，在中国现阶段科赛是处理的最好的。前石塘村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但是真正离处理好三农问题还相距甚远。如何真正处理好三农问题，是放在科赛集团领导和干部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
城镇化和城镇运营面临的三农问题核心点是利益的产生和分配。利益问题把它比作是做蛋糕，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利益的产生和分配实际上涉及到三方，第一方是政府，政府内部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第二方是企业；第三方是农民。农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集体一部分是农民个人。因此，我们只有处理好这么多利益关系，才能做大蛋糕；只有把这些利益问题处理好了，才能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有一句话，“利益的和谐是一切和谐的基础”，对于城镇运营商、政府，城镇化和城镇运营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讲叫城镇化，从科赛的角度讲叫城镇运营。从政府而言，一手是企业、一手是农民；从企业的角度讲，一手是政府、一手是三农。企业既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和利益分配问题，又要解决好三农问题，科赛在这两方面有独到之处，值得肯定。
让农民参与是根本路径
我国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主要有三种流派：一种是维权派，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靠维护农民的权益；第二种是反哺派，认为关键靠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第三种是参与派，让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分享现代化进程的成果。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那么怎样让农民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我们有三大合作社。农村有土地、资金、劳力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对农民来说，是闲置的，我们原来是靠政府征用征收去搞房地产开发，农民就跟你对抗，现在把农民参与进来，搞股份合作，让农民变成股东，实行按股分红。目前主要有三种合作社。第一，动员农民土地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土地进行平整，然后出租给农业企业，取得收入再来按股分红；第二个，把四、五十岁的农民动员起来，成立劳务合作社，把劳动力介绍给这些农业企业，既解决了这些农业企业的用工问题，也解决这些农民的就业问题。他们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产业工人。第三是动员农民现金入股，成立股份制合作社，由合作社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造厂房、门面房出租，取得收入后按股分红。这样做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这样做，标志着我国农村已进入了土地资本化、股份化、分红化的时代。土地有个特点，不入股叫资源，一入股叫资本；不入股是黄土，一入股就是黄金，就能保值增值；不入股叫农民，是一盘散沙，一入股就是股东，可以共同富裕。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参与进去，参与进去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农民从对立面变成参与者，我们要带领农民奔市场。
现在全国的土地流转都是闲置式的，苏州是投资式的。所谓闲置式，有三个特点：第一，以劳动力转移为前提；第二，以略有收入为目的，几百块就行了；第三，以小农经济为结果，是30岁人的地留给60岁的人去种，流来流去还是小农经济。而苏州是投资式的，也有三个特点：第一，不需要劳动力转移。相反，搞了生态农业以后，农业劳动力还不够；第二，也不是只有几百块收入，而是可以搞到上千元、几千元；第三，不再是小农经济，而在空间形态上，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在经济形态上，可以实现土地的增量与增值。增量，可以增加上千亩的农用地；增值，可以有数千万、上亿元的土地增值。
怎么做？首先，分工。农村不是一个样的，苏州的农村分为三个方向、五个类型。第一种，在工业规划区城镇规划区的行政村，它的发展方向是征地拆迁，融入城市；第二种，是工业规划区以外的经济强村，它的发展方向是就地城镇化；第三种，纯农业地区，其中又分为三类，有生态资源的搞生态旅游农业，有人文资源的搞古村旅游，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片土地的，搞农业产业园。分类之后，可以看到苏州实际上走了三步：第一步，80年代，搞乡村企业；第二步，90年代，搞开发区发展；现在是第三种，把农村的土地资源整合起来，农民的土地入股以后，一平整，就可以增加20%-30%的土地。
旺山村是成功的典型。该村2003年以前还是个穷村。2003年开始，第一步，通过土地流转搞土地股份合作社，平整土地，建成一个号称5000亩的生态茶园。第二步，把节约的土地指标置换到开发区建造标准厂房，取得出租收入。结果三年时间，就挖到了第一桶金。第三步，回过头来，改造旧村庄，把旺山村打造成苏州最美丽的山村。
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叫分层招商，市县两级去招商，征地拆迁；镇村两级去招租，把集体建设用地运作起来，去建房出租。在利益分配上，叫五统五分。五个统一：品牌、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五个分，就是分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外贸出口、民营经济等考核指标。当然还有出租房屋的收入，实行按股分红。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乡镇政府、村级集体和广大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
作为城镇运营商，跟农民打交道上我认为主要是五个方面：第一，要科学策划、规划。按照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分别按照三个方向、五种类型来进行规划；第二，叫以地生财。靠土地整合；第三，是股份合作，土地整合关键靠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可以参与，参与进去以后把土地指标异地发展。第四，异地发展，为什么要异地，因为越是有地的地方肯定是地价最低，而越是缺少土地的地方地价越高，因此就必须将地价最低地方的土地指标、置换到地价最高的地方去使用，这就是：异地发展；大庆人原来有句话，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我把它改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的到有条件的地方去上，与有条件的地方联合起来上”；第五，是试点示范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此，建议科赛集团继续在全国率先进行试点，通过推进城镇化解决好三农问题，并通过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让农民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来，让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做一个带领农民奔小康的城镇运营商，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1．要解决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等三农问题，必须从发展农业入手，建立在解决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问题上。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与价值规律，不管农业产业化如何发展，最终都必须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否则都将失败。农业种植模式必须由农户种植过渡到农业企业种植，实现现代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与信息化的高效生产模式。因此，中国三农问题解决基本思路是：以农业产业化、农业生产现代化、种植工业化和乡村工厂化、公司化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建设。城镇化必须以产业作为经济支撑的基础，要实现农村城镇化，首先必须解决农民过上城市化生活的支付能力问题，也就是必须解决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问题。由于农产品附加值很低，必须通过科技创新，种植高附加值农作物，延伸产业链，通过对农产品精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真正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把农民变为城镇居民。
2．创造成功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土地流转模式。农业产业化必须有资本与企业介入，因为农民没有投资能力，也没有技术研发能力，要把农村公司化、工厂化必须由企业与资本介入才能实现。企业要投资农业，需要工厂化种植，以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生产与精深加工来经营，于是需要建工厂与各种经营设施。企业既需要大量耕地来建立现代农业种植基地，又需要生产研发设施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因此，农民的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是最好的土地流转模式，耕地流转后农民不用再自己一家一户种地，宅基地流转后把农村建成了城镇，农民也变成了农业产业工人。
3．农田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模式简介：农民将耕地入股给农业企业，每年农业企业根据每亩土地质量给农民相应价值的固定分红回报（如山东省夏津县每亩每年1500元，有的县每亩1300元等），这样保证了农民流转土地后的固定收入，如果农民到农业企业工作，再取得一份工资，这样就保证了农民收入的稳定与提高。
农民宅基地流转后，地方政府将收回的宅基地集中获得建设用地指标，来规划新型城镇建设，将部分建设用地出让给企业建工厂和经营设施，由企业用国有土地出让金加政府补贴来建设农民居住的城镇社区与配套商业综合体，以及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企业先通过新型城镇商业综合体开发获得资本积累，然后通过资本积累来投资农业种植生产、研发与精深加工。如果不先通过土地开发获得资本积累，由于农业产业链过长，投资规模过大，企业等不到生产出来的终端产品就会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使企业倒闭。企业通过新型城镇建设中的商业土地开发获得资本积累后，就有能力进行从农业科技研发、现代高效种植、终端产品精深加工到市场营销的全产业链经营。例如，山东省陵县某大豆加工企业，共有大豆深加工产品100多种，其中纳米级大豆蛋白粉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技术几十项，并在全球78个国家申请了专利保护。农产品大豆的附加值提高了数百倍。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城市化
“三农”的核心是农民，是农民太多，农民太苦，太穷。我国农村人口近8亿，占总人口的64%，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0%。农业的状况，是劳动生产率还不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还很差，农业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大部分地区还是传统农业，农业科技队伍比较薄弱，农业基本建设近年来受到很大削弱。农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就更是这样。农村的文化生活、教育状况、医疗卫生建设、交通状况、邮电通讯状况等离现代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农民、农业、农村的这种状况必然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重要生产部门，农业长期落后于工业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协调发展，强大的工业是不可能建立在贫弱的农业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的发展速度上不去，农村穷，农民苦，就不可能形成旺盛的社会需求。如果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够达到城市的消费水平或只及城市消费水平的一半，那么我们的市场容量就要扩大很多，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三是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全社会的安定。“三农”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我们的失误带来的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及发展
1.历史原因
中国历史上就是个农业大国，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主经济与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并存。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维持着简单再生产。这种小规模的经济，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也很难抵御封建地主经济的压迫，因此，大多数的农民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富足过。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冲击着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农业经济逐渐解体。但是直到解放前夕，中国的广大农村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形成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传统农村与少数较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城乡之间的关系实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城乡之间是不等价交换。剪刀差的不断扩大，使农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转移到了城市的资本家及国外的大资本家手中，不断增加的人口与有限的耕地形成尖锐矛盾，战乱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使农村经济凋蔽，大量的农民破产，出外谋生。农村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革命若不解决农民问题，便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而中国农民若不通过革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
2.政策的失误
新政权建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发展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尽短的时间内，摆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摆脱近百年导致中国屈辱的经济落后状况。走工业化道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总结近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和苏联迅速强大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走这样一条道路，首先遇到资金积累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除去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能够援助一部分外，主要只能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只能是由农业提供。这种积累的提供，又是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这条工业化道路注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要不断地向农业、农村、农民索取。应该说，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使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为我们后面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但也无可否认，这条道路又是以损害农业的发展为代价的。它挤占了用于农业的资金，压缩了人民的消费特别是农民的消费，阻止了农民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造成了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使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特征日益明显。即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农村；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
这种二元结构因我们的一些政策失误而更突出和固定化。这里最明显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分割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城乡分割的升学和就业制度，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把人群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农业人口除去通过城市招工、升学、参军转业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转为非农业人口。农民成了世袭的，城里人也成了世袭的。城里城外俨然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度。这种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地造成了不少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影响了工作的效率，浪费了国家的资金。这种户籍制度尽管在保持城乡秩序的稳定上，在社会治安的维持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人为地把城乡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把城乡、工农这种二元结构固定化，从根本上阻碍了市场化的发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其次，城乡分割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制度。人们努力把农业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主要在于我们的户口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地的证明，而是很多利益获得的证书，是通往农民享受不到的很多利益的通行证。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获得有保证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这在物资丰富的今天已经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在物资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这却是维持人们生活所必需的。而农民则必须自己解决这种生活必需的供应。
再次，城乡分割的升学和就业制度。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在城市升学、就业。城市的学校多，教学质量高，升入更高一级学校，甚至出国留学的机会就比较多。城市里的就业机会比较多，而且工作岗位条件较好，待遇比较优越。而为了保持这种差别，就连升学录取的标准城乡也不一样，城市的录取标准要低，而农村的录取标准高，把不少优秀的农村青年挡在了学校的门外。这样必将埋没不少优秀人才。
最后，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城乡社会保障的标准和范围要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确定，但是这个标准再低，范围再小，也总不能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几乎一点都没有。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只是对城里人讲的。一旦成了城里人，特别是成了城里的公家人，那么基本上一辈子就不用担心什么了，生老病死几乎全由国家包了。但是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切几乎都是靠自己。所以农民不敢生病，小病抗着，大病抗不过，就有可能是这个家庭陷入贫穷的开始。
总之，历史的原因以及我们后来发展道路和政策上的失误，使这种城乡二元化的格局没有得到改变，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因此，“三农”问题也就积累得越来越严重了。
二、“三农”问题与我国城市化道路
1.“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及农村人口太多。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必须减少农民的人数，把众多的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亦即走农村都市化道路。与此同时，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是我们解决城乡差别的根本出路。如果有几亿农民转到第二、三产业，进入城镇，成为城镇的新居民，并交出原来承包的土地，不但可以比较普遍地推行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是每个国家发展历史上都曾经遇到的问题，当然，有的严重些，有的不是那么突出。但是，发展农业，发展农村经济，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使城市和乡村逐渐融合起来，农村人口逐步变为城市人口，农业实行规模化经营，却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共同道路。
美国在1840年以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10%，1860年达到16.1%，1865年以后，大量移民及工业中的劳动力集聚在几个中心大城市，1880年达到22.7%，到193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49.1%。1998年美国的农业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2.36%。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1949年，由于当时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不高，因此比较接近：工业化率为12.57%，城市化率为10.64%(工业化率指工业部门占国民收入比重，城市化率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后逐年拉大。到1992年，我们的工业化率已达50.60%，但城市化率仅为27.68%，只比刚建国时提高近18个百分点。1992年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8%，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也达到27%。199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18%，加上建制镇中非农业人口数，城市化率才接近30%，2000年城市化率为36.09%。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城市化率，还是包括建制镇非农业人口在内的，而如果只计算城市中的人口，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要低得多，而一般国家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
人为地控制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化率长期低于工业化率，造成农村人口长期不能向城市转移，大量的人口积压在农村内部，农业的隐蔽性失业严重。农民只能在农村办乡镇企业，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吸收了近1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形成了农村工业体系，但是与城市工业的结构基本相同的体系。这种农村工业体系，人为地割裂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局限性。随着城市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竞争力不断加强，由于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的同构性，在竞争中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为了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有的乡镇企业过早地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吸收富余劳动力的规模逐渐缩小。因此，只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道路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即既有离土不离乡的，也有离土又离乡的；既有进厂不进城的，也有进厂又进城的。而且从我们现阶段来看，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应该是主要的道路。我们离那种所谓发达过度，所谓城市化过度的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一些发达国家中所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那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城乡一体化，那种情况下所出现的农村工业是更高水平的农村工业，是与城市工业相互补充而非同构的工业。我们是应该注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所谓过度的问题，出现人口过于集中，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即所谓大城市病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要在城市化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的，如果由于害怕这些所谓问题，就人为地延缓城市化的进程，那么，大量的问题就会积压在农村，这迟早也会影响到城市的。
城市化是工业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是工业的主要载体。城市化如果一直滞后于工业化，就会严重制约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城市化滞后，阻碍了工业现代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城市不发展，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服务设施落后，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发展不起来，人口素质不可能得到提高，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就会影响到就业的容量，农村人口就不可能转移出来，“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以前我们往往想通过农村、农业自身的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不能说这不是一条道路，但历史发展证明，这不是一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道路。就“三农”来解决“三农”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道路来解决“三农”问题。
2.调整农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1)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工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重要出路。乡镇企业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21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上交国家税金达1583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4%。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产量年年增加，已占全国相当大的比重。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带动下，一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1998年我国仅建制镇就发展到1.9万个，是1978年的5.7倍。目前全国建制镇容纳了约1.5亿农村居民定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同时，拓宽了农村就业门路，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已经解决了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有1／3是通过乡镇企业职212212资收入增加而实现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存在高投入低产出、行业布局和区域布局无序、企业负担沉重等一些困难和问题，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我们应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企业融资、贷款应给予支持，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做到合理公平、一视同仁，积极鼓励乡镇企业提高自我积累和扩大生产。要逐步调整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同构的问题，使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有机联系的产业链条。应积极促使乡镇企业的改革向深层次推进。特别是要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推动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积极稳妥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经济增长逐步完成从粗放到集约型的转变。应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连片发展，积极鼓励乡镇企业到小城镇集中发展。另外就是要抓好内部管理和技术改造，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企业要建立科技和资金双向投入机制，引进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优化产品和产业结构，创高精尖产品，创名牌优质产品；要注重人才开发和培训，不断提高企业整体及人员素质。这样不仅可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而且有利于农业劳动力更多地转向非农产业。
(2)改造传统农业。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绝对不是放弃传统农业。应该改造传统农业，要调整好广义农业(农林牧副渔)和狭义农业(种植业)内部的关系。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放弃那些落后的过时的耕作方法或作业方法，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农村发展第三产业，应该注意发展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发达国家的农业，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之所以比较少，就是因为有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样，不仅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很高，而且也可以安排很多人就业。社会越发展，人们的需要就越多样化，也就有越多的工作去满足这种需要，分工也就会越细。分工细，就会提供更多的岗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就需要有市场观念，通过市场的发展，发展流通企业，把经济搞活，也同样可以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也有利于提高城市的服务水平，而且可以促进城乡的交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4)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农民要脱离农业和农村，转入城市，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能够适应城市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农民的知识水平及素质却在相当的程度上适应不了这种需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农村的城市化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现在一些地方由于建设的需要，将部分农民的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农民在失去了土地以后却面临着一个无法就业的问题。因此，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进行各种培训，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3.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鉴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所谓“大城市病”以及我们要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我们采取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这个方针当然是避免了一些国家出现的大城市过度膨胀的问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个方针也有其明显的问题，即我们把所谓“大城市病”看得太重，另外就是我们企图以削高就低的办法消灭城乡差别，而不是把农村提高到城市的水平。
(1)适当发展大城市。发达国家尽管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这些国家表现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却预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未来的城乡结合并不是使城市去适应落后的农村，而使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或现代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要定期参加体力劳动，而是使体力劳动者提高到脑力劳动者的水平。城乡结合的过程必然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是城乡分离的，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要求生产力要有一定的集聚度，以方便联系，方便生产，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因此大量工厂聚集在一起(或是在原城市内，或另外寻找新的更合适的地址，比如靠近原料产地或能源产地，或靠近交通要道等等)，于是出现新城市或扩大原有城市的规模。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工业化的发展也改变着农村的生产条件，造成了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城市的文明生活又吸引着农村的居民。大量的农民转入城市寻找工作，成为城市新的居民，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各种设施齐全，文化生活丰富，教育发达，生活水平高，交通方便，信息畅通。由于一个城市聚集着很多家工厂，寻找协作关系容易形成，同时大城市又聚集着很多家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产学研的一条龙形成容易，特别是大城市又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于是商业也更加发达，生活更加方便。……所有这些，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来寻找工作。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短时间内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但是从长期看，又会使农业向规模经营方向发展，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使大量的土地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才可以更好地保持生态平衡。上海城区每平方公里10000人，如果按这个人口密度，10亿人口只需要占用10万平方公里；即使达不到这个标准，按5000人／平方公里计算，10亿人只需要20万平方公里就可以了。即使密度再减一半，也需要40万平方公里就够了。我们一直强调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类的活动逐渐退出那些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让自然自己恢复。这样，农村的经济水平逐渐与城市接近，到这个时候，农村就有可能吸引一些城市居民回流农村，从事现代高科技农业。这时，城乡才真正逐渐融合在一起，才会真正实现一体化。但这种一体化绝对不是削高就低的一体化，而是高水平的一体化。这种所谓“逆城市化”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不是倒退。
大城市的发展，又会带动周围形成一批中小城市及城镇，形成城镇网络，形成城市带或城市群。没有城市，中小城市的发展就没有依托。这种大城市有着很高的效率，它占用的土地面积不大，却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创造了大量的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这样的大城市多一些，并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倒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必需。我们国家的大城市不是发展太多了，而是发展还很不够。
(2)合理发展小城镇。把全国所有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或把全国人口都集中在小城镇，这都是不现实的。从中国发展的现实看，可能相当数量的农民首先是向小城镇集中，将来有可能再向大中城市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点。
发展小城镇(包括发展大中城市)，要切忌盲目性，切忌长官意志，切忌违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为了某些非经济的目的人为地去搞什么发展指标，我们吃这种苦头太多了。应该首先向已有一定基础的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集中，不要再铺更多的新摊子。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县级市、地级市，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落户，将来有可能再向大中城市转移。这样，大中小相结合，当城市化率达到75%-80%左右的时候，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农”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城市与乡村一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
[2]H·N.沙伊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刘克崮，张桂文.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考与对策研究.管理世界,2003(5)
[4]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pv.m)提供的各种数据
答：1.“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及农村人口太多。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必须减少农民的人数,把众多的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亦即走农村都市化...
答：如果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够达到城市的消费水平或只及城市消费水平的一半，那么我们的市场容量就要扩大很多，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三是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全社会的安定。“三农”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我们的失误带来的问题。
答：一是推进城镇化并不会导致“贫民窟”的出现。二是推进城镇化进程并不会浪费耕地资源。三是流动人口进城并不会成为社保的负担。四是流动人口进城定居和就业，可以缓解城镇公共资源闲置和过剩的问题，不会影响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五是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和城镇居民的就业互为补充，甚至还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
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迅速，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了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尤其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及推动城市与农业产业的互动，成为了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这不仅是解决城乡差距、保障经济发展安全的关键，也是推...
答：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民，将城市扩散到农村，满足农村城市生活条件或要素。从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城镇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会相应得到提高，又带动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农村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人多地少，几亿农民难以靠种地富起来，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确实需要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水平的...
答：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
答：一、农业问题 “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化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的购销渠道不畅，导致农产品卖难和价格偏低，根源在于未能有效遵循市场规律。为解决这一问题，应构建产供销一体化链条，政府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中国农业目前以小农经济为主，缺乏规模经济，面对国际集约型农业的...
答：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业繁荣，只是虚胖。其实，农业是很重要的，它是中国物质生活的保障。人们吃的，喝的大多来自农业的产出。当我们极力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而忽略推动三农的发展时，你会感觉到生活的物价水平提高。当你走进菜市场，你会发现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价格，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当你走进一...
答：从社会和谐发展前提下,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应当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不对立,而是相互统一的进程。 有学者认为,解决我国目前“三农”问题有内生性发展和外生性发展战略两种思路,前者是由政策改善、科技创新、政府投入、制度变革等因素作用于农业内部推动的发展,...
答：健康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提出恢复农村土地和承包地、允许农民进城定居的城镇化发展中唯“工业化”是城镇化推动力的惯性思维, 新型城镇化是对农业现代化的补充，保持耕地红线，我相信这位议员已谈及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以及城市化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必须动员农民；第二，我们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