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的漕粮与清代船业的兴衰

　　1. 清朝兴衰
　　爱新觉罗氏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正是因为努尔哈赤的英武，才有建州部落
　　的强盛国力，奠定了日后入主中原的基础。他的儿子皇太极也英雄盖世。到了康
　　熙、雍正、乾隆三代，不仅是大清朝的全盛期，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全盛时
　　期，无论是君王本身的文治武功，还是国家的强大兴旺，都完全可以和汉唐盛世
　　媲美。
　　传到嘉庆就显得平庸了，国家的弊病也日渐露出，道光是嘉庆的次子，道光
　　即位之初，大清帝国正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在内，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
　　走下坡路，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库空虚，
　　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在中国历代帝王
　　中，道光帝虽不算是坏皇帝，但他的仁弱，却导致清朝步向衰亡，从选嗣一事上
　　足可体现：
　　咸丰（道光的儿子）听从师傅杜受田的主意，故意在围猎时不发一箭。道光
　　问他为何？咸丰回答说：目前正当春季，是鸟兽繁衍的好时候，儿臣不忍心杀生
　　以干天和。道光听了大为感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帝者之言，于是选定咸丰为大
　　阿哥。道光若作为寻常人，这种心思正是仁爱之心，足可以使他成为孝悌君子。
　　但身为天子则不能只有仁爱而无威严，君临天下，须恩威并重。道光缺的正是一
　　个威字，所以后来洋人在海隅生事，他采取的措施总是息事宁人，致使大清朝的
　　国门被洋人的船炮撞开了，导致了后来的无穷之患。
　　出于他的软弱性格，在鸦片战争中他害怕了洋人的炮火威吓，只图早日安宁，
　　不顾出尔反尔，将亲自任命的林则徐革职查办。道光的几个儿子都秉承了他的软
　　弱性格：咸丰刚即位时还有点励精图治的样子，后来太平军起义，加上洋人攻打，
　　困难重重，他却失望、退缩，终日以醇酒妇人来解脱，结果酒色过度，死时才三
　　十岁；同样，同治秉政不久，被西太后轻轻一压，便缴械投降，以认错求得宽恕。
　　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腔热血忠君爱国，但知己而不知彼。他们
　　的不幸，在于扶持的光绪是一个软弱而无实力的皇上，去反对的是一个强悍而又
　　朋党众多的西太后，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鼓吹民主民权，这个在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万万行不通的。
　　2. 翰英评论

清兵入关，初立王朝，为巩固其统治，从康熙开始，北方平定后进行了频繁的南方巡游。
1644年冬（康熙二十三年）康熙首次南巡，路经无锡，慕惠山二泉之名，顺便至寄畅园一游，由园主秦德藻在翰林院当孔目的次侄秦松期出面迎驾。这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第一次御驾临幸寄畅园，给秦氏门第带来极大的殊荣。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训到无锡，时值梅花盛开，康熙登天香楼，看到开花千朵的大红山茶与梅花相映成趣，极为赞赏，并亲书“品泉”两字赏赐，并令制匾挂于二泉漪澜堂上。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寄畅园，又赐“山色溪光”、“松风水月”二幅御书。1703年康熙第四次来寄畅园时，安排秦氏子侄秦道然在九皇子府中教书。以后康熙于1705和1707二次南巡，也都游赏了了寄畅园，并赐“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御笔，康熙七次临园，对秦家询问关切，亲笔赠书，甚至选秦道然做九皇子的老师。如此恩泽，自然使秦氏家族和寄畅园身价百倍，荣耀万分了。

然而，此时的寄畅园却因秦道然进京而隐伏着一场被抄入官的危机。
九皇子被封为固山贝子，十分富有，康熙死后，雍正登极，即不顾同胞骨肉，逐个清除异己，秦道然亦受牵连，其所有家产，包括寄畅园在内，一并充公。寄畅园没官后，南端被改为贞节祠和钱武肃王祠，靠着惠山寺建有牌坊、门厅、永思阁、诵芬楼、秉礼堂等建筑。这一雍正时期的烙痕一直保持到现在。
1736年，其三子秦蕙田，乾隆元年进士，廷试一甲第三，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著有《五礼通考》262卷。入仕时向皇上递了愿代父赎罪、乞求恩赦的《陈情表》，才蒙乾隆恩准，一笔勾销旧案。寄畅园与秦道然一同蒙难了十四年，终于又归秦家所有。
园子刚刚发还，内部荒芜失修，以非昔日旧观，而秦道然一场官司，家财耗尽，一时也无力修筑，只好置之不顾。此时乾隆又作南巡准备，秦家公推秦瑞熙（秦松期的五儿子）综理整顿事项，开始修筑。
鉴于园子遭受政治牵连的命运，1746年，秦家子侄起草《寄畅园祖祠改建公议》，决定将寄畅园作为祖祠孝园的名义，确立它稳固的地位，以防因某一人的意愿、遭遇而危及此园。于是将园中正屋尊奉御书，添建宸翰堂，并将嘉树堂改为双孝祠，供奉长于秦金一辈的孝子秦永孚兄弟。这是寄畅园得以流传后代的一个重要措施。
1751年春，乾隆首次南巡，寄畅园已焕然一新。其在位六十年，效法祖父康熙，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期间，亦六次南巡江南。每次路过无锡，亦都到寄畅园来游览，题诗赞美寄畅园景色。乾
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十九日，御舟进入无锡境。二十日早晨，乾隆就换乘小船到惠山河塘，登岸后乘四人肩抬的大轿，首先至秦园（寄畅园），在园门迎驾者有秦氏近族子侄二十四人。其中秦孝然等九个年龄加起来超过600岁。乾隆和随驾大臣进园后，就在园内进膳，膳食是尚食监自备的。用膳后写了一首七律诗“寄畅园”，命随驾大臣汪由敦持稿到园门，令秦氏迎驾者作和诗，秦孝然等九老随即作和诗送呈乾隆。乾隆作诗的第五、第六句“近族九人年六百，耆英高会胜香山”就是记述秦园九老迎驾作诗的情景，以此比作唐代白居易在洛阳时对九老集会。乾隆在回銮过锡再至寄畅园时又写了五律诗“再题寄畅园”中的“更许传佳话，遮留诗债偿”就是乾隆偿还九十老人秦孝然乞诗的愿望。
乾隆为了表示对接驾人的关怀和感谢，还赐给秦氏彩缎二十八匹和貂皮等礼品。雍正以来，一度衰落的无锡秦氏家族又重新得宠。
乾隆在首次南巡，亲自登临游赏寄畅园后，还认为“江南诸名胜，惟惠山秦园最古。”爱其幽致，就随命画工详绘成图（即今南巡盛典图内刊载的寄畅园图），“肖其意”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专门仿寄畅园建造惠山园（即今谐趣园）。以后还用文字把寄畅园的位置、建筑物记录下来：“寄畅园在惠山之左，环以清流，荫以嘉木，堂曰宸翰，曰嘉树、曰卧云，阁曰天香、曰凌虚。水次，为知鱼槛。一峰卓立其中，致名介如。”
隔了六年，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南巡时，乾隆又到了寄畅园，欣赏游景，再写了首七律诗，并把寄畅园题句中的第五、第六句“清泉白石自仙境，玉竹冰梅总化工”亲笔写成对联和“玉戛金枞”四个大字赐给秦氏。还看到园内有一块高大的太湖石，介然独立，原名“美人石”，认为不相称，“视之颇具丈夫气，”亲自更名为“介如峰”，并绘图作诗来证实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漕粮由河运改海运，在改变漕运的运输路线的同时，也导致了漕粮运输工具的重大变化，即由适合于内河航行的漕船，变为适合于海洋航行的木帆船；由受限于季风等天候条件的木帆船，变为适合于远洋航行的轮船；由原始动力推挽的剥船和推车，变成为机器动力牵引的火车运输，这些变化，对中国交通运输工具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动作用。 漕粮海运后，既导致传统官解官运的河运漕粮体制的崩溃，也导致河运漕船业的衰落，加之太平军对河用漕船的征用和战争的破坏，使得江浙的漕船大部分被毁，以致于后来，当清政府想要部分恢复河运时，竟然找不到可以利用的船只，只得全部雇用民船。 而随着道光六年的清代首次漕粮海运，沙船、宁船、蛋船、卫船等等木帆船的重要性，开始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沙卫等船是一支担负着漕运和南北物资交流的庞大帆船队伍。我国东北、山东牛庄和登州的大豆向来都是用沙卫等船运往上海，转销东南各省，这种“豆石运输”是中国沿海的传统大宗转运贸易。由于雇商海运，承担运输的工具最初又全为木帆船，结果沙卫等船，在此段时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即以沙船为例，它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数量都保持在2000∽3000只的水平，船工水手也多达10余万人，成为它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 木帆船业的兴盛，还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海和宁波的经济发展中，看得很清楚。 上海地处海疆，因地理上的关系，居民操航业者甚多，当地著名的沙船，在轮船业兴起前，是最重要运载工具，“邑中富户，多半由此起家”。由于漕粮海运，数百万石的漕粮由沪至津，“均以沙船承其乏”；同时，清政府为招徕沙船，又规定船主可以同河运漕粮一样，免税携带“土宜”（土特产）。政策上的扶持，使得上海获得了一次绝好的发展时机，沙船在此时间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船只数量大为增加。 例如，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由于船只不敷使用，只得采取往返两次运输的办法。但由于获利颇丰，在第二年商议是否再行海运时，沙船主们立即表示“情愿赶办船只备用”[2]，并一次性打造沙船三百余只，使得船只数量增加了近25%，可见漕粮海运与其利益攸关。沙船在对漕运“独专其利”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北的商品交流，致使“一时生涯鼎盛”；富户之由漕运起家者，也以上海“为独多”[3]。 如果说上海由于处于通商口岸的位置，漕粮海运对木帆船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还不是很突出，那么浙江宁波的例子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浙江宁波的南北号蛋船数量急剧减少，到1850年，所存商行仅20多户，共置有木帆船100余艘，最大的木帆船载重约250吨。从咸丰三年（1843年）起，浙江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南北号”的蛋船开始在浙江的漕粮海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首次海运漕粮，受雇出运的“北号”商船约130余只，其中一家单独派船6只以上的就有11家。当是为南北号服务的甬江码头的秤手、斛手、杠、挑力夫、修船、制蓬、打索的工匠甚至有一两万人[4]。 由于浙江的海运运米量保持在六七十万石的水平，需船较多，而承运的商船不仅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费和数万石的耗米收益，而且按规定每次出运漕米可得二成免税货物（约合10多万担）；商船运漕抵津卸空后，又可以前往辽东装载油豆等北货南归（约100万担），所以获利颇多。在这种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宁波航海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而且，就在咸丰三年，宁波所辖的鄞、镇、慈三邑九户“北号”船商，便捐资重修了“辉煌恒赫，为一邑建筑之冠”[5]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可见其资金的雄厚。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通往镇江以上的长江航运受阻，宁波成为上海与内地川鄂皖赣等省物质交流的重要中转集散地。这不仅对宁波港的贸易发展，也对“南北号”商船海运的兴盛，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确保漕粮海运时南北航路的畅通，免受海盗袭击，“南北号”集资7万元，购买轮船“宝顺”号，自行为漕粮海运武装护航，并多次剿匪成功，声名远播[6]。可以说，正是由于漕粮海运，宁波的航运业及其经济才获得飞速发展，出现了鼎盛时期。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外国航运势力开始侵入中国。轮船在技术上所显示的优越性及对中国木帆船造成的竞争压力，使得中国木帆船的传统航运业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东南沿海的许多口岸，木帆船都遭到了轮船的排挤，经营范围也开始受到严重削弱。外国商船“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须数月，凋敝立见”[7]。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B·Reed）也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船只手里”[8]。 同治朝以前，外商轮船已开始染指我国豆石转口贸易，使沙船业主和运输工人面临失去生计的危险。1862年初，船商王永盛等联名禀报江海关道吴煦，请求禁止外商承运牛庄豆石，并请求将上海一埠的豆石运输，专归华商承办。这一建议得到李鸿章的赞同，但为英国公使所拒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口岸，扩展航线，进一步降低了关税和子口半税税率，给予外国航商享有更多的优待，并正式“许开豆禁”[9]。1862年到达牛庄的外国船只仅86艘，27,747吨；三年后即增加到274艘，91,118吨。特别有不少外国船只是空船进港，专为运载大豆而来。大量外国轮船夹板涌进牛庄港，使该埠沙船进口量减少1/3以上[10]。沙船所承担的大宗豆石贸易被外商夺走，中国沿海木帆船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木帆船又受来了来自清政府的剥削。1862年，清政府规定，对中国商船除原定征收商税、船钞外，又增加“海船商号输捐”，商船承载量为300担的需捐银25两；而自400担起，每增加200担即加银25两，并以次递增。这就是说，一艘1500担至2000担的船只出海，非先交数百两银子不可，这对于传统的木帆船航运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于外国轮船的竞争以及清政府的盘剥，使得“北地货价因之昂贵，南省销路为其侵占”，沙船主“富者变为赤贫，贫者绝无生理”，沙船因无力转运而停泊在上海港的，“不计其数”。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逐步衰落，资本“亏折殆尽”，船只数量从道光年间的3000余只，降为同治六年（1867年）的400余只，沙船业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11]。宁波的蛋船，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如北号原有200余船，到同治三年以后便只剩下100余船了[12]。 这种木帆船大量减少的状况，对外资航业发展十分有利。英国驻天津领事认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13]；上海海关在一份报告中情不自禁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了”，“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14]，航运业务尤其是沿岸贸易的主动权的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