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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以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过程，它给我国带来的活力、生机、社会进步是前所未有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惟利是图、商业诚信缺失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人们虽然都知道商业要有诚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诚信的美德和诚信的传统以及一些基本的诚信原则，并且都知道诚信的价值和没有诚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没有商业诚信的有效控制机制，诚信原则得不到落实，商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假冒伪劣、合同违约、行贿受贿、虚假披露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败坏了商业信誉，造成了商业市场秩序的紊乱，商业诚信缺失的危机已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经济运行，影响大众的生活质量，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此种情况，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质量万里行”活动，针对商业部门进行了“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并提出了进行商业诚信建设的一些方案。
对以上问题各方面学者、研究人员也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诚信原则的探讨、对诚信及诚信机制价值的认定、对市场秩序的关怀等方面，多数是从社会教育和道德的角度予以关注，但考虑如何从机制上克服市场“缺少诚信”的研究就比较少见，有关诚信机制的构建、运行的研究成果较少，而直接涉及商业诚信机制研究的内容就更少，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阐释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也未能很好地研究出现代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完整方案。
而事实上，只有认真研究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迅速推出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可行方案，从机制上入手，从根源上入手，保证商业诚信的实行，才是唯一科学的办法。而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保障社会广大群众利益的根本要求。但商业作为经济流通的枢纽，是社会交流最大的窗口，涉及到生产、消费的各个方面，其中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商业诚信机制的建立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联系社会各部门，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解决，这意味着健全我国商业诚信机制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投入巨大的努力。
法律方面的建设
要在我国社会培养和建立完善有效的诚信体系，必须跳出道德化诚信的传统框架，向制度化诚信迈进。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机制，仅仅依靠道德宣传和良心谴责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在客观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体系和科学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各种非诚信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限制和惩处措施，做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司法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只有当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任何不守诚信的行为都必然导致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时候，竭诚守信才会成为一种风尚，诚信原则才会逐渐深入人心，诚信机制才具有其基本功能。必须强化法律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最重要的是物权法与债权法、合同法与侵权法、企业破产法与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和完善，特别是要制定一部完善的侵权法，以便在确定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损害赔偿与损失赔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等方面能够有法可依，并且对失信和侵权行为起到有力的防范作用和震慑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商业信用的有关法律机制。完善信用管理的法律制度，把信用体系建设纳入立法规划，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修改完善与信用管理有关的《会计法》、《公司法》等法律；严惩中介机构的失信行为。应制定更明晰的法律细则，简化有关法律程序，使商业诚信问题的解决能在法律上找到依据，并找到解决的途径。加快对有关投诉、案件的处理，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政府方面的作用
政府在诚信机制建立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府的诚信是建设诚信社会的基础；其次，政府是经济组织诚信工程的最有力的倡导者或推动者,政府是公众的机构，也只有政府更适合于作为诚信结果公正性的主要监督者；再者，政府及其相关执法、管理机关具有对假冒伪劣商品交易和欺诈性的交易行为及结果进行约束与惩罚的职能，对社会诚信的维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本身还存在各种职能不清的问题，因此未能很好地发挥在诚信机制建设方面的应有作用。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还存在政企不分、缺乏服务意识等问题，信息数据开放度低，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本身不健全，缺乏失信处罚机制等。
因此，首先要分清和履行政府应尽的各项职能。要尽快地使政企分离，政府不能插手、干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商业提供服务上，把力量集中于市场环境的管理上，政府应增强服务意识，起好诚信的示范作用。要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对公务员的信用教育，尽快建设出良好的信用政府形象。
国有银行应真正实现企业化，实现大中小银行并轨，完善国家信用体制和民间投融资机制，大力推进商业机制与国际接轨，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自然人，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关键就是能够独立分配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失信的问题难以解决。
在信用管理方面，政府应该有更多的介入，要尽快建立企业信用数据库，制定诚信机制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企业信用记录制度、信用监督制度、信用警示制度、信用激励制度等，要建立信用等级制度，让信用成为企业的通行证，如果等级不好就等于自杀，淘汰出局。要让有不良信用的企业自觉的弥补信用。从而把信用销售作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高形式加以推广和普及，引导企业树立信用是品牌、信用是财富、信用是生命的意识，从根本上缩短我国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有关部门应出台科学的管理办法，对商业市场进行科学的价格管理。如规定商家必须明码标价，标明主要产品的厂家或批发商、地址、电话等，以便进行价格查询。同时，政府应与各行业联系，对各类商店的价格进行监督检查。要监督推行理赔制度，各商店要有明确合理的理赔规章，对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进行价格欺诈要有严格的理赔措施。要让商家自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商家没有这种措施或不采用这种措施，管理部门就应该采取取缔其营业资格之类的强硬措施，以便确保市场秩序。如果消费者发现这种情况，就可以对商家或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法律部门可以对他们绳之以法。如果这样，市场上的假冒伪劣肯定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价格欺诈也不会再有市场，谁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呢。当然，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是非常艰巨的，需要调动政府各部门来完成工作，因此，要有一个政府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类有关问题，以保证市场的和谐有序。
商业行业方面的自律
要健全、完善商业自律的组织运行机制。要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打击不道德者的恶行，维护商业秩序，建设高度文明的商业环境，从建立、完善商业行业自律机构着手是很重要的，行业对自己的事情是最清楚的，也最有发言权，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行业内部解决。我们的行业自律机构应建立业内资信系统，设立职业从业记录、经营档案，对业内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提出警示或进行有关处理，并及时跟踪备案，这样在业内形成权威，发挥其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要让有德者得到荣誉，要让不道德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让他们在商业行业没有容身之地。
就商业企业方面而言，目前大部分企业内部都还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因此，要加强企业内有关法律知识的教育，进行商业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自身认识水平，充分认识诚信资源的价值，正确选择竞争方式，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管理与监督，提升自身素质。要使商业企业自觉履行其社会职责，自觉建立商业企业的诚信自控机制，做到自觉地诚信经营，更好地服务社会。
社会方面监督管理
目前，在社会方面，一个总的形势是整个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信用观念淡漠，因此，加强社会各方面的诚信意识也是商业诚信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条件，商业诚信是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并加强全社会的监督管理是必然的举措。各银行、社会中介机构应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对商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把握、控制，预防问题的发生。新闻媒介、消费者都应该加入到这个监督管理的行列中来，以完善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全社会对商业诚信的宣传引导应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使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样也将使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好转。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良好的诚信环境，主要应该归功于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制度规范的作用。有过西方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经济活动中，信用与每一个人须臾不能分离。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更要资信担保。而且，所有的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是，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的。一旦发现作假或欺骗，个人信用便会遭受怀疑，出现信用危机。到那时，个人的前途将会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这就是说，让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共同维护诚信、建设诚信，才是商业诚信机制成功运行的关键。
诚信机制是个应用型的东西，关键是实际操作，而要使诚信机制具有实际价值，具有可操作性，并非某方面努力就可实现，而要靠多方合作，因此，我们说诚信机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需要一种联动机制，它需要有关法律机制、政府管理机制、行业自律机制、企业自控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等的共同作用、配合运行，才能真正有效。针对我国目前的商业诚信机制缺失情况，我们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要在深入调查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状况的基础上，仔细分析出目前商业诚信机制缺失的症结所在，然后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存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道德状况等，根据商业诚信机制运行的内在规律，提出相应对策，并着手构思商业诚信运行机制的模式，以使这种机制规范化运转，使之既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又具有实效、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和社会实用价值。本研究是针对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的，希望为我国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建设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意见，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很好地应用于社会实践，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对我国现代商业的繁荣发展产生有利的作用。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赞同3|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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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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