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它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5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么出现的？它对后世的影响?
西汉初年，在特殊历史条件之下实行黄老无为而治。西汉统治者为了寻求一种可靠的治国之道，对诸子各家的重新兴起持放任的态度，“贤良方正”的察举，也没有派别的限制。汉初的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等都好黄老之术。文帝以后，窦太后执政，虽然景帝一度任用“学申商刑名”的晁错为御史大夫，打击诸侯王势力，但总的来说，仍执行黄老方针。由于西汉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巩固，西汉国力的增强，原来的黄老之术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形势，有很多问题出现而且难以解决。这样，适应中央集权需要的新的政治学说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应允而生。
秦“焚书坑儒”以后，儒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适应新的政治需要，儒家开始从各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形成了新儒家学派。该学派吸收了阴阳家、法家的一些主张，放弃了许多旧的成见，杂糅而成一家之言。代表人物就是武帝时的博士、江都王相董仲舒。
前135年，窦太后死。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汉武帝诏贤良文学对策。董仲舒被召，接受皇帝策问。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根据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学说，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化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历史上称作“崇儒更化”。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柔和了阴阳家、法家以及孔孟的思想，主要思想如下：
（1）董仲舒把阴阳五行与儒家的等级名分主张附会在一起，来解释封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认为皇权出于“天命”，“必有非人力所能及而自至者”，是不可以觊觎和窃夺的。因而皇帝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天的意志。认为“人主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这都是永恒不便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为皇帝的集权找到了理论依据。
（2）发挥了孔子尊王的主张。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所谓“大一统”，即压制诸侯，加强中央专制主义王权。
（3）董仲舒继承孔孟思想，极力宣扬人性论，认为天有阴阳，人性也有善恶。“天命”就是要通过具有圣人之性的人君，去教化那些不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人的“恶性”，使之成为服从封建统治的“善性”。如何“教化”？他提出了“任德而不任刑”，就是要实行“王道”。皇帝要“明教化民以成性”，从思想上控制人民。还要“正法度”以防止人民反抗。总之，“德教”、“刑法”都是皇帝以“天命”行施权利，主张德、刑并用，所谓“春秋繁露，皆出圣恩。”
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对于汉武帝的集权政治是极大的支持和歌颂，适应科中央集权的要求和需要，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封建国家的统一，但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思想稍加改造，实行了以下新方针：
a强调“大一统”；b、强调“君权神授”；c、强调“刑德并用”；d、强调“纲常伦理”。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儒学定于一尊在各方面的影响是逐步增强的。汉武帝实际上并不拘泥于儒家标准（比如在官吏任用上，张汤、桑弘羊、霍光、金日磾等均非儒家人物）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说明了这个道理。
出现
（1）汉武帝贤良对策的社会背景。
自春秋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人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与当时墨家思想形成“非儒即墨”的局面，俨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蔚然大宗。孔子倡“仁”、重“礼”、讲“德”；孟子提倡“仁政”，并为封建制度辩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的思想主张，都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他们共同的缺陷是没有强调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秦朝建立以后，韩非子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适应了秦帝国维护统一的需要，所以秦始皇专用法家思想而焚书坑儒，结果导致儒学在秦朝遭到沉重打击。西汉初期，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马上打天下”的局面已经结束，当务之急是非常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封建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而汉初奉行黄老无为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政治上的宽松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汉初期得以有机会逐渐复苏。因此，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时期，应运而生→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到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的历程。
随着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出现我国封建时代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各方面的事务需要更多的人才协助帝王处理；当时国家面临南北边境不宁、境内王国尾大不掉的局面，需要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上西汉前期的皇帝都能注意吸取秦亡教训，比较重视人才，形成一种社会习惯，因而出现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
关于西汉前期皇帝比较重视人才的内容有：汉初官吏，一是按军功选任如萧何、曹参等，二是从郎官中选任，郎是皇帝的侍从，又在郎署娴习典章制度，预备补授官职。西汉前期许多较高的官吏出于郎官。如司马相如侍从汉景帝，武帝时由郎拜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此外，汉高祖曾下诏由诸侯王、郡守向相国府输送“贤士大夫”，还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以后汉文帝也下诏“举贤良能极言直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文帝纪》），由文帝亲自考问录用，但是没有形成制度。
（2）举贤良对策的方式。
首先令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郡县推荐既贤良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到朝廷。从这里可以看出德才并重的选拔要求。然后一般由皇帝亲自拟定有关时政问题进行考问，是为策问。被策问者以书面形式回答。因此全部过程可以概括为“举荐→策问”。具体史实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孝子）、廉（廉吏）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以后每年都要向上举孝廉，这就是西汉前期的察举制。汉武帝还令公卿、郡国举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这些属于察举制的特科，若干年举行一次。
（3）举贤良对策的作用。
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得以通过应对而步入政府官员的行列，如董仲舒、公孙弘、倪宽、田千秋等；封建国家获得了所需要的能臣干吏。“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功造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4）评价。
汉武帝时期已经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但是仍然存在几点隐患：①南北边境不宁：主要是北方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河西走廊、河套地区被控制在匈奴手中，匈奴和西汉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其次是南方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如夜郎国妄自尊大等。②王国威胁中央：汉初刘邦在基本上消灭了异姓国以后，又分封了九个同姓国，虽然在汉景帝时期通过削藩和平叛收回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实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国毕竟还是存在，诸侯王一般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甚至还有轻死重诺的“豪桀之士”，成为政治上的助手和死党。对中央构成一定的威胁。③阶级矛盾激化。西汉前期，就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早在汉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就已经指出土地兼并造成有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现象，“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必然被逐步激化。这些都要求通过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来解决，所以，汉武帝的举贤良用人政策，正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国防的需要。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影响与作用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出现,很简单。汉武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可用秦始皇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行不通了。也就是说，让大家都不读书不行。那么聪明的汉武帝就让大家都读一种书——儒学。有书读，大家都很乐意接受。所以就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可以说是双赢噢
影响，那是相当深远。不信啊，在你自己身上就能找到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
答：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
(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它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答：”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历史上称作“崇儒更化”。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董仲舒新儒学思想，柔和了阴阳家、法家以及孔孟的思想，主要思想如下：（1）董仲舒把阴阳五行与儒家的等级名分主张附会在一起，来解释封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认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么出现的?它对后世的影响?
答：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简言之,即为了实现政治、思想大一统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历史上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加强君权、制止分裂割据的需要,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建立,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促进了教...
唐王朝一反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的思想统治政策。
答：【答案】：儒、释、道三教并存 解析：唐王朝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统治政策，而不像汉武帝时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根本目的上说，唐王朝的统治者容许儒、释、道三教并存，完全是为了加强思想影响，巩固封建统治。
实行 董仲舒 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方针的具体措施是什么?
答：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的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问学派的—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出台的背景,内容分别是什么
答：这样各家的精髓成了儒家的血肉，孔子当时“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愿，孟子当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狂想，终于在汉武帝时与董仲舒身上得以实现，就此形成了百家罢黜，儒术独尊的局面。董仲舒学术思想的提出正满足了汉武帝在先辈六七十年休养生息所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上，变垂拱无为的寡欲政治为扩张...
高二历史必修3知识
答：(2)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3)教育方面:儒家经典“五经”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兴办太学和设立地方学校进行儒学教育。(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2、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1)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
西汉初年哪些学派左右的诸侯王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是...
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这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新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的背景原因：①汉武帝时，王国问题继续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和政治策略,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儒家学说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在御民问题上制定了一套适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强调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实行“仁政”,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等,这适应了当时汉代统治者(汉武帝)改变汉初“无为之治”政策的迫切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董仲舒的《贤良对策》集中提出来,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二人的合作品。董氏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简言之,即为了实现政治、思想大一统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历史上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加强君权、制止分裂割据的需要,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建立,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的政治伦理化。但是,他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也是巨大的,对后世的消极影响也是深远的。“罢黜百家,结束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发展有利环境,使汉代及以后儒学以外各家学说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压抑,窒息了学术空气,不利于祖国文化思想和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独尊儒术,片面提高了儒术的统治地位,并促进其畸形发展,纯以满足封建统治者需要为发展的出发点,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甚至政治的儒学化,这对于儒学本身发展也是不利的。故此,应谨记为训,在保障社会稳定而健康发展的同时,应为学术发展、思想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鼓励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避免单调枯燥、畸形发展、闭塞腐化的学术氛围和思想状态
德天使：您是老师还是和她一样是高二的学生？
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西汉初年，在特殊历史条件之下实行黄老无为而治。西汉统治者为了寻求一种可靠的治国之道，对诸子各家的重新兴起持放任的态度，“贤良方正”的察举，也没有派别的限制。汉初的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等都好黄老之术。文帝以后，窦太后执政，虽然景帝一度任用“学申商刑名”的晁错为御史大夫，打击诸侯王势力，但总的来说，仍执行黄老方针。由于西汉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巩固，西汉国力的增强，原来的黄老之术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形势，有很多问题出现而且难以解决。这样，适应中央集权需要的新的政治学说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应允而生。
秦“焚书坑儒”以后，儒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适应新的政治需要，儒家开始从各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形成了新儒家学派。该学派吸收了阴阳家、法家的一些主张，放弃了许多旧的成见，杂糅而成一家之言。代表人物就是武帝时的博士、江都王相董仲舒。
前135年，窦太后死。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汉武帝诏贤良文学对策。董仲舒被召，接受皇帝策问。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根据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学说，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化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历史上称作“崇儒更化”。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柔和了阴阳家、法家以及孔孟的思想，主要思想如下：
（1）董仲舒把阴阳五行与儒家的等级名分主张附会在一起，来解释封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认为皇权出于“天命”，“必有非人力所能及而自至者”，是不可以觊觎和窃夺的。因而皇帝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天的意志。认为“人主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这都是永恒不便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为皇帝的集权找到了理论依据。
（2）发挥了孔子尊王的主张。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所谓“大一统”，即压制诸侯，加强中央专制主义王权。
（3）董仲舒继承孔孟思想，极力宣扬人性论，认为天有阴阳，人性也有善恶。“天命”就是要通过具有圣人之性的人君，去教化那些不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人的“恶性”，使之成为服从封建统治的“善性”。如何“教化”？他提出了“任德而不任刑”，就是要实行“王道”。皇帝要“明教化民以成性”，从思想上控制人民。还要“正法度”以防止人民反抗。总之，“德教”、“刑法”都是皇帝以“天命”行施权利，主张德、刑并用，所谓“春秋繁露，皆出圣恩。”
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对于汉武帝的集权政治是极大的支持和歌颂，适应科中央集权的要求和需要，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封建国家的统一，但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思想稍加改造，实行了以下新方针：
a强调“大一统”；b、强调“君权神授”；c、强调“刑德并用”；d、强调“纲常伦理”。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儒学定于一尊在各方面的影响是逐步增强的。汉武帝实际上并不拘泥于儒家标准（比如在官吏任用上，张汤、桑弘羊、霍光、金日磾等均非儒家人物）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说明了这个道理。
出现
（1）汉武帝贤良对策的社会背景。
自春秋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人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与当时墨家思想形成“非儒即墨”的局面，俨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蔚然大宗。孔子倡“仁”、重“礼”、讲“德”；孟子提倡“仁政”，并为封建制度辩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的思想主张，都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他们共同的缺陷是没有强调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秦朝建立以后，韩非子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适应了秦帝国维护统一的需要，所以秦始皇专用法家思想而焚书坑儒，结果导致儒学在秦朝遭到沉重打击。西汉初期，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马上打天下”的局面已经结束，当务之急是非常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封建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而汉初奉行黄老无为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政治上的宽松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汉初期得以有机会逐渐复苏。因此，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时期，应运而生→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到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的历程。
随着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出现我国封建时代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各方面的事务需要更多的人才协助帝王处理；当时国家面临南北边境不宁、境内王国尾大不掉的局面，需要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上西汉前期的皇帝都能注意吸取秦亡教训，比较重视人才，形成一种社会习惯，因而出现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
关于西汉前期皇帝比较重视人才的内容有：汉初官吏，一是按军功选任如萧何、曹参等，二是从郎官中选任，郎是皇帝的侍从，又在郎署娴习典章制度，预备补授官职。西汉前期许多较高的官吏出于郎官。如司马相如侍从汉景帝，武帝时由郎拜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此外，汉高祖曾下诏由诸侯王、郡守向相国府输送“贤士大夫”，还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以后汉文帝也下诏“举贤良能极言直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文帝纪》），由文帝亲自考问录用，但是没有形成制度。
（2）举贤良对策的方式。
首先令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郡县推荐既贤良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到朝廷。从这里可以看出德才并重的选拔要求。然后一般由皇帝亲自拟定有关时政问题进行考问，是为策问。被策问者以书面形式回答。因此全部过程可以概括为“举荐→策问”。具体史实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孝子）、廉（廉吏）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以后每年都要向上举孝廉，这就是西汉前期的察举制。汉武帝还令公卿、郡国举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这些属于察举制的特科，若干年举行一次。
（3）举贤良对策的作用。
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得以通过应对而步入政府官员的行列，如董仲舒、公孙弘、倪宽、田千秋等；封建国家获得了所需要的能臣干吏。“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功造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4）评价。
汉武帝时期已经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但是仍然存在几点隐患：①南北边境不宁：主要是北方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河西走廊、河套地区被控制在匈奴手中，匈奴和西汉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其次是南方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如夜郎国妄自尊大等。②王国威胁中央：汉初刘邦在基本上消灭了异姓国以后，又分封了九个同姓国，虽然在汉景帝时期通过削藩和平叛收回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实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国毕竟还是存在，诸侯王一般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甚至还有轻死重诺的“豪桀之士”，成为政治上的助手和死党。对中央构成一定的威胁。③阶级矛盾激化。西汉前期，就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早在汉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就已经指出土地兼并造成有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现象，“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必然被逐步激化。这些都要求通过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来解决，所以，汉武帝的举贤良用人政策，正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国防的需要。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影响与作用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出现,很简单。汉武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可用秦始皇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行不通了。也就是说，让大家都不读书不行。那么聪明的汉武帝就让大家都读一种书——儒学。有书读，大家都很乐意接受。所以就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可以说是双赢噢
影响，那是相当深远。不信啊，在你自己身上就能找到影响。
答：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
答：”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历史上称作“崇儒更化”。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董仲舒新儒学思想，柔和了阴阳家、法家以及孔孟的思想，主要思想如下：（1）董仲舒把阴阳五行与儒家的等级名分主张附会在一起，来解释封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认为...
答：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简言之,即为了实现政治、思想大一统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历史上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加强君权、制止分裂割据的需要,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建立,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促进了教...
答：【答案】：儒、释、道三教并存 解析：唐王朝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统治政策，而不像汉武帝时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根本目的上说，唐王朝的统治者容许儒、释、道三教并存，完全是为了加强思想影响，巩固封建统治。
答：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的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问学派的—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
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答：这样各家的精髓成了儒家的血肉，孔子当时“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愿，孟子当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狂想，终于在汉武帝时与董仲舒身上得以实现，就此形成了百家罢黜，儒术独尊的局面。董仲舒学术思想的提出正满足了汉武帝在先辈六七十年休养生息所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上，变垂拱无为的寡欲政治为扩张...
答：(2)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3)教育方面:儒家经典“五经”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兴办太学和设立地方学校进行儒学教育。(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2、西汉的儒学教育状况 (1)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
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这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新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的背景原因：①汉武帝时，王国问题继续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