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问题的现状和成因分析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12
“三农”问题的现状,成因,及解决的对策?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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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大山:
1.人民币负担。
2.身体负担。
3.心理负担。

  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从农民的角度而言,提高收入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公益事业难办,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实行,无一不与农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农村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收入问题。从国民经济的大局看,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村购买力也就没法提高,扩大内需、发展经济就受到制约。广大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因此,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中国农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现状分析

  分析农民收入分配的现状,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公平状况,这可以通过农村基尼系数反映;二是各地区农村间的收入差距,这可以通过不同地区的农村收入水平来反映;三是农村和城市收入水平的差距,这可以通过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和城乡相对收入比率来反映。下面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做具体分析:

  1.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状况

  相比于城市而言,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较为缓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比较缓慢的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也不是平均分配的。近年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大部分新增的财富实际上是被少数人所占有。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村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拥有近50%的收入与购买力,他们的收入比最低的20%人口高8倍以上。因此,在关注农村整体收入提高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农村收入分配格局。
  这里,我们通过基尼系数来反映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将农村的基尼系数同城镇的基尼系数进行比较。

  农村与城镇基尼系数比较

  年份 农村基尼系数 城镇基尼系数
  1980 0.238 0.160
  1981 0.239 0.150
  1982 0.232 0.150
  1983 0.246 0.150
  1984 0.258 0.160
  1985 0.264 0.190
  1986 0.288 0.190
  1987 0.292 0.200
  1988 0.301 0.230
  1989 0.300 0.230
  1990 0.310 0.230
  1991 0.307 0.240
  1992 0.314 0.250
  1993 0.320 0.270
  1994 0.330 0.300
  1995 0.340 0.280
  1996 0.323 0.284
  1997 0.329 0.292
  1998 0.337 0.300
  1999 0.336 0.295
  均值 0.22755 0.29520
  数据来源: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给出的20年里,农村的基尼系数在平均水平上要高于城市的基尼系数,达到0.295,二者均值之差显著异于0,其P值为0.31。而从变化幅度上来看,农村基尼系数的级差为1.08,小于城镇基尼系数的1.50。从分布特征上看,两者都是左偏的平峰分布,说明多数年份基尼系数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但这种情况并不显著。

  2 不同地区间农村收入分配状况

  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东西部收入差异上。

  各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收入

  时间
  地区 1996 1998 2000 2001 2002
  西藏 1353 1231 1330 1404 1462
  贵州 1276 1334 1374 1411 1489
  甘肃 1100 1393 1428 1508 1590
  陕西 1165 1405 1443 1490 1596
  云南 1129 1387 1478 1533 1608
  青海 1173 1424 1490 1557 1668
  新疆 1290 1600 1618 1714 1863
  宁夏 1397 1721 1724 1823 1917
  广西 1703 1971 1864 1944 2012
  内蒙古 1602 1981 2038 1973 2086
  重庆 1395 1720 1892 1971 2097
  四川 1453 1789 1903 1987 2107
  安徽 1607 1863 1934 2020 2117
  山西 1557 1858 1905 2956 2149
  河南 1579 1864 1985 2097 2215
  吉林 2125 2383 2202 2182 2301
  江西 1869 2048 2135 2231 2306
  湖南 1792 2064 2197 2299 2398
  黑龙江 2181 2253 2148 2280 2405
  海南 1746 2018 3282 2226 2423
  湖北 1863 2172 2268 2352 2444
  河北 2055 2405 2478 2603 2685
  辽宁 2150 2579 2355 2557 2751
  山东 2086 2451 2659 2804 2947
  福建 2492 2946 3230 3380 3539
  广东 3183 3527 3654 3769 3912
  江苏 3029 3376 3595 3784 3979
  天津 3000 3395 3622 3947 4278
  浙江 3462 3814 4253 4582 4940
  北京 3561 3952 4604 5025 5398
  上海 4846 5406 5596 5870 622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2003年)

  农村收入水平变化的统计分析

  t1996 t1998 t2000 t2001 t2002
  均值 2007.06 2300.97 2441.42 2557.39 2674.35
  极差 3746 4175 4266 4466 4761
  极小值 1100 1231 1330 1404 1462
  极大值 4846 5406 5596 5870 6223

  从上面的两个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的差异状况以及农村收入整体水平的变化状况。整体来看,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的绝对水平也在不断扩大。通过计算均值标准误的离散系数我们看到,收入差距的相对水平在1998年附近有下降的趋势,但2000年后再度上升。

  农村平均收入水平离散系数的变化情况

  时间 1996 1998 2000 2001 2003
  离散系数 0.07801 0.0738 0.0773 0.0786 0.081

  进一步,我们将31省份按照2002年的收入水平分为高中低三组,其中低收入组和中收入组各包含十个地区,高收入组包含11个地区。
  然后,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收入组的增长速度比较

  高收入组 中收入组 低收入组
  增长速度 5.29% 4.66% 4.68%

  上面的数据可以说明两点:
  首先,高收入组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中收入组,而中收入组收入的增长速度与低收入组基本相等。这意味着六年来我国比较富裕农村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在拉大。
  其次,即使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速度也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城乡差距在这六年中不断扩大。

  3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展示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李实、赵人伟用95年数据进行估算,得出城乡差距增量占全国收入差距增量的16.5%。因此关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状况是非常必要的。
  下表描述了1980-2003年城市与农村收入比例变化情况:

  城乡收入比率变化情况

  时间 比率 时间 比率 时间 比率
  1980 2.3 1988 2.05 1996 2.52
  1981 2.05 1989 2.1 1997 2.47
  1982 1.83 1990 2.02 1998 2.51
  1983 1.7 1991 2.18 1999 2.65
  1984 1.71 1992 2.33 2000 2.79
  1985 1.72 1993 2.54 2001 2.9
  1986 1.5 1994 2.6 2002 3.11
  1987 1.8 1995 2.47 2003 3.23
  数据来源:80年—99年数据来自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 2002,2000年后数据根国家
  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来。

  从城乡收入比率的变动状况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迅速减小,这主要是由于消费品长时间短缺,而在市场的力量下这种不足使得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上升,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积累的力量逐渐消失,这时候农业和工业本身的增值速度成了收入变化的主导因素,因此在劳动力流动不畅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就成了必然。在图中,1986是城乡收入变化的转折点。在86年之前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的,而在86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偶尔有所缓和,但总体趋势是扩大的。

  二.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原因分析

  导致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农业本身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水平还不够高,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的连接还不紧密,难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其次,我国的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农村缺乏一支有效的科技队伍,缺乏一定的经济力量。一方面是科技成果少,转化率低,农民找不到新技术、新方法的指导;另一方面,已有的科研成果得不到应用推广,影响农民通过科技增收。再次,农村的资金严重不足,大量的资金流入城市和工业企业,而农业和农村发展则严重“缺血”。最后,农产品供求信息与上产、加工脱节,农产品流通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生产要素也未形成完善的流通市场,影响农业的增收,也影响农民从事非农劳动收入的增长。
  从宏观政策层面看,导致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原因最早要追溯到建国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工业也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就业。 在这样的经济中如何进行资本积累,借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加速工业化,是中国政府必须做出的选择。当时,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发展目标,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的建设方针,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根据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无疑可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重工业意味着现代化大工业,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
  第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因而中国出兵参战;而此时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又叫嚣“反攻大陆”,东南沿海局势紧张。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制裁的措施,切断了正常的国际交流和贸易。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使中国迫切需要建立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而重工业则是其中的关键。
  第三,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80%—90%,且大多数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的二元经济中,如果以轻工业或消费品工业为优先发展部门,会遇到市场狭小、需求不足,从而无从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问题。当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似乎从前苏联的建设经验或中国的现实中悟出了重工业具有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产业特征,因而发展重工业可以克服当时农民占人口绝对优势比重,极度的贫困使他们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有效需求这一条件的约束,从而超阶段地实行工业化建设。
  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生产者根据产品和要素的价格来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和采用什么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的供给严重不足,由市场形成的资本价格或利率水平必然相当高,而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积累资金。要积累起发展重工业所需的资本只能立足于国内。
  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的条件下,传统经济部门占到很大的比重,传统经济生产的剩余十分有限,整个社会的积累水平很低,此外,当时整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剩余的部门间转移十分困难,因而融资能力较弱。而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在一定时期内政府又必须保持较低的税收,因此,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高积累难以通过直接的剩余转移实现,而很大程度上需依靠其自身的积累能力。由于所能实现的积累率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而利润率又决定于总产出与总投入之差,因而压低劳动投入成本(工资)和能源、原材料成本是实现高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是,低工资降低了城镇工薪阶层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付能力,如果让他们面对由市场决定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较低的工资水平可能不足以购买其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和服务,劳动力再生产将会在萎缩的状态下进行,这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也影响重工业的劳动供给。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实行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低价策略,使之与低劳动报酬相适应。这类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日用品、住房、医疗、教育等等。但是因为这个政策只是为了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因此只能让城镇居民享有这些优惠,而农村居民则无法享受到这一系列优惠的政策。
  但是,这种政策会带来两方面的后果。第一,农产品低价政策既压抑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又降低他们向国家出售产品的积极性。国营商业部门作为农副市场上的一个竞争者,以这种低价便不能完成收购任务。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产品,政府就必须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贸易垄断即统购统销制度;第二,如果不加控制,城镇和农村的区别对待政策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这一方面会造成城镇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也会使政府借助农业进行资本积累的目标落空,因此,当时政府采取了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随后又建立起了组织严密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牢牢地固定在了土地上。
  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为我国工业化的资金积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却导致了我国农业的衰落、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据统计,从1952年至1989年,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从农业净提取7405亿元来发展城市工业建设。由于长期对农业积累的超度提取,农村资金被过量抽走,而大量劳动力又滞留在农村,工业对农业又无反哺,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手段的长期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比较效益低差。而农业比较效益低差又导致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不愿意投资于农业,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农民的收入也一直得不到提高。
  1978年改革开放,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收入的转移得到了缓解,第一产业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指令性的政策倾斜已经不存在,但农民在获得收入上并没有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首先是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虽然近年来对农民进城打工的限制逐渐放宽,但农民工不能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就业待遇仍是不争的事实。史清华、卓建伟和政龙真在2002年对农民外出就业的遭遇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外出打工收入的影响看,54.47%的打工者赚取的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表明外出打工对其家庭收入有很大影响。而在打工的过程中,有75%的民工表示受到了歧视,38.7%的打工者表示在打工经历中受到过伤害。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来自地方政府或工头的非礼待遇。调查中,有21.83%的打工者表示有过这种经历。这种就业机会的不均等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是财政支出的方向。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财政涉农支出要小于从农业获取的收入。较多的财政支出被投在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地方各大项目的上马也多是以促进工业发展为目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农业而言工业具有更强的增长能力。并且,目前农村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尚属起步阶段,覆盖面低,农民对社会保障认知程度不高。而社会保障相当于隐性收入。
  政策上的不平衡是加剧收入水平不等的重要因素,而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本身不能调节分配,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农民收入也就难以提高,而且与城镇居民相比,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

  三.提高农民收入的意义分析

  讨论提高农民收入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其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其二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社会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即使收入分配的公平对经济的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单单是因为它的社会意义也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实现它。

  1.提高农民收入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囿于篇幅,本文只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角度做简要分析。

  一个公认的说法是,减小收入差距可以提高社会的消费水平。这种说法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由于这一假定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得出我们的结论之前我们就有必要对其进行验证,看看这个假定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是否依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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