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现状如何？分析原因？
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与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10个乡镇913户农村居民抽样调查的资料，本文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原因。作者认为，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经济越是发达，收入差距也越大。地域因素和不同收入来源都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统计分析还表明，是否党员和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户收入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则对农户收入具有正面积极影响。
关键词：农村居民 收入差距 社会转型
一、导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也日益扩大。有关统计表明（参看唐平、曹蓉，1996），自1980年至1985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农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速度分别为16.4%、14.6%和12.9%。尽管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都均有大幅度提高，但地区差距则不断扩大。1980年，中、西部农村居民与东部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分别为37元和46元，到1995年收入绝对差距则扩大到724和1066元。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引起了许多相关学者的注意。张平在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等时，试图回答乡镇企业在农村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农村收入差距既来自区域内也来自区域间，其中区域间收入差异对总的不平等贡献在加大，而区域间收入差距加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区域间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即各个区域间农村非农化就业机会上的不均等（张平，1998）。赵满华、窦文章（1997）在归纳农村居民收入发生变化的几个特征时，也谈到不同区域之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
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倪志伟根据1985年在福建农村的调查数据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倪志伟的研究表明，在人力资本和家庭组成因素一致的情况下，现任干部家庭收入低于一般农户。与企业主家庭相比，现任干部家庭、离任干部家庭的收入都存在相当差距。因此，倪志伟认为市场转型经济降低了对政治权力的回报，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作用得到提升，这表现在市场改革后夫妻合计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国内学者陆学艺（1999）则根据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以及农民的分化情况，认为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
为了进一步研究农村社会分层中地域差异的影响，我们于2001年10月在福建省厦门市和寿宁县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抽取了福建省寿宁县的5个乡镇和厦门市同安区4个乡镇以及厦门岛内的禾山镇，每个乡镇又抽取4个行政村，按随机原则抽取20至25位访问对象。此次调查共取得有效样本913个，其中男性样本513，女性样本398，缺省值为2。本文拟根据此次调查的数据对福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异及原因进行分析。
之所以在福建省内选择厦门和寿宁的农村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较具有代表性。厦门是五个经济特区之一，享受国家特殊的优惠政策，在制度上相对宽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二、三产业发达，吸引外资数量也很多。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村也相应的受到了厦门岛内的辐射，因此，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在农村地区属于非常发达的。而寿宁地处北部山区，是福建省较穷的一个县。这里交通不便，可利用资源虽然很多，但开发不够，农民的主要产业就是种植业和养殖业，除此之外矿藏很少。种植和养殖出的成果由于交通不便和远离闹市地区，销量很差。同时，当地又缺少先进的科学技术指导，因此，生产效率不高。
二、两地农户收入情况及内部差异
本次调查问卷中与本文分析相关的项目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民去年经济收入状况，其中包括去年家庭总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外出打工收入，房屋出租收入等等。种植业收入包括种粮食以及蔬菜、水果、茶叶等经济作物；养殖业包括养猪、养鸡、养鸭、养鱼等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办工厂、开商店等收入；外出打工包括劳务输出的收入。第二部分属于自变项，包括个人特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等。个人特质包括性别、年龄、婚否等；人力资本主要是受教育水平；政治资本包括是否党员、是否担任村干部。
从统计结果来看，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甚大。两地农村居民家庭年均收入为15226.25元，而标准差则为40200.22元，离散系数高达264%（参看表2）。另从表1可以看到，在所调查的家庭中，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高达100476元，而收入最低的5%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086元，前者是后者的92.5倍；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66533元，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459元，前者是后者的45倍。从整体看，收入较高者之间的差异也越大。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年收入的离散系数高达168%，而收入最低的10%家庭收入的离散系数只有45%。
两地农户之间收入的差距也相当大。从表2可以看出，寿宁415个被调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8690.61元，标准差为8645.97元; 厦门364个被调查家庭的年平均收入22677.59元, 标准差为57217.59元。方差分析表明，两地农户收入的差距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从两地农户收入的离散系数可以发现，厦门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寿宁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不同乡镇情况看，寿宁县的大安、犀溪、竹管垅三个乡的农户平均年收入都在10000元以下，寿宁县所调查的5个乡镇中只有鳌阳和武曲2个镇农户的年均收入在10000元以上。厦门5个乡镇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其中同安区的莲花、大嶝、内厝都在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而湖里区的的禾山镇接近30000元，同安区的马巷镇高达40000多元（参看表3）。方差分析表明，不同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也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
三、影响农户收入差异的原因
是哪些因素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根据调查资料，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收入来源，二是个人因素，包括是否村干部、是否党员以及文化程度等。
先来看收入来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问卷中我们问到被访者是否有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房屋出租收入以及这些收入的具体数字。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种植收入与养殖收入合为一项称为“农业收入”。统计表明，在780位被访者中，有农业收入的家庭486户，占62.3%；有家庭经营收入的家庭188户，占24%；有外出打工收入的家庭251户，占32%；有房租收入的家庭54户，占6.9%。从表4可以看出，有农业收入的农户的年人均收入为2447.2元, 没有农业收入的农户的年人均收入为4646.97元, 后者远远高于前者；没有家庭经营收入的农户的年人均收入为2974.83元, 有此项收入的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则高达4225.79元；没有房租收入农户的人均年收入为3033.34元，有房租
收入农户的人均年收入则达6453.41元。方差分析表明，是否具有上述三项收入对农户人均收入造成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在表4所列的几项收入来源中，有打工收入与没有打工收入的农户的人均年收入相差不大，而且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家庭的收入都较低，而家庭经营和房屋出租都能大大提高家庭的收入。
那么，个人因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又是如何呢？从个人政治面貌看，在寿宁的413个被访者中，按家庭年人均收入的高低排列依次是：党员2523.18元、共青团员2234.66元、曾入过团者2217.84元、群众1807.32元，但方差分析表明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厦门的362个被访者中，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共青团员，为7489.39元，其次是党员，5707.42元，入过团者列第三，最后是群众，但这些差异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是否担任村干部这方面看，在寿宁的被访者中目前担任村干部者的收入最高，其次是曾经担任过干部者，而在厦门组中，曾经担任过村干部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最高，其次才是目前在任的村干部。但这些差异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表明是否担任村干部并不是造成家庭收入差异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原因，在表7中我们建立了两个不同的回归模型。 在模型I中，我们分别以虚拟变量“是否有农业收入”、“是否有经营收入”、“是否有打工收入”以及“是否有房租收入”作为自变量（1=有，0=无），用以预测家庭人均年收入。在包括寿宁和厦门两地的总样本中，有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年收入有负面影响，且有统计显著性；经营收入和房租收入对家庭收入有正面影响，也有统计显著性。在总体样本的方程中，我们还加入了是否寿宁作为控制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区域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在寿宁县的样本中，值得注意的是，是否有房租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是否有打工收入对则家庭收入则具有正面影响，且有一定的显著性，表明在寿宁外出打工确实是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厦门样本中，是否有农业收入与是否有经营收入没有统计显著性，而只有房租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有统计显著性。
在模型II中，我们增加了“是否党员”、“是否现村干部”和受教育年限三个预测变量，另外加入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因此我们在访问中没有问受访者个人的年收入是多少，只问受访者家庭的年收入是多少，而家庭人均年收入是通过将家庭的年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计算的。当我们用受访者的一些个人特质（是否党员、是否村干部以及文化程度）作为自变量预测家庭人均年收入时，就必须控制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变量。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变量以后，个人的不同特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才可以进行比较。
根据表7的分析结果，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根据模型I，在总样本中，“是否有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在寿宁地区样本中这一预测变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也具有显著性，但在厦门样本中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II中的总样本中，在加入上述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后，在模型I中对收入具有统计显著性水平的“是否有农业收入”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在总样本中，是否有农业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根据模型II，在厦门地区的样本中，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在寿宁地区，在加入以上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后，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还是具有统计显著性。
第二，是否党员与是否村干部对农民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II中，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家庭的收入显然略高一些，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只有在寿宁的样本中，这一预测变量才有微弱的显著性（p<0.1）。
第三，文化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具有正面积极影响。不管是总样本，还是厦门地区或寿宁地区的样本，受教育年限对家庭人均收入都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如果我们进一步比较寿宁与厦门的两个样本的话，厦门样本中受教育年限对家庭人均收入的非标准回归系为646.53, 远远高于寿宁的124.26。这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更显著。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在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农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学中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的不平等。有关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1995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24增加到0.34 (参看张平,1998), 湖北省从1981年到1996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原来的0.1739增加到0.2574（时明国，1998）。从统计上看，离散系数的意义与基尼系数是一样的，因此本文用离散系数来表示收入差距。本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户收入的标准差高达264%，而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的年收入竟是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年收入的45倍。从寿宁与厦门两地的比较来看，厦门经济发达，农村居民的收入也较高，但厦门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也较大。因此，随着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地区条件差异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寿宁与厦门两地农户收入的差异十分显著。从总体看，农户家庭收入的离散系数高达264%，但把两地分开计算，寿宁农户之间收入的离散系数只有100%，厦门地区也降至161%。厦门地区农户年均收入高达22677.59元，而寿宁只有8690.614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而且回归分析也表明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高度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农户收入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寿宁和厦门这两个条件和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的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乡镇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也相当大，而且方差分析表明，不同乡镇的这种差异也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4的数据和表7的回归分析充分表明不同的收入源对家庭总体收入有着显著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收入偏低，有经营收入或房租收入的家庭则收入较高。这正是寿宁和厦门两地农户存大巨大差异以及不同乡镇农户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寿宁地处福建东北部，交通不便，以农业为主，而且有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厦门为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经济发达，有许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时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许多农民也不再种田而从事商业经营或出租房屋为生。
第三，政治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边燕杰与约翰•罗根在研究天津1978年到1993年改革进程及其收入变化时提出与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相左的权力维续论（Bian and Logan, 1996）。他们认为，政治权力的维续在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体制中都有体现。在再分配体制中，再分配的机制一直在起作用，劳动报酬的分配都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在市场体制和条件下，政治权力之所以有得到维续，是因为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者可以优先到市场体制中获取优惠。但本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政治权力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政治面貌看，尽管在寿宁地区党员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在厦门地区团员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是否担任村干部这方面看，寿宁的现任村干部的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其他家庭，而在厦门则是曾经担任过村干部者比现任村干部和其他村民的家庭年收入略高。同样这种差异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是否党员、是否现任村干部对家庭人均收入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市场转型中的农村，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
第四，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日益重要。 根据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1991）,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随着政治权力淡出市场，人力资本的作用将提升，教育的投资回报将会增加，人力资本因此会在阶层化的过程中比政治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内一些相关的研究表明（如李培林，1995）教育对收入的回报显著而且稳定。我们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家庭的人均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厦门，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寿宁。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一、农民收入的主要特点
1、收入来源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为：（1）靠“小农业”为唯一收入来源的格局已彻底打破，“大农业”收入已从整体上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劳务经济已成为农民收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达20多万人次，劳务收入已占农民纯收入的近40％。（3）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现金增收的主要来源。
2、农民收入不稳定。农民收入的增减受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主要因素有：（1）缺乏长期有效的收入机制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实现增收的基础不牢。气候条件、天气状况、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突发事件等都对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影响。（2）国家涉农方针、政策的调整会从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以前农业特产税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减少了农民收入。（3）农民收入的某些部分具有偶然性，如失地补贴收入、价格因素对农民增收的拉动。（4）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对农民收入的增减有重要影响，一个对农业有作为的政府必定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反之则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损害。
3、农民收入不平衡。这种平衡主要表现为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和区域内的不平衡。（1）东部地区的农民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2）城郊（镇）农民收入普遍高于乡村农民收入；（3）人与人、户与户之间也存在着收入不平衡，我县农村居民中，有不少家庭年收入已经突破了万元，但生活在偏远山区的有些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还不到600元。
4、落实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农民增收。（1）农村税费改革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村负担的减轻相应地增加了农民收入。（2）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增收。（3）非农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落实不力，阳奉阴违行为突出。据悉，税费改革后仍有一些地方在搭车收费。这一现象虽不是多数，但至少也是违抗中央三申五令的“减负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缩影。
2、“浮夸风”不可轻视。“浮夸风”的兴起、流行甚至泛滥，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级分派的财税负担过重，按农民的实际纯收入计算根本完不成任务；其二、自身收入的需要；其三、政绩的需要。三的最佳结合点就是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农民收入不是一年半载、一朝一夕就能增加的。
3、农民收入低，增长缓慢，后劲不足。这主要表现在：（1）有关数据显示：自1996年至2003年，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仅增长4%，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与国民经济年均将近8%的增长率有很大差距。（2）农民收入的增加目前主要靠劳务收入和投资收益的增加，而实际上这种增收只是一部分农民增收，大部分农民增收效果并不明显，有些甚至出现了负增长。（3）农村非农产业如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滞后，导致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降低。（4）农民收入低，政府财力不足，直接导致农业投入不足，这种不足的投入既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包括物质及其他非物质的投入，由于缺乏足够的投入，造成许多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恶化，抗灾防病害能力逐渐下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4、农民负担重。随着农业税的减免、取消，农民经济支出负担相对减轻，但随着形势和政策的变化，农民收与支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也会出现新的变化，农民负担也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一是农业税虽然被取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出现的新的收费项目和形式极有可能成为农民新的负担。二是化肥、农药、种子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提价，使农民收入“明升暗降”。三是获取知识的高成本已成为农民新的负担。一方面是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虽从2006年进入免费阶段，但培养一个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所要的花费，无不是农民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是农民看病难、买书难、培训难、受教育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四是事务性负担依然沉重，政府某些职能部门对农民的不公正心态和某些公职人员的“官老爷”思想，使农民说话难、办事难。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与探索
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农民收入问题解决不好，久而久之绝对影响全国政局的稳定及其它方方面面的关系。因此增加农民收入不应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一条醒目的标语、一组注水的统计数字。
1、完全免除农民负担。随着国家农业税的取消，农民负担相对减轻，但光“减轻”还不行，必须彻底免除农民所有税费负担，彻底实现农民零负担。
2、上级政府必须加强督查，严惩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以前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村（乡、镇）干部，为了谋求个人或部门的狭隘利益，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巧立名目乱收费，视农民为砧板上的肉，任意宰割。鉴于以前农民负担反弹的教训，中央政府必须加大暗访督查力度，采取严厉的惩罚性措施制裁向农民收取任何款项的行为。
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不做表面文章，实实在在增加对农业的有效投入。（1）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非农产业；（2）帮助农民拓展市场；（3）创造条件，使劳务输出组织化、规模化，做强做大劳务经济，帮助务工人员维护各项权益；（4）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5）对农民实行免费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6）加大对农业的直补力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各级政府都要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向农民公布具体的补贴数额，严防各种补贴在操作流程中缩水。
4、精简机构。县、乡（镇）政权，不论大小，机构均与样样齐全，就是不算一级政权的村也有“三套人马”，机构臃肿，人员庞杂。机构运转、“父母官”工资、办公经费基本上都得由财政供给。这些财政特别是村、乡镇财政绝大部分由农民的钱支撑。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防止农民负担雪上加霜，有必要大幅度精减机构、裁撤冗员。要严格控制各级政权组织规模，限职位、限编制、限人数。
5、国家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用法律手段打击使农民有负担的行为。
农民收入提高，粮油物价上涨，受益的是农民，央行提息，存款回报高，城镇人买房还贷款，出的利息高
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把2080法则用上.也就是百分之20的人富起来了.80的人呢还是社会论收入的底层.因为农民永远都是靠地里的收入来维持生活,而农产品的价为增长,从古到今都是在各工业产品价位增长以后才增长.而形状如何要有个对比,如果和以前比,农民形状好多了,温饱解决了,吃穿不愁了,多多少少家用电器都有了.和十年前的市民可以比了.要和同一时期的市民相比的话,农民形状还很落后啊.
答：但小编本人觉得，如果是在工地里面坐着非常辛苦的工作，那么四千多的工资，其实是有一些低了，但总体的收入对于其他的工种来说，工资也算是比较高的了。一、如何看待农民工的收入？小编本人觉得主要是看这些民工的工作，如果说是在工地上面干着非常辛苦，并且非常危险的工作，那么一个月4000多的工资，...
答：这不仅为村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收入途径，也支持了周边的饲料和相关服务行业。2004年，冯马村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405万元</，显示出其经济活动的活跃度。农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当可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36元</，这表明冯马村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
答：需要从以下四方面来阐述分析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根本原因是什么。一、因为政府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贫困户进行经济补贴 首先就是因为政府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贫困户进行经济补贴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他们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对贫困户进行有效的补贴才可以让他们做到暂时性的度过难关。二、...
答：内容提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10个乡镇913户农村居民抽样调查的资料，本文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原因。作者认为，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经济越是发达，收入差距也越大。地域因素和不同收入来源都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统计分析还表明，是否党员和是否...
答：回答：为什么我国农民收入低?看了这个问题,我沉思了一会儿,因为我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国农民收入比较低,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国家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国农民收入低呢?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是农产品不值钱。农产品不值钱,不...
答：因此,研究和探讨如何促进农民增收问题已成为国家和专业人士当前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下面,笔者试从我国农民增收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和促进农民增收对策三个方面做以论述。一、农民增收的现状(一)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在传统农业资源开发及农业产业组织方式下,由于其中的粮食生产等基本...
答：目前，中国的耕地数量约为18亿亩，占全球耕地面积的约7％，所以种地不赚钱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然而，中国的总人口高达14亿，占世界人口总人口的20％，在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排名最终，这导致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先天因素的缺陷，即更多的人和较少的土地。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亩，远...
答：在我国农民的收入很低，是多个因素所导致的，比如说农村的经济环境，农村人自给自足的社会观念，以及农村人缺乏相应的社会文化等都是导致农村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刨根问底，最终的原因还在于农村人思想的弊端和农村自然环境的局限！农村自然环境的限制是导致农民收入较低的客观原因！农村交通不便利，消息不...
答：也让大家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许多无法找到致富道路的人们开始逐渐摸索自己的新生活。而在农村其实有很多人们都是因为残疾或者是没有文化年纪大了这些原因找不到工作，从而收入非常的微薄只能靠国家的补贴度日，但是，根据个人情况来制定的助农计划是非常的有效完成。对于这一类人群的一个基础的生活服务，有...
答：一亩地每人一年纯收入三四百元，一个有六七亩地的家庭一年收入一千多元。如果每家有200亩地，年收入几万元，农民就穷不了。是的，这其实是主要原因。目前很多地区对农产品的需求没有很好的判断，人们通过一些有限的渠道获得农产品的销量和价格，这就必然导致人们盲目生产一些价格高、销量好的农产品。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