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的前七子，后七子和唐宋派请问谁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开始，他们结诗社，首推谢榛为长，后以李攀龙为领袖，李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达20几年。李攀龙复古观点最执固，但创作上富于才力，时有雄迈之作。谢榛的文学主张较开明，重视诗作中的"超悟"、"兴趣"，擅长诗歌，最富于个性。王世贞晚年放弃复古，肯定直写性灵，不求藻饰，诗富于才情，能达平淡之境。梁有誉摹拟之病较少，诗有南国情调，谢榛外，最富独立性。宗臣长于散文，《报刘一丈书》名动一时。徐中行爽健苍劲，吴国伦恳切朴实。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唐宋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开始，他们结诗社，首推谢榛为长，后以李攀龙为领袖，李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达20几年。李攀龙复古观点最执固，但创作上富于才力，时有雄迈之作。谢榛的文学主张较开明，重视诗作中的"超悟"、"兴趣"，擅长诗歌，最富于个性。王世贞晚年放弃复古，肯定直写性灵，不求藻饰，诗富于才情，能达平淡之境。梁有誉摹拟之病较少，诗有南国情调，谢榛外，最富独立性。宗臣长于散文，《报刘一丈书》名动一时。徐中行爽健苍劲，吴国伦恳切朴实。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唐宋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是公安派的领袖。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袁宏道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北公安，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 “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竟陵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明朝后七子，则是明朝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因为后来谢榛与李攀龙交恶，退出组织，所以后补了余日德和张佳胤）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明朝唐宋派则是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文道合一”的传统。该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因为拟古主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使当时的文学作品渐渐流于仿古、抄袭。唐宋派由于理论上缺少足够的创新，而且持续时间短，创作成就并不高，但唐宋派的散文上承司马迁、唐宋古文的传统，变化自得，求文之神，平易自然，清新一时之风气，作品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事的关注，对真性情的赞许，下接公安、竟陵派，开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先河，对现代散文创作也有影响，起到了明显的过渡作用。
前七子
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后七子
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后增补两人：余日德、张佳胤
唐宋派
该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
答：4、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为与后来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区分，被称为“前七子”。他们推崇复古，贵远贱近，由“崇古”进而“拟古”。5、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镇裂中行、吴国论，受前七子影响，继续提倡复古，相互标榜，声势浩...
答：然而，无论前七子还是后七子，尽管各有成就，但都受到道学思想的局限，影响了创作的自由和文学主张的广泛传播（局限与影响）。唐宋派虽有所突破，但未能彻底改变文坛的复古风气，而他们的散文创作，特别是归有光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唐宋派的深远影响）。这两大文学流派，代表了明代文人对传统与...
答：因在前七子之后，受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影响，继续提倡复古，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后七子。6、吴中四才子 代表人物：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 因生活在江苏苏州（吴中地区）且才华横溢而得名，才情奔放、任意挥洒、自写胸次、语浅而意隽。7、唐宋派 代表人物：王慎中、唐顺之、...
答：（3）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导的后七子，在整体上继承了前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想，尤其在模仿古人方面，他们更加注重法度和格调的精准和具体。（4）唐宋派：在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代表的唐宋派成为文坛另一股复古势力。他们将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尊崇的秦汉风格作为...
答：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答：（3）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从整体上看，复古主张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在学古问题上特别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 （4）唐宋派：嘉靖年间，文坛上又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另一文学复古流派——唐宋派。该学派分别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
答：台阁体”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答：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
答：三,"后七子"诗文批评 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并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作呼应的后七子兴起,把复古主义思潮又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后七子气焰高于前七子,攀龙自夸"微吾竟长夜",自比孔子.后七子多少年得志,王世贞《艺苑卮言》批评所及,更是目空一切,但晚年颇自悔.《明史》上说"...
答：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刘伯川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