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制度的重要影响

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 朱元璋对于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开国几代后的帝王中却是生于深宫之中,面对着千变万化的各种政务,必然手足无措,最后只有依靠内阁,甚至是委权于宦官.这样,就使大权渐渐落入大学士之手,像张居正成为没有宰相名份的宰相,内阁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份的中书省,明后期甚至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皇帝对于内阁和大学士的防控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给宦官参政开了方便之门,是导致明朝中后期政治统治日益黑暗的重要原因。

发展：
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
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
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特点：
1、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
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
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影响：
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历史发展
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朱棣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渐有“内阁”之称。起初，内阁诸辅臣虽有位次先后，但地位相近，职权也没有明显差异。后来，阁臣逐渐分化，“三杨”和陈循相继在内阁中拥有了相对特殊的地位。
大致到天顺、成化年间李贤为首席辅臣期间，“首辅”产生并逐渐制度化。到嘉靖年间，在谕旨、诏令中，明世宗首次正式使用首辅、元辅、首臣、首相等对首席内阁大学士加以称呼。
嘉靖、隆庆至万历初年，内阁首辅权力较重。在内阁中，他们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在内阁外，他们对六部的影响力也较为强大。
与此同时，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相继围绕首辅之位展开激烈争夺。至张居正，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顶峰，一方面他是内阁的长官，阁僚则降为首辅的属员；另一方面，部院员缺，特别是吏、兵二部尚书的推用，实际也均由张居正决定。
张居正死后，内阁首辅的权力在皇帝的不信任、内阁与六部的斗争以及宦官权力再次膨胀的情况下走向衰落。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内阁大臣大都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

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形成了明代宦官的专权。明代内阁因缺乏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只是政务的辅助机构，通过票拟、修旨来辅政，但大学士的票拟最终要通过皇帝的朱批，而明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宣宗时大臣章奏除皇帝亲批数本外，皆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参照内阁的票拟披红。宣宗以后，人主怠荒，深居内宫，不亲政事，不见大臣，又把太监当作心腹委以重任，朱批便由秉笔太监处理。司礼监便凌驾于内阁之上，内阁权力仅止于票拟。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者是假手于司礼监代批，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趁机窃柄专权。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演成朋党倾轧。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到。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导致政风因循。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继之为政者，惩张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总而言之，“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相始也” 。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