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会在当代西方还是东方依然还有重大影响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1
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某种共性,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说,马克思“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当今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读完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1]（P38）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将依次从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原因.
一、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被西方经济学者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曾经包含有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历史的分析,但是,他这些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后来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却被非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和发展.当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意识到这种缺憾,即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他们不仅对斯密的开拓性探索产生了兴趣,而且更加关注离他们更近的马克思所进行的相关研究.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一）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政治的分析--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简而言之,所谓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诞生30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引者注）之后才得到承认”,[3]即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不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二）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宽到对制度的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最终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也先后获得了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一书中说,欧洲“有一种较古老的制度经济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10]（P269-270）卢瑟福在《经济学中的制度》一书中也表示,“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也可以在包括“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著作中找到.[11]（P1）恩格曼在《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一文中,则将马克思的著作列为 “关于欧洲经济变迁可参阅的经典著作”之一.
（三）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正如斯威德伯格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一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末出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马克思”当年所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的再现.
（四）将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通常所说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实际上应当直译为“法和经济学”,其“历史十分久远,但现代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8]（P1-30）
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解释始于19世纪50年代”,“这种解释方法”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盛行于德国和意大利,并被应用于历史学的每一个分支”,而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则“渗透进了英美法律思想之中,而且至今仍是法理学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29]（P136）这就是说,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学解释对现代西方法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著名法学家戴尔斯也认为,“马克思对法律进行的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分析”.[30]（P395）可见,“庞德和戴尔斯都承认马克思是现代法经济学的先行者”,或者说,“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并不是以罗纳德·科斯、理查德·波斯纳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法经济学者的专利”.[28]（P153-180）波斯纳本人也在《超越法律》一书中告诫读者,“不要仅仅因为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那么吃香了,就轻易拒绝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职业界的某些典型思想模式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20世纪下半叶,西方拓宽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流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经济学与社会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的发展,都受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启示或影响,可见马克思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之深远.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年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几乎涉及到经济学的所有重大课题,为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理论扩展的空间.
二、马克思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里昂惕夫曾表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36]他所说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
在20世纪后期,当西方学者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即所谓纯粹经济学方法进行反思时,他们回想起早期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维,因而也想到了马克思.正如豪斯曼在《经济学的哲学》一书所说:“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兴趣,发生在它被哲学家们忽略了几十年之后,……我相信,应当向那些思想巨人--比如穆勒、韦伯或马克思--认真地学习许多东西,学习他们是如何试图解决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那些问题的.”[38]
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即“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灵魂”,就是其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展与不发达理论.”[46]（P1-2）
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在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产生了主要影响.
（二）对经济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一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历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思想运用于对经济的分析之中.
霍奇逊指出,马克思对经济的历史分析表现为,《资本论》不是“从一个一般性的、非历史的‘经济问题’开始”, 而是“从分析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本质社会关系开始的”；因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想写一篇对所有社会-经济系统都适用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必要“集中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以及支配这个系统运作和演化的关系和规则”. 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理念“为包括历史学派自身在内的许多其他学者提供了指导性的启示”,而且其贡献是“之后的理论家们难以媲美的”.[47]（P54-64）
（三）对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在上两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是通过西方经济学者对所谓“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质疑、修正或补充而产生的,那么,在这一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就是直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1.投入-产出分析法
里昂惕夫由于“提出了投入产出法,并建立了投入产出的理论体系”而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52]（P42）多尔夫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昂惕夫”辞条中说,“当里昂惕夫于1933年左右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法时,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纯理论结构已有很长的历史”,其一是魁奈的经济表,其二就是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53]（P177-180）萨缪尔森则明确表示,“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成长模型做出了重大贡献”.[54]（P326）德赛也强调：“我们现在可以表明,由于某些方面的发展,例如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许多比马克思做得更优雅的研究都是由马克思自身的观念开创的.”[55]（P68）
可见,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2.数理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数学化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马克思当然不会赞同那种“除了没有思想什么都有”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否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必要性.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就明确指出：“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56]（P58）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手稿时也指出,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57]（P9）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时还请了他的朋友、剑桥大学的老数学家赛米尔·穆尔来帮忙.[56]（P8）
萨缪尔森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数理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稳态和扩展的增长均衡》[58]的文章,而且,他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斯拉法经济学”辞条中也明确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是一位堪称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59]（P486-496）森岛通夫也认为,“在我看来,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60]（P2）并强调,“应该承认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6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萨缪尔森和森岛通夫这两位当代著名数理经济学家之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中有高深的数理经济学模型,而是因为马克思“能够早在数学家提出这些问题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并得到了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61]即“做了很多预示现代解析性经济模型的先驱性工作”.[62](P62-70)他们所说的这些“先驱性工作”,就是指马克思所做的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或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影响的工作.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也表示,虽然不大清楚“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63]前面所说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三、马克思在基本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不仅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改进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经济增长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库兹涅茨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伊斯特林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库兹涅茨”辞条中指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库兹涅茨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制度学派,进而到德国的历史学派,甚至到卡尔·马克思”,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以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寻求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53]（P75-78）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则在“增长模型”辞条中,将“马克思和卡尔多的增长模型”与“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等并列作为经济增长模型加以介绍.[53]（P519-525）可见,他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并称马克思“对增长理论有多方面的贡献”.[64]（P28-29）萨缪尔森则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通常所说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54]（P135-137）索洛和斯旺本人对此看法如何,笔者不得而知.不过,索洛在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1940～1942年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情况时说,他修了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和斯威齐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并称从这些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65]可见,索洛这位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确实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大卫·卡斯被称之为“现代动态经济学的核心贡献者之一”.当有人问在他的导师宇泽弘文之前,“您知道哪些经济增长理论”时,他回答说“宇泽弘文曾作过一个关于经济历史学的学术报告”,“列举了从李嘉图、马克思算起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并用增长模型再现了这些人的工作”,并表示“宇泽弘文的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影响”.[66]也就是说,他起码是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可见,正如吴易风先生所说,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做的开创性贡献”.[67]这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罗尔认为,“在危机学说方面,毫无疑问,马克思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如果马克思的“这些贡献”早一点“普遍地由经济学者们继续研究”的话,那么,“其效果会更大些”.[68]（P286）不过,他的这种设想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前,西方经济学者并没有把马克思的警告放在心上,只是在“大危机”爆发后他们才开始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感兴趣.正如海尔布罗纳所说,虽然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周期性繁荣和崩溃的预测”,“但马克思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危机倾向（我们称之为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69]（P155-156）
哈耶克就是在“大危机”爆发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课程,并“写了20页的教案”,还附有一份参考文献,上面列有马克思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的著作.[70]（P263）在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中,哈耶克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他还指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的研究又是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为“起点”,他自己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71]（P133）简言之,在经济周期理论上,马克思的思想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影响到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再通过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影响到哈耶克.巴克豪斯也认为,“马克思用固定资本的积累来分析经济周期”,正是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作品,“渗透进了关注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20世纪经济周期理论”,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即使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也是重要的”.[72]（P172-173）荣卡格利亚甚至认为,“马克思对商业周期分析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工资和失业的反方向运动关系,它预示了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理论仍然为我们所关注”.[73]（P220）布劳格也将马克思关于“商业循环的内在周期性”的理论列为“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在《资本论》中所包含的大量“精辟分析”之一.[74]（P140-141）
可见,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分析,从不同的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影响.
（三） 对报酬递增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扬格1928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纽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介绍扬格时强调,“除去马克思曾对这一问题做过有意义的讨论之外”,扬格“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内容第一次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59]（P1015-1018）瓦西莱斯基在“规模报酬递增”辞条中,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4节”、扬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施蒂格勒的《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并列,称这些文献利用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常常不自觉地提供了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理论的基础”；并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两段话分别说明：（1）马克思认为“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社会分工”,后者是“工厂中的分工”；（2）“马克思也看出,垂直合并的程度越高,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也越高”.他还认为,对于报酬递增原理,马歇尔是“在斯密、马克思和穆勒以后的唯一一个提出新的一般论点（不是应用）的人.[75]（P821-826）
可见,马克思被认为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先驱者之一.贾根良在《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认为,“如果报酬递增理论能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将会更具说服力”.[76]
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深远的,正如林致远所说：“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极其深刻的内涵,长久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事实上,即使是活跃于当代经济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史等,也都难以绕开马克思的身影.而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周期学说,更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清晰的论证在经济学的殿堂中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77]
（四）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前面的分析虽然也涉及到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某些具体原因,但还不足以回答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预言并充分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对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呢?
首先,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必然存在着某种共性,否则影响就无从说起.尽管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78]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像关注斯密和凯恩斯一样,关注马克思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1]（P21）这就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虽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他研究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只是他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而已.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79]（P52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就包括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内容.这是马克思能够在改进研究方法和具体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虽然西方经济学者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很多西方经济学者都对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具体运用产生了兴趣,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制度为不必要研究的既定前提和经济人假定仅限于经济领域等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包括新经济史学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法经济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影响,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这也是马克思能够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及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一个超长期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发挥作用.[80]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其影响也就更加深远.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以,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再次成为畅销书；[81]英国路透社称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太准了”；[82]就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也表示,“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83]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以至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评出的“千年伟人”中,既没有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和曾“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也没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或弗里德曼等人,却有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会在当代西方还是东方依然还有重大影响
答：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马克思在当代西方会被连续评为千年思想家
答：马克思创立了经济理论《资本论》，马克思确立他的阐述原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
马斯克思想为什么没在西方有用?
答：马克思思想没有在西方使用，这是因为社会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仍然充满了活力?
答：因为现在的人比较懒惰，太安逸了，提不出什么更好的主义学说了。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行与发展呢?
答：原因如下：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从现代学来说 ，马克思对历史的主流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未来的道路有着重大意义。马克思...
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仍然是当代深刻
答：如果说得更远些,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中,在日渐增多的员工持有股份的实践中,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公正水平的日益增长中,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的不断缩小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再如,众所周知,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例如萨特、德里达、海德格尔、罗...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很艰难
答：马克思主义学说，大概里面有：一切生产工具归国家所有，共同富裕的理论等，那么学说形成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多长时间了？那些有钱有势，把持着权力的人群，不可能拱手相让，而且意识等习惯的，已经养成自然，不触及到深处，怎能改变？所以共同意识，行不通很正常。西方人的独立性与自律强，不清楚怎么...
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社会是否仍然具有存在价值
答：福山宣扬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终结，但历史并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但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最强的生命力。无论我们观察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还是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实际相...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在于其科学体系和理论观点，而且在于其科学的方法论。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的思想还渗透在当代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中。各国学界积极推动“...
既然西方人讨厌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那么受西方人尊敬?_百度...
答：马克思在西方社会学,经济政治学上的影响可以说是200年来最大的；并且推动了人为的变革,这个变革是否有走样的东西大家大可商榷,当不可否认；如果把哲学当成一种思想的话 当然影响巨大；如果用狭隘的划分方法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但是谁能说伟大的斯密不是哲学家呢, 斯密只不过是把经济学从大哲学的范围...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说,马克思“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当今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读完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1]（P38）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将依次从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原因.
一、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被西方经济学者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曾经包含有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历史的分析,但是,他这些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后来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却被非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和发展.当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意识到这种缺憾,即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他们不仅对斯密的开拓性探索产生了兴趣,而且更加关注离他们更近的马克思所进行的相关研究.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一）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政治的分析--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简而言之,所谓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诞生30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引者注）之后才得到承认”,[3]即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不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二）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宽到对制度的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最终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也先后获得了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一书中说,欧洲“有一种较古老的制度经济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10]（P269-270）卢瑟福在《经济学中的制度》一书中也表示,“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也可以在包括“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著作中找到.[11]（P1）恩格曼在《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一文中,则将马克思的著作列为 “关于欧洲经济变迁可参阅的经典著作”之一.
（三）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正如斯威德伯格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一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末出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马克思”当年所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的再现.
（四）将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通常所说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实际上应当直译为“法和经济学”,其“历史十分久远,但现代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8]（P1-30）
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解释始于19世纪50年代”,“这种解释方法”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盛行于德国和意大利,并被应用于历史学的每一个分支”,而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则“渗透进了英美法律思想之中,而且至今仍是法理学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29]（P136）这就是说,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学解释对现代西方法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著名法学家戴尔斯也认为,“马克思对法律进行的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分析”.[30]（P395）可见,“庞德和戴尔斯都承认马克思是现代法经济学的先行者”,或者说,“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并不是以罗纳德·科斯、理查德·波斯纳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法经济学者的专利”.[28]（P153-180）波斯纳本人也在《超越法律》一书中告诫读者,“不要仅仅因为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那么吃香了,就轻易拒绝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职业界的某些典型思想模式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20世纪下半叶,西方拓宽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流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经济学与社会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的发展,都受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启示或影响,可见马克思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之深远.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年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几乎涉及到经济学的所有重大课题,为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理论扩展的空间.
二、马克思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里昂惕夫曾表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36]他所说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
在20世纪后期,当西方学者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即所谓纯粹经济学方法进行反思时,他们回想起早期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维,因而也想到了马克思.正如豪斯曼在《经济学的哲学》一书所说:“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兴趣,发生在它被哲学家们忽略了几十年之后,……我相信,应当向那些思想巨人--比如穆勒、韦伯或马克思--认真地学习许多东西,学习他们是如何试图解决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那些问题的.”[38]
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即“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灵魂”,就是其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展与不发达理论.”[46]（P1-2）
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在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产生了主要影响.
（二）对经济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一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历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思想运用于对经济的分析之中.
霍奇逊指出,马克思对经济的历史分析表现为,《资本论》不是“从一个一般性的、非历史的‘经济问题’开始”, 而是“从分析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本质社会关系开始的”；因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想写一篇对所有社会-经济系统都适用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必要“集中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以及支配这个系统运作和演化的关系和规则”. 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理念“为包括历史学派自身在内的许多其他学者提供了指导性的启示”,而且其贡献是“之后的理论家们难以媲美的”.[47]（P54-64）
（三）对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在上两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是通过西方经济学者对所谓“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质疑、修正或补充而产生的,那么,在这一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就是直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1.投入-产出分析法
里昂惕夫由于“提出了投入产出法,并建立了投入产出的理论体系”而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52]（P42）多尔夫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昂惕夫”辞条中说,“当里昂惕夫于1933年左右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法时,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纯理论结构已有很长的历史”,其一是魁奈的经济表,其二就是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53]（P177-180）萨缪尔森则明确表示,“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成长模型做出了重大贡献”.[54]（P326）德赛也强调：“我们现在可以表明,由于某些方面的发展,例如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许多比马克思做得更优雅的研究都是由马克思自身的观念开创的.”[55]（P68）
可见,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2.数理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数学化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马克思当然不会赞同那种“除了没有思想什么都有”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否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必要性.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就明确指出：“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56]（P58）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手稿时也指出,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57]（P9）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时还请了他的朋友、剑桥大学的老数学家赛米尔·穆尔来帮忙.[56]（P8）
萨缪尔森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数理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稳态和扩展的增长均衡》[58]的文章,而且,他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斯拉法经济学”辞条中也明确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是一位堪称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59]（P486-496）森岛通夫也认为,“在我看来,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60]（P2）并强调,“应该承认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6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萨缪尔森和森岛通夫这两位当代著名数理经济学家之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中有高深的数理经济学模型,而是因为马克思“能够早在数学家提出这些问题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并得到了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61]即“做了很多预示现代解析性经济模型的先驱性工作”.[62](P62-70)他们所说的这些“先驱性工作”,就是指马克思所做的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或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影响的工作.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也表示,虽然不大清楚“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63]前面所说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三、马克思在基本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不仅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改进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经济增长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库兹涅茨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伊斯特林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库兹涅茨”辞条中指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库兹涅茨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制度学派,进而到德国的历史学派,甚至到卡尔·马克思”,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以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寻求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53]（P75-78）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则在“增长模型”辞条中,将“马克思和卡尔多的增长模型”与“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等并列作为经济增长模型加以介绍.[53]（P519-525）可见,他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并称马克思“对增长理论有多方面的贡献”.[64]（P28-29）萨缪尔森则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通常所说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54]（P135-137）索洛和斯旺本人对此看法如何,笔者不得而知.不过,索洛在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1940～1942年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情况时说,他修了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和斯威齐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并称从这些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65]可见,索洛这位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确实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大卫·卡斯被称之为“现代动态经济学的核心贡献者之一”.当有人问在他的导师宇泽弘文之前,“您知道哪些经济增长理论”时,他回答说“宇泽弘文曾作过一个关于经济历史学的学术报告”,“列举了从李嘉图、马克思算起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并用增长模型再现了这些人的工作”,并表示“宇泽弘文的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影响”.[66]也就是说,他起码是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可见,正如吴易风先生所说,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做的开创性贡献”.[67]这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罗尔认为,“在危机学说方面,毫无疑问,马克思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如果马克思的“这些贡献”早一点“普遍地由经济学者们继续研究”的话,那么,“其效果会更大些”.[68]（P286）不过,他的这种设想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前,西方经济学者并没有把马克思的警告放在心上,只是在“大危机”爆发后他们才开始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感兴趣.正如海尔布罗纳所说,虽然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周期性繁荣和崩溃的预测”,“但马克思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危机倾向（我们称之为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69]（P155-156）
哈耶克就是在“大危机”爆发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课程,并“写了20页的教案”,还附有一份参考文献,上面列有马克思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的著作.[70]（P263）在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中,哈耶克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他还指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的研究又是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为“起点”,他自己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71]（P133）简言之,在经济周期理论上,马克思的思想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影响到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再通过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影响到哈耶克.巴克豪斯也认为,“马克思用固定资本的积累来分析经济周期”,正是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作品,“渗透进了关注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20世纪经济周期理论”,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即使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也是重要的”.[72]（P172-173）荣卡格利亚甚至认为,“马克思对商业周期分析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工资和失业的反方向运动关系,它预示了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理论仍然为我们所关注”.[73]（P220）布劳格也将马克思关于“商业循环的内在周期性”的理论列为“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在《资本论》中所包含的大量“精辟分析”之一.[74]（P140-141）
可见,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分析,从不同的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影响.
（三） 对报酬递增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扬格1928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纽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介绍扬格时强调,“除去马克思曾对这一问题做过有意义的讨论之外”,扬格“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内容第一次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59]（P1015-1018）瓦西莱斯基在“规模报酬递增”辞条中,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4节”、扬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施蒂格勒的《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并列,称这些文献利用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常常不自觉地提供了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理论的基础”；并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两段话分别说明：（1）马克思认为“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社会分工”,后者是“工厂中的分工”；（2）“马克思也看出,垂直合并的程度越高,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也越高”.他还认为,对于报酬递增原理,马歇尔是“在斯密、马克思和穆勒以后的唯一一个提出新的一般论点（不是应用）的人.[75]（P821-826）
可见,马克思被认为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先驱者之一.贾根良在《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认为,“如果报酬递增理论能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将会更具说服力”.[76]
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深远的,正如林致远所说：“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极其深刻的内涵,长久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事实上,即使是活跃于当代经济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史等,也都难以绕开马克思的身影.而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周期学说,更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清晰的论证在经济学的殿堂中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77]
（四）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前面的分析虽然也涉及到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某些具体原因,但还不足以回答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预言并充分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对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呢?
首先,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必然存在着某种共性,否则影响就无从说起.尽管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78]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像关注斯密和凯恩斯一样,关注马克思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1]（P21）这就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虽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他研究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只是他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而已.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79]（P52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就包括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内容.这是马克思能够在改进研究方法和具体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虽然西方经济学者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很多西方经济学者都对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具体运用产生了兴趣,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制度为不必要研究的既定前提和经济人假定仅限于经济领域等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包括新经济史学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法经济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影响,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这也是马克思能够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及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一个超长期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发挥作用.[80]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其影响也就更加深远.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以,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再次成为畅销书；[81]英国路透社称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太准了”；[82]就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也表示,“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83]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以至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评出的“千年伟人”中,既没有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和曾“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也没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或弗里德曼等人,却有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
答：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答：马克思创立了经济理论《资本论》，马克思确立他的阐述原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
答：马克思思想没有在西方使用，这是因为社会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答：因为现在的人比较懒惰，太安逸了，提不出什么更好的主义学说了。
答：原因如下：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从现代学来说 ，马克思对历史的主流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未来的道路有着重大意义。马克思...
答：如果说得更远些,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中,在日渐增多的员工持有股份的实践中,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公正水平的日益增长中,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的不断缩小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再如,众所周知,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例如萨特、德里达、海德格尔、罗...
答：马克思主义学说，大概里面有：一切生产工具归国家所有，共同富裕的理论等，那么学说形成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多长时间了？那些有钱有势，把持着权力的人群，不可能拱手相让，而且意识等习惯的，已经养成自然，不触及到深处，怎能改变？所以共同意识，行不通很正常。西方人的独立性与自律强，不清楚怎么...
答：福山宣扬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终结，但历史并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但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最强的生命力。无论我们观察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还是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实际相...
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在于其科学体系和理论观点，而且在于其科学的方法论。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的思想还渗透在当代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中。各国学界积极推动“...
答：马克思在西方社会学,经济政治学上的影响可以说是200年来最大的；并且推动了人为的变革,这个变革是否有走样的东西大家大可商榷,当不可否认；如果把哲学当成一种思想的话 当然影响巨大；如果用狭隘的划分方法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但是谁能说伟大的斯密不是哲学家呢, 斯密只不过是把经济学从大哲学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