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8-04
话剧的发展历史是什么?

戏剧种类之一,中国的一种特殊称谓。在欧洲,一般将发端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舞台演出形式称之为戏剧,并与歌剧、舞剧、哑剧相区别。它从20世纪初传到中国,最初称之为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

在“文革”末期,1976年清明时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被四人帮疯狂镇压,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之际,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位业余作者宗福先,就以其对“四人帮”的强烈义愤和对时代变化的敏感,写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正义呼声的剧作《于无声处》。1978年,该剧由上海文化宫业余话剧队首演于沪。“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特殊历史时期民族心态的真实写照。戏剧故事就从1976年初夏写起。受尽迫害、身染沉疴的老干部梅林,在赴京治病途中,与儿子欧阳平前去探望老战友何是非。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老战友正是从前诬陷自己的人,为了一己私利,此人早已投靠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而此刻,何的女儿、公安人员何芸奉命缉拿的要犯,正是自己参与了“四·五运动”的儿子欧阳平。于是,两个家庭、六个人物,在短短的九个小时之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梅林的坦荡胸襟、欧阳平的凛然正气,终于使何芸对正义与邪恶做出了准确判定,何是非的妻子也出于一腔义愤,揭露了丈夫卖友求荣的卑鄙无耻和险恶用心。戏剧结尾时,尽管历史还没有走出那段黑暗路程,但人心所向已昭示了正义必胜的历史趋向。这部话剧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可能在后人看来已无太多的启示,但它的出现,其思想的先导意义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生命的形式”。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深重灾难,然而,没有过去的经验,也就没有新时期话剧的现实形态。正如新时期伊始,政治思想领域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旗帜来重新认识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一样,戏剧领域则举起了“写真实”这面旗帜,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冲击。崔德志编剧的《报春花》,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沈阳首演。这个剧的意义指向,已经从社会局部问题的揭示转向了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剧中,纺织女工白洁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了数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然而,荣誉与爱情总是与她绝缘,原因仅仅在于她是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厂长李健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要推选白洁为劳动模范。而此举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厂内的极“左”势力顽固坚持封建的血统论,意欲对白洁继续实行压制和打击。最终,改革的春风驱散了往日的阴云,历史终于还白洁以公正。领袖题材的话剧是新时期话剧的一个热点。这不仅在“文革”时期绝不可能,就是在建国后十七年的话剧发展中,也不曾显露过踪影。以领袖人物入戏,以常人之心写之,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实绩,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的缅怀之情。如果说创作于1978年的《西安事变》(程士荣、郑重等编剧),创作于1979年的《陈毅出山》(丁一三编剧),创作于1980年的《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实现了话剧中领袖人物由“概念化”向“现实化”的转变的话,那么1983年出现的两部以马克思的生平为表现对象的话剧《马克思流亡伦敦》(赵寰编剧)、《马克思秘史》(沙叶新编剧),则实现了领袖人物向着普通人的血肉真情、向着个体生命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回归。这两部话剧在立意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即两位剧作家都没有对着马克思的圣像和不朽业绩高唱颂歌,而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去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他的饥饿困顿,他的痛苦挣扎,他无可比拟的坚强意志和远大抱负,以及他无法摆脱的生活困境和人生悲哀。剧本一发表,即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想用“反马克思”的大棒将其棒杀。但无论剧本本身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和不足,有一点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剧作家要把生命的感觉还原给马克思,使其成为活生生的人,而非神龛上的神。领袖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新突破,显示着文革文艺模式的终结,也预示着中国话剧摆脱高台教化的定势,探索自身进路的开始。二、探索剧的勃兴 所谓探索剧,即不满于既有的一套戏剧模式,而大胆引入新的戏剧表现手法,进行新的尝试和实验的戏剧。探索剧在形式革新方面有所收益,使话剧的“散文化”和“叙事成分”有所增加,实现了戏剧时空的自由转换,并将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广泛运用,加强了舞台的综合性。80年代初,一系列话剧如《车站》、《野人》、《WM》、《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的出现,形成了探索剧的潮流。而80年代末到90年代,《狗儿爷涅盘》、《桑树坪纪事》、《中国梦》、《鸟人》、《商鞅》等,则显示了探索剧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摸索之后所取得的重要成绩。198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台话剧《狗儿爷涅盘》(刘锦云编剧,林兆华导演)。剧中表现了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在建国后3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农民狗儿爷既具有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有富耀乡里的野心。他的幸福梦与地主梦一脉相承,因此他在解放初大量收购土地,在土地归入集体后陷人痴迷;在新时期土地承包后,他悲喜交集。他觉得地主梦可以实现了,可是儿子却要摧毁他的高门楼,修路开矿。他感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只好把高门楼付之一炬。这个剧揭示了农民心理的复杂性,以及在时代变迁中个体生命的无奈。在戏剧结构上,采用意识流与倒叙交叉互用的方法安排情节,用心理外化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潜意识。这部话剧被誉为是探索剧的成功之作。1988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们演出了话剧《桑树坪纪事》(朱晓平等编剧,徐晓钟等导演),此剧写一个偏僻的西北小村-桑树坪的故事。贫困的生活和“左”的思潮,使村民们原本朴实的心灵发生了扭曲变形;生存的本能,使他们变得冷酷而狡猾,仅仅为了霸占一口破窑,便不惜将一个外乡人打入死地。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的命运则异常悲苦。换亲事件的背后,是两个女性的悲剧;而寡妇再嫁,引来的是全村人的辱骂、毒打。血淋淋的相互撕咬、争斗,使20世纪的桑树坪依然停留在黑暗的封建制度的阴影中。这个戏的导演徐晓钟,以开放的视野,对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采取吸纳态度,将情与理、舞蹈与歌队、写意与写实、表现与再现巧妙地融为一体,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给探索剧带来了新的声誉。

话剧【发展历史】2007-09-27 00:18中国话剧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传入辽宁。

宣统二年,同盟会员刘艺舟(木铎)由关内来到辽阳,演出了新剧《哀江南》和《大陆春秋》。同年5月到奉天,与戏曲艺人丁香花、杜云卿等人联合,先后在鸣盛茶园演出抨击封建专制的新剧《国会血》,日本领事馆为此提出抗议,奉天市政当局屈于压力,下令禁演。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同盟会会员苗天雨、冯迪汉率团到辽阳市广德茶园(辽阳大观楼),演出话剧《波兰亡国惨》、《民国魂》等。话剧传入辽宁之后,各地爱好者纷纷组织话剧演出活动。民国5年(1916年),大连的陈非我发起组织话剧社,并任社长,社员大多是该市商绅及报馆、学校各界文化人士,演出的剧目有趣味剧《醉鬼捉奸》,正剧《青楼侠妓》、《湘江泪》、《猛回头》、《异母兄弟》等。民国11年(1922年),抚顺青年会附设小学于抚顺西戏楼演出《恶姻缘》、《逆伦案》等。

民国14年,欧阳予倩到大连、沈阳等地给当地戏剧界和爱好新剧的青年演讲平民艺术,传播现代话剧。沈阳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张光奇(女)和女师同学被吸收参加“奉天青年会”组织的话剧团,演出话剧《秋瑾和徐锡麟的故事》、《孔雀东南飞》、《谁之罪》、《求婚》等。欧阳予倩还与张光奇同台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之后》等。同年2月,欧阳予倩应大连中华青年会邀请,讲演《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辽宁各地均组织业余话剧团体,演出十分活跃。民国15年2月,大连正式成立爱美剧社。这是辽宁第一个较正规的话剧团体,社长马殿元、副社长王权祥、导演部主任吕馥棠。民国16年(1927年)5月,爱美剧社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邀,为筹备平民教育基金,于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在今民主广场)演出,上演反映家庭和社会矛盾的悲剧《千秋遗恨》等话剧。民国18年9月,车向忱组织“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在奉天郊区大韩屯等地演出《改良医院》、《盲》等话剧。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颁布《艺文指导纲要》,实行文化专制,辽宁地区刚刚兴起的群众话剧热潮,遭受严重打击。但有些民间话剧团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继续顽强地活动着。民国28年(1939年)夏,金山龙、杨若朱、王宗仁等人创立沈阳业余话剧团,上演丁西林的旬幕话剧《无妻之累》。该团后与奉天话剧团合并,改名为国际剧团,由李乔、金山龙任编导,先后在南市国际剧场(今辽艺剧场)演出《屠户》、《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等话剧。之后,庄河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演出《和睦家庭》和《家》,本溪徐殿林自编自演话剧《爱情三部曲》,鞍山进步作家阎力夫组织了众声话剧团,演出他创作的话剧《警惕》等。

这一时期,伪政权组建三大御用剧团“大同剧团”(长春)、“剧团哈尔滨”、“奉天协和剧团”,均隶属伪协和会。“奉天协和剧团”建于民国27年9月,全团百余人,“负有完成协和会文化方面的重大使命”。主持人原笃(伪满州国剧团协和会委员长)、瑞山进、安田均系日本人。是年11月举行小公演,剧目为《除夜歌声》。民国28年6月,举行首次大公演,剧目为《东宫大佐》、《在牧场》;同年12月举行巡回大专演,剧目为《从军伍》、《血轨》等。这些剧目都是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的。截至民国30年,该团共创作演出了20多个剧目。从民国30—32年间,该团在东北各大城市演出《雷雨》、《萌芽》、《欲魔》等。民国31年(1942年)在奉天演出苏联名剧《怒吼吧,中国》,内容是揭露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日本演出此剧的本意是想宣扬英美列强蚕食中国的罪恶,激起中国人民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仇恨。但事与愿违,反倒激起了广大观众对侵华日军的无比仇恨,群众争相观看,上座空前。这使日伪统治者大为惊恐,立即勒令停演。此外,日伪还在辽宁各大城市组织剧团,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如协和剧团(大连)、协和馆剧团(安东)等。这些剧团在“八·一五”东北光复后相继解体。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来东北,在辽宁地区组建一些文工团。这些文艺工作团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并帮助各地积极建立文工团、队。编演了大批活报剧、小话剧等,为东北、为辽宁地区新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沈阳、大连、安东等地还组成了一些民间话剧团体,他们是自筹资金、自愿结合的民间私营职业剧团,如大连的东艺剧团、光复剧团、中华青年剧团、辽东剧团、大连剧团、中苏友好剧团等,演出了话《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所属的“政工队”及一些国民党操作的话剧团,曾一度把持辽宁各地特别是各大城市的话剧舞台,他们在沈阳、大连、安东等地演出一些反动话剧,如《天字第一号》、《野玫瑰》等,同时,也演出过《雷雨》、《日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省各市均成立了话剧院、团。几十年来,话剧发展较快,培养出一批省内外较有声誉的演员队伍。

一种以对白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最早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称作“新剧”或“文明戏”。新剧于辛亥革命后逐渐衰落。“五四”运动以后,欧洲戏剧传入中国,中国现代话剧兴起,当时称“爱美剧”和“白话剧”。1928年又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它通过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生活。话剧中的对话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口语,必须具有个性化,自然,精炼,生动,优美,富有表现力,通俗易懂,能为群众所接受。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茶馆》,曹禺的《雷雨》等,都是我国著名的话剧。

话剧是在本世纪初才由外国传入中国的。1907年由中国留学日本东京的曾孝谷据美国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一个剧本。现代著名话剧家有郭沫若、曹禺、洪深、田汉、老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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