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中的儒道是怎样结合的，网上哪儿有类似的文章啊
三国时期，战争和政治严重干涉了文学的发展，这使得三国文学前后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时期，一种是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名教的积极入世是的文学时期（新道家），一种是崇尚虚胜、自然的道家玄学的消极避世的文学时期。前期中建安年号最长，称之为“建安文学”，后期中正始年号最长，称之为“正始文学”。事实上，后期文学人才凋零，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才少之又少，而擅长质理辩解的哲学氛围却方兴未艾，所以正始文化最主要的便是玄学的产生及发展情况。
1、玄学的产生
所谓玄学，众所周知，引自《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顾名思义，就是以探讨一些虚无玄远不及时政的内容为主导的一种学说。虽然来源于道，却不单单只是道学分支。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多项哲学思想的杂糅，以辨名析理为宗旨的一种思维模式。它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批擅逞口舌之利的精英，也培养出一批批自命清高的蠢蛋，口舌利索的打着“真理越辩越明的旗号”，周围招摇撞骗风光八面；自命清高的得意忘言，鼓吹“质理为本，言语为末”，连辩论都不轻易辩论。总之，玄学是一种多项思维的综合产物。目的只有一个，将世人的目光从纷繁芜杂的政治中转向到无关痛痒的理论研究中来。
先来说说这种学说的产生吧。可能要追述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个各位都耳熟能详，儒墨道法各领风骚。我们先不谈它们的社会积极意义，单说本质，诸位可能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法家”，其实就是一种通过苛刻的制度将“野兽”约束为“人”的学说；而“儒墨”，更是一种通过强调仁义礼将“人”规范成有等级的“奴隶”的学说；“道家”呢，就是一种通过解放桎梏将“奴隶”还原为“野兽”的学说。在围绕着人、野兽、奴隶进行着生生不息的辩解争论的过程。后世学者也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不可能争论出结果，思维也只能随着执政者的喜好随风飘摆。无论是尚老庄还是尊儒学还是贵刑名，总归有个说得出行得通适应潮流的道道来。再往后来，人们发现法家那套理论苛刻，做来方便却说不得的，所以哪怕是汉武、魏武，也不得不打着儒家的旗号做法家的事。于是，按照各位圣人自己的提法，将道法归了一家，儒墨归了一家，儒道两家的思想都是上得台面的，老百姓也喜欢的，继续保留名号，继续争辩。后人越来越混淆，儒道自己都说不清，汉末时期，混乱的政治环境让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也消极避世，都走上了清谈隐世的路子。东汉儒学贤人的一句“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预示着儒家名士们开始了隐世生活。在接着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更是将更多的儒学清谈名士赶上了“隐世山”。要说儒学这一隐，绝对不是隐在了道家的身后，而是鸠占了雀巢，隐在了道学的正道之上。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呢？道学名士们也奋起反抗，从此这两票人对于谁隐的最合理，谁的思想最符合霸占“隐世山”争论不休，相互驱赶，通过长时期的口水仗，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争斗学说，这就是“玄学”的由来，接下来我们谈谈玄学的发展历程。
玄学的发展历程？
用易中天老师的话说，道家是隐士的哲学，占“隐世山”为王那是天经地义，儒家怎么凑得了这个热闹呢？我们细细看来。
“玄学”的主要研究作品《老子》、《庄子》、《易经》，都是以研究道家学说为主要成就的，在后世常被人称为道家玄学，几乎没人称他为儒家玄学。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还是因为儒家学说中，颇多涉及功利，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长幼序、朋友信，这些说下去都势必涉及政治，所以儒学要想安身立命，那么在玄学研究中，就得避而不正面谈儒学，采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迂回策略，来与道学争斗，也就是从道家的作品入手来驳斥道家。在这对道学的上，儒学学者们也不落下风。儒学代言人王弼就直言不讳的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未及，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他从老庄训“无”直接批判了老庄的肤浅，又说孔圣只谈有，不谈无，说明已经体会到了虚无的境界。王弼也籍此学说逐步系统化自己的理论，反倒成了玄学的第一人。且不说这种混帐逻辑多么雄厚有力，更不说这种争论能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但我们能看出，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绝对不是一个以附属者的形式跟随在道家之后的。恰恰相反，儒家一直占领着玄学学说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奈何道家名教坚实拥趸辩才不如王弼，也都只能背地里隔三岔五抽冷子攻击儒家的清谈名教。
当然，也许这样形容大家比较反感，觉得纯粹用儒道相互攻击这种说法来概括玄学的发展过程不恰当的。确实如此，儒道名教之争只在玄学发展的初期，后期嵇康、阮籍的加盟让形式发生了改变，基本上就是乱成了一锅粥，可能是由于这玄学太玄了，大伙自己都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哪条道上的了，总之辩解是“末”，瞎起哄才是“本”。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这个发展过程。
前期玄学的争论主题就是存在于“无”与“有”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正是一种想象中的“无”的概念，而孔子提出的是完全务实的思想，也就是说的“有”的具象。众所周知，玄学的所有主张都是尚“无”的，但是“无”如何表现出来，就产生了两个极端。儒家名士认为道家说“无”，是用有形的语言来解释无形的“无”，是浅显的，无形的表象是应该附在本体上的，不谈虚无而谈本体也就等于旁证了虚无。说的就是儒家的“有”，这说法有点象正负得负，负负得正的意思。而道家名士则认为“无”就是“无”，无数个“无”加一起也不可能出现“有”，著名的《庄子论》的注解者郭象就专门出来说明，“有”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不应混在“无”当中来谈。这说法大约就是零零相乘永远都是零，有实际意义的一是永远得不到的意思。似乎也都有些道理，对吧？
玄学思想就这么懵懵懂懂、热火朝天的争论中延续着。直到后期，嵇康和阮籍终于发现这是个最无聊的拌嘴游戏了，于是蹦了出来，以一种超然于外的态度，把这群人一竿子全打翻了，他们提出无论道、儒，那些名士所争的道家名教也好，儒家名教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玄学都不会跟着这两种思维走，玄学倡导的应该是万物皆自然，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而是一个独立的客观自然本体，用他们的话说，这就叫做“越名教而任自然”，颇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其实他们俩这观点能有多超然呢？后世诸多学者认为嵇康和阮籍的这一提法比王弼时提出的“名教出于自然”高明很多，将玄学思维从有无之争提升到了本末之争的境界，是学术界的一大进步。可怜咱们愚驽，压根没绝着这个观点就有多么高深，说来说去，反不如《老子》原文说述的那么耐人寻味。颇有点“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中爱因斯坦教授划的那句“无极的平方等于无聊”的意味。
本来，嵇康和阮籍的加入，是希望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的，可效果却大相径庭。仿佛人家两票人在打架，劝架的提着跟木棒使劲砸过来，希望当头棒喝，众人停手。可是人家不理会，拣起他们丢来的木棒，继续对着打，同时，连劝架的也一起打了。嵇康和阮籍大约也是觉得有点讪讪，想还手对打又有点“不想和他们一般见识”的尴尬处境。时不时还下手，时不时又得意忘言。总之，就是无休止的继续干着吧。
毛爷爷曾教导我们说，干赢一次架很容易，要干赢一辈子架却是件非常有难度的事，为了能更好的实施《论持久战》，都必须准备一整套的打架纲领。需知打口水仗也不是件很简单的事，要打出学问打出名声来，还是需要系统化的。何晏的《道德论》、李康的《运命论》、向秀、郭象合作的《庄子论》、刘劭的《人物志》等等，都是口水仗的纲领性文献。另有王弼的《老子注》、《易经注》可以说最为时代所关注，他个人提出并论证了“圣人体无”、“道者无之称”、“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等玄学纲领，不但周密而且已成体系，是玄学界的集大成者，除何晏，夏侯玄外，少有人匹敌。换句话说，那就是“《老子》在手，江山我有，日出东方，唯我不败”，可谓威风八面，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24岁时感染麻风病去世了。后来者有嵇康、阮籍敢望其项背，也跟着翻着花似的出了一套一套的纲领，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阮籍的《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乐论》等，都是很好的纲领。是居家旅行、打架骂人的必备武器。有了这么多高手提供的武器，时下那些吹牛大王们也不闲着，拿着这些理论喋喋不休地继续对着干。总之，这一学说持续了数百年，这一架也吵了数百年，颇为壮观。
当然，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这并不是说这学说很棒，放现在，咱们谁也不乐意这样一辈子跟别人干耗着吹牛扯淡。但在当是，玄学却大行其道，这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世道是一天更比一天乱，儒家的学者们还没法挪窝，还搁隐世山那争做山大王，这，就是晋朝。在这不得不说一句闲话，这朝代的名字取得都是有历史延续性的，想当年虞叔封唐改晋后，就喜欢骨肉相残，一直杀到了曲沃代晋之后还在相互杀，子子孙孙都杀完蛋了，国家也被外人分了。司马家觉得那个晋还杀得挺有趣的，还得再取个名叫晋，子孙们为了完成司马昭这一遗愿，骨肉接着相残，不死不休。
在晋朝混乱的政治统治下，在百姓们流离动荡的岁月里，拿什么打发无聊的时光呢？这群人政治不能谈，救世就是死，就只好继续坐着清谈扯淡了，所以一批一批的生力军涌了进来，而且这些加入的生力军自己也不是隐士，思想更不是隐士，玄学当然也不是他们为社会谋发展谋出路的主旨，而是吹牛、炫耀的资本。可能诸位就发现了，怎么都是坐着吹牛的人，那社会怎么发展呢？就算道家反对科技进步，崇尚自然，田还得种吧？事实上，老百姓谁有空来说这些玩意，饭都吃不着还争什么呢，所说的这群人，都是所谓的贵族，祖上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都是不用劳作的。看看《魏略》对玄学另一高人的描述就知道他们的形象了，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这种柔弱的变态自恋狂模样哪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办到的~
一、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从《魏晋玄学论稿》的编目看即知，汤用彤对玄学与如何解经的关系最为关注（注：《魏晋玄学论稿》包括：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等九篇论文。其中，《言意之辨》、《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及《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都是汤用彤专论魏晋玄学解经学的名篇。）。汤用彤认定，玄学之所以对儒家经典解释传统形成有重大作用，并由此而成为解经的典型的原因，就在于：魏晋玄学通过王弼、向秀和郭象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并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这后一点恰是汉儒在解经中，未能妥善解决的大问题。
（一）玄学以道释儒经的原因和目的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来重释儒家经典，揭发儒家经典中的深远含义及经世致用的品格，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有关，并与汉代儒士解经的不足有关。
当然，魏晋玄学并不是泛用道家的经典及其思想，体现自己对儒家经典解释的不同作用。作为一种独特的解释理论的价值，魏晋玄学主要地表现为：它开创了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面对和重说儒家经典。这样一种选择与作为，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关于玄士倡导“贵无”的动机，汤用彤指出，与其时遗世的人生态度有关；与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有关；与政治上主无为有关。（《汤三彤全集》第4卷，第317至318页）其中，遗世的人生态度，“与佛家出世不同，因其不离开现实社会。遗世只是轻忽人事。人事纷乱外，更有私欲为累。欲求忘累，故贵无。”（同上书，第317页）另外，政治上的无为，也“并不是不做事”，而只是“为君法天”，“不扰民也”。所以，即使如“范宁等亦为玄学家，亦讲无为，不过给无为以不同之解释。”（同上书，第318页）
政治、人生上的选择，导致玄士学理发展上择取出与此选择相关、并能为此选择作一新说法的“贵无”学说。但汤用彤一再提醒，学理上对“贵无”之说的择取，并不是魏晋玄士的创发。因为“汉学之自然发展，后来亦达到贵无之说。但此所谓无，乃本质，而非本性。”（同上书，第317页）而这便是当其时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之体现。对此，汤用彤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对汉儒解经之贵无思想如何进展至玄学之贵无理论，作了更仔细、更清晰的说明和梳理：
汉之学说最重要的为儒家之经学，但不纯粹为儒家，而仍有阴阳道家学说之渗入。
名学（名理之学），是准玄学，以道为根本而谈名教，……王弼注《易》，何晏撰《论语集解》，虽可谓为新经学家，而其精神与汉时大异。（同上书，第355至356页）
由此而看，汉学解经所用之玄与魏晋玄学解经所用之玄，或二者对儒家经典之根本的“贵无”之理解，区别只在于：
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作者注：即本质），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作者注：即本体）。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着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同上书，第42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汤用彤反复强调，无论是汉儒还是魏晋玄士解释儒家经典时所体现的贵无思想，都与道家经典思想的运用有关。
王弼对于道家经典为何能释孔子借经典所表之理想，有这样明确的交代：相比起其它诸家学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注：〔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末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已；此其大要也。”（同上）也就是说，在王弼看来，唯有老子之言才可能在息末，也即不被末所蔽的澄明下，阐释孔子所体之本（也是儒家记载孔子所行之事的经典所蕴涵之意）。这里，王弼着重的是老子所言为阐释儒家核心精神而提供的新眼光、新方法。
汤用彤指出，由这样一种新眼光、新方法开启出的、真正的贵无思想，应是“玄远之学”（玄学）。它“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夫汉代固尝有人祖尚老庄，鄙薄事功，而其所以终未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之说者，盖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遍用之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2页。）
总而言之，魏晋玄士与汉代儒士一样，将社会政治及至个人人生等问题的解决，看成与对儒家经典的如何理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都开始尝试在儒家经典解释中，借用道家的思想方式来揭发其中的玄理。只是，相对来说，魏晋玄士看到了汉代儒士解经时将玄理与事象不分的缺陷，及日益衰败的社会现象和失落的人生，而着力于运用新的解经方式，使儒家经典中的普遍真理得以宏发，并显现其对社会诸种人事、物象的统御作用（注：作者曾写有专文《归本崇无——析王弼对汉儒政治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刊于《经典与解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魏晋玄士解经之原因及目的作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这无疑是是魏晋玄士解经的目的。
（二）玄学言意之辨的解经路向
但在实际中，魏晋玄学如何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克服汉代经说由于与具体人事、物象相纠缠，而致与原儒立身行事的理想相去甚远，而不能对缤纷多变的现实真正作为的弊病，重新表述儒家经典中的理想，关涉儒家经典解释中的方法选择和具体操作。
首先，汤用彤指出，对于魏晋玄士来说，不同经典互解要碰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儒道透过经典而现出的根本旨趣之差异：“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六经全豹实不易以玄学之管窥之”；二是儒道在文句上的冲突：“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此外，“儒书与诸子中亦间有互相攻击之文，亦难于解释”。所以，“儒书多处见南子之类，虽可依道家巧为解说”，但儒道之间，从经典表述来看，实是“其立足不同，趣旨大异。”要解决这种从经典文字上反映出来的、事关根本旨趣分歧的差异，不同经典之相互理解或说解释，在玄士看来就“不得不求一方法以救之。此法为何？若言得意之义是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9页。）
玄学之得意忘言的方法，之所以能改造汉儒经学，宏发圣人理想，就在于：只有这种方法，才使经典的面对和理解不至“滞于名言”，而能“忘言忘象”，使经典“所蕴之义”得体会，经典中的“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实际上，“王氏新解，魏晋人士用之极广，其于玄学之关系至为深切。”（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得意忘言之法何以能解决儒道旨趣及文句两方面的差别呢？对于玄士解经之得意忘言方法与儒家经典《易》、汉学后期及名理学解经方法的关系，汤用彤作了这样的分析：
王弼之说起于言不尽意义已流行之后，二者互有异同。盖言不尽意，所贵者在意会；忘象忘言，所贵者在得意，此则两说均轻言重意也。惟如言不尽意，则言几等于无用，而王氏则犹认言象乃用以尽象意，并谓‘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此则两说实有不同。然如言不尽意，则自可废言，故圣人无言，而以意会。王氏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反失本意，此则两说均终主得意废言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正是采用了改造过的解经方法，玄士首先使儒道经典中之根本差异得以调和。“玄学家主张儒经圣人，所体者虚无；道家之书，所谈者象外。圣人体无，故儒经不言性命与天道；至道超象，故老庄高唱玄之又玄。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至若文字言说均为方便，二教典籍自应等量齐观。不过偏袒道家者则根据言不尽意之义，而言六经为糠秕，荀粲是也。未忘情儒术者则谓寄旨于辞，可以正邪，故儒经有训俗之用，王弼是矣。二说因所党不同，故所陈互殊。然孔子经书，不言性道。老庄典籍，专谈本体。则老庄虽不出自圣人（孔子）之口，然其学则实扬老庄而抑孔教也。”另外，也使儒道经典中本是冲突的文句得以贯通。“按子书中之毁非圣人，莫明于《庄子》。儒家之轻鄙庄老则有《法言》。”“然向、郭之注庄，不但解庄绝伦，而其名尊圣道，实唱玄理，融合儒道，使不相违，遂使赖乡夺洙泗之席。王、何以来，其功最大。”“李弘范虽名注儒书（《法言》），实宗玄学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31至33页。）
（三）解经方法与解经目的的一致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的解经新意，因其是就一定的动机而发的，所以，解经新方法的采用就有个是否与解经目的合适的问题。他专门分析了王弼对两种儒经的重解，及向、郭对《庄子》的新解，来展示魏晋玄学解经之新方法与其解经意图的契合。
在汤用彤对魏晋玄学发展的分期界定中，王弼及向秀、郭象是他重点评说的对象（注：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的看法，可参看他的《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在他的梳理中，只有一、二期玄学是玄士当主角，三、四期则是创造中国佛学的玄僧当主角。而他首推的玄士为王弼（第一期发展的代表）及向秀、郭象（第二期发展的代表）。）。如前所说，他肯定，只有王弼最能体玄致之意，而向、郭则是继王之后，另一得玄意的人。由于从时间上说，王弼是玄学的首唱者，并且按汤用彤先生的看法，王弼最能体现儒道会通的努力，所以，汤用彤对玄学解经的范例分析，自然最重王弼的儒经新解。如果说，王弼关于“圣人有情”的义释，从根本上显示了玄学解经目的与方法的一致的话，那么，王弼对《易》的重注及释义，还有对《论语》的释义，则是直接从经典重新解释中显示解经目的与解经方法的一致。
“圣人观”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中心问题，而圣人有情与否的问题，在汤用彤看来，也与中国传统对人性的形上理解有关，所以关涉儒道能否从根本会通的问题（注：汤用彤认为，中国人性说上形上学之大宗，首推儒家，之外，自推道家。《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69～70页。）。进一步来说，它还关涉儒家名教思想与道家自然思想的关系问题（注：参看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一文，《汤用彤全集》第4卷。）以及圣人是否可至的实际问题（注：参见汤用彤另一篇论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全集》第4卷。）。王弼借言意之辨的妙法，在《易注》及《论语释疑》中，化解了儒道在此问题上的差别（注：参见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全集》第4卷。）。从而在形上与形下不分的新角度，赋“圣人有情”说予新意：
辅嗣既深知体用之不二，故不能言静而废动，故圣人虽德合天地（自然），而不能不应物而动，而其论性情，以动静为基本观点。圣人既应物而动，自不能无情。平叔言圣人无情，废动言静，大乖体用一如之理，辅嗣所论天道人事以及性情契合一贵，自较平叔为精密。（同上书，第71页）
而王弼的《易》注，在解经史上，已被作为经典看待。这同样得益于世人无不从之获取新意（注：汤说：“弼注《易》，摈落爻象，恒为后世所重视。然其以传证经，常费匠心。古人论《易》者，如孙盛称其附会之辨。朱子亦尝称其巧。”《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7页。）。因为“夫性与天道为形上之学，儒经特明之者，自为《周易》。”“《易》之为书，小之明人事之吉凶，大之则阐天道之变化。”所以，如何注《易》，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之普遍性或根本性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人生关系的理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3页。）。
王弼注《易》有其“因缘时会，受前贤影响”之因。后期汉儒已开始力克旧儒拘泥章句，“繁于传记，略于训说”的解经方式，开始“尝以《老》、《庄》入易”，用象数、阴阳等言说事物变化之物理的宇宙论思想解《易》，但又不免使“天道未能出乎象外”，致儒家之义理失真无用。王弼用得意忘言之法，批评汉儒这样的注经做法不能体现注经之目的：“经世致用”。“夫着眼在形下之器，则以形象相比拟而一事一象。事至繁，而象亦众。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必由至寡之宗。器不能释器，释器者必因超象之道。王弼以为物虽繁，如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学而失其宗统，则限于形象，落于言筌。”由于王弼的《易注》既“真识形象之分位”，更“深知天道之幽赜”，使《易》中“具体之象生于抽象之义”得于勃发。由此，其“《易》注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注：参看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汤用彤全集》第4卷。）
而王弼对《论语》的释疑，汤用彤认为是王弼实现其儒道会通之目的的最成功之作。注《易》只是释理，真正儒家理想之新义，则由《论语释疑》体现。“王弼学贵虚无，然其所推尊之理想人格为孔子，而非老子。”“王弼会合儒道最着之处为圣人观念。”“王弼之所以好论儒道，盖主孔子之性与天道，本为玄虚之学。夫孔圣言行见之《论语》，而《论语》所载多关人事，与《老》、《易》之谈天者似不相侔。则欲发明圣道，与五千言相通而不相伐者，非对《论语》下新解不可。然则《论语释疑》之作，其重要又不专在解滞释难，而更在其附会大义使玄理契合。”望文生义，或拘泥于章句，于儒道会通只能是阻碍。要使儒道之玄理得体现，必须借用得意忘言之方法。
实际上，王弼通过解《论语》融通了儒道，于旧的圣人说立一新义：圣人虽所说训俗，但体无；圣人之德，神明知几；“圣人法道，德合自然”；圣人“用行舍藏”。
至此，王弼通过解经而建立的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就具备了不仅对人事的致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立身行事之风骨。汤用彤在解玄时，于这点的评价，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中国社会以士大夫为骨干。士大夫以用世为主要出路。下焉者欲以势力富贵，骄其乡里。上焉者怀壁待价，存愿救世。然得志者入青云，失意者死穷巷。况且庸庸者显赫，高才者沉沦，遇合之难，志士所悲。汉末以来，奇才云兴，而致途坎坷，名士少有全者。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故于天道之兴废，士人之出处，尤为魏晋人士之所留意。（同上书，第86页）
王弼虽深知否泰有命，而未尝不劝人归于正。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乃赏儒家之风骨也。（同上书，第87页）
在汤用彤看来，玄士解经的目的与方法之合壁，只有在王弼的这种“体用一如”之哲学与社会政治理想及人格风骨的结合中，才真正体现（注：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由于向、郭在玄学中地位显著，任何对玄学的研究，都不能绕开二人的思想而行。汤用彤对二人思想的解释也独具匠心。除不断地在多篇论文中，比较王与向、郭的理论之玄远性和致用特点，还有人格理想外，汤用彤专辟一章，讨论向、郭的解经学。与王弼用《老》、《易》对《论语》释疑不同，向、郭是用儒家理论释道家经典《庄子》。《庄子》某种意义上，与当时道家的其它主要著作一样，不能被看成“经”。经之界定，只用于言说儒家传统的权威著作上。《庄子》向被认为是道家著作中与儒家思想不仅有根本分歧，而且文句上最现道家对儒家攻击的代表。“老、庄绝圣弃知，鄙薄仁义，毁弃礼乐，而不满于尧、舜、禹、汤、孔子之论，尤常见于庄生之书。然则欲阳存儒家圣人之名，而阴明道家圣人之实者，文义上殊多困难，必须加以解答。”而向、郭能从如此极端的“绝圣弃智”之文中，解出同为儒家力扬的“内圣外王”之“中华最流行之政治理想”，实也是一种创造。
向、郭的妙解，自然首先关系上面所说的融合儒道及重弘圣人理想的目的。但在《庄子》中释出资源来，仍需实际的方法工具。“郭象注《庄》，用辅嗣之说。以为意寄于言，寄言所以出意。人宜善会文意，‘忘言以寻其所况’。读《庄子》者最好方法，要当善会其旨归，而不滞文以害意。《庄子》辞多不经，难求其解。然齐谐志怪之言，不必深求。”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方法解《庄》，不仅《庄》之“内圣外王”之真意得显，而且儒家圣人理想也得新义。汤用彤称这是对《庄》的理论之解答。也是王弼体用一如思想，在向、郭处的新发：所以迹与之迹的内外兼顾。“士君子固须宅心玄虚，而不必轻忽人事”（注：汤用彤对向、郭《庄》的分析，参看其文《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等。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然比较王、郭两种注解、解经，二者仍有不同，从目的上，王偏以“本”、“无”统御“末”、“有”，所用方法为“得意忘言”；而郭则主“从有看无”，“以有显无”，方法上多用“寄言出意”。
二、对汤用彤玄学理解之再理解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并不就解经方面而止。他的玄学研究范围极广，另外较引人注目的，包括他对竹林玄学的理解及对同时期佛学的玄学化理解。这些连同他对魏晋玄学中与儒家经典相关的解经理论的研究，该如何看待呢？作者尝试在介绍其他学人对汤用彤批评的同时，提出自己就解释问题相关的一些意见。
（一）从对汤用彤的评价谈起
随着《汤用彤全集》1999年的出版，学界对于汤用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掀起了一番新的评论（注：近期的集中讨论可见《中国哲学史（季刊）》2001年第2期专栏：《汤用彤：回顾与研究》。）。尽管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定，汤用彤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之贡献杰出、非凡，但仔细打量，便会发现讨论汤用彤贡献的言论和文章，多是就其对汉魏南北朝佛学的研究而论的。其中也有涉及汤用彤在魏晋玄学及其它方面研究的贡献，却始终着墨不多（注：全集出版后，北京大学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详细报道可见2001年1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里面引述了给全集作序的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先生的发言。《中国哲学史（季刊）》专栏的文章作者包括：任继愈、张岂之、蒙培元、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其中任继愈、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都特别针对汤先生的佛学研究来说。）。
偏褒汤用彤对佛学研究的贡献的做法，在大陆学界一直存在。大陆专论汤用彤学术成就的著作和文章不多。在当中，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些专著及专文在论及汤用彤的学术贡献时，多着眼于其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究其原因，当然与汤用彤论述佛学的著作面世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扬而奠定其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崇高地位有关。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即得到当时教育部授予的最高学术奖（注：见汤先生学术年表。孙尚扬《汤用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6年），第310页。）。并“一直被视作‘价值至高之工具和导引’，被视为‘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注：转引自孙尚扬《汤用彤》，第42页。）。至今，季羡林、任继愈、许抗生等先生仍共同赞誉此书及汤先生的佛教研究，是经典、传世之作（注：见北京大学与河北人民出版社《〈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报道，《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3日；另见许抗生《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6期。）。而另一方面，也与学者认定汤用彤太过侧重于玄学玄理的阐发和解释，而对魏晋玄学中彰显人格风范的竹林玄学另眼相看、略显冷落的看法有关。王晓毅先生在他对现代玄学研究的综述中认为：
尽管这个时期的学术大师有相当水平的西方哲学知识，但是，仍留下开拓时期的缺憾。不仅像陈寅恪、唐长孺这样“客串”的大家如此，即使汤用彤先生那样的主将，也不免将竹林玄学置于其本体论学界体系之外，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存在，毕竟给汤氏体系的完整留下了缺口（注：王晓毅：《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与其佛学研究相比，始终没形成系统的表述。其成就虽影响大陆诸多学者的研究，但获得的评述，也始终不如佛学研究的多。如前所析，其魏晋玄学研究中，关于玄学方法的探讨多为人称道，后来学者沿此方向深入的也居多。但其对玄学的目的之分析及断定，却鲜为人说。与目的相关的原因探求，多为有历史学背景的思想史家如余英时继续深入（注：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篇章。），但左右其思想方法的又主要是陈寅恪、唐长孺等史学大家。玄学目的与其方法选择之关系，当代学人中，虽有孙尚扬博士的出色评说（注：参见氏著《汤用彤》中第七、第八章〈慧发天真解玄音〉（上、下）。），但毕竟未成学界所共同引起注意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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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中的儒道结合，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中，儒道的结合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道家的“无为而治”相结合，形成了以“能无为而无不为”为核心的玄学思想。2. 在宇宙观念上，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而道家则是“天地为炉，万物为铜”，二者有共通之处，因此在魏晋玄学思想中共同组成了“天人合一，万物归元”的思想。3. 在修身治国方面，儒家思想主张“以孝友为本”，强调“引领执政者”，而道家则主张个体的“自然而然”，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这一方面两者结合，形成了“以君子之行，精微之辞，治国安邦”的思想。4. 在伦理道德方面，儒家思想注重“仁义礼智信”，而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治”，但它们都认为人性本善，所以在实践中常常融合在一起。总体来说，魏晋玄学中的儒道结合表现为儒家思想强调人的主动性、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而道家思想则注重人的自然和宇宙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具有玄学特征的思想体系。至于有没有类似的文章，可以去一些专业的哲学论坛或者知名学术查找相关内容，比如知网、学术搜索等。
答：)。汤用彤认定,玄学之所以对儒家经典解释传统形成有重大作用,并由此而成为解经的典型的原因,就在于:魏晋玄学通过王弼、向秀和郭象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并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这后一点恰是...
答：佛教:这个时期的佛教,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交融,而全面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不仅跻身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而且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两家的冲突也就不断地加深与激化。佛教随着势力的壮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这个时期佛教与儒道的争论涉及到了很...
答：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
答：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玄"字的本义是一种深赤而近黑的颜色，所以许慎《说文》引意解为：玄，幽远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玄之门"，言道幽深微妙。"玄学"之...
答：儒家的本是仁义,所以礼的作用是和;道家的本是虚无,其作用是以自然为用.「本末有无」是魏晋玄学思想中,最根本要辨明的问题,在哲学中属於形上之学,涉及存有论和宇宙论的问题.贵无论 :「以无为本」王弼所谓「无」,是宇宙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源和本体,所谓「有」,则是宇宙万事万物的具体存在,包括一切人类社会的典...
答：首先形成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儒家是以天为道,讲究天道人伦君臣之礼.但到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开始衰败并产生了许多支流.而在同时道家以地为中心的思想开始盛行,道家讲的是以自然为本,人应该像地一样沉静而广博.正由于这两种思想的冲斥,是一些魏晋学士放浪形额之外,其实他们是儒道相结合的思想....
答：一些思想家走上了儒道融合的道路。儒道融合产生了“形而上学”，可以说是汉代儒学的一种反应。它试图放弃汉代儒学神学所造成的精神压迫，但他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梦想摆脱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和作用，追求人类自由和自由。独立于现实。魏晋玄学不能归结为儒学，但它本身具有儒学的成分和因素。根据形而...
答：第四、儒道兼宗。经过了战国天下争雄和秦的酷政，汉初黄老之学被推上历史的前台，到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占据了“独尊”的地位，并与阴阳士术结合起来。魏晋玄学重倡老庄之学，同时承继儒家学说，完成了这一时期文化思潮的又一次分合过程。第五...
答：魏晋玄学以简约的精致的思辨哲学而著称,一方面它在政治上继承了汉儒尊崇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哲学上抛弃了汉代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说教,而用改造了的老庄哲学对儒家名教作新的理论上的论证,从而调和了儒道两者的思想,弥补了汉代儒学的不足。 ② 魏晋玄学是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的产物。两汉时代除官方儒学...
答：魏晋时佛教其实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再加上之前儒学的基础与此时盛行的道家思想，魏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三教合流”的现象。而读过佛经的人都知道，佛学的内容用来进行“玄谈”非常的合适，特别是那些高妙的名词与概念，比如东晋时六家七宗争论的“般若性空”等等。所以魏晋玄学的盛行，一方面要感谢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