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孤恋花》的赏析有哪些？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5-05-21
《孤恋花》白先勇？
作者：欧阳子
《孤恋花》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对人类命运所下的注评，对人类孽根所做的探讨。小说内容与旨意，幽暗神秘，扑朔迷离，我们凭着知性和理性，不能予以合理的分析争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现实世界的黑社会（或地下社会）为象征，影射人性之中最幽黯可怖的一隅。换句话说，作者用人间的地狱，影射人心的地狱，我们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没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下流社会，但我们都知道“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我们许多人，活一辈子，可能从未十分意识到自我黑暗罪恶的一面，而恶性也很可能没有十足发作过。但《孤恋花》的作者显然认为，在所有理性修养与意识控制的掩盖下，人心深处确实隐匿着一个幽暗阴森的罪孽渊薮，而当这份“孽”不幸而发作起来，就是一股绝对无法抗拒的魔力，把人往下拖拉，吸吞人这一个不见天日、幽暗无比的深渊。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伸出手爪捞住娟娟，猛咬她喉咙。从此，娟娟的咽喉下端就横着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
娟娟的单薄身子，不但容纳着母亲遗传下来的疯癫症，更烙印着父亲加之于她的乱伦罪。真正是载满了罪孽。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于是“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
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孤恋花》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
两人见到了娟娟。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
在这样一个看来好像以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取胜的短篇小说里，却埋伏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与总评。我们可以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白先勇简直不是我们今日世界的人。他，就是“过去”，就是他以为命中注定必须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灵。
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将“宿命”观念织入《孤恋花》情节里。
小说叙述者，到五月花不当酒女之后，有一天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卢根荣卢九。
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叙述者回忆在上海时，五宝被华三虐待，雪白的胳膊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他那杆烟枪子烙的。可是叙述者一劝她摆脱华三，五宝就冷笑道：
“这是命，阿姐。”
后来娟娟被柯老雄缠上，受他虐待，弄得全身“七痨五伤”。叙述者劝阻她，娟娟就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小说人物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然而像这样子再三重复同一调子，好比交响乐里主题旋律之一再重复，显然与“主题”有关，不仅是“写实”。
另外，作者更藉由叙述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娟娟的“薄命相”，以及她任由命运摆布却无能抗拒的凄苦：她唱歌神情“悲苦”，像在“诉冤”。没有酒量的她，被日本狎客来回猛灌酒，却“并不推拒”，“连声也不吭”，三角脸上“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天边的落日，“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柯老雄的赤黑粗膀子，把娟娟那把细腰，“夹得紧紧的”，“扭得折成了两截”。“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些魔头”。叙述者觉得“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白先勇似乎认为，一个人的“命”，和祖宗血液遗传很有关系。娟娟体内遗传得到母亲的疯癫症，所以在她出生时，甚至成胎时，她的悲惨命运就可说是已经注定的了，她咽喉上被母亲咬成的红疤，就是“孽”的象征。叙述者抚摩着她颈项，“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如此，作者以“孽痕”之蠕动，预示娟娟身上的“孽”将十足发作起来。而在来自母亲的先天“孽”上，后又加添乱伦罪孽，娟娟的凶命到此已完全铸成。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她的乱伦，对象是亲父。作者如此再度暗示“孽”来自父母祖宗之旨意。二、这乱伦之孽是被迫加在她身上的，绝非她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她先天的孽和后大的孽，都是“冤”孽，完全超出自我能力控制的范围。作者如此暗示，人的命运全是天定。一切人为的反抗和挣扎，都不能扭转改变天命的轨道。
而作者心目中的“孽”，和肉体与肉欲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类兼具灵性与兽性；人之不能脱离“肉”而生存，显然是作者最大的怅恨。在作者心目中，肉体与肉欲是上天加诸人类的“孽”，就因为这个“孽”，人类成不得“仙”。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后，这个“孽”，就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千年万载也消除不去。正如娟娟唱歌，像在悲苦诉冤，“也不知在唱给谁听”，《孤恋花》的小说作者，仿佛代表整个人类，向茫茫苍空诉冤：我有何罪，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
小说里，华三和柯老雄二人，就是人类兽性部分的象征。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象征。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凶暴、龌龊、野蛮。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兽。试看作者如何把“兽”的意象加诸柯老雄一角：
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个赤黑的粗膀子，膈肢窝下露出两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光光的，天平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个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开，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己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柯老雄有“鱼”腥味，有“狐”臭，两个牙已骨像“鲤鱼”腮，倒竖之硬发如“猪”鬃，还长着一对满布血丝的“猪”眼睛。作者显然认为所有动物中，猪最能代表肮脏的肉体，亦即人类之“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把娟娟的母亲——娟娟的“孽”之来源——安排在猪栏里。
柯老雄不但长的样子像野兽，行动举止也龌龊如兽：“嘴里不干不净的吆喝着”，“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嗅了一轮，一只手在她胸上摩掌起来”，“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舐了几下”，“抓住她的手，便往他腹下摸去”。
可怜的娟娟，被这样一个野兽“夹得紧紧的”。尽管她惊惶得“拼命挣扎”，细腰“扭得折成了两截”，哪里有逃脱的可能？（正如我们人类，那里有逃脱“肉”的可能）开始一度惊惶过去后，娟娟“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由柯老雄虐待施暴，不再挣扎抗拒。（显然，兽性或肉性，一方面令人深恶痛恨，一方面却又有惑人魅力，使人迷失心窍，愈堕愈深，终于不能自拔。）娟娟逐渐染上吗啡瘾，就是作者暗示，兽性使灵性麻痹。亦暗示人类自出生到成长，逐渐麻醉于肉性，终于完全丧失敏锐灵性。
然而，生为“万物之灵”的人，岂能甘心于灵性的丧亡？岂能接受如许之“冤孽”？所以，娟娟总是诉冤一般，哼着一些凄酸的哭调，“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但她显然是个“被虐狂”患者，继续承受柯老雄的淫笑叱喝，肉体凌虐，而发着“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可是，当我们认为她已无药可救，堕陷得不可自拔，她却突然“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脑浆洒得一地。
娟娟之凶杀柯老雄，可以说是她对自身“冤孽”之报复。这“冤孽”，当然，一方面是情节里表明的源自母亲的疯癫症和源自父亲的乱伦罪，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暗示的来自人类原始祖先的天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娟娟杀死柯老雄的方式，是敲开他的天灵盖。作者用“天灵盖”三字，取代“脑壳”，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已说过，在作者心目中，人的兽性或肉性，就是人类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孽”。而柯老雄这个角色，就是兽性的象征。所以杀死柯老雄就是歼灭兽性肉性，而歼灭了兽性肉性就有希望重获天性灵性。如此，娟娟猛锤柯老雄那长着“一撮猪鬃似的硬发”的“天灵”“盖”，因为如果不先把这长满兽毛的“盖子”敲开，就根本没有希望达获“天灵”。
而娟娟，杀死了柯老雄后，的确好像达获了“天灵”：总司令和林三郎去新竹疯人院看她时，觉得“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娟娟身上的罪孽，仿佛由于敲开了柯老雄的天灵盖，而获得净化。她似乎突然拾回久已失去的“童真”（innocence），变回婴儿一般的洁净。可是，当然，她是“完全疯掉了”。到底她逃避不了母亲遗传给她的“孽”。但谁能逃避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人既受圃于肉体桎梏，灵魂永远得不到自由解放。无怪乎娟娟，虽然好像敲开了天灵盖，最后还必须戴着手铐！此外，娟娟的发疯亦暗示，一个人若想毁灭肉性，独拥灵性，必然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
如此，《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作者对“天命”的探索，推演而成类似《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灵肉对立的故事。事实上，这两篇小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小说的叙述观点。
这两篇，都是第一人称写成的。而且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都是故事里较次要的角色。作者惜用他们的眼睛观察小说主角，并用他们的口吻叙述故事。《孤恋花》的叙述者“总司令”，比起《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叙述者“表少爷”，参与情节动作的程度大得多。而且叙述故事时，纠缠许多自己感情，混含很多主观的意见，远不似“表少爷”那样客观、冷静。这是因为“总司令”，异于“表少爷”，和小说主角关系十分亲密的缘故。
“总司令”起先和五宝，后来和娟娟，显然有同性恋爱的关系。作者在小说里并未明说，但到处给予暗示。她属于女同性恋得中的“男性化”型；这从她被称做“总司令”之事实，亦可猜知一二。她“是在男人堆子里混出来的”，“和他们拼惯了”。她厌恶男性；同样一句话，若是“男人嘴里骂出来的，愈更龌龊”。她说：“我知道，男人上了床，什么下流事都干得出来的。”提起五月花那些酒女，她就说“那起小查某”，“那些女孩儿”，好像自己不属于女性似的。
但当然，最明显的证据，是她和五宝、娟娟先后同居的事实。以及她服侍她们上床睡觉，把五宝“攥入怀里”“亲了她两下”，搂娟娟肩膀，抚摩她颈项，替她卸奶罩，梳头，等等肌肤接触的亲密动作。还有就是她所叙述的：
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
以及：
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
虽然作者多方给予明示暗示，但这份同性恋爱关系只是被作者用来做小说背景的，与小说的主旨含义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个同性恋爱关系，和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与罪孽，并不相关。而且，如果真要论起来，她们这种不寻常的恋爱关系，由于除了肉体之外含有更多成分的感情，所以和华三、柯老雄的兽性相对而立，形成作者对人生较肯定的一面。
“总司令”这个角色，以及她的同性恋癖，除了叙述故事，供给小说背景外，另又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做为一个中间媒介，把五宝和娟娟这两个看来毫不相干而且从未互相见面的人物，十分神秘十分奥妙地拉合在一起。于是，这两个薄命女人，变成一而二，二而一，扑朔迷离，是非难辨。
当“总司令”见娟娟像诉冤一般唱着《孤恋花》一曲，她突然想起以前在上海，五宝唱起戏来也有同样悲苦的神情。
从前我们一道出堂差，总爱配一出《再生缘》，我去孟丽君，五宝唱苏映雪，她也是爱那样把双眉头蹙成一堆，一段二簧，满腔的怨情都给唱尽了似的。
白先勇《孤恋花》的赏析有哪些?
正如娟娟唱歌,像在悲苦诉冤,“也不知在唱给谁听”,《孤恋花》的小说作者,仿佛代表整个人类,向茫茫苍空诉冤:我有何罪,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 小说里,华三和柯老雄二人,就是人类兽性部分的象征。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象征。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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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白先勇与王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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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恋花》白先勇 一九七○年《现代文学》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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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现代文学》第四十期
小说《游园惊梦》的成功在于将意识流手法的完美应用，在今昔的交错与对比之中突出往昔的可恋，现在的悲凉，从而将人生的无可奈何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蓝田玉在众人的劝说下脸红心跳地坐上了主位时，她不禁回想到了钱鹏志当年对她的照顾，为她摆的大场面，那时确是享尽荣华富贵和气派尊严，而如今风华已逝，自己无力镇住场面，确是今非昔比，失落和惆怅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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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第三人称蓝田玉的人物视角叙事，仿佛在积蓄力量，当酒力上来，钱夫人的感情也蕴积到相当程度时，完全中断窦公馆宴请宾客唱昆曲的现实线索。
在钱夫人意识流动中回到当年在南京酒席清唱会的情境中去：时而是钱将军充满怜爱的话语，时而是郑彦青的柔声低唤，时而是瞎子师娘的无限叹息，时而是妹妹的肆意嘲弄，时而是自己与情人的纵情交欢，时而是妹妹与情人的轻柔浅语。
由于听到《游园惊梦》，触景生情，心理上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以往经验和眼前情境所形成的合力唤起并且推动了钱夫人的意识流动。
钱夫人意识流动使眼前的窦公馆故事和当年钱夫人在南京酒筵清唱会上故事的重叠。两个时间横断面上的两个故事，在钱夫人意识流中重叠在一起。
钱夫人的意识流将情绪引向高潮，在文本中自然地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效应，一个圆熟、和谐并且具有波澜之美的艺术品就这样臻于完成了。蒙太奇、时空跳跃、自由联想等意识流技巧的交替使用，使现实与幻觉相互交织，构成一个时空错乱、斑驳离奇的世界。
扩展资料
《牡丹亭》是我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扮演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悲喜剧。大家闺秀杜丽娘背父游园，看到“姹紫嫣红开遍”的美景，发出“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感叹，激发了自身人性意识的觉醒。
南柯一梦，与柳梦梅相爱，梦醒后苦苦思念情人，抑郁而亡。三年后复生，杜丽娘与柳梦梅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游园》是《牡丹亭》全剧的第十出《惊梦》的前半部分。这部分由六支曲子组成，生动地唱出了顾影自怜的少女的怀春心情，把抒情、写景和刻画心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游园》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断，但它喊出了封建社会中被压抑女子的心声，在那世间只有情难诉的里面，游园的主题就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意义了。也正因如此，才在那些呻吟于封建礼教重压之下的广大青年女性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共鸣。
《惊梦》这一出戏通过长期幽居深闺的杜丽娘对美好春色的观赏，以及对春光短暂的感叹，表现出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和青春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己美好青春被耽误的不满。
反映了在宋明理学等封建礼教桎梏下青年女子的苦闷，揭露了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对青年人的摧残和造成的不幸，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游园惊梦
作者：欧阳子
《孤恋花》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对人类命运所下的注评，对人类孽根所做的探讨。小说内容与旨意，幽暗神秘，扑朔迷离，我们凭着知性和理性，不能予以合理的分析争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现实世界的黑社会（或地下社会）为象征，影射人性之中最幽黯可怖的一隅。换句话说，作者用人间的地狱，影射人心的地狱，我们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没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下流社会，但我们都知道“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我们许多人，活一辈子，可能从未十分意识到自我黑暗罪恶的一面，而恶性也很可能没有十足发作过。但《孤恋花》的作者显然认为，在所有理性修养与意识控制的掩盖下，人心深处确实隐匿着一个幽暗阴森的罪孽渊薮，而当这份“孽”不幸而发作起来，就是一股绝对无法抗拒的魔力，把人往下拖拉，吸吞人这一个不见天日、幽暗无比的深渊。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伸出手爪捞住娟娟，猛咬她喉咙。从此，娟娟的咽喉下端就横着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
娟娟的单薄身子，不但容纳着母亲遗传下来的疯癫症，更烙印着父亲加之于她的乱伦罪。真正是载满了罪孽。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于是“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
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孤恋花》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
两人见到了娟娟。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
在这样一个看来好像以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取胜的短篇小说里，却埋伏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与总评。我们可以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白先勇简直不是我们今日世界的人。他，就是“过去”，就是他以为命中注定必须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灵。
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将“宿命”观念织入《孤恋花》情节里。
小说叙述者，到五月花不当酒女之后，有一天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卢根荣卢九。
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叙述者回忆在上海时，五宝被华三虐待，雪白的胳膊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他那杆烟枪子烙的。可是叙述者一劝她摆脱华三，五宝就冷笑道：
“这是命，阿姐。”
后来娟娟被柯老雄缠上，受他虐待，弄得全身“七痨五伤”。叙述者劝阻她，娟娟就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小说人物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然而像这样子再三重复同一调子，好比交响乐里主题旋律之一再重复，显然与“主题”有关，不仅是“写实”。
另外，作者更藉由叙述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娟娟的“薄命相”，以及她任由命运摆布却无能抗拒的凄苦：她唱歌神情“悲苦”，像在“诉冤”。没有酒量的她，被日本狎客来回猛灌酒，却“并不推拒”，“连声也不吭”，三角脸上“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天边的落日，“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柯老雄的赤黑粗膀子，把娟娟那把细腰，“夹得紧紧的”，“扭得折成了两截”。“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些魔头”。叙述者觉得“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白先勇似乎认为，一个人的“命”，和祖宗血液遗传很有关系。娟娟体内遗传得到母亲的疯癫症，所以在她出生时，甚至成胎时，她的悲惨命运就可说是已经注定的了，她咽喉上被母亲咬成的红疤，就是“孽”的象征。叙述者抚摩着她颈项，“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如此，作者以“孽痕”之蠕动，预示娟娟身上的“孽”将十足发作起来。而在来自母亲的先天“孽”上，后又加添乱伦罪孽，娟娟的凶命到此已完全铸成。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她的乱伦，对象是亲父。作者如此再度暗示“孽”来自父母祖宗之旨意。二、这乱伦之孽是被迫加在她身上的，绝非她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她先天的孽和后大的孽，都是“冤”孽，完全超出自我能力控制的范围。作者如此暗示，人的命运全是天定。一切人为的反抗和挣扎，都不能扭转改变天命的轨道。
而作者心目中的“孽”，和肉体与肉欲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类兼具灵性与兽性；人之不能脱离“肉”而生存，显然是作者最大的怅恨。在作者心目中，肉体与肉欲是上天加诸人类的“孽”，就因为这个“孽”，人类成不得“仙”。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后，这个“孽”，就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千年万载也消除不去。正如娟娟唱歌，像在悲苦诉冤，“也不知在唱给谁听”，《孤恋花》的小说作者，仿佛代表整个人类，向茫茫苍空诉冤：我有何罪，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
小说里，华三和柯老雄二人，就是人类兽性部分的象征。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象征。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凶暴、龌龊、野蛮。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兽。试看作者如何把“兽”的意象加诸柯老雄一角：
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个赤黑的粗膀子，膈肢窝下露出两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光光的，天平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个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开，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己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柯老雄有“鱼”腥味，有“狐”臭，两个牙已骨像“鲤鱼”腮，倒竖之硬发如“猪”鬃，还长着一对满布血丝的“猪”眼睛。作者显然认为所有动物中，猪最能代表肮脏的肉体，亦即人类之“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把娟娟的母亲——娟娟的“孽”之来源——安排在猪栏里。
柯老雄不但长的样子像野兽，行动举止也龌龊如兽：“嘴里不干不净的吆喝着”，“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嗅了一轮，一只手在她胸上摩掌起来”，“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舐了几下”，“抓住她的手，便往他腹下摸去”。
可怜的娟娟，被这样一个野兽“夹得紧紧的”。尽管她惊惶得“拼命挣扎”，细腰“扭得折成了两截”，哪里有逃脱的可能？（正如我们人类，那里有逃脱“肉”的可能）开始一度惊惶过去后，娟娟“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由柯老雄虐待施暴，不再挣扎抗拒。（显然，兽性或肉性，一方面令人深恶痛恨，一方面却又有惑人魅力，使人迷失心窍，愈堕愈深，终于不能自拔。）娟娟逐渐染上吗啡瘾，就是作者暗示，兽性使灵性麻痹。亦暗示人类自出生到成长，逐渐麻醉于肉性，终于完全丧失敏锐灵性。
然而，生为“万物之灵”的人，岂能甘心于灵性的丧亡？岂能接受如许之“冤孽”？所以，娟娟总是诉冤一般，哼着一些凄酸的哭调，“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但她显然是个“被虐狂”患者，继续承受柯老雄的淫笑叱喝，肉体凌虐，而发着“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可是，当我们认为她已无药可救，堕陷得不可自拔，她却突然“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脑浆洒得一地。
娟娟之凶杀柯老雄，可以说是她对自身“冤孽”之报复。这“冤孽”，当然，一方面是情节里表明的源自母亲的疯癫症和源自父亲的乱伦罪，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暗示的来自人类原始祖先的天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娟娟杀死柯老雄的方式，是敲开他的天灵盖。作者用“天灵盖”三字，取代“脑壳”，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已说过，在作者心目中，人的兽性或肉性，就是人类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孽”。而柯老雄这个角色，就是兽性的象征。所以杀死柯老雄就是歼灭兽性肉性，而歼灭了兽性肉性就有希望重获天性灵性。如此，娟娟猛锤柯老雄那长着“一撮猪鬃似的硬发”的“天灵”“盖”，因为如果不先把这长满兽毛的“盖子”敲开，就根本没有希望达获“天灵”。
而娟娟，杀死了柯老雄后，的确好像达获了“天灵”：总司令和林三郎去新竹疯人院看她时，觉得“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娟娟身上的罪孽，仿佛由于敲开了柯老雄的天灵盖，而获得净化。她似乎突然拾回久已失去的“童真”（innocence），变回婴儿一般的洁净。可是，当然，她是“完全疯掉了”。到底她逃避不了母亲遗传给她的“孽”。但谁能逃避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人既受圃于肉体桎梏，灵魂永远得不到自由解放。无怪乎娟娟，虽然好像敲开了天灵盖，最后还必须戴着手铐！此外，娟娟的发疯亦暗示，一个人若想毁灭肉性，独拥灵性，必然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
如此，《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作者对“天命”的探索，推演而成类似《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灵肉对立的故事。事实上，这两篇小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小说的叙述观点。
这两篇，都是第一人称写成的。而且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都是故事里较次要的角色。作者惜用他们的眼睛观察小说主角，并用他们的口吻叙述故事。《孤恋花》的叙述者“总司令”，比起《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叙述者“表少爷”，参与情节动作的程度大得多。而且叙述故事时，纠缠许多自己感情，混含很多主观的意见，远不似“表少爷”那样客观、冷静。这是因为“总司令”，异于“表少爷”，和小说主角关系十分亲密的缘故。
“总司令”起先和五宝，后来和娟娟，显然有同性恋爱的关系。作者在小说里并未明说，但到处给予暗示。她属于女同性恋得中的“男性化”型；这从她被称做“总司令”之事实，亦可猜知一二。她“是在男人堆子里混出来的”，“和他们拼惯了”。她厌恶男性；同样一句话，若是“男人嘴里骂出来的，愈更龌龊”。她说：“我知道，男人上了床，什么下流事都干得出来的。”提起五月花那些酒女，她就说“那起小查某”，“那些女孩儿”，好像自己不属于女性似的。
但当然，最明显的证据，是她和五宝、娟娟先后同居的事实。以及她服侍她们上床睡觉，把五宝“攥入怀里”“亲了她两下”，搂娟娟肩膀，抚摩她颈项，替她卸奶罩，梳头，等等肌肤接触的亲密动作。还有就是她所叙述的：
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
以及：
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
虽然作者多方给予明示暗示，但这份同性恋爱关系只是被作者用来做小说背景的，与小说的主旨含义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个同性恋爱关系，和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与罪孽，并不相关。而且，如果真要论起来，她们这种不寻常的恋爱关系，由于除了肉体之外含有更多成分的感情，所以和华三、柯老雄的兽性相对而立，形成作者对人生较肯定的一面。
“总司令”这个角色，以及她的同性恋癖，除了叙述故事，供给小说背景外，另又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做为一个中间媒介，把五宝和娟娟这两个看来毫不相干而且从未互相见面的人物，十分神秘十分奥妙地拉合在一起。于是，这两个薄命女人，变成一而二，二而一，扑朔迷离，是非难辨。
当“总司令”见娟娟像诉冤一般唱着《孤恋花》一曲，她突然想起以前在上海，五宝唱起戏来也有同样悲苦的神情。
从前我们一道出堂差，总爱配一出《再生缘》，我去孟丽君，五宝唱苏映雪，她也是爱那样把双眉头蹙成一堆，一段二簧，满腔的怨情都给唱尽了似的。
正如娟娟唱歌,像在悲苦诉冤,“也不知在唱给谁听”,《孤恋花》的小说作者,仿佛代表整个人类,向茫茫苍空诉冤:我有何罪,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 小说里,华三和柯老雄二人,就是人类兽性部分的象征。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象征。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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