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件的细节是什么？

公安露个面就走，女公安不耐烦的甩掉报警人胳膊，渎职！无论采信与否，法院竟然没把证人证言纳入卷宗，黑暗。检察院事后诸葛亮，马后炮虽然打响了，但是一样让人寒心，试想如果不出人命，谁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报警消息走漏的比光速还快，所谓保密工作形同虚设。。。无力吐槽了！让他们看着办吧

2016年4月14日，女企业家苏银霞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污辱苏银霞。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2017年6月23日山东高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
2、2016年4月14日，11名催债人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污辱苏银霞。有人报警，民警来到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3、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017年3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当事人上诉案。2017年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2017年6月23日山东高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4、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舆论

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

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不少人看完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也是“只能去杀人”。相比这种无奈的表达，一名网民在读完新闻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当他的鸡鸡蹭到你母亲脸上时，你会不会怒起杀凶？》。

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法院的判决，更是触怒了网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面对法院的判决，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细节，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服众。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不法伤害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们限制了于欢和母亲的人身自由，辱骂，抽耳光，向他们播放黄色录像，用男性生殖器当着儿子的肆意凌辱母亲。这不但是对生命健康权的剥夺，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挑衅。

于是，民众支持于欢拿起水果刀，特别是在警察介入无果后……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闪而过，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重要转折点，成为压死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

监控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抵达非法拘禁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欢的姑姑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她回忆说，“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对此，警方给的说法是，他们是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未解释，为何屋里关着人，他们要先到院里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警察的出现，并没有解除于欢母子被有黑社会性质的催债团伙非法拘禁的事实。实际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纵的嫌疑，这也成为舆论和专家认定警方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警察的毫无作为，让杜志浩们看上去肆无忌惮，原来连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或许，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行为，让于欢陷入绝望，也更加气愤。

案件显示，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丢下一句话离开之后的几分钟内。无疑，警察的过错，或者警察的过失，成为了杀人导火线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讨债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违法的，警察不闻不问，也就是渎职，检察院应当立即立案。

上诉

于欢已提出上诉。其上诉代理人、律师殷清利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

上诉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代理律师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为”的正当防卫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

实际上，一审判决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苏银霞被催债，是因为陷入了高利贷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佣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从法律上来说，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再次，长期以来大众对警方表现的失望，一并裹挟到了本案中。当于欢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时，他们内心是期待警方帮助他们脱困的，哪怕是暂时的。但是，警察既没有带走杜志浩们调查，又没有将于欢母子解困，其处置缺陷和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间是否构成因果联系，一审法院选择性地忽略了。

最后，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更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的防卫，也是一个为母亲的防卫。

安提戈捏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未来

二审怎么判？我们不便揣测。

因为，审判独立的原则，无论如何都值得尊重。

一种观点认为，在民意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二审极有可能改判。说不定，此刻相关法院就在加班加点，研究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

我们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当刑事个案生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一天里，有关于欢刺杀辱母者的上亿条评论，是国人对法治高度关切的一个生动注脚。

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否则，于欢承担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带来的羞辱。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山东辱母案事发细节

“于欢妈妈被那些人侮辱时，我看到了。他刺杀那些人，我没看见。因为我当时正在门口阻拦正准备离开的警察……”3月25日，在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于欢的姑妈于秀荣说。

于欢，山东聊城人，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该案一审判决书中看到，于欢持刀故意伤害四人，致一人送医不治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受害的四位系向其母亲讨债的人。这四人在讨债过程中，存在侮辱、打骂其母亲和于欢本人的行为。

该案经南方周末报道后，立即引发公众对聊城中院一审判决的讨论。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注意到，其中最大争点系“于欢行为是否属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姑妈回忆

目睹侮辱妈妈 于欢“拳头一直攥得紧紧的”

2016年4月14日，于欢母亲苏银霞公司内。催款人赵荣荣又一次来催款。那么，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

2017年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话于欢姑妈于秀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过于欢妈妈被侮辱那一幕吗？

于秀荣：我清楚，我就在窗外，他们在屋里头，在接待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了什么啊？

于秀荣：我一直和于欢、于欢的妈妈在公司，是他们在放黄色录像，还隔着窗户喊还钱呢，还不来钱去卖去，卖一次一百块钱，只喊苏银霞还钱，好象有一个叫赵溶溶（音）的女的。下午吃了晚饭以后，另一个证人曾二小（音），在接待室侮辱他妈妈，他一会儿脱裤子、弄他的生殖器，我在窗外看着的，因为他们不让进去，一个人老是拦着不让我进。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看到自己妈妈被侮辱是怎么样一种表情？

于秀荣：当然是气忿了，老攥着拳，但是他也不能反抗，他妈妈都坐着，那边的人是站着，他就在沙发上坐着呢。

他两个是西边沙发坐一个，东边沙发坐一个，有个人直接就脱了裤子，对着他妈妈。这个时候，有人往外跑，告诉我老公抓紧去报案、打110，这一次跟往前的不一样。我老公打110，我打110，打不出去，我老公就急着跑，跑了50米以外打出去的。屋里的人听说打110了，他就问我不是一直在窗外看着吗，他就问是你打的110吗？我说不是，他伸手就把我的手机夺过去了。看了看手机不是我打的，因为我打没打出去，不是我打的 他把我手机摔了，把我踹了一脚。

于秀荣：警察来了他们就直接进接待室了。进了接待室我一看警察来了，我以为和往前一样说说，他们就不再闹了，我和我老公就回去了，就出去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最后的行为你看到了吗？

于秀荣：就是这个时间我没看到，但是我跟110在交涉呢。就是我老公打了110以后，110进屋了我们就回来了，我没想到出事，我见110要回去了，我就拦了110的车，我就在110的前头截住他的车，我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就把我压死吧，如果你们走了十几个人就侮辱她两个，她两个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

就这个时候我抓一个110的女的一下，她把胳膊甩了我，别告诉我，告诉我干什么你，说了我一顿。然后有一个司机已经上了车了，下面这一个人就说下来吧，去看看去。我和他们110一块儿进大厅。走到大厅台阶，这个时候有个人就出来了，往外出来，就听着说“开车开车，小子来精神了，挠了我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挠了我了就是刺到我了是吧？

于秀荣：对。然后出了大厅门口叫车。他开着车自己就走了，有人要替他开车，他说不用，他自己开车走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刺杀一幕，实际上就是在警察准备离开时？

于秀荣：对、对。110进了接待室时候。110进去以后，于欢与他妈妈他们两个都坐着，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110一来，他两个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一看110要走，他两个就急着往外冲，要跟着110出去。但是这时候那些人就把他们堵在屋里，截住他，然后就把于欢按到沙发上揍了一顿。

引发争议的暴力催债

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

于欢，今年22岁，母亲苏银霞，因经营工厂资金周转困难而向某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前后累计借款135万元，约定月息10%。此后陆续归还现金184万，以及一套价值70万的房屋抵债，还剩大约17万余款实在没有资金归还。因此，苏银霞遭受到暴力催债。

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她的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然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第二天，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带到公司接待室，连同一名职工，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着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才让报警人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已经情绪崩溃的于欢站起来试图往外冲，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判决书没提及的细节

放黄色录像、将烟灰弹胸口等

此前曾有媒体采访目击者时提及，催债人员对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的侮辱行为，不仅仅包括脱裤子，脱于欢的鞋来堵嘴等，还有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行为。

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于欢代理律师处获得一审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 关于催债人员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证人证言证据， 确实并未能得到体现。

按照我国法律，当证据被提出后，均需记录在案，只用“采信”及“不予采信”予以区别，这种没有记录在案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尝试与聊城市冠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取得联系，求证为何判决书提及证据与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不符，但电话并未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