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是谁，他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的？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是乔全美之子，乔贵发之孙，乔家第 四代人。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卒干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是乔门中最长寿的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儿女使用起来自然得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六子，十一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在中堂”的财势已挤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的确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由于他善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干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号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入

只有长孙乔映霞性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思怕失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俗话说，人老惜子，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清廷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组建北洋舰队，因国库空虚，财力拮据，向“海内最富”的山西募款时，乔家一举捐银十万两，购得军舰一艘。李鸿章感念之余，欣然撰写一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制成铜板，赠予乔家。当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仓惶西逃，途经太原，危难之际，乔家又慷慨解囊，太后特赏赐“福种琅环”匾额，乔家高悬大门之上，以耀门庭。一方面俭以持家，一方面又慨然捐助。俭以持家使子孙不骄不奢不淫逸，而慨然捐助即是结交官府，寻找政治庇护，尽管乔家人世代经商与读书治学，从不为官。应该说，这两方面是乔家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具体的经商之道，就不是这里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了。而“在中堂”后来的败落，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侵略者的铁蹄下，“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中堂”合家老小数十人，弃家出走，避难于平津等地，从此再没回来。

乔家谨严的家规，和“准备充足，谨慎将事；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持信誉，不弄虚伪；小忍小让，不为已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经营法则，即使在今天也不乏闪光之处。乔家的主人中，除了乔贵发、乔致庸这样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脚踏实地、永远向上的人生强者，也不乏与时俱进投入时代大潮推动历史前进的智者

我爹看了，他要我转告你，结局是乔致庸和他老婆都很幸福地老死了并实现了他汇通天下的饿愿望，那只叫孙茂才的客死异乡晚景凄惨，而何家那少奶奶也老死了，没再找乔致庸的麻烦。总之就一派祥和，坏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好人一生平安，over。

乔致庸是我国清朝时期山西祁县人，乔家大院第四代人。他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并且善于用人，通过自己的用心经营，乔家事业突飞猛进。

起初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乔家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

乔致庸从一介儒生至晋商翘楚，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他的人生可谓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乔致庸是乔家第四代人。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乔致庸讲究诚信，待人随和，大胆开拓。以致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成为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首先是和乔致庸以“义、信、利”求生存分不开的。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昀后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这是乔致庸作为一介儒商的根本。

乔家在包头的各商号，曾出现过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复字号”的声誉。乔致庸从接手之初，便扼住店大欺客的歪风，不仅销毁了全部劣质油，而且还对曾经购过劣质油的顾客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虽说赔上了一大笔银子，却是力挽狂澜大厦于将倾，铸就了乔家诚信的金字招牌。

不仅对顾客如此，对待掌柜和伙计们，乔东家也投之以诚信，换来的是对方的报之以忠，更为可贵的却是劫难中伙计们仍能不离不弃。不难看出，我国的许多百年老店之所以成其久，法宝不是别的，正是“诚信”两字。

挣了一辈子银子，无论得意抑或落魄，这位乔东家却从没成为过银子的奴隶。朝廷的海防捐款派发至祁县，他带头捐以重金响应号召；朝廷出兵北伐，他解囊借银助军；天下闹饥荒时，他几度甘愿倾家荡产为10万饥民开设粥场。

尽管这都是朝廷的事情，而他却不吝将大把的银子散出去，只求物有所值，一个“忠”字放大了写。然而朝廷希望他花银买官时，他却“吝啬”了起来，死也不肯捐官。

尽管曾经10年寒窗苦，曾为争得功名累，但如果这个官是用银子买来的，则一文不值，则实属不“义”。由此可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疏财常有时，只为仗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