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明代诗歌的发展
明代诗歌的演变和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 为成化至正德年间。其时台阁体诗歌已为广大诗人所不满，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攻之于前，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李东阳论诗，推崇李白、杜甫，想以深厚雄浑之体，来替代啴缓冗沓的台阁体诗歌末流，他善长乐府，有些篇什笔力尚属雄健。但其论诗更多注意的是声调音节，认为“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视此为开启诗歌奥秘的钥匙，实际上未免舍本逐末。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内容亦有“覃研不足”（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的贫乏症，调子实际上与台阁体诗歌相去不远。李东阳也是台阁重臣，周围有一批门生故旧学他的诗，如石珤、邵宝、顾清、罗玘、罗铎、何孟春等。由于茶陵诗派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存在弱点，所以并未能真正消除台阁体诗歌的影响。待到前七子崛然兴起，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台阁体、茶陵诗派主要靠其首领官居极品而发生影响，前七子则主要以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而引起人们注意，故其影响范围较为广泛、深入。恰如胡应麟所说：“一时云合景从，名家不下数十”（同前），其中最著名的除李梦阳、何景明外，还有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们重视民歌，认为“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推崇汉魏、盛唐诗歌。在他们看来，要创造兴象造拔、神意雄丽的作品，必须复古。他们所定目标有一定号召力，但是所指的创作途径却大有问题，李梦阳甚至认为复古就是临摹古帖，连何景明也大为反感。何景明认为拟古应“领会精神”，“不仿形迹”，做到“达岸舍筏，以有求似”（《与李空同论诗书》）。前七子大多是在政治上敢于与大官僚、大宦官作斗争的人物，所以他们能够面对现实，写出如《元明官行》、《岁晏行》等讽世之作。就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大盛之际，江南有一批画家兼诗人，如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作诗不事雕饰、自由挥洒。虽不免失之浅露，但其中亦有些生趣盎然、才情烂漫的诗歌。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墅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1.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三个显著特点：
①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②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比如，高启认为要“兼师众长”；李东阳认为要分辨诗体的声调音节；前后七子主张要学习汉魏盛唐,提倡复古;公安派则主张要“独抒性灵”等。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诗歌创作如何学习前人、如何掌握诗体特点、如何表现诗人主体感情等问题。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却有如下共同弱点：一是将其认识到的部分真理强调过分，缺乏应有的辩证态度；二是不能正确总结汉魏盛唐以至宋元以来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三是没有找到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关键因素，即应到现实生活中寻求诗情。所以，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挽救正统诗文的衰微，反而将诗歌创作引向更深的危机。
③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吴乔《答万季□诗问》）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明代诗歌的成就远不如唐宋时期，也比不上后来的清朝。但这一时期，流派林立，诗坛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景。
明初文臣宋濂、刘基、高启都是当时重要的诗人。他们才华过人，又都有政治抱负，诗作大多内容充实，具有特色。明成祖时期，文坛占统治地位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这三人先后担任过大学士（宰相），影响很大，致使这种雍容典雅、思想平乏的诗体风行了一百年左右。台阁之后，有影响的诗人是李东阳，他亦官至大学士，地位显赫，主持诗坛，颇有影响。由于他是湖南茶陵人，以他为首的一派诗人，称作茶陵派。李东阳仍未脱台阁体窠臼，强调宗法杜甫，注重诗歌法度。
明代中叶，一些士大夫对台阁体不满，强烈要求改变当时文风。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来创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万历年间，文坛上又活跃着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其复古倾向愈发明显，诗歌缺乏个性。
万历年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抒写性灵，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方面，不过诗歌亦颇有可观着之作。与公安派同时反对拟古倾向的作品尚有钟惺和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他们的创作主张与公安派相似，成就逊于三袁。
明末政治斗争尖锐，民族危机加深，这时出现了一些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诗人，以陈子龙和夏完淳是这些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情感诚挚动人，具有较高价值。
1、第一时期
为明初洪武、建文年间。明初诗人虽然有的已表现出模拟唐人的趋势，但基本上还能“各抒心得”，做到“隽旨名篇，自在流出”。其中成就较大者是一些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诗人，刘基、高启最为著名。
2、第二时期
为永乐至天顺年间。此时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
3、第三时期
为成化至正德年间。其时台阁体诗歌已为广大诗人所不满，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攻之于前，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
4、第四时期
为嘉靖、隆庆年间。嘉靖初，前七子复古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模拟倾向日趋严重
5、第五时期
为万历、天启年间。其时学舌七子者，已形成“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的诗歌创作危机。
6、第六时期
为崇祯及南明诸王年间。这期间诗歌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既是政治结社又是文学团体的复社、几社里的几位诗人身上。
扩展资料：
明代诗歌的特点：
1、创作流派多
形成的诗歌创作流派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历朝还有许多地域性的小流派。这种现象显然与明代文士喜结诗社的风气有关。
2、提出诗歌理论主张
面对正统诗文的衰微，明代诗人提出了不少诗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
3、广度和深度
明代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诗，又逊于宋诗。这里固然有八股取士，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诗人创作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前后七子的模拟成风，公安派的诗意浅露，竟陵派的诗境狭小，都是诗人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而结出的苦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代诗歌
元明之交，战火纷起，时局动荡，给人们带来了种种灾难与痛苦，大多诗人生活在兵连祸结的年代，对词有着亲身的体验。生活的动荡，对时局艰难的惶恐不安和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使得明初诗坛不少作品表现了时代的创伤与个人遭际，以及诗人在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忧郁、彷徨、孤独的情绪，基调凝重悲怆。
其中以高启、杨基、袁凯等人为代表。高启《秋日江居写怀》其一：“每看摇落即成悲，况在飘零与别离。……莫把丰姿比杨柳，愁多萧飒恐先衰。”流露出其忧郁、惶恐、孤独的情绪；而《孤鹤篇》吟咏“孤鸣迥且哀”“一飞四徘徊”的孤鹤，《孤雁》刻画“呼群云外急，掉影月中残”的孤雁，则更有自况的意味，曲折地表现出诗人在艰危处境中无从依傍的孤独。袁凯诗涉及个人身世遭遇，较有真情实感，如《江上早秋》“即丛景物看身世，却怪飘零枉岁时。”又如《久雨后寓所一首》“天意未教戎马息，老夫漂泊敢言归？”
散文创作领域，宋濂、刘基是两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一些人物传记、寓言散文及记事写景之作成就突出，尤具代表性。刘基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这些寓言散文吸取了先秦历史与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的艺术传统，往往将所要论说的道理通过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反映出来，夹叙夹议，既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又能恰当地说明问题、深化主题，题材短小活泼，文字简洁质朴。
永乐以后，由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当时相对安定繁荣的时局等因素，使“台阁体”在当时占文坛统治地位。其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讲究雍容典雅，实则空疏刻板，缺少生气。
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作为科举应试问题，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的八股文，其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成化至弘治年间，台阁体创作逐渐趋向衰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它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悲冗委琐的风气。在此，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学古上要掌握声调节奏等法度，并主张从文学本身立场出发去探讨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李东阳的复古论点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崛起于弘治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明中叶以后，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这一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
面对文坛委弱悲冗的格局，李梦阳等前七子，以复古自命，重寻文学的出路。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这在李梦阳的复古主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一些作品，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的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为强烈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如李梦阳诗《述愤》、《离愤》等。“真诗在民间”之说，则反映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将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明代前七子的文学活动于嘉靖前期逐渐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瞩目。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在学古过程中后七子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显得尤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则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
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受理学风气及台阁体创作影响所形成的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努力为文学寻找一席独立的地位；并给民间俗文学以应有的重视，反映出对文学本质一种新的理解。但是由于他们过分注重法度等创作规则，未能摆脱拟古的窠臼，也造成了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针对“前后七子”复古倒退的主张，崛起了“唐宋派”，他们主要以学习唐宋古文为指归，但又主张要有时代性，“自为其言”，“直抒胸臆”，其中以归有光的创作最为突出，在散文方面，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史记》“能得其风神脉理”，又尊尚唐宋诸家，对学古对象的择取比起唐宋派其他文人更显得宽泛。他反对后七子复古之举，主要在于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而不是针对取法对象本身。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流派的出现，探讨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学逐渐走出单一、僵化格局而谋求心路的动态。
晚明诗文领域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创作倾向，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当时激进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思想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具有启蒙作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提出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反映在创作上则注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从而肯定了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逸趣横生的创作效果，很少让人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他们并力矫前后七子文学复古所难以克服的拟古蹈袭的弊病。他们的诗文，清新俊逸，语言“宁今宁俗”，尤其是传状、书简、游记、笔记，真情畅达，对晚明及以后的小品，取得了几乎支配性的影响。但公安派特别在具体创作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弱点，从“独抒性灵”走向俚俗肤浅的极端，客观上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性。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袒露自我的勇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它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这些小品文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及趣味，真实生动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与审美意趣，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求真写实的创作特征。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明代末年，时局动荡不安，明朝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坛带来新的影响。继晚明江南士大夫政治团体东林党后，明末江南地区一些文人组织相继崛起。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等为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重新举起复古旗帜，以“复古学”为宗旨，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其作品多表现国变时艰及兴亡之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子龙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他注重复古，且不泥古不化，提倡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同时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夏完淳，夏允彝之子，师事陈子龙，深受其影响，同有声名。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为人所称道。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受其师陈子龙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注重摹古，讲究音调辞藻。明灭后，诗风有所变化，多有掉亡抒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的篇章。
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朱明王朝顷刻崩溃。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新的生命。
明代的文学取得过很高的成就，但主要是在小说方面，出现了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不朽的作品，而在诗歌领域却始终没有出现第一流的诗人和第一流的作品。在270多年间，诗歌创作总是在“复古”、“反复古”上兜圈子，缺乏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写出的作品大部分比较平庸，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当然，较优秀的诗人和作品还是有的，下面我们就明代诗歌发展的大略作一介绍。
明初著名的诗人是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在元朝时他中过进士当过官，后来辅佐朱元璋打天下，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一。他诗学杜甫、韩愈，诗风比较豪健。
比刘基更有名的诗人是高启。他字季迪，号青丘子。由于他不与朱元璋合作，终于招来杀身之祸。他善于学习历代诗人的长处，本人又有才气，故在明代诗人中是成就最高的一个。
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在“台阁体”流行期间有位诗人未受其影响，他就是于谦。于谦是位英明的官吏，为官清廉，尤以打退蒙古兵侵扰、保卫京师而闻名于世。他的《石灰吟》广被后人传诵。
“台阁体”流行既久，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于是出现了它的反对派，这就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其成员还有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们的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就是说文章只有秦汉以前的好，诗歌只有盛唐以前的好，对秦汉以后的文章和盛唐以后的诗一概否定。他们反对“台阁体”无疑是对的，但他们的“复古”主张并不高明。他们的复古，只是“拟古”，没有创造。后来钱谦益批评李梦阳的诗“模拟剽贼，等于婴儿之学语”。这话似乎挖苦得过分一些，但也算看准了他们的弊病。平心而论，李梦阳有些古诗写得还是好的，但近体诗似乎是硬凑起来的，了无新意。
继“前七子”之后，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其成员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他们的主张和“前七子”基本一致。他们相互之间也有不同意见，如谢榛就曾指出他们的诗一味模拟古人导致装模作样，感情虚假。
前后七子所形成的诗风流行很长时间，弊病充分暴露，于是又出现了它的反动，“公安派”就是其最有力的反对派。“公安派”的主要成员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时称“三袁”。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得名“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影响最大。他们坚定地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指责他们的作品“剽窃成风，万口一响”。他们认为不能以时代论文学的优劣，每个时代的文学各有其特色，如一味崇拜前代，那文学就没有创造和发展了。他们提出“独抒性灵”，“出自性灵者为真诗”，主张文学作品要写自己的真思想、真感情，反对模拟，反对虚假。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们的主张。
“三袁”的文学主张是合乎文学发展规律的。他们反对复古派取得了成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前后七子的流弊渐渐被扫除。但应该指出的是，他们自己的诗歌多是描写个人的闲情逸致，即所谓文人的“雅趣”，题材和境界都很狭窄，所以整体成就也不高。
和“公安派”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反对复古主义的诗派是“竟陵派”。其代表人物是钟惺和谭元春，因他们都是湖北竟陵人，故称“竟陵派”。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公安派”大体一致，但他们刻意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境界偏狭，语言生僻，成就和影响都逊于“公安派”。
明朝末年是多灾多难的时代。如果说整个明代诗歌成就不高，那么明末的爱国诗歌还是颇具光彩的。
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是明末的民族英雄，曾与郑成功合作抗清，后被俘被杀。
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他是一位关心国计民生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诗人，明末投入到抗清斗争中去，并以身殉国。他的律诗写得最好。
夏完淳也是松江华亭人，是陈子龙的学生，其父夏允彝与陈子龙又是挚友。他是一名神童，本来可以成就一位学者或文学家，可是明末天崩地裂的大事变使他14岁就投入抗清的武装斗争，17岁被捕，英勇就义，成为一名少年英雄。郭沫若先生的名剧《南冠草》就是以夏完淳为主人公的。
答：1、第一时期 为明初洪武、建文年间。明初诗人虽然有的已表现出模拟唐人的趋势，但基本上还能“各抒心得”，做到“隽旨名篇，自在流出”。其中成就较大者是一些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诗人，刘基、高启最为著名。2、第二时期 为永乐至天顺年间。此时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3...
答：明代300年的历史，诗歌创作较为繁荣。其发展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较优秀的诗歌大都为由元入明的诗人所作，刘基、高启是其代表。他们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到了现实生活，因此诗作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一些黑暗面，富有社会内容。如刘基的《二鬼》诗，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表达诗人想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
答：明代诗歌的演变和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 为成化至正德年间。其时台阁体诗歌已为广大诗人所不满，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攻之于前，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李东阳论诗，推崇李白、杜甫，想以深厚雄浑之体，来替代啴缓冗沓的台阁体诗歌末流，他善长乐府，有些篇什笔力尚...
答：但明初经济的复苏，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消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人了低谷。明代中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
答：明初的诗歌,固然矫正了元诗纤弱之弊,却又是相克相生,在元诗基础上发展起来。好多诗人,都是跨代的,如刘基、贝琼、刘崧、袁凯、高启等。有的人在元末已经著名,有的人曾受知于杨维桢、王冕。这两人并没有在明代做过官,出过力,但对明代的文苑却很有影响,故而《明史•文苑传》即把杨、王收了进去。刘基的...
答：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然而，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
答：中国诗歌发展源流-明代的诗 明代的文学取得过很高的成就,但主要是在小说方面,出现了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不朽的作品,而在诗歌领域却始终没有出现第一流的诗人和第一流的作品。在270多年间,诗歌创作总是在“复古”、“反复古”上兜圈子,缺乏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写出的作品大部分比较平庸,这不能不说是一...
答：1.前期 台阁体：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
答：明代初期，诗歌创作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局。生活在元代末年直至明代初期的一批作家，如刘基、高启等，由于亲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迁，对种种灾难和痛苦有着切身体验，这自然加深了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因而他们的诗歌创作富有现实内容，往往直抒胸臆，感情真挚，气象阔大，风格沉郁。刘基，是明代的开国...
答：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