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所左巷的胡同里的故事

我小时侯住大杂院。

你一提，回忆起来的第一感觉就是“热闹”。说话声，自来水声，笑声，大人骂小孩子的嚷嚷声，此起彼伏。

第二感觉是“亲切”，邻居处的都象一家人。我妈现在还常说：“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一到吃饭时间，端着碗，东家吃一点，西家吃一点，回来肚子就撑得饱饱的。吃完饭看电视，象看电影一样，都挤在有电视的那一家，坐了好几排。

还有什么感觉呢？一时思潮番涌，真不知如何表达。只可惜现在再也回不去了......

1.州治最初设在今云霄县的西林，西林傍漳江而立，陈元光建州时又为州治，便命州名为漳州。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漳州治移到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到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又迁往龙溪（今漳州芗城区），改称漳州郡。始初漳州（仅辖现今漳州南部一带）区域并不大，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怀恩并入漳浦县，划泉州的龙溪县给漳州；于大历十二年（777年）又划汀州的龙岩县来属。天宝元年（742）改名漳浦郡；干元元年（758）复名漳州。南唐保大四年（946），董思安任漳州刺史时，因父名章，与“漳”同音，为避讳，改漳州为南州；至宋乾德四年（966），南州始复名漳州。

2.至于你说的胡同，倒真没听说过................

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后，张作霖张大帅手下人成立了官产局，将吉安所大院连同四面的红墙，一起给卖了。从此这里成了民宅。由于这里离北京大学不远，一些学生就在这一带租房居住。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应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刚来的时候，毛泽东和蔡和森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板仓杨寓”。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吉安东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8号）住了下来。
吉安东夹道7号是一所不大的长方形四合院，北边三间正房、两间耳房。毛泽东就住在靠西的那间北房里，房子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地面铺着青砖，纸糊的顶棚，一铺通炕占据了房子的主要地方。八个人挤住在三间小屋里，人多炕窄，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当时的毛泽东，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也属于“北漂一族”。京城“米”贵，“白居”不易呀。毛泽东得在北京找个职业。一方面协助勤工俭学事宜，一方面在职求学。于是，他请杨昌济帮忙找个事儿。杨先生就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身为教授，当年才29岁，比25岁的毛泽东只大4岁。
毛泽东知道李大钊。他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了解的。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就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经常反复阅读，并将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摘抄下来。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春》等作品，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喜爱的文章。
李大钊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乐于助人的李大钊请校长蔡元培批了个条子，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差事。每天在北大红楼新闻纸阅览室，将订阅的上海《申报》、《民国日报》、《京报》等15种报纸夹上去，登记、管理，月底送去装订。有时还帮助整理李大钊办公室的书刊报纸等。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以后，几乎所有的书刊，都异口同声地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的是“图书馆助理员”。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的记载，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就是在整个北京大学也没有“助理员”这个职务。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七、八舅父母信》中也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也没有说自己是“助理员”。
此外，当时担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也提到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担任“助教”、“事务员”，也不会是“杂务人员”。他只能是“书记”。
毛泽东当时的月薪是8块大洋。“8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块大洋；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块大洋；教授的月薪起码是200块大洋。当时北京一个4口之家，每月12块大洋伙食费，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如此说来，毛泽东的月薪在当时不高也不低。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逐渐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逐渐得到了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李大钊成为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他们给毛泽东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19年春天，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起程出洋了。这时又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毛泽东“不得不赶回服侍”。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了湖南。
北京之行，进一步打开了毛泽东的眼界，迈出了他从湖南走向全中国、全世界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因为他虽然始终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但他“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他原本计划在国内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去“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只是世事变迁，毛泽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