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说的青，红帮是什么来历啊，还有洪门之类的？
洪门是中国源于明末清初的一个秘密组织。关于洪门的起源有众多版本，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康熙清剿福建南少林寺，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收留了逃出来的五人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这就是所谓的“少林五祖”，令其开设天地会的分支机构，即称为洪门。又有一种说法此五人是反清复明的大将，随史可法抵抗清军兵败后成立的洪门。
青帮（正式称清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帮会，雍正四年间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人所创。徒众昔皆以运糟为业，故称粮船帮。大江南北，入帮者颇众。青帮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
虽然清帮与洪门有相当之渊源，但由于实行禅宗制度，所以与洪门中互称兄弟不同，青帮组织是拜师入帮，会众以师徒相称，崇尚“师徒如父子”。清帮组织比洪门更严密，规矩更复杂，于是也更加秘密。因此有言道：“清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
倾向于行会性质的清帮并未如洪门般强调反清复明，但多少也认同这一思想，提倡“替天行道”。由于清帮并未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所以洪门一度将其当作叛徒，严禁洪门会员转投清帮，称“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但为了避免冲突，两派仍多称“清洪一家”，所谓“红花绿叶白莲藕（指洪门、清帮、白莲教），三教原来是一家”。尤其清代后期，不少清帮弟子也开始反清，两派逐渐减少敌对。
“青红帮”历史2006年10月28日 星期六 01:00 A.M.一、青红帮的由来
青红帮组织，红帮建立在先。红帮本名“洪门”，青帮(亦作清帮)又名“安清帮”。
洪门始建于清初。在清兵入关、明朝覆灭之后，一些明朝遗老和不甘心受满清统治压迫的民族志士，结成秘密团体，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他们基于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代的怀念，故以“洪门”命名。洪门是反抗清朝统治的组织，为了躲避清朝官兵的剿捕，早期多以高山老林为根据地，活跃于江河流域。盛行于西南一带的哥老会，亦属洪门支系。白莲教、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等秘密组织，也都是从洪门衍变而来的。
洪门以“忠义”二字为统治思想。组织形式仿效梁山泊，以“山”命名，例如太行山、终南山、九龙山、少华山、武当山、楚金山等。山下设“堂”，如忠义堂、忠信堂、仁义堂、洪顺堂等。帮内均以兄弟相称，没有辈份之分。帮中执事分“内八堂”、“外八堂”。“内八堂”的职位是：“龙头”(亦称“山主”，有正副之分)，“坐堂”(左相)、“陪堂”(右相)、“礼堂”(掌管礼仪)、“执堂”(掌管总务)、“刑堂”(掌管刑法)，以及“盟证”、“香友”(均为客卿)。“外八堂”名义上有十排，计：一排“心腹”(“外江总督”)、二排“圣贤”(军师，通常由和尚充任)、三排“当家”(掌管粮饷)、四排“金凤”(亦称，“金姐”、“四姐”，弟兄们的家室)、五排“红旗”(掌管号令、执法)、六排“巡风”(巡营查哨)、七排“银凤”(亦称“银妹”、“七妹”，未婚女子)、八排“守山”(山口守将，通常以道士充任)、九排“江口”(山口水口守备)、十排“么满”(卫戍)，十排中的四、七两排为妇女散将，不入堂，故称之为“外八堂”。入帮上山时，要交纳钱粮，以三、三十六、一百零八为掭’准数，不能多，也不能少。“三"表示桃园三结义，“三十六"表示贾家楼三十六友(亦称瓦岗三十六友)，“一百零八"表示粱山泊一百单八将。
青帮来源于红帮。相传有洪门中人翁某，钱某、潘某被清王朝收买叛变，把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改为安清保清，另立门户，成立安清帮。安清帮不再以“忠义"为本，而以混杂的僧道俗“十三祖”为供奉的偶像。他们把过去的兄弟相称，改为师徒相传。组织形式，以帮命名，例如北方常见的“嘉白帮”、“江淮四帮”、“嘉海卫帮”等。安清帮香堂分大小两种，大香堂供“十三祖”，有达摩、慧能、陆祖、罗祖……，以及创帮人翁、钱、潘等；小香堂只供翁、钱、潘三祖。安清帮的辈分，原定二十字，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到了清末，这二十个字用完，又添了“大通悟学”四字，即二十一辈至二十四辈。民国以后，帮中人又续添二十四个字，即：“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法修行。”在帮中称之为“前二十四代”、“后二十四代”。
安清帮投靠清王朝以后，清廷责成安清帮护运军粮，从杭州运到通州，沿运河设码头官，分段护卫。洪门视青帮为叛徒，洪门有一谚语：“由青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青，抽筋剥皮。”由于长江航运原在洪门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洪门见安清帮护送的粮船就打，并曾杀害了不少安清帮的码头官。后来海运发达，粮食改由海道北运，运河失去作用，安清帮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转而投向其他行业，如开设赌局、妓院、烟馆、戏院、戏班、澡堂、茶楼、饭庄、旅店等等，以至走私贩毒，贩卖人口，或为军阀、政客、资本家充当保镖，打手、刺客等。安清帮遂演变而为结交官府，坐地分赃的恶霸流氓集团。
二、青红帮在天津的活动
天津位处九河下梢，是水路运输的中转枢纽，船舶云集，商业繁盛。航运行业是青红帮的主要职业，因此帮会势力随之而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曾严令禁止“混混儿”打架斗殴，并惩治了一大批流氓恶霸，从而帮会活动大为收敛。至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褚玉璞进占天津之后，青帮分子又大肆活动。原因是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原在山东系青帮头子，属“大”字班(二十一辈)，来津后收徒不少。厉的徒弟白云生更是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如大恶霸袁文会即出自白的门下。从此青帮在天津的活动便嚣张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而企图吞并华北，纠集青帮分子及其他流氓匪徒，组织“便衣队”，在天津制造暴乱，曾几次从日租界冲出，到东马路、大胡同、金钢桥一带，鸣枪骚扰，向天津市政府施加压力。其中最猖狂的一次是在于学忠担任河北省主席期间，省政府警卫部队击毙了一名进行挑衅活动的日本警察署特务张德禄，为此日本警察署向于学忠发出照会，责令缉捕凶手，为死者偿命。随后日本警察署唆使青帮头子袁文会纠集其羽翼爪牙，为张德禄举行出丧游行，抬着张张德禄的血衣，沿东马路，过东浮桥，再穿兴隆街绕小关大街到金刚桥旁的省政府，高喊“为张德禄偿命”的口号。于学忠的警卫部队受命严阵以待，防范意外事件发生。这一群民族败类未敢轻举妄动，又抬着血衣返回日租界。“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更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宠信。他为虎作伥，利用青帮为日本效劳。在日本特务机关支持下，袁文会组织天津安清道义会，由“江淮四帮”“大”字班的吴鹏举任会长(吴死后由盐商王慕沂继任会长)，副会长为袁文会、张逊之，“嘉白帮”“大”字班王大同任顾问。安清道义会的地点设在三岔河口金龙大王庙。安清道义会成为日本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御用工具。 日本投降后，安清道义会解散。国民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把青红帮控制在手，并指派金玉波协助(金系上海大流氓)。由于内部勾心斗角，各派系酝酿多日也无法合作，只好分别成立两个组织：一是忠义社(后改名忠义普济社)，一是共济社。忠义社由陈仙洲任理事长，张俭斋、朱佑衡任副理事长，姜般若任顾问，周大痴任常务理事。忠义社下设九个分社，大部分以脚行码头为主。共济社以张逊之任理事长，参加者行业比较复杂，有妓院、戏院、澡堂、饭馆的老板以及一些地痞流氓。这两个帮会组织，全属于国民特务外围组织。直至解放以后，这些组织才被摧毁。
几个青帮头子的劣迹
天津的青帮头目中，有所谓“东西北中四大霸”，即袁文会、刘广海，佟海山、王士海。其他比较恶名昭著的有江湖骗子王大同，开杠房的魏子文(绰号“魏小辫”)，大连码头脚行头子杨聚祥，东浮桥菜市脚行头子翟春和(绰号“翟瞎子”)，小刘庄摆渡口的把头张凤楼，东站脚行头子马金龙，饭店业年光垚，旅店业高步云，戏院业李吟梅，影院业杨季随，妓院业李万有等，此外还有一些专搞“腥赌”(且骗人赌博)的如李连城、王云波等。红帮头子有姜般若。
(1)汉奸恶霸袁文会
一九四0年冬，我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经天津日租界“红帽衙门”(日本宪兵队)特务刘恩第的介绍，结识了袁文会。当时袁文会住日租界闸口街北口，是一所二层楼房，内有四方大院(后来袁搬到亨得利胡同)。我和他往来接触约计七、八个月的时间，在他家中结交了青帮中的许多人。我清楚地了解到袁文会是一个杀人越货、淫乱无伦的亡命徒，甘心充当汉奸特务出卖国家利益的民族败类。他的羽翼是一群趋炎附势、为虎作伥、捧场架势、卑鄙无耻之徒。袁文会的叔父袁八，早年在日租界芦庄子鸿义栈开设赌局，袁文会从十来岁时就在袁八的赌局当一名小伙计，以卖崩豆萝卜为幌子，为赌局站道报风。稍长，拜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为师。白云生是“通”字班，二十二辈，袁文会是“悟”字二十三辈。袁入帮后，又拜日租界警察署(俗称“白帽衙门”)侦探长刘寿岩为干爹。袁在帮内结交了一伙流氓，整天在一起鬼混。当时日租界乃藏污纳垢之地，坑人害命的行业遍布各处，例如赌局、鸦片烟馆、明妓暗娼，土匪小偷窝子等等。这些害大魔窟全在青帮分子控制包庇之下。袁文会等人进财之道不断增加，帮派势力日益膨大，逐渐形成日租界的一霸。袁文会夺了赌局，又夺车站码头。在三十年代，天津的鸦片走私活动相当猖獗，多从西北一带运来。说是走私，实际上是半公开的活动。彼时在绥远省有禁烟善后局，是收购贩运鸦片的机构，运津时派有士兵押车，到天津东站“下贷”时，必须买通车站的帮会头子，才能运往日租界交收货人，否则必然横生枝节。
一九三五年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一场青帮血拼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因为袁文会称霸逞强，八面进财，与另一青帮头子刘广海发生矛盾，双方都想寻找机会制伏对方。日租界有个、万国公寓，是袁文会一伙人的“窝子”，有一天刘广海率手下几个人到万国公寓办事，与袁文会的人相遇，发生误会而动起武来。在斗殴中，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被袁文会手下的郭筱波捅了一刀，因流血过多，当场毙命。刘广海以寡不敌众，乘人不备偷偷溜走，得以逃命。日租界警察署闻讯赶来，立即通知天津地方法院验尸，追缉凶手。刘广海向天津地方法院控告袁文会行凶杀人，法院传讯袁文会，袁拒不到案，派其羽顶替出庭。刘广海扬言不肯善罢干休，法院对袁文会下了拘票，袁经其干爹刘寿岩的介绍，前往大连“避风”。由于袁文会贿通法院，此案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袁文会避居大连期间，结识了日本特务小日向，彼此过从密切，袁进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后来袁文会返回天津，经小日向的介绍，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拉上关系，被派任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小日向也经袁的介绍，参加了青帮，拜“嘉自帮”“大”字班王大同为师，得以插手控制青帮。在日本侵华期间，袁文会利用其帮会组织，不遗余力地为敌人效力此外，袁文会还在日军指使下，改编土匪武装，自任大队一长，直接受日军指挥。“袁部队”经常在天津周围的农村窜扰，以搜索八路军为名，抢掠烧杀，鱼肉乡里，人民对其恨之入骨。袁文会还有仗势巧取豪夺，走私贩毒，拐卖人口，蹂躏妇女等方面罪行，罄竹难书。袁的一生，可谓之恶贯满盈，坏事做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被其仇人刘广海手下的高玉璞扭送警察局，又移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拘押，后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经天津肃奸委员会起诉后，法院仅仅判了他。七年徒刑，直至天津解放后，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被判除死刑，偿还了欠人民的血债。
(2)称霸西头的刘广海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后拜青帮头子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羽，在西头湾子一带很有势力，成为一方霸主。因争权夺势与袁文会发生嫌隙，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演出万国公寓斗殴事件，其手下大将宋国柱被袁文会手下人杀害，刘、袁两派更加势不两立。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得势，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逮捕。刘越狱逃跑，奔往上海，又避居香港，直至日本投降后才重返天津。这时袁文会已被关押，刘得意洋洋，成为天津的青帮头子。一九四八年国民在天津建立参议会，刘广海以其帮会势力，捞得个参议员身分。国民的参议会本来就是个御用工具，一个流氓头子当上了参议员也是不足为奇的。在天津解放前夕，刘广海逃往香港。
(3)黑旗队长佟海山
佟海山是在天津河东郭庄子长大的，从小便到处胡作非为。他是青帮头子王如兴的弟子，“学”字二十四班辈。他手下一有一伙喽罗，专门盗窃铁路运输物资，号称“黑旗队”，当时在河东地道外一带地区，称王称霸。
(4)丁字沽的王士海
王士海是天津丁字沽人，其父系封建脚行把头，王士海子承父业，称霸于丁字沽、堤头一带。王士海及其弟王士江为争夺脚行，曾杀害脚行把头李六，逃匿于日租界，托庇于日本人及帮会势力，逍遥法外。日军占领天津以后，王士海认贼作父，成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天津铁路警务段的日本特务头子阿部，授意王士海组织特务队，负责维护京山、津浦、京汉等铁路沿线的治安。这个特务组织命名为“义侠队”，王士海任队长，总队部设在河北贾家大桥(现河北区文化馆)，下辖四个大队，约有五、六百人，都是王士海的徒弟。“义侠队”在铁路沿线，对群众任意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烧杀抢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5)江湖魔怪王大同
王大同，山东沂县兰陵镇人，自幼失去父母，为当地基督教会一外籍女牧师收养，后将他携往国外读书，到二十多岁时，被派往南洋群岛一带传教。二十八岁时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见到帮会势力很吃得开，便冒充青帮，自称在南洋传教时曾拜南洋商船主郑老板为师，并说郑是“嘉白帮”二十班辈，他是“大”字二十一班辈。当时在上海还没有他这么高的班辈，杜月笙、王晓籁、黄金荣等人的班辈都比他小。王大同更以他善于应酬的权术，又能说英、法、德等国语言，因而名声大噪。王大同广收门徒，从他的一九四三年的收徒登记册来看，编号约计二万二千多号，说明已收徒二万多人，张宗昌、杨宇霆、何应钦、陈觉生、冯司直等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其收徒名册之内。王大同哄骗讹索的手段多种多样，在青帮中被称为“老狐狸”。王大同在天津伦敦饭店也设过香堂口，在华荫南里有他的住宅。这个人装束怪异，道貌岸然，而讹诈有术，勒索有方，是一个手法高超的江湖骗子。
(6)红帮头子姜般若
姜般若是天津红帮头子，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又笃信佛教。我和他并不太熟悉，只在北京章夔一摆香堂时见过一面。日本投降后，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奉戴笠之命，在天津重建青红帮组织，我当时是稽查处的秘书，曾有机会接触一些青红帮头子，在陈仙洲办公室里又与姜般若相见。后来我才知道姜般若与陈仙洲称为知己，姜在国民里资格很老，据说曾和孙中山在一起照过合影，后来属于汪精卫一派。由于他在社会上较有声望，所以很受帮中人的尊敬。忠义普济社成立以后，他出任顾问。他在天津还办了一个育德学院。姜般若在天津也设过香堂口，摆过多次香堂，上山的人多系小知识分子。
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明王朝将被颠复。部众明朝旧臣护拥福王南下南海，建立南明王朝，继续抗清复明。当南明小朝廷被消灭之后，这些明朝的旧臣就分散流窜到各地，谨慎地继续组织灭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第一个年号叫“洪武”，洪水的“洪”，武林的“武”于是他们称为“洪帮”。洪帮主要分散在长洁流域以南地区，名称也众多，
广东一带有打着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的旗号，故称天地会、三合会，社福建一带有小刀会、红线会，四川、湖北一带有哥老会，均属洪帮分支。洪帮建立后举事抗清，势力迅速壮大。该会各派还有的参加过早期的工人运动，辛亥革命后，部分地区的派系受同盟会的领导。洪帮后来坐镇上海，称雄一方。
许多影视作品中亮出“反清复明”口号的就是洪帮，《七剑》、《自古英雄出少年》都是这类的作品。
“青帮”发迹于“南粮北运”的漕运，长江流域是中国粮食，尤其是稻米的主要产区。朝廷在南方征收粮食叫作“漕粮”，南粮沿长江、走淮河，进运河北运，叫作漕运。因为当时漕运一般都在安庆集中，漕运船只有几万条，以漕运为生的人达40万之多。漕运的航线又达千里以上，为了对付沿途的强盗土匪，以及难民抢掠；同时为了对付清政府官史欺榨，漕运水手抱团秘密结社，总部设在安庆，所以被叫做“安庆帮”、庆帮”。最初结帮为的是垄断内河航运，据传康熙七年，罗教始祖的三个弟子翁某钱某潘某，应昭晋见“领帮匡漕”，钦封安庆帮，招收贤徒”十万八千余人，分成一百二十八个半帮，形成浩大的帮派体系，一时形成气候。又有一说：青帮出自佛门，是临济会宗派的分支，以“尚天情，重义气”为宗旨，青帮传四十八代。正统的帮徒严守《九大戒律》，戒酒、戒赌、戒淫乱、戒偷盗、戒斗殴；提倡正心修身、积德累功。只是先为朝廷操纵，后为把头垄断。这就是青帮的起源了。不管青帮起源原因多么众口不一，青帮帮众最初绝大多数是粮船水手，那是不争的事实。
从明朝开始，几万条船在运河航运，对运河的压力增大，而运河又得不到及时的疏竣，到了清朝嘉庆以后，运河淤泥日益严重，尤其是北运河的淤塞更为严重，使运河航运业日益萎缩。而清政府对漕运管理严厉，不能按期完成，地方政府和主管漕运的官史将被严惩，轻则丢官，重则丧命。到道光初年，江苏巡抚陶澍奏清，逐步将漕运委托上海沙船商运，还专门在此海东门外白渡设立“江苏海运局”，负责漕运海运事宜。漕运改为海运，几十万水手被迫“转业”。上海就成了“转业”青帮的新的立足点了。然而，“转业”谈何容易，这些粮船水手不少难以再在水运行业谋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游民，另一方面，原来在街上做“孤胆英雄”的地痞瘪三，也终于“找到组织”了，纷纷加入青帮。于是青帮渐渐转化成为以都市流氓为主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和流氓的结合，使得青帮变了味，然而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青帮的势力大涨。，则是泥沙俱下，“流氓辈出”了。上海滩上诸如烟、赌、娼、盗、绑、杀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青帮成员在掌管。
同样，到海上海落脚的洪帮，用洪门的牌子来组织徒众，以扩大影响，开香堂，烧黄纸，斩白鸡，开了洪门大会，拜老头子，他们也是独自干起了所谓“生意”，与早期的反清复明之宗旨完全不同变了质。当时上海的各个工厂、码头、商场、里弄，甚至澡堂和妓院都被青红帮控制，“拜老头子的青帮与红帮有十数万人”，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据当年《时报》的报道1914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1920年达20余万，1930年上海的棉纺、运输、卷烟、电力等22个产业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
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上海就是青红帮争斗的名利场，为了抢地盘，一言不发就动刀动枪”。
古往今来，没有哪个“黑恶势力”可以象青红帮那样风光了。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可以看作是上海青红帮力量的大检阅。光是送祖先牌位盛大游行的仪仗队，就有六个大队。蒋介石送来了“孝思不匮”的金匾；吴佩孚送来了“武库世家”的金匾；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法、英、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上海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此外，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十几把“万民伞”和团体的旗伞。真可谓“匾额大展览”和“军阀大集合”，这些“大好佬”中，计有总统两位：徐世昌、曹锟；执政一位：段祺瑞；大帅两位：吴佩孚、张宗昌；前清提督：李准。正如时人所谓：“宾朋联袂，车骑如去。草绿郊垌，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侠，居然舄履三千。”要知道，有租界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就是蒋介石去法租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此前蒋介石不明就里，带了60多名警卫，开了两辆军车准备进入法租界，结果被法租界安南巡捕拦住，扣押了军车和警卫班长，经黄金荣协调才得以妥善解决。（杨尧深，《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146页。）青红帮在上海的力量，可见一斑。
那是一种怎样的辉煌呵，不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曲蟮修成龙”，各获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而且让整个“社团”从地下走向公开，他们组织严密，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渗透进工、商、军、政、新闻、出版、教育、艺术等各界，可谓无孔不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甚至经常在政治力量的博弈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立三回忆1924年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时，就曾经说过，“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了解帮会，特别是了解青红帮，是了解上海近代社会的一条通道。
学界对于中国帮会的历史，一度探讨得比较热烈。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帮会史研究的着重点一直放在天地会、小刀会等“革命”性团体上。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曾经被看作“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海青红帮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资料得到整理。此后，中国帮会史的研究又归于沉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帮会史的研究已经成熟、完善，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求。相反，我认为，过去帮会史的研究，没有从中国的近代化这个“大历史”入手，因此不免失之琐碎，而且因为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戴有色眼镜的现象严重。一些帮会掌故，虽然读来津津有味，但是只见波涛未见涌流，于其兴衰徒增扼腕之叹。因此，这里试图缕析青红帮势力的来源，窥其兴衰背后的丝绳。
帮会的力量是通过少数 “闻人”（当时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名人）的能量体现出来的。不过，并非所有的帮会上层都能做这样的“闻人”，“帮会中能独撑全市或一帮市面的巨头，当推那些有稳定财源、众多‘抱腰’（手下）、‘脚碰脚’（朋友）的首领”。(胡训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如此，分析帮会的力量，可以从帮众、经济力量、政治势力等方面来着手。
一、青红帮的帮众发展
由于传统的精英观念和英雄史观影响，过去的帮会史研究，往往不知不觉中流于少数“大亨”的传奇，忽视了帮会力量的基础——普通帮众。我们知道，帮会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有着庞大的有组织有影响力的帮众。没有这些帮众的支持，那些“大亨”也只能是光杆司令。因此，要更客观地分析近代化对青红帮发展壮大的影响，首先就要分析近代化对青红帮帮众发展的影响。
(一)近代化促使帮会势力向上海聚集
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发展迅猛，很快成为华东重镇，繁荣、开放程度都在中国首屈一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前沿阵地，和广大中国内地的日益破败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也就吸引着人们蜂涌而至，以求改善处境或者保全其身。这种愿望也同时吸引着各地帮众，形成了青帮势力两次东迁浪潮。
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漕运废除，沙船和汽船的海运业相继兴起。因为不少帮众参加或协助过太平军，安清帮的组织形式——粮帮也被遣散。但是，这部分失业船民以及岸上各阶层无业游民仍然保持着帮会组织形式。上海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为这批游民提供了出路，他们加入了移民队伍，混迹于上海，寻觅各种生计，其中一些人逐渐发迹，成了头面人物。这就使上海的青帮组织大为发展，而各地青帮游民来者更众。
第二次是青、洪合流的关键人物徐宝山死后，其所控制的帮会势力陆续流入上海。这些人之所以在政治不得势后避居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繁华能够满足他们奢华的生活，同时，上海华洋杂处、三界五地的社会状况也为他们提供了政治庇护——这些人都曾随徐宝山降清投袁，被帮会和社会上所鄙视。这批“苏北帮”进入上海后，给上海的帮会势力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首先，徐宝山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同洪门“四大江湖”之一任春山合开过“春宝山”，力推青、洪联合，所以其系统本是青、洪合流的产物，进入上海后，更促使了当地的青、洪联合，逐渐形成人们所说的“青红帮”。其次，这些人成份单一，团结紧密，不象其它帮会派系内部那么松散，很快发展成为上海帮会的主导。已经有相当势力的黄金荣，此时也郑重投拜徐宝山昔日干将、“大”字辈张仁奎。
没有青帮的两次东迁，就不会有上海青红帮后来的繁荣。“上海39位‘大’字辈，其中38人是从外地移入的。”（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4页。）其中包括：原籍扬州的曹幼珊（江淮泗系统），安徽婺源的汪禹丞、河北河间的马玉山、山东滕县的张仁奎、安徽芜湖的樊瑾成（均兴武六系统），山东济南的米占元、江苏泗阳的刘登阶、江苏桃源的王九皋（均嘉兴卫系统）等等。所以，我们要说上海青红帮的基石是外地人打下的一点也不过分，而这正是上海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造成的。
(二)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解体把大批民众抛向帮会
近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建设与破坏并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历程中必然对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强烈冲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特别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传统社会历史悠久，非常成熟稳定，并且有相当地自我调剂功能，一旦被打破，往往倾向于恢复与重建，而不是朝着西方的民主社会形态发展。如果硬要把它向近代化方向推的话，就必然经历混乱、迷惘的阵痛，社会成员的发展方向也就多元化。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家庭手工业在列强商品输出的冲击下日益没落，中国的农业也因战乱、灾荒、苛税等原因日益破败，失业破产者和无业游民大量增加，“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是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2页。）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农村的情况自然没有改观，城市又因工人数量的增加而使这一问题日益严重。朱学范在分析为什么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的人数那样多时，特别强调：“职业无保障，被中外资本家随意压迫、剥削的情况，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有的连人身安全也无保障，被人欺凌蹂躏。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入帮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一个无序的社会是令人不安的，不但普通工人热心帮会，社会上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因种种原因开始进入帮会，主要是为了“不怕流氓敲竹杠”、“跑码头可以吃得开”、“借帮会为号召，加强势力”、“得到安全保障”、“多轧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在业务上得到便利”等。(施福康，《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蒋介石在上海做证券生意亏本后，经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老头子”，才得以摆脱债主们的纠缠。虽然蒋介石发迹后，黄金荣也识相地了断了这层关系，但是师徒之谊毕竟业已存在。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被战局急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是专程赶到上海拜寿，行跪拜之礼。
四·一二时青红帮充当了国民政府拳头，也是有这个渊源的。
人的心理其实很怪，和帮助于己有恩惠的人相比，更会下意识地帮助自己施恩过的人。
黄金荣在关键时刻还是倾向了蒋介石，虽然他们一向喜欢玩“两面光”的把戏。
(三)帮会的公开活动和入帮仪式的简化更方便了帮众的发展
帮会起初都是作为一种秘密会社存在的。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历朝历代都视“结党”为大忌。清政府统治时期，对洪门的压制尤其严厉，一经发现格杀勿论。青帮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清廷默许，但是太平天国以后，也被取缔、遣散。这样，帮会的组织和活动，基本上又是秘密进行的了。为了防御被叛徒、奸细出卖的危险，帮会又为新成员的加入设计了极其繁琐复杂的仪式、规定和诗词条幅，以达到鉴别异己和强化对内部人员思想灌输的目的。在同敌对力量斗争的过程中，这类礼仪也不断发展变化，愈演愈繁。这种严格的，有时甚至是极严厉的保密制度，给帮会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民国初年，社会各界还难以窥见帮会的真面目。
民国成立以后，来自政府当局的压力消失，帮会再也没有秘密集合、维持繁文缛节的必要。不过，因为沿袭已久，帮会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一些知识界人士通过切实考察，逐步揭露出帮会内部组织、结构、制度等方面的秘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翻译出版的日本人平山周写的《中国秘密社会史》，该书对中国的帮派有较详实的记载和分类。接着，一些帮会头目深感过去那种口耳相传、手抄笔录式传道过程效率太低、错误率过高，陆续编印了诸如《江湖海底》、《金不换》、《通漕辑要》之类的书籍，收录了帮内的各种规章制度、历史沿革、隐语暗号及帮会人名录等内容，帮会逐渐为人们所熟知。此后，帮会开始借用文明社会的社团组织形式，于政府中登记注册，各立山头，从而脱去地下活动的面纱，而以合法地位公开活动。如杜月笙的恒社、张仁奎的仁社、黄金荣的忠信社、朱学范的毅社等等，可谓“会社林立”。
帮会活动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使得帮会和社会间开始互相认同。作为一种反社会力量的帮会，开始承认社会的基本秩序，不再以反对社会、推翻政府为目的。社会则承认甚至模仿帮会的某些特殊行为方式。此后，加入帮会，不再是需要隐瞒家小的见不得光的事，而是谋求势力发展的一种正常途径。
(四)中国的近代化方式也促使广大下层向帮会靠拢
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到1920年代，已经经历了物（器物层面）——心物交界（制度层面）——心（文化层面）的转化，开始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发展。但是，无论何种方式，往往混淆了“目标”与“手段”的区别，把实现近代化的必要手段当成近代化这个终极目标来对待，以为采取了某种措施，实行了某种主义，便可一劳永逸、立竿见影，使中国立即实现近代化。因此，一个个近代化方案，说到底都是上层知识界一厢情愿的理想，是地地道道的造梦工程。对于下层劳工而言，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们从来没有被有序、有效地融入到近代化过程中，他们的处境也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善。
也正因如此，广大的劳工阶层对传统社会没有依恋，对现行社会没有幻想，对政治变换麻木冷漠，对社会进程漠不关心，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慨然长叹“吾国吾民”，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深感“觉悟不高”，俨然是社会进步的累赘甚至阻力。
所以，我们也就不能苛求，为什么不少的劳工阶层选择了加入帮会，而不是参与或者组织更为“先进”的互助组织。“上海职工大众加入帮会的人数，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黑社会的
阿弥陀佛......
答：首先,徐宝山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同洪门“四大江湖”之一任春山合开过“春宝山”,力推青、洪联合,所以其系统本是青、洪合流的产物,进入上海后,更促使了当地的青、洪联合,逐渐形成人们所说的“青红帮”。其次,这些人成份单一,团结紧密,不象其它帮会派系内部那么松散,很快发展成为上海帮会的主导。已经有相当势力的黄...
答：清帮即青帮，雍正四年间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人所创。徒众昔皆以运糟为业，故称粮船帮。大江南北，入帮者颇众。青帮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
答：红帮的引证解释是：⒈洪门。旧社会民间秘密社团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又称洪帮。相传起于清初，活动于闽台沿海一带，后来扩大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清末曾参加反清革命。红帮的引证解释是：⒈洪门。旧社会民间秘密社团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又称洪帮。相传起于清初，活动于闽台沿海一带，后来扩大到长江流域和珠...
答：红帮的意思是洪门。旧社会民间秘密社团天地会的一个支派。红帮又称洪帮。相传起于清初，活动于闽台沿海一带，后来扩大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清末，曾参加反清革命。红帮文化指的是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批宁波裁缝率先掌握了做西服的技术，给当时来中国的红头发外国人做西服，这批工匠流传的文化，...
答：红帮 [hóng bāng] [红帮]基本解释 洪门。旧社会民间秘密社团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又称洪帮。相传起于 清 初，活动于 闽 台 沿海一带，后来扩大到 长江 流域和 珠江 流域。[红帮]详细解释 洪门。旧社会民间秘密社团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又称洪帮。相传起于 清 初，活动于 闽 台 沿海一带...
答：旧社会茶馆中的茶客,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无所不有。虽然茶馆四壁贴有“勿论国务”,“莫谈军情”的“禁条”,但茶客们依然古今中外、天涯海角无所不谈;奇事怪事、社会新闻元所不讲;许多人都以在茶馆口片闲传、听新闻为乐事。有的懒汉、无赖泡上一碗茶、能在茶馆坐一整天。“青帮”、“红帮”也常以...
答：刚到新场古镇的入口,就有两座古朴青砖的三层碉楼进入眼帘,听古镇的老乡说这是古碉楼的复制品。这两座碉楼就是两个小型的博物馆,分别是:三寸金莲馆、江湖帮派馆。 江湖帮派馆里有大量的图文资料、实物,介绍了袍哥组织、青帮、红帮(洪门)等旧社会三大江湖帮派的由来、发展和变革。 三寸金莲馆里记录了中国从宋朝开...
答：青帮是中国旧社会秘密结社之一,源于清代的“哥老会”,经过太平天国革命,许多掌故轶闻、帮会秘史流传民间。青帮形成于道光初年,分“文”、“武”两派,最初专指行窃集团,后演变为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地下结社群体。这些人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暗语和行话,以保持个人隐私和安全。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答：江湖馆内有大量图文资料和实物,介绍了旧社会袍哥组织、青帮、红帮(洪门)三大江湖帮派的起源、发展和变化。三寸金莲博物馆记录了自宋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一千多年妇女缠足的历史,展出三寸金莲弓鞋、制鞋工具等实物。古代女子缠足的历史始于何时?还有待历史考证,但从宋代开始普遍认可。俗话说“一双小脚,一坛子眼泪”,我家...
答：解释:旧社会民间秘密组织(如青帮、洪帮、哥老会等)的总称。 19、帮补造句:海啸受害者卖肾求生?2004年太平洋海啸受灾最严重的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州,众多历经灾难的生还妇女被迫卖肾帮补家计。 解释:在经济上帮助:我上大学时,哥哥经常寄钱～我。 20、青帮造句:他在被抓到出千后,逃跑去参军了,然后又当了逃兵??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