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事例（实例越多越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股市，商业，等）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三、 交往理性的指导性意义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是通过分析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揭示交往理性内涵的，而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中。这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发掘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并从语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之中，归纳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基本规范。因此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从他关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论述中着手进行。
1、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内蕴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他对交往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interaction)。这种交互活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从他对交往行为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交往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体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哈贝马斯联系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对应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该是正确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该是真诚的，主观世界是“主观经历的总体”“可以通过真实表达的经历原理来说明主观的东西”。
他还特别指出，在语言行为中，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体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显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确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语言原初地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这便是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
（二）哈贝马斯对全球问题的设想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全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哈贝马斯解决全球问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商谈伦理学说，一个是超越民族国家理论。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他把合法性问题与规范有效性联系起来，认为合法性问题本身应当是一个规范有效性问题。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有与危机理论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一个是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问题。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商谈、对话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在于这是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所谓利益的普遍化，哈贝马斯指的是可以通过交往(沟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钱和权力作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则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语论辩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让沟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为的交互主体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压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贝马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同样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交往主体通过对话、沟通达成一致和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则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具体措施。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将社会冲突引向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之后，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已消耗殆尽，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份额，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就业的政策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化解了阶级对立，稳定了资本主义。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再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继续原先由民族国家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对抗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民主。他认为只有坚持政治先于经济，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才能使现有的社会长治久安。
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一方面，市场的扩张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变小的世界己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一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制造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单个国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军火贸易，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也必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面对上述人类共同的严重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
他一再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哈贝马斯的设想，具体而言，就是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是由于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他还认为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移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以政治来克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具体做法是，“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也就是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只有当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形成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哈贝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约束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给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确立交往理性。在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同样是适用的。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自然以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产生了许多全球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以语言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主要应归结为建立在特定观念和原则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要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在主体间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现实中，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人们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虽然科学技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能极大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虽然作了过分极端的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他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对于当前的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看待人类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我们在改造自然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不能无限度索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规范
针对目前的全球问题，各利益主体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很不令人乐观，甚至有的协议形同虚设、有的协议事与愿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范的制定出现了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对规范的作用做了阐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实质上，“话语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他的“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于是，人们就必须相互理解，而人们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规范是对话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普遍化的规范的确立，必须排除强制的因素，也就是说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原则，必须是人们能够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怎样才能保证规范为一切人所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决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对话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语言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获得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普遍承认和遵守的规范是主体间顺利展开对话，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条件之一。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就是普遍有效性，这是他的对话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确保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论证原则。他认为真理是由共识形成的，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主体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说，一个规范是通过参与对话的主体共同论证的结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都根据自由意志确定何者为普遍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现存的普遍原则决定人们提出的伦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体的相互讨论中，由共同认同产生普遍的规范。规范既然是各利益主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经过论证而形成的，那么规范就体现着各主体的共同意志，他们必然会遵守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指导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从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商谈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到合作与协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构架与行动取向。哈贝马斯认为运用着认知构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显示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总的看来，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是如何消除冲突、达成协调和寻求互利发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共在主体的作用，它不再把社会共同主体看作先天地内在同一的普遍化整体，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提升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把其他社会成员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而是看到各个历史行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寻到了社会历史共同主体的内在同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
我们要解决全球问题，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全球问题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鉴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积极寻找全球问题的出路。
（二）实践指导——以货币为例
在此基础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应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长期重复进行的合作博弈，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能源、资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秩序陷于混乱。金融自由化浪潮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放了大门。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高经济增长后，由于国内经济体系内在扭曲，相继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几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被国际资本吞噬。拉美开始出现“美元化”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消除货币民族特征的一个标志。但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这明显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在亚洲范围内需要一个实力与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国家来承担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火车头，目前还期待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交往能力、制定协议能力的增强。
因为，现代国别货币(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种制度工具,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别货币的国际化,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样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个利益联系体，其次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基础，第三还需要维护机制运行的约束机制。
在货币合作方面，欧盟、欧元走在东亚的前面，启动东亚的货币及经贸合作。可以成为建立中国、日本、韩国为领头羊的亚洲货币机制良好借鉴。
（李谓文 原创）
六、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著译.重庆:重庆出版，1994
[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c】.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如果把上面所说的世界经济的变化加以概括，似乎可以说，未来经济有两大趋势：一个是经济知识化，表现为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另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商品、劳务、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的加速。这两大趋势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也可以说，新的经济将是以知识与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全球为市场的时代。它将促使各国的增长模式、产业构成、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取向等产生深刻的变化，也将对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新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及其两重性经济全球化的发端似可溯源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创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三大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给全球金融、贸易与投资活动以极大的推动。美元与黄金挂钩使美元成为国际流通与储备的手段，首先便利了美国企业向全球的拓展。不过，冷战时期两个世界市场的划分又使经济全球化受到一定限制。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有两股力量推动：一股力量是信息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成长的大大促进了商品、劳务、资本、人才、技术的全球交流。另一股力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和转轨国家加入市场经济行列，给世界大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然而，也要看到由于存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超级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推行损人利己的贸易与金融政策，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动荡和南北两极分化，充分显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为：第一，由跨国公司带头推行的生产国际化走向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
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居于统治地位。美国的大企业抓住欧、亚的战后重建机遇开展了海外扩张。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大公司带头进行跨国生产以战领世界市场。欧、日的经济得到恢复后，他们的大公司也纷纷进行海外投资。跨国公司成为生产国际化的主导力量。当时的生产国际化主要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因为那里政局较稳定、市场引对广阔、基础设施较完善、投资软环境较健全。七十年代，生产国际化扩展到发展中世界。到了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又把生产国际化发展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这一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个方面是跨国公司展开大规模的企业重组与兼并，着眼于全球市场、资源、技术、人才的利用，重点是控制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海外市场。以1997年美国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垄断美航空工业开始，跨国公司重组与合并的狂潮席卷了电子、电信、航空、金融等行业。1997年美国企业兼并的协议金额是1991年的7倍。1998年德国奔驰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合并成世界最大的汽车集团；1999年日本的银行三巨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的日本兴业银行组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集团。这些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重组正方兴未艾。第二个方面是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由发达国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达国家的市场相对饱和，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获得丰厚利润的机会。第三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批大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进行海外生产与销售。在世纪末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家大企业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初露头角，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正在为成为生产全球化新星。
第二，发达国家带动的流通国际化走向贸易自由化与区域集团化。
战后发达国家的生产国际化推动了流通的国际化。国际市场的放大和流通国际化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发达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据统计，全球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1950年——1994年的四十五年间，全球GDP增长率为年均4%，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全球生产的商品和劳务越来越依靠国际市场交换来得到价值实现。1970年美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储存存度为11%，1997年升为25%。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更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0年为25.9%，1993年达到37.3%。就是说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有三分之一以上要依靠海外销售。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大体如此。
发达国家经济对国际市场依存度的加大产生了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谋求相互削减关税，促进贸易自由化。从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经过四个回合的谈判，发达国家关税的平均税率已由约40%降到降到低于5%，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降到12%。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发达国家正在发起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为他们的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向全球自由拓展服务。但是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发达国家搞双重标准。他们通过各种措施，主要是非关税垒和单边主义措施来限制外来商品进口，还以某些政治借口实施歧视或制裁，受害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贸易自由化同贸易保护主义是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孪生兄弟。另一趋势是经济贸易区域集团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西欧中小国家为对付苏美，也为了适应贸易自由化趋，由煤钢联营起步，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欧共体实行关税同盟，在成员国之间稿自由贸易，给各成员国开辟了广阔的区域市场。同时为了缩小成员国的经济不平衡，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结构政策，授助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以促进共同发展。到了九十年代，美国、欧盟和日本一方面继续高唱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苦心营造以自己为中心，囊括本地区南北国家共同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贸易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看似‘相互矛盾，其实相辅相成。贸易自由化不可能消除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双重标准行为，区域集团化也不可能扭转便利球贸易走向自由化的趋势。
第三、全球金融市场联网和各国货币国际化形成金融市场一体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便利了国际筹资，也加大了全球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战后国际金融以美元的金本位制为基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当时国际汇率的稳定对促进战后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际金融活动农渐从为贸易和投资服务分离出来成为独活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形成国际货币浮动汇率制：发达国家社会财富的多年积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数以万亿计的巨额资金；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货币在不同程度上可兑抽象；信息革命把各国金融市场联成网络。于是，国际金融活动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为便利国际交易与投资进行资金融通，而是为巨额国际游资寻找增值的途径。据分析，每天在全球外汇市场上的交易最高达1.5万亿美元，只有2%是为正常的贸易与投资服务。
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和巨额国际金融资本的存在为筹措国际资金提供了方便，但更便利了国际金融投机。金融安全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课题。
金融动荡是促使各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汇率战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经济较量的重要手段。日本就曾从泯率战中成为金融大国，又从泡沫经济破灭中陷入长期萧条。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金融动荡和国际金融投机的最大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一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和机制不完善；二是金融实力薄弱而且往往是外国的债务奴隶。一旦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变，发达国家就将恶果尽量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在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动荡中，东亚、拉美、非洲都受到沉重打击。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说，“在发展中世界，世界至少有36个国家1998年人均产出将出现负增长……1998年—1999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出将是八十年代初债务危机以来最低的”。
第四，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走向多元化。
战后初期，世界经济的两大增长中心分别是美国和苏联。他们两家的表现和经济政策决定了世界经济变化的走向。到了九十年代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因采取“休克疗法”，陷入了深得的经济灾难，短期内难望对世界经济有多大影响。然而俄罗斯的资源、人才、科技潜能依然存在，本世纪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美国虽仍在世界经济中雄踞首位，但它主导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由美、欧、日本足鼎立所取代，美国的相对分额虽然可能有短期的上下波动，但下隆已成趋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有份额却呈上升之势。上世纪末，中国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巴西是第八大经济。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集团如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的地位也在上升。本世纪还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墨西哥、阿极廷等等成为世界或地区经济的明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将会有新的发展。经济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将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同时，也可能会引起新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变数。
综上所述，到上世纪末，经济知识化和经济全球化已汇合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它之成为不可逆转，是战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首先，战后的科技发展，已不间一般的科技进步，不但有量的发展，还有质的突破。科学研究在继续深化和分化的同时，出现学科的交叉与综合，使人类对微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认识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往的技术创新基本局限珩加强或替代人的体力劳动，现在的技术创新则开阔了提高或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途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度大大加快。高科技的发展要求超国界的合作，高新技术产业要求有超越国界的广阔市场。其次，从经济领域来看，推动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的，不仅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政府，更重要的是，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摆脱农业业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新生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转轨国家也放弃了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再从政治层面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发生过多次局部战争，但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政治形势时紧时松，天下并不太平，但总体趋趟向缓和，多数国家把振兴经济放在第一位。这一切为市场经济相对顺利地向全球扩展提供了条件。
历史表明，经济全球化具有促进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又加深各国经济竞争的两重性。由于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大，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可能彼此长补短，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西欧国家的战后发展为此提供了实例。德法曾经是百年世仇，战后却由势不两立的仇敌变为协调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动西欧各国的联合，并且同前殖民地一种相对平等互助关系。这样欧洲国家在战后通过和平发展而不是军事扩张实现了经济振兴，欧盟的经济实力到上世纪未已同美国相当，其国际政治地位也将随之得到提高。
然而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经济全球化还有加剧各国经济竞争的一面。这就有可能导致各国经发展失衡，不但可能引起经济和政治动荡，还有可能导致战争。北约发动南联盟的侵略战争，也可看作是国际经济发展失衡和霸权主义野心膨胀的结果。 weson11 2008-12-12 16:08:06 一定是不乐观的。 nnnvvvcc 2010-01-06 12:28:59 本文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如城市规划、城市产业结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城市职能、城市交通、城市建筑、城市管理、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正面影响，同时也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技术的重大进步往往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最初的产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汽车的普及，则引起了城市郊区化。以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领域。现代信息技术正以其它技术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并以其它任何一种技术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介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20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以来的大事记，无论多么简略，都不会忽视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它所产生的广泛经济、社会影响。"①那么，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的发展有何影响呢
一、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的正面影响
当今世界正在向信息时代迈进，信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血液"、"润滑剂"；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地渗透到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信息产业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在这股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传统形态与功能等城市发展的诸多方面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大影响，城市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
1 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效率与科学性。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根疽谰荩�侵傅汲鞘薪ㄉ瑁�凳┏鞘泄芾淼闹匾�侄危�诔鞘蟹⒄怪衅鹱帕�纷饔谩O执�畔⒓际跬卣沽顺鞘泄婊�睦砺塾胧导���铝顺鞘泄婊�姆椒ㄓ胧侄危�蟠筇岣吡斯婊�嗽钡睦投���室约肮婊�杓品桨傅目蒲�浴⒁帐跣院痛丛煨裕�⑶一辜忧苛斯�诓斡搿N蠢吹某鞘泄婊�Τ浞挚悸堑叫畔⑽拿魇贝��纬傻?智能城市"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必须以地球信息科学、人居环境科学、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理论与方法基础，以体现城市规划： 1 理想、理性、综合 整体 、系统、动态、生态的思想； 2 以区域为主体的多层次的人居环境为重点； 3 决策支持的方法。
2 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以往所没有的新兴产业； 2 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传统产业明显带有信息化的痕迹，从而获得新的出路； 3 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呈现取代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总之，城市产业结构开始由传统的工业经济模式向新兴的信息经济模式转变。另外，与城市产业结构转变相对应，城市的就业呈现出"软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就业结构中从事管理、研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教育等"软职业"的人员比重的增大。
3 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由集聚走向集聚与分散并重。爆发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使资本和人口向城市集中，开始了近代的城市化过程，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集中化趋势，这种集中化以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为基础，以交通技术的改进为条件。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将使城市居民的工作、教育、生活、购物、就医、娱乐等打破时空限制，人们对办公室、学校、购物中心、医院、交通工具等的依赖性大大减弱；部分工业生产对资源、对高度集中的生产规模的依赖性亦降低，削弱了集聚的动力。这就大大地拓宽了城市的活动空间，使城市得以延伸其各种功能的地域分布，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也呈现扩散化趋向。在总体呈现扩散化的趋势下，城市也有一定程度的集聚。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需要更高质量的协调与合作，这就要求城市各种功能在中
心区域重新融聚。现代信息技术使城市发展可以根据各自所需更自由地选择其规模和空间布局结构。扩散化趋势将引导城市 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产业和人口的分散，使其部分工业职能外迁，城市外围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生产区域 城镇群体 ，城市的功能结构得以纯化，空间区划更为明晰；集聚化趋势则促使了中心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城市中枢功能更为强大。
4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信息中心职能日趋加强。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生，为信息的处理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为人们使用有序的信息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生又加速了信息的产生与传递。城市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其交通、通讯、科技力量、大众传媒等的服务水平优越，信息交汇便捷，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同时城市的中心地位的加强也要求信息产业的发展加快。信息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必然首先在城市兴起。在新技术革命兴起的今天，城市不仅是人流物流的集散地，更是创造、获得和传播信息的场所。信息是资源，是财富。信息开发和服务水平的高低、信息产业的发达与否，已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信息网络的不断发展，信息服务社会化，信息业产业化，信息市场现代化已使城市具备了信息产业发展的最佳环境。各级城市将逐步成为不同地域的信息流通管理和服务的中心，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信息中心职能将日趋加强。简言之，对应于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开始步入信息社会的发展历程，城市的发展史也将走过从政治中心到经济中心再到文化信息中心的演变过程。
5 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供了可能。城市交通问题是城市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失衡现象之一，解决交通拥挤、堵塞的传统办法莫过于发展集体交通运输系统、限制私人汽车的发展、增加道路网的密度等等，但都只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可能。首先，城市交通问题产生于不断增长的交通量和滞后的交通设施之间的失衡，由于现代信息技术使人类跨越了时空限制，改变了人们与外界交流、交往的方式，城市中出行人数和次数减少，城市的交通总量必然下降；其次，现代信息技术将大大提高现有交通设施的服务水平，通过建立智能交通系统 ITS ，解决好"人 车内信息 --车 车外可见环境信息 --环境 车外不可见环境信息 "系统的信息传送和交换处理，对城市的交通流量进行全面的动态协调控制，从而实现城市交通的高效率。基于以上两点--交通量的下降和交通设施服务水平的提高，再辅以引导性的交通政策，将使城市交通环境大为改善，交通服务高效快捷。
6 使城市建筑智能化。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与现代建筑技术相结合，赋予了现代建筑全新的概念和更多的功能。世界上第一幢智能大厦是1984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建成的，现在智能建筑已成为都市现代化的标志。一般来说，智能建筑都具有办公自动化、楼宇自动化、通讯自动化、消防自动化和保安监控自动化等功能。
7 城市管理与监控手段更为发达。我们知道，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大系统，城市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广、变量多、层次多、目标多的综合性管理，传统管理手段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发展更加复杂、多变的趋势。现代信息技术能十分快捷地提供各种背景资讯，减少了因通讯手段落后、方式简单和邮路误差所造成的信息失真，从而使决策可以做到更为科学、缜密和及时。城市管理与监控手段将变得更为先进和发达，借助计算机网络，城市建设与管理能真正摆脱"人治"、走上"法治"轨道。
8 全方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影响城市的有形方面，对城市的无
形方面也有影响。信息网络使"远程办公"、"远程教学"、"网上购物、就医、娱乐"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加强了人与人的信息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人们能更方便地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将进一步走向公开化和民主化
二、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光明，使人憧憬未来；另一方面也使人类的未来笼罩上阴影，使人不无忧虑和担心。现代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可能会加剧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选择居住地标准从重视城市空间区位转向重视生活环境，这样势必加速城市人口向乡间疏散，将使残留的森林、荒野、稀有动植物更快速绝迹。这要求政府加强对环保的管理。
2 加大了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虽然现代信息技术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否少于其取代的就业岗位还有争议，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的就业结构向智能化趋势发展却是共识。因而至少现代信息技术会导致结构性失业。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办法在于人们要"终身学习"，这要求城市教育信息网提供方便。
3 使不同地域之间的信息分配不公。信息高速公路可以使地域的空间差别缩小到最小，但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有时序性的，其到达的地域有先有后，这就造成了地域之间的信息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差距有可能扩大。大城市的城市规划者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全盘考虑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4 使社会隔离问题严重化。在工业社会，人们居住地的选择往往取决于交通距离、环境条件、个人收入三个因素，在信息社会，人们的居住地主要取决于环境和收入，而收入主要取决于智力高低，这势必造成人口进一步分化，在城市空间上产生严重隔离，因此而破坏合理的社会结构。
5 使人类信息环境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现代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了高效、方便的信息服务，同时也使人类信息环境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如隐私权受侵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信息污染问题、信息安全问题等。
答：其次,从经济领域来看,推动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的,不仅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政府,更重要的是,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摆脱农业业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新生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转轨国家也放弃了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再从政治层面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发生过多次局部战争,但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
答：1、中国的改革不仅使这个国家加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而且赢得了世界银行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赞誉，这些经济学家将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巨大成功的事例大肆宣扬。2、中国确实吸引了大量外资并成为出口大国。3、“麦当劳”、“肯德基”现象和众多跨国公司在全球活动的事例好多哦!比如一辆车，里面的专利可能来...
答：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事例：1、1991年加入APEC（亚太经合组织）；2 、2001年加入WTO；3、2001年成功举办第九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4、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 经济全球化对生活的影响（从身边衣食住行方面）1、喝可口可乐；2、穿阿迪达斯；3、开丰田汽车等；4、 吃麦当劳。
答：一个车身构成一辆轿车；一个显像管、一个复杂的线路和一个壳体构成一个精美的电视机；一个美容师半个小时的劳务加上对各种美容美发器械及化妆品的使用，产生了一个时髦的发型；一位外科大夫4个小时的手术以及四个同事的合作、医疗器械和各种药物的使用完成了一个心脏手术...这些都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事例。
答：市场经济当然好了，以前计划经济大锅饭的时候，那些售货员对待消费者就像仇人一样，现在有些行业还是这样，大多数改善多了，使我们感受到做人的尊严。这个世界要是还是处于计划经济或者是垄断经济的话，那就太可怕了，人们在消费的时候选择性就小多了，最重要的是人们会得不到尊重。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最大...
答：回答： 就是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品,带来消费者的效用的增加量。比如说,在你口渴的时候,你愿意花2元钱买一杯矿泉水,这说明你对这杯水作出了值2元钱的主观评价(可看作它可以给你带来2元钱的效用)。当你喝下这杯水之后,口不那么渴了,于是现在你只愿意以1元钱买第二杯水,即它只给你带来1...
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做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自己管理内部事务；一国两制，维护两岸利益；社区保障机制、最低生活保障金···
答：公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指小额的私有性经济是允许存在并发展的，但它不占着主导地位，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推动国家经济健康康性发展的经济方式，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的建立和推广，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大...
答：三星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简单说明韩国公企业民营化的背景中公共部门的结构调整如下：韩国政府抱着做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火车头的战略观点来推进公共部门改革，通过对硬件的结构调整、软件技能革新以及衣食文化的改革等，以达到对经济危机的克服→知识国家的建设→生产福利体制的构筑。[10]在结构调整的氛围...
答：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环境污染的防治 每一个环境污染的实例,可以说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敲响的一声警钟。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为了维护人类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必须积极防治环境污染。 我国防治环境污染的对策 为了防治环境污染,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