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主要思想主张及意义？
主要思想主张：依靠政治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特点是：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同儒家思想相结合，托古改制。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打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因而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期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又称“百日维新”）。
主张：依靠政治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目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宪法贡献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因此，“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2. 主张君主立宪
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90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康有为还分析说，（法国与日耳曼）两国之创同时，而强弱异形于后，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
3. 提倡权力制衡
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就曾经明确提出：“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门、论人公法），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中，他论述道：“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5.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体设计。在当时，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和地方规范，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20]
立宪思想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指出：“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一曰势，一曰俗。二者既异，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深入于人心，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927年）中，康有为称：“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懋勤殿也罢，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动复辟，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书学思想
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当今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像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近代书法领域内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康有为提出君主立宪，变革维新主张。依靠政治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同儒家思想相结合，托古改制。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但是，在戊戌变乱之后，他打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因而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经济思想
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
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教育思想
康有为把教育作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主要途径，所办万木草堂以“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为教育宗旨。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力陈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注重八股、试帖和楷法的危害，请求光绪帝令“今乡会重试，请改试策论”。并且进一步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他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具体办法是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府立高等学堂，京师立大学，并分设海、陆、医、律、师范等各专门学。
康有为强调早期教育、学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主张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教育，反映了改良主义者的良好愿望，具有强烈的空想色彩。
总结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分三个层面去观察，通过事实去辨别他的好坏、忠奸、能庸、功过等等诸多方面：一个层面是他的事业是否对时代进步有利；二是他的学说是否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仍然是不易之论；三是个人的品行是否是人中君子、道德楷模。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且提出了具体六个方面的变法措施。不断提出改革思路，得到光绪的高度重视，组织推动了戊戌变法。从这一点上来看，康有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因此,“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主张君主立宪
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门、论人公法）,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因此，“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主张君主立宪
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门、论人公法），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
导语：1895年，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千名举人联合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清帝第二书》是一份系统的改革蓝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国御辱，但与洋务运动相比，有更深一步，在师夷长技的同时，也学习西方其他方面的长处。
1.洪亮吉的改革主张
改革是社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伊始，各种各样的改革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可见，贯穿着整个人类社会进程。古有秦国商鞅变法，使封建制度在秦得以确立；到了近代又有戊戌变法运动，尝试着对维持了两千余年封建制度进行改变。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洋洋万字，上陈时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主张，在政治上提出了迁都的主张；经济上鼓励发展工商业，在文化上则提出了引入西方的教育制度，这无疑对传统社会构成了挑战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反应出了近代是中西文化相争相融的时期。相比康有为的大名，洪亮吉可能很多没听过。洪亮吉在嘉庆年间以大胆敢言闻名，提出了大量的改革主张，主要侧重于政治方面改革，整顿吏治，革新政治等等。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其改革主要是对原有封建专制制度的小修小补，改革主张仍然束缚在封建君主专制度的框架之内。洪亮吉提出了当时政治领域的三大弊病“一则处事太缓”、“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 一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这三条弊病是古代政治体制下的通病，因此古代社会的盛世必须有赖于明君的出现，从这个角度上讲，洪亮吉的改革主张更多地是对皇帝个人的道德要求。不过即使皇帝采纳了洪亮吉的建议，仅仅也是给污浊的官场风气带来一时的清风，不在体制上加以改变，改革的最后结局是回到起点。
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更为彻底，要求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农商并重，要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要求做一些颠覆性的改变。与洪亮吉改革的改革目的不同，介于当时中国面临仍由列强宰割的局面，康有为企图借助于欧美国家成功的经验，希望实现独立自强，“大雪国耻，耀我威棱”。康有为说“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这无疑都是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如果说洪亮吉改革是纯粹中式的话，那么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就是对当时病入膏肓的中国进行中西结合式的治疗。
2．《上清帝第二书》的改革主张
《上清帝第二书》痛陈签订《马关条约》的危害，“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之民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进而又提出了迁都的主张，认为“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近海之故”，此外康有为也指出了训练新兵，装备新式武器的重要性。以上“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所以康有为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这一部分也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精华所在。自强之策，富国为先，“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百姓匮乏，国无以富，康有为又提出了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微言大义，例如恤穷，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恤穷之法分为移民垦荒，教工和养穷。由此引申到了教育制度的改革，开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的教育体系。
洪亮吉
与洪亮吉的改革主张相比，改革的目的不同，改革的方向各异，所面对的阻力也就完全不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弹。对比两份迥异的改革蓝图，我们可以看出，从结果可以看出，康有为式改革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很难推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中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是迁都，详细具体的陈述了迁都的理由，包括北京近海，难守易攻，成为列强要挟的资本，以及“疑其地气当已泄尽”等等，将迁都摆在了重要位置。
康有为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不过变法的许多主张到现在仍能引起共鸣。比如，古都北京经过几十年地快速发展，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地双重叠加使得北京越来越难以承受，千余万人口的巨大城市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交通拥挤，水资源短缺等等，或许可以将首都前往西部地区有利于西部的经济发展。
再如康有为的富国六法中，就有修铁路一条，认为铁路“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近年来高速铁路发展方兴未艾，铁路在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就提出了广泛修建铁路的建议，今天铁路建设依旧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现在的铁路运输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安全、舒适、高效。一百年前，康有为提出“恤穷”，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一个世纪已经过去，我们仍然在努力一点点地建成和完善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
3.蓑翁说
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草草收场，但历史以将它铭记。无论如何，公车上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中国缓慢开启了自己的近代化过程，前途并非一帆风顺，戊戌变法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开始。慈禧太后能够阻止得了戊戌变法，但阻止不了中国近代化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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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上清帝第二书》
2．洪亮吉：《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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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是什么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2、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
3、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
康有为怎么死的
坊间传闻康有为是食物中毒或者是被被慈禧太后买通的杀手所杀。
1、食物中毒。他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作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让众人信服。至少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便认为她的父亲是”被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
2、被慈禧太后买通的杀手所杀。康有为提倡进行变法，损害了慈禧太后的利益，因此慈禧太后对康有为一直怀恨在心。暗中买通了杀手，准备除去康有为，康有为之死很有可能死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她七十大寿的时候，曾经下令赦免了一些戊戌变法罪人的罪行，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均不在此列。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谁写的
1、清末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2、为了驳斥康有为的保皇理论，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主张，章太炎在光绪二十九年上半年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康有为的主要思想主张：依靠政治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有为的主要思想的意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它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和挑战、它使改良主义的思想得以扩大和传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它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起了启蒙的作用。
答：主要思想主张:依靠政治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特点是: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同儒家思想相结合,托古改制。第六书还具体以日本为例,提出了12条具体建议《上清帝第六书》 推荐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具奏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畔危迫,分割荐至,...
答：康有为是晚清时期的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主张变法改制，力图挽救垂危的中国。他的政治论点和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变法：康有为主张通过变法来改变中国旧的政治体制，推动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他曾在《大同书》中提出了“不如彻底的变法”、“扬帆为海，从此起飞”等口号，主张以改造政治...
答：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和影响是：特点：1. 融合中西文化：康有为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2. 倡导变革：康有为主张变革旧制度、旧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影响：1. 推动近代化：康有为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2. 推动民主改革：康有为的思想...
答：1．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分析：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特点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康有为在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把孔子装扮成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借孔子的名义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革的理论。其原因是：（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植根深厚，...
答：从提倡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变法改革到维护封建皇权制度，康有为代表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思想潮流。康有为主张博爱哲学，认为家、国、天下都应以“仁“为本，指出：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符合“仁”的原则；主张“公羊三世”说，以为历史是由据乱(君主专制)经小康(君主立宪)到达大同，大同世界没有阶级，...
答：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
答：康有主从1898年6月到9月103天变法主张，做了下面的一些事情：教育：废除八股，建立京师大学堂，各省设立公学，办医学院，出版报纸，举行政治，经济考试 行政：裁员，任用进步人士，士可上书。工业：建设铁路，发展农工商，奖励发明，美化京师。允许官员出国访问学习，保护教士，简化法规。目的很明确，用西方...
答：这实际上就动摇了封建统治者恪守祖训，反 对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一向保守，信而好古的孔子，写成了一位勇于建设新学派，志在改革的大学问家，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康有为在这两本...
答：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要求变法革新的呼 声越发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代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康有为积极主张 变法革新.1888年他改变中国现状的思想变成了维新行动,这一年的12月份, 他写了5千字的上光绪皇帝书,提出学习西方,改变成法,挽救危局的变法革 新主张.这是资产阶级...
答：他的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的译著，以崭新的理论启迪了中国长期为封建主义所笼罩的思想界。”物竞天技、适者生存”，进化论成为当时及此后的主流思潮。他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 ，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