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夫妇的人生路你知道吗？

两家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可谓是门当户对。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结识杨绛；1935年，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完婚，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据说还发生了大花脸的趣事。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 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1972年钱锺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打架事件；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

钱钟书、杨绛都曾在清华学习工作，他们的人品、学品被清华人视为楷模。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在会上说：“当前社会上有一种知识分子‘市侩化’倾向，它在知识分子中是一股浊流，在这种背景下杨绛先生捐赠‘好读书’奖学金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要我们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抵制市侩化倾向。” 钱钟书是我从内心深处敬仰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天才和成果，而是他的人品。自古中国文人穷酸，能如钱钟书一家子这般坚贞无二少也。
22岁时认识21岁的杨绛先生，23岁与杨绛先生订婚，25岁与杨绛先生结婚并同船赴英留学，27岁当爸爸。一家三口在后来的60多年时间里相助相扶，相濡以沫。在中国上一个百年，历经了数次社会巨变，才华横绝一世的钱先生的家庭生活确是单纯温馨，从一而终。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和他一样，杨先生也是一位致力于做学问研究的人，我看了她许多散文随笔，笔锋恬静、安详、幽默、自然
好羡慕钱钟书杨绛夫妇，有共同的志趣爱好，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有宠辱不计的豁达……
1998年钱钟书先生走了。12月21日，杨绛先生率几个亲友，忠实地实现了钱先生的遗愿，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摆放花篮、花圈，没有悬挂挽联、挽幛，也没有佩戴黑纱、白花，遗体火化后骨灰送到北京郊区的大地里深埋。钱先生所穿衣服中,有一件杨先生手织的线衣,所穿的裤子中有一条女儿钱瑗教授亲手织成的线裤。整个后事，在形式上办得简单、朴实，比平民还平民，但在实质上却比某些大张旗鼓的仪式还要庄严、隆重。送走钱先生，回到家里，杨先生虽然身心疲惫，却仍然十分坚毅。她坚强、平静地说：“钟书、我，还有女儿，我们商量好了，身后都不留骨灰。我按钟书的意愿送走了他，我完成了任务。钟书不喜欢人家哭他，所以，今天我没有哭。”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动容。大家感到，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真正洞见人生，达到大彻大悟境界的人。

1939年，他《写在人生边上》，68年后，她的《走到人生边上》出版。这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吧？！——题记
钱钟书杨绛夫妇
十几年前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记叙采访杨绛的一个细节。他在杨先生面前说了句“大话”，大意是自己身体健康从来不感冒不生病之类，杨先生听了，默默站起身，拉着他的手走到墙边，然后把他的手按在墙上，轻轻敲了三下——表示刚才那句话说错了、无效。还说是自己无锡老家的习俗，小孩子若说了过头的话，请（神明）原谅之意。

我当时在工厂生产一线工作。当年自动化程度不高，没有高大上的加工中心和数控机床，加工机械零部件的车刀往往需要到砂轮房磨制，常常一打滑、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高速旋转的砂轮磨破了手，或者被飞溅的切屑划破了皮。那时我就有个发现，只要谁讲大话说或洋洋自得地笑话别人“我的手好长时间没‘破’过了”，那个讲大话的人，保准会出点状况，包括我自己。

读到那篇专访后，但凡我意识到自己讲了大话、狂话的时候，就总是很自觉地去拍拍墙壁或拍拍桌子，以示“刚才的话不作数”。这种暗示，是迷信吗？我以为是对不为人知的神秘所在、或者是对无常的一种敬畏。就算是“迷信”，对自己及家人、周围朋友是引导到更好的方向，符合“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三好原则，不是件好事吗？

 《走到人生边上》一书的前言中，杨绛先生记录了一些人的经历，有的是“笃实诚朴的农民所讲述”，有的是她亲身经历，也有古代的“鬼故事”。她说“他们的经历，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缘经历，不能一概断为迷信。”

她写一个男同学家是常熟的大地主，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乔迁新居，杨绛和一个女同学也应邀到同学家吃了饭。回学校不久，那个男同学告诉她他们家闹鬼，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问“怎么闹鬼？”说是“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书中还写她爷爷奶奶“见鬼”的事。她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辞官还乡，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所以我觉得，杨绛先生是有“信仰”的。信，并非迷；不信，并非不迷。

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迷不信”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境界。
《走到人生边上》始作于2005年，杨绛先生大病一场，出院后回到三里河寓所，思索人生的终极问题，两年后，在她96岁之时此书出版。她在前方中说：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

《走到人生边上》，是对钱钟书先生写作于1939年的《写在人生边上》的回应吧？！钱钟书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是娶了杨绛，说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遇到她之前从未想结婚，结婚之后从未后悔。”

在女儿钱媛、丈夫钱钟书相继谢世后，她独自生活，“自言自语”，在书中坦陈自己对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

象我们这些尚且“走在人生路上”之人，面对一位尚且健在的世纪老人写人生的价值、灵魂的去向的文字，只有仰视、顶礼膜拜的份儿罢了！除了佩服她96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才思缜密，我生出的竟然也有隐隐的痛惜——在“胡思乱想”中，她写自己“一辈子的过错也攒了一大堆。小小的过失会造成不小的罪孽”。坦陈“父母生我、育我、培养我，而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跑到国个去了，还顶快活，只是苦苦想家。”对唯一的女儿钱媛，“未尽到妈妈的责任。“让女儿误诊得了绝症，到绝症末期还不知她的病情，直到她去世之后，才从她朋友的记述中得知她病中的痛楚，我怎么补偿我的亏欠呀？”痛失唯一的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于杨绛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不论是《干校六记》还是《我们仨》，文字所涉，都写得极冷静、隐忍，却更令人唏嘘和动容。

我孤独一人已近十年，梦里经常和亲人在一起。但是在梦中，我从未见过他们的面容和他们的衣服，只知道是他们，感觉到是他们。我呢，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
时至2016年，杨绛先生已105岁高龄。我们走在人生路上，幸运的是仍有这样“走在人生边缘边缘上”（杨绛语）的前辈可供仰望，如同仰望星尘，如同面对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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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读完杨绛老先生的《我们仨》，书中第三部中，作者仔细回忆了一家人的生平经历。

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后就到牛津学习深造，钱钟书是政府派出学习的，牛津直接接收，而杨绛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入学，只一个人在图书馆看书，选了几门课旁听。

两个人第一次离开家这么远，都战战兢兢，相依为命。不过很快他们就过起了自己的生活。杨绛心细，擅长精打细算，生活不算拮据。他们学着做饭，还经常一起散步“探险”，专门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了解了很多英国的风土人情。

杨绛在英国生下女儿钱瑗后，钱钟书在牛津的学业结束，一家子又到巴黎大学求学。两个人都对知识十分饥渴，在出国的这几年中像海绵一样疯狂的学习。不仅在文学上大有长进，每个人更掌握了好几门语言，可以直接阅读外文典籍。

回国后钱钟书先后在清华和蓝田上班，杨绛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处于沦陷时期，杨绛母女没有住处，只得来回借住爸爸和婆婆家中。日本人发的大米不好，吃不饱肚子，杨绛一边在小学教书一边写剧本，都是为了生活能够继续。

后来钱钟书回到上海，在某学校任教，一家三口总算团聚。钱瑗渐渐长大，非常懂事，喜欢读书，观察力强，受到爷爷重视。

新中国解放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受到清华的聘请，回到清华当教授。钱钟书参加了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钱瑗上高中以后“三反”开始，三人无奈搬家。夫妇二人离群索居，却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批斗对象，而女儿因为表现不错，总算幸免，一家三口见了面也不能说话，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文革过后，夫妻二人搬到女儿在北师大的宿舍，钱钟书在这里完成了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杨绛在这里翻译完了《堂·吉诃德》的上下集。

后来夫妇两个人分到了三里河寓所，这里离女儿上课地方很近，也经常住在一起，一家三口总算有了安身之所。之后杨绛一人送走了女儿与丈夫，三里河寓所对杨绛来说成为了客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