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有几分可信？若可信，“共和行政”为何会是冤案？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是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一年前后发生的事件，诞生了“共和”这个举足轻重的词。在此之前，周厉王因行政暴虐，遭国人驱逐，出逃到“彘”。厉王出奔后，太子年幼，朝中出现了长达14年没有国君在位的局面。此间，大臣联合行政，维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这就是著名的“共和行政”。

但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事件，史书记载却出现巨大的冲突，导致疑点重重，成了一桩千年悬案。

今天我们了解“共和行政”其事，主要是从两本经典的史书开始的。一本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本则是晋国、魏国的官修史书古本《竹书纪年》。可是，两书本对这件事的记载完全不同。

先看《史记》的描述，在这桩政治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只有召公、周公两人。在太子被围攻时，召公更是以自己的儿子代替了太子，太子才得以脱身。此后的14年间，就一直是召公和周公联合行政。14年后，周厉王在一个叫“彘”的地方去世，太子姬静被周、召二相重新立为周王。简单来说，司马迁认为的共和行政，是召公、周公的“二相共和”。

《汉武大帝》中的司马迁

再看古本《竹书纪年》，在《史记》的周公、召公“二相”之外，又参与进来第三个人——共伯和。

真相扑朔迷离。

首先，《史记索引》中引用的《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就是说共伯和乘机篡位。《清华简》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共伯和立”。14年后，姬静成年，共伯和在众人的逼迫下，将王位还给了姬静。

竹书纪年

晋人束晳在引用《竹书纪年》时却有了另外的说法，共伯和只是“摄行天子事”。战国文献《鲁连子》中亦有类似记载“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这里的“摄天子事”，和篡夺王位大不相同，周宣王姬静的拥立更是共伯和的功劳。可见，后世在引用《竹书纪年》的内容时，便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原本的内容是怎样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影视剧中的西周大臣

同一件事有了三个版本：第一种如同《史记》记载，共和行政是周公、召公的二相行政。第二种是共伯和乘机篡夺了厉王的王位。第三种则是共伯和暂时摄行王政，而并未被立为王。

《史记》的记载似乎是一处孤证，“共和”二字更无法解释，所以不被大众采纳。但在国君缺位时，由公卿执政却是有先例的，例如伊尹放逐太甲后执政、鲁昭公出逃后三桓共同执政。

第二种篡夺王位的说法，虽然给它打call的文献较多，但仔细分析似乎也有不妥。周代严格的继承制度下，共伯和不是王位的继承人，他如何能够篡夺王位？周公召公既然可以保护太子，又为何不阻止这种篡逆之举？于情于理，第二种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

第三种说法也很奇怪，共伯和摄行王政，是否改元共和呢？三桓执政之时，并没有改变鲁昭公之号，如果共伯和只是摄行王政，没有改元，那这段历史为什么又被称为“共和行政”？

三种说法，各有道理，但也各有疑点，又都没有绝对的说服力。

那真相是什么呢？

清华简

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就得知道共伯和是谁。与“共和行政”一样，共伯和的身份也有两个版本，同样迷雾重重。

一种说法是，共伯和就是卫武公。首先，卫武公的名字就叫和。其次，卫武公的兄长被称为“共伯余”，所以卫武公也可以被叫作“共伯和”。最后，便是《鲁连子》中所说“共伯和复归国于卫”，似乎更加证明了共伯和就是卫武公。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卫武公与共伯和不是一个人。卫武公活到95岁，去世时是周平王十三年（前758年），也就是说，共和元年（前841年）时，卫武公才十二三岁。如此重要的政治事件，怎么会让一个小孩参与呢？

再有，卫武公的兄长的确被称为“共伯余”，但“共伯”是他的谥号，兄弟两人共用一个谥号似乎说不过去。所以可以断定，共伯和与卫武公是两个人。

还有一个说法，共伯和是共伯国的国君，“伯”是他的爵位，“和”是他的名字。那么共伯国在哪呢？这个国家就在河南省辉县，汉唐以来这里一直被称为“共县”，今天这里还有共城的城墙遗址。共伯国原本是周王室的畿内国，但因靠近卫国，加上周王室逐步衰落，后来就被卫国吞并，成为一个别邑。

今日共城遗址

关于共伯国的国君的记载比较少，那他为什么能参与这么重要的政治事件呢？主要还得看人品。共伯和是一位有修养的国君，又有名望，周厉王的暴虐更突显了他的仁义贤德。厉王是国人暴动而出奔到彘，共伯国又是畿内的诸侯国，国人找到国内的一位长者来执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更何况，其他诸侯国也都认可共伯和的人品，支持他执政，否则以共伯国的实力很难参与周朝大事。

周厉王重用荣夷公、卫巫等人，施政遭到了国人的不满。国人暴动更有公卿大夫的参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厉王不得已被流放到彘。国内无君，而太子又年少，恰逢共伯和名声享誉内外，于是被推举为三公中的首席执政，代行王政。

厉王止谤

在此期间，厉王的地位与名号较为敏感。虽然仍然沿用厉王的年号，但政命已经不由厉王发出，当时的青铜器上的册命颁布都是用“唯王元年”、“伯龢父（即共伯和）若曰”等开头。

14年后，厉王去世，太子姬静也已经成年，共伯和代行王政的基础已经失去，便带领群臣拥立太子姬静为王，自己则回到共伯国，逍遥于共山之上。历时14年的共和行政，以和平交接权力的方式结束。

周宣王

共伯和入朝为首席执政，更多地是顺应国人与诸侯意见的权宜之计。共伯和扮演的是一个温和中立的角色，他的权力或许并不如周公、召公，只是因其名望而获得代行王政的地位。

既然如此，司马迁为什么不在《史记》中记载三卿共同执政呢？

司马迁看到了共和行政的本质，但由于他尊周的立场，三卿共同执政便被有所取舍地改为周公、召公联合执政。相应地，厉王被流放到彘，也被他说成是主动逃到彘。这是司马迁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他“成一家之言”的“春秋笔法”。

司马迁雕像

相反，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就简单得多，一句“共伯和干王位”，体现的是成书于战国的古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取向。在“陪臣执国命”，权移与公卿的战国时代，臣下摄行王政便被放大成了篡夺王位。《竹书纪年》是魏国官修史书，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历史就在眼前，对周王室内政的这种描述，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辩护。所以诸子中的《鲁连子》所说“行天子事”，似乎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历史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我们想看到的历史。在探寻不可重演的历史时，我们总会有所选择，有所倾向。历史事件是复杂多样的，任何迥异的记载，都只能体现出历史的狭窄一面。虽然不能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无一不是前人与今人选择、判断与描述的结果。而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各种说法之间，通过仔细的比对取舍，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也正是史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