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存在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的情况吗?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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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做贾谊,曾经提出过一个“法钱”的概念。他说,钱也要符合规矩,轻重一样,质量要有保证。反之,就是“奸钱”。这是他给当时的统治者汉景帝上的一课。贾谊反对民间随意铸劣钱,可惜汉景帝没听。这个概念,是曹丕接过来实行了,所以三国里他治下的疆域,货币状况最稳定。

不过,魏国的五铢钱,在形制上完全模仿汉五铢钱,只有极细微的差别。怎么辨别魏五铢钱?这问题,大概就连马未都先生也很头疼。

我们再来看看《三国演义》里最“仁义”的刘备。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但那收买的是赵子龙的人心,对老百姓,他不大在乎。他在攻取巴蜀的时候,军用不足,就开始打老百姓腰包的主意,铸造了“直百五铢”,一钱顶一百钱。这一家伙就把军用凑足了。

后来刘备在巴蜀也称了帝,自号“汉”——这已经是第三茬“汉朝”了,后世称之为“蜀汉”。蜀汉的货币,除了“直百五铢”继续流通外,还有其他的货币,也是一钱顶一百钱,名目有“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都是大钱。看它们的名称就知道,铸钱的动机压根就不怀好意。在刘备统治地区所铸的钱中,有一种钱很有历史意义,就是“犍为五铢”。 “犍为”两字,要念成“钱为”,是四川的一个地名。犍为当时是巴蜀的商业中心。当地所铸的钱背后有一个“为”字。这是我国方孔圆钱中最早铸有地名的钱币。这种“犍为五铢”,也是一当百的“大钱”,而且逐渐减重,越铸越轻。

铸大钱,实际上就是将正在流通的那些货币贬值。

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比方民间的资金总量有一万钱,我刘备铸一个大钱,规定能换你老百姓一百钱,那么我只要投一点资,铸一百个大钱,就等于也拥有了一万钱。可是社会财富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一万钱。

放心,我忙乎这一通,不可能是跟你们搞了一场“零和博弈”。等到我铸造的大钱全部进入流通时(兑换五铢钱或者购物),你老百姓手中的那一万钱,就等于贬值了一半。而贬掉的价值,是不会蒸发的。到哪儿去了?到我刘玄德的腰包里来了。这是多好的幻术,财富真就能无中生有。

刘备的“直百五铢”一开始还铸得挺大,一枚有8克以上,后来因为要节省,越铸越小,到最后竟然只有0.5克,连一铢的分量都不够了。可是他在铸钱时,还是感到原料严重不足——小国寡民嘛,资源有限。于是下令把民间的铜床架子也都毁了,统统拿来铸钱——咱们砸锅卖铁,也要跟姓曹的斗。

说完了其实并不仁义的刘备,咱们再来看东吴。

东吴就更厉害了,孙权铸的钱,叫“大泉五百”,一钱顶五百钱。当时铸钱也是铜不够用,孙权就命令民间献铜,酌量付给报酬。后来越搞越厉害,又出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老百姓满手都是大钱,找零都没法找。再说,好好的五铢钱,就换成这些“冤大头”回来,谁干?东吴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应激烈,坚决抵制,就是不用你这个“大泉”。
孙权还算明智,见此情况,下诏不再铸大钱。已流入民间的大钱缴还官府,官府按比值兑换五铢钱,以此来减缓官民对立情绪。但政府有时候也会装聋作哑,实际上有很多大钱并没有被收回。

蜀、吴的领袖在铸大钱的时候,总要有个堂皇理由,不然就很显得自己太无赖了。铸大钱的理由当然有,就是小钱不值钱以后,用起来太不方便了。经过黄巾、董卓战乱,处处经济凋敝,五铢钱随之狂贬,百姓去买一点东西,要背上一麻袋钱。当然了,蜀、吴铸大钱的初衷,除了想搜刮点民财外,可能也真的有想方便流通的一面。但是只要铸一次大钱,老百姓就要被剥一层皮,这是铁定的。

那时候的“扑满”,可能都没人用了。你存进去一百钱,放上一百天,钱没变,市场的东西也没变,可是等你取出钱来想买东西时,一百钱就只能顶一个钱用了。越穷,就越买不起;越买不起,过一段时间就更穷——这就是傻瓜才存钱的道理。人们宁肯把钱拿去干更傻的事,也不愿意存钱。

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个论断说得好:“人类应该汲取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让他们失望。货币体系的管理不当,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元凶。”得过诺奖的,说话就是具有普世价值。汉末的情况岂止是政府“管理不当”,而是政府在玩货币幻术,公然抢百姓的钱。

汉末以后,五铢钱可谓命途多舛,名义上还存在,其实质量大大下降,政府只是利用它以往的好名声而已。三国归晋以后,在很多时候,形形色色的“五铢钱”因为贬值,甚至没办法流通。看出规律来没有?中央财政一危机,执政者就搞货币贬值,争铸“恶钱”,实不抵值。投入流通后,中央财政凭空增加,百姓存款无形减少,因此人民极其厌恶“恶钱”。

老百姓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就大量使用价值比较稳定的绢,来充作代金券。绢是论匹计算的,不用剪裁。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买卖、计价、赏赐、借贷,甚至行贿受贿,大家都用绢。这好歹解决了问题,但唯一的遗憾是行贿时比较麻烦,不好藏着掖着。

看吧,历史不都是时时刻刻在前进,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倒退。现在,就是又退回到神农氏时代了,统治者的孽,不小啊。

《三国志》里有记载:那时候买卖人口,一个人值16匹绢;但是名贵的宠物狗,一只就值好几千匹绢。

曹操很关怀贫困儿童

寂寞东汉在三大枭雄的瓜分下,演出了一场盛大的末世狂欢,终于寿终正寝了,留下了一个缭绕千年的“汉”字。

这个王朝,不比西汉那样威震欧亚,但在金融信贷方面,也还是有建树的。这一点,并没被历史所湮没。说起来,东汉对贫民的赈济政策相当优惠,就这点说,它是个好王朝。

汉章帝时代,朝廷曾下令,让各个郡国招募无地农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种,官府不仅把这些公田无偿赐给他们,还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和农具。在税收方面,免田税五年,免人头税三年。你们就放心种地吧——农民若不能安心种地,说出花儿来也不能算是盛世。后面还有几位皇帝,也曾赈济过鳏寡孤独的贫民和逃荒的流民,贷给了种子和粮食。最后,帮助皇帝做好事的,还有曹操——曹丞相。

传统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现实中也不见得是“宁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汉献帝时代,曾下令,凡是12岁以下因家贫不能养活的苦孩子,一律“随口给贷”,有一个救济一个。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户排查,实打实地扶贫。

放贷是东汉朝廷的慈善行为,这毫无疑义。至于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贷,史无明载,只是记载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贷款给贫民而遭到处罚。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准地方官放贷呢,还是因为他们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罚?专家们也搞不清了。

不过,那时候的皇帝虽然心肠软,富商们却没有那么慈悲——钱,我有很多,都放在家里。可是它们搁着不能下蛋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贷。东汉的高利贷,比西汉更甚。

有一位议事郎桓谭,曾上书皇帝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债,中产阶级子弟(中家子弟)为他们效劳,奔走犹如臣仆,从中分成,个个都像王侯一样富。”(《后汉书》)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调查组是查不清楚的了。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和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计。这场战争,从开国后第六年就打,断断续续打到末代的汉灵帝。一共是155年。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西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与汉为敌,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把他们基本给降服了。

后来王莽篡政,用了法子彻底摆平了羌族各部首领。羌族不知为什么,独服王莽,王莽一死,就开始反叛。此后,据守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抗拒汉朝,西北从此不得安宁。史书上,关于西北战场“杀八千”、“斩四千”、“官军死二千”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战争就是烧钱,太平盛世也禁不起这么长年累月地烧,朝廷的内囊渐渐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债”。

借钱来打仗,也是死要面子的事。而且借钱就像吸鸦片,尝到甜头就上瘾,当时国家举债达“数百万万钱”。皇帝想出的借钱名堂也多,一会儿向王侯借“国租”一年,一会儿向全国富户每家借一千钱,一会儿又向公卿以下所有官员借俸禄(停发工资)。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那是自然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上,就正好是拧着的,实际上是“大河水满,是因小河被抽干”。

后来的几个皇帝大概是这么想的:反正王侯官僚搜刮有道,你们搂来的钱,也借给国家花花吧。官府伸手借钱,也启发了王侯贵族,他们便也向平民借钱。早在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时期,法制很严,贵族没有敢向民间借债的。后来法律松弛,王侯贵戚动不动就负债千万,借了就不还,成了谁也碰不得的“超级杨白劳”。债主来要钱,他们还派出狗腿子殴击,甚至有把人打死的。

汉家天下,一代不如一代啦。

就这样,一场“百年战争”打完,基本上也就把东汉给拖垮了。

  • 西汉存在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的情况吗?
    答:(《后汉书》)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恐怕不派调查组是查不清楚的了。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和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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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她公然宣称∶ “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她极度贪婪,除了索取贿赂外,还靠著迟发公费月例放债,光这一项就翻出几百甚至上千的银子的体己利钱来。抄家时,从她屋子里就抄出五七万金和一箱借券。王熙凤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加速贾家的败落,最后落得个“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