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的人物轶事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是蒋介石的红人。早在30年代蒋在江西“剿共”时期，邓即任蒋的主任侍从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也说：“当时的邓文仪先生，宠信之专，权势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机场、车站和重要场合中，看到党政军要员见到他，无不毕恭毕敬，行礼问候。”据特务处干部李邦勋回忆说：“原邓文仪掌握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也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之一，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中统前身)和戴笠掌握的特务处是鼎足而立，分道扬镳进行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的，其分支机构亦遍布全国各都市。因为l934年7月南昌飞机场飞机被火焚毁，蒋介石以邓文仪不能彻查据实报告，认为对他不忠，即于同年8月撤掉他的调查课课长职务，交由戴笠接替。”张毓中则说：“据我们所知，领袖在秘密地准备对日抵抗，正设法增强军力，尤其是空军军力，故命曾在德国留学深造、受德国统帅兴登堡将军所推崇的徐培根先生出任航空署长，凡重要航空事宜，因怕日人知悉，对我不利，都采伪装或掩护手法，以避日人耳目。而这次起火，事出蹊跷，领袖怀疑是日本间谍收买汉奸，纵火烧毁，以致损失惨重，严重的影响了我空军战力。谁知调查课调查的结果是意外失火，并无人为因素。领袖不信，命再认真彻查，结果仍如前查，领袖始终怀疑不信，就另命戴先生复查。戴先生果真不愧为特种工作奇才，竟于短期内查出失火真相，找到人证物证，证明是人为纵火，拘捕了有关人犯。领袖极为震怒，扣押了徐署长和邓课长议处，并发表戴先生兼调查课长。”失掉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监禁，对于邓文仪来讲，并不是灾难。不久被放出来，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馆，1936年回国，并被选为复兴社书记。 然而，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对邓则视若仇敌，不但不愿见他，就是有人提邓之名，蒋也会大发脾气。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一些蒋的亲信怕被扣于西安的蒋投降，使政局发生变化，便主张炸平西安，牺牲蒋介石，另推何应钦为领袖，而邓文仪即是其主谋者之一，待蒋被释放回南京后，宋美龄向蒋言明此内幕；平时恨邓之人，也对邓落井下石。至此，蒋就把邓当成眼中钉了。邓失去蒋的信任后如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毫无办法。他的心腹朋友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等也爱莫能助，不敢在蒋面前为他说情。 卢沟桥事变后，政训处成立了抗敌宣传委员会，聘请100多名委员，其中也有如郭沫若、叶浅予等民主进步人士。此会是社会组织，不是由蒋官方任命委员，而是由政训处处长聘请，所以贺衷寒得以指定邓为主任委员。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一天，我问他，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恐怕不太适宜吧？邓说，只有这种起码的工作，我在老头子（即蒋介石）方面也许才能通得过。我如今和别人不同，只要有事做，总不愁将来没办法。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报告”。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后，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立即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邀我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民国11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月与张国焘等赴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武昌创办人民通讯社，因针砭时弊被查封。继往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员。因同情湖南劳工惨案，被当局逮捕入狱，后经保释出狱。民国12年主持长沙青年服务社，并受聘担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后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与蒋先云、陈赓誉为“黄埔三杰”之一，任广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书。民国14年12月，与缪斌等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广州总会，任会长，与共产国际特派员鲍罗廷发起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是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后任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民国15年，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7年回国，任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10月调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作。18年赴日学习军事政治。20年回国，先后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少将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少将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少将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等职。民国21年纠集黄埔军校同学邓文仪、滕杰、郑介民、戴笠等发起复兴运动，在南京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由蒋介石直接领导，旋即成立第二、第三级组织，自任常务干事和书记，负实际领导责任。民国24年，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委员、军队党务组组长。25年，兼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秘书长、中央通讯社新闻检查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常务委员会书记长。同年，西安事变发生，他发动组织青年将领170余人通电张学良、杨虎城。2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德国使馆武官参赞。回国后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任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民国28年，任西北慰劳团团长，途经延安，曾与毛泽东数度长谈，称许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与游击工作。民国30年，出任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31年任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负责劳资协调、就业安排、劳工培训，对全国技术人员进行调查、摸底，抗战胜利后都予安排，受到产业界的称道。民国36年，当选岳阳区国大代表,任社会部政务次长，主持义务劳动高级人员训练班，训练复员军官4万人。曾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常务委员，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三青团第一、二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常务干事，中央团部甄审委员会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交通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

第一批青年团员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900年生，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贺衷寒6岁启蒙，在私塾读书，聪颖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因喜爱读梁启超文章，常以天下事为己任，又能言善辩，被同学称为小梁启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运动中。由于他口才出众，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因此被全校学生推选为代表。
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思想激进崭露头角的贺衷寒被吸收参加，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
1921年春，贺衷寒赴上海学习俄文，在这里他结识了好几位早期中共领导人。同年10月，受中国共产党派遣，作为武汉学生代表，他参加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翌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与张国焘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团籍。大会结束后，贺衷寒留在苏联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考察。
1922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在武昌一所中学教书，曾参加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 ，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自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报道，并发表评论，抨击军阀，揭露政治腐败，积极鼓吹革命。不久，“人民通讯社”被武汉当局查封。他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名忠汉为贺衷寒，继续批评时弊，提倡民主，主张社会革命。
敢与张国焘理论
一次，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
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
张国焘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焘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
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1922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
贺与张的正面激烈交锋，导致贺被张借故开除团籍。对张国焘的刻骨之恨让贺连带恨上了共产党，改变了其一生的政治选择。如果按各自最初轨迹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但张国焘的刺激，使贺衷寒成为蒋介石麾下最得力的反共干将。
投身入黄埔军校
贺衷寒自长沙流落到武汉，当了一件旧棉袄，到各报社和师友处走动一番，借了一些债，在最繁华的黄波街附近，租了一间廉价屋，撑起了“先锋通讯社”的门面。时间不长，“先锋通讯社”即被警察厅查封，法庭几乎每天都传讯他。他债台高筑。一天，他回到租屋，觉得寒气逼人，随手抓起几张报纸揉成一团，点着了火，放在火盆里，驱除寒气。想到自己屡屡碰壁，壮志难酬，不禁潸然泪下。在泪眼中，他看到一篇标题字很大的关于董必武引导青年的文章，这文章是他去年年底采写的。“哎哟！”他拍拍脑袋，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将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生给忘了呢？何不去找找他碰碰运气！”一阵冲动，驱使他立即出门，夜访董必武。
凭记忆，七拐八弯，贺衷寒总算摸到了董必武的住处。
听到敲门声，董必武打开门一看，站在门外的竟是贺衷寒，操着双手，身子瑟缩着，面颊冻得通红通红的，便怜惜而又热情地说：“快请进屋！快请进屋！”
董必武给贺衷寒泡了一杯热茶，贺衷寒顿觉三春之暖，便声泪俱下，历数了自己和通讯社被查封的遭遇。
董必武感叹道：“一个青年学子创办通讯社的确不易。革命是需要文武两条战线的，但笔杆子只能唤起民众，说它能横扫千军，那是一种夸张的浪漫的说法，俗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打倒军阀，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还要靠军队，要靠武装。你去苏俄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武装革命。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不也是武装起义吗？光用笔杆子写文章，把满清王朝骂得一塌糊涂，批得体无完肤，皇帝老儿也决不会自动退位去当个百姓的！”
“先生所言极是，但我目前究竟该如何办呢？”贺衷寒恳切地问道。
“国民革命不仅需要文化运动、工人运动，尚须军人运动。中山先生提出‘以俄为师’，现在在广州大本营黄埔岛上创办陆军军官学校，正在招收新生，你是个有为青年，何不去投考呢？”
“我的志向、长处在文，先生，你能不能介绍我去大本营的宣传部门觅一差事？”贺衷寒显得有点无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要求。“现在广州已聚集了许多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可以预料，这所军校在不久的时间内，必将造就出一批精英。”
“可我对军事一窍不通。”
“凡事皆学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何况军校课程设计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凭你的基础，大可不必担心学业。”
“能否免考入学？”
“我可以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廖仲恺。”
“那就太好了！”贺衷寒转忧为喜。
董必武一挥而就写好一封信，交给贺衷寒，嘱咐道：“你直接到军校筹备处找廖仲恺或者邓演达。”
贺衷寒接过信似有难言之隐。董必武望望一向心高气傲的贺衷寒，“先生还有何话要说？”“我，我……”一向有铁嘴之称的贺衷寒却语塞了，且声音低微、颤抖。
董必武心里一下子有数了，便进内室，不一会手捧10块光洋走出来：“先生，这是给你的盘缠，你明天就启程，早些到穗，以防夜长梦多！”
对董必武的热情推荐又慷慨解囊资助，贺衷寒着实感动不已，顿时热泪盈眶，哽噎着说：“董先生，大恩不言谢，我这就收拾启程，三日后必到广州！”
贺衷寒手持董必武的亲笔介绍信一到广州便去拜访廖仲恺，廖仲恺安排贺衷寒参加广州复试，择优录取。贺衷寒以优异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
仕途低落终失败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事变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贺衷寒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在打他的小九九：如蒋介石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被害，则又可成为拥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顿时泄了气。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在这场闹剧中“戏中有戏”，便对贺衷寒等人极为不满，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聪明反被聪明误，贺衷寒后有一段时间因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
1937年6月，蒋介石派贺衷寒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奉召回国。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三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中将厅长，主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后又兼任该部秘书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其反共本性使然，不顾国难当头，跟陈诚、康泽等人沆瀣一气，与周恩来、郭沫若明争暗斗，干出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过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由武汉迁往重庆。
1939年，贺衷寒为蒋介石所派，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以为国民党实施“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对症下药”。贺衷寒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数次会谈。
其实，贺衷寒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贺衷寒对青年毛泽东曾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毛泽东对早年的贺衷寒也印象颇佳，尤其是当年贺衷寒不畏强暴，采写并发表《黄庞案之真相》的文章，着实让毛泽东赞赏不已。可曾几何时，这个满嘴革命的有为青年，纵身一跳，便跃进了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怀抱，让毛泽东大失所望。这次在延安两人相见，已无任何共同语言了。从延安回到重庆，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了军委会政治部所有职务，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身上已没有任何公职。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党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代表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设宴为周恩来、林彪饯行，邀约与黄埔军校有关系之教官及同学数人作陪。据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唐纵在其日记中记载：“……席间，君山与周恩来均因酒醉，言词态度各不示弱。各同学均担心彼二人不要破脸。”
周恩来酒量过人，难得有醉酒的时候，那次宴会是否是真醉，因无明确记载，姑且不去谈论。这日记是提及的因酒醉而与周恩来“言词态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即为贺衷寒。由此亦可见贺衷寒狂妄自大，目无师长，且历来敌视中共之一斑。
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命令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把宣慰团放在眼里，贺衷寒只得怅然而归。
贺衷寒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并就此潜心研究中国“积弱”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蒋家王朝病入膏肓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他也不得不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