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个人评价

马克斯·韦帕，1864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爱尔福特一个经营麻纺织工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民主自由党”的普鲁士下院议员、帝国议会议员。母亲是一个正统的加尔文教信徒。老韦伯倔强、执拗，要求妻子和孩子们在家庭中绝对服从他，夫妻俩因此感情不和。
1881～1884年期间，韦伯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同时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之后，在柏林大学完成学业。韦伯早年攻读法律和经济史，20多岁时曾担任一名律师的助手和大学助教，直到1893年，1895年，他在弗赖堡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896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期间完成关于古罗马土地史和中世纪贸易行会的发展等论文，以后又为德国最重要的学会——社会政策联盟作了德国东部土地问题综合分析等论文，并参加了左翼自由基督教社会联盟活动。
韦伯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者。1895年，在弗赖堡的一次演说中，他尖锐指控德国容克贵族，讽刺他们是历史的渣滓。他对自由党持批评态度，指责自由主义已是一个衰颓的运动，并提出了“开明帝国主义”的概念。
1897年，韦伯的父亲去世，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1898年春，他患了神经衰退症，自此连住了5次院，病愈后出外旅行，疗效也不是很大。由于情绪上的紊乱，他常常无法工作，有时，不得不一连几小时坐窗口修剪他的指甲。直到1903年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才恢复了研究工作。韦伯大器晚成，他的重大成就都是在病重到逝世这十几年间作出的。
韦伯最有名、最引起争议的一部著作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该书根据统计数字，说明了德国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的相互关系。他并不否认在加尔文以前早已存在资本主义企业，他也了解存在发展资本主义所必备的其他物质和心理条件，但他认为，在加尔文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兴业精神一直受到教会中流行观念的敌视，因而不能充分发展。他认为，过去的宗教信念从未使人们设想，财富的积累是神的永恒恩典。清教徒参与了建立现代经济生活庞大机构的行动，它必然要主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价值。除了揭示宗教思想在社会结构中的广泛影响，并且探索宗教信念所导致的许多意料不到的后果之外，韦伯也考虑了社会组织后果问题。他因此以最早研究组织结构的学者而闻名于世。
1910年，韦伯帮助德国建立了社会学会。他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经济史和文化史，他还对印度和中国宗教文化进行分析，并把它们与西方宗教进行对比。后来，他又发表了《经济与社会》一书。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了一种方法论，论述了一系列探讨宗教社会学、政党和小群体行为社会学以及历史哲学的论文。可以说，现代社会学说，多是从韦伯的著作发展而来。
由于韦伯的文章多数刊在只有专家才能阅读的学术刊物上，他的影响在他死后才显示出来。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不久举家迁至柏林。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是当地知名的政治家，其父亲的职业为家庭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青年时代的韦伯便在他的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读大学时的曾经加入的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此外他还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1882年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一直都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地位。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作家。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6年韦伯也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份。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1914年大战爆发后，马克斯·韦伯参加军队服役，负责驻在海德堡的几家医院的工作直到1915年底，期间《世界性宗教的经济化理》的一部分（《序》和《儒教与道德》）出版。1916年多次去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执行各种非正式的秘密使命，尽力劝说德国的领导人物避免扩大战争，同时他也断言德国对全世界政治负有责任，并认为俄国是主要威胁。 1919年应聘去慕尼黑大学任教，接替布伦塔诺教授的工作。在1919至1920年间讲授的是普通经济学史，后成书，于1924年出版。韦伯支持共和国，但并不热情。他参与慕尼黑的库尔特·埃斯纳的革命专政，是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1920年6月14日，韦伯在慕尼黑逝世。 （少年时期的马克斯·韦伯图册参考资料来源： ）

马克斯·韦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
马克斯·韦伯关于基督新教伦理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和欧洲的发展本身相矛盾。意大利北部地方、巴伐利亚、莱茵河地区、西班牙和法国等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常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反例，包括地理的、政治的或者其它单一因素的决定论，也包括新教伦理理论。一般认为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在于财产权的加强、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瓦解等。

在现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地在经济上取得了繁荣，而这些地区是具有儒家价值观的社会。东亚地区的成功，也和基督教没有关系。因此，表面看来马克斯·韦伯关于基督新教伦理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似乎与事实相悖。但是，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研究中仅仅试图揭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初期的所扮演的“火车扳道工”角色，此后的资本主义风尚（ethos）在时空的推移中获得了新的非宗教性能量和执着物欲的理由，人类历史也就此走上了新的轨道。
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政治、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迪尔凯姆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思想体现了一个博大的智慧之神。 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对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赞誉说：“韦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著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一句话赞扬韦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说：“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就是一座迷宫。”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帕金的评价：“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美国社会学家根瑟·罗思认为：“韦伯是惟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认为：“韦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把判断与比较历史的方法对其确定性进行核对的能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德国著名的韦伯研究学者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强调了韦伯对官僚组织之外的民选领袖的认识，指出：“韦伯将伟大政治领袖的产生作为议会民主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源泉。”
英国学者戴维·比瑟姆则突出韦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特色，指出：“韦伯在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主义价值立场，正是以对民族文化价值的优越性的坚定信念为核心的。”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休斯曾经指出：“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看来，韦伯既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上的民主主义者；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既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十分敬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思想家。”
英国学者麦克雷认为：“从某个观点来说，韦伯是个历史主义者，韦伯开始的着眼点是把社会学视为史学，对他而言，所有人类的实相都可以在时间的向度里及史家的方法论中被理解”。
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中，法律发展既具有突出的地位，也具有双重意义的地位。法律合理化的双重意义在于，法律合理化同时表现为目的合理经济行动和行政管理行动的机制化，以及目的合理行动的下属体系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摆脱它们道德实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