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539

近代文学的繁花绽放

步入近代，文学世界呈现多元风貌。鸦片战争后的志士诗风如龚自珍的革新，《西郊落花歌》中，个性与理想交融，见证了时代的觉醒。宋诗派以梅曾亮、曾国藩的雅致情趣，与郑珍的沉郁风格并存，展示了诗人的不同情感世界。

同光体则成为戊戌变法前的变革先驱，陈衍、陈三立等诗人倡导创新与家国责任，他们的作品在变革的浪潮中熠熠生辉。

谭嗣同、梁启超和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分别以烈士殉道精神、《太平洋遇雨》的海外视野和新派诗风，引领了文学的革新。谭嗣同的悲剧色彩，梁启超的鼓动性与黄遵宪的写实叙事，共同塑造了清末的新诗格局。

南社作为革命派文学团体，其诗风激昂，虽艺术成就有限，但苏曼殊的丰富情感和秋瑾的雄健诗格，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清末词坛，宗汉魏与宗晚唐之争不息，王闿运、樊增祥等人各领风骚。丘逢甲以《散原精舍诗文集》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悲悼台湾的沦陷，词作情感深沉。

近代词的发展，道咸时期的王鹏运、朱祖谋，与同光之后的词人，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境界说”的提出，都为词学发展留下了宝贵遗产。

文学的两大流派——后期桐城派（姚鼐弟子，如梅曾亮强调真与因时）和湘乡派（曾国藩，实用与雄奇并重），在经世文派的龚自珍、魏源与冯桂芬的倡导下，提倡实用与反对“义法”。梁启超的新文体则以《少年中国说》为代表，强调实用、时效与鼓动性。

小说与戏剧在商业、政治变革和翻译的推动下，进入繁荣期。小说界革命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标志，侠义与狭邪小说各具特色。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揭露社会现实，鸳鸯蝴蝶派如《孽海花》则关注情感与风俗。

上海《礼拜六》时代的言情小说如周瘦鹃的《玉梨魂》，以及林纾的翻译创新，见证了翻译文学的繁荣。戏剧领域，花部新剧种、近代京剧与话剧改良运动交织，如《打渔杀家》和《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办，标志着话剧艺术的崛起。

近代文学的每个篇章，都是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与心灵的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