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飞的人物事迹

1985年9月，张鹏飞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瑶溪镇，张鹏飞父亲张贤瑞是温州民营企业家，创办了泰昌集团，下辖5家控股子公司。2000年，张鹏飞就读北京中加学校高中部。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在龙湾完成。2003年9月，泰昌集团正式登记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登记注册，集团母公司为泰昌集团有限公司。张鹏飞担任泰昌集团董事长、总裁。 2004年，张鹏飞创办温州泰瑞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温州泰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5年，张鹏飞担任企业职务的同时，进浙江大学管理专业学习。 2007年，张鹏飞创立杭州泰昌铁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008年，张鹏飞进香港财经学院MBA专业学习。2010年，张鹏飞把温州泰昌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与浙江中电工程有限公司合并成新中电设计公司，促成泰昌向国际输变电总承包方向发展。2011年，张鹏飞重组浙江恒业电子有限公司，跨入智能电网领域。2012年，张鹏飞把温州电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更名为泰昌建设有限公司，促成泰昌建筑产业一体发展新阶段。2014年，张鹏飞创办泰昌集团上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968年7月，出生在湖北省巴东县一个贫苦家庭； 1985年7月以巴东县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1989年7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1989~1992年，毕业后毅然放弃分配，独闯海南，从事石墨加工和出口贸易工作，历经艰辛，饱受苦难； 1992~1995年回宜昌创业，先后从事贸易、餐饮、机电产品销售及建筑装饰生意，当时，经济效益不太显著，但他乐善好施，广交朋友，经商才干大长，为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8月，创办了六一二驾校城区分校，掘得人生第一桶金； 1998年4月，创办宜昌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先后开发了民生丽岛、民生世家、水悦城等10余个项目，总开发面积达80万平方米； 2006年，民生地产涉足旅游酒店业，现已经建成五星级标准的半山酒店（武汉大学三峡学术交流中心）、四星级标准的民生酒店。 2006年至今，兼任宜昌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1944年4月日本入侵长沙、湘潭，两城先后沦陷。一天黄昏，日军五个士兵在湘潭郭家桥追捕国民党五个县警，县警不敢抵抗，夺路而逃，其中一个还把枪丢在马头河中，脱掉警服，跑得无影无踪。正在河边砍柴的张鹏飞见状，气得直骂：“这些没用的家伙!”待日军士兵走后，他一头扎入水底，捞起了这条枪，一边擦拭，一边寻思：“打日本，保家乡，要靠我们自己。”
不几天，他拿着这条枪串连了几个热血青年，在金家冲聚义，成立“忠信乡巡逻队”，决定设法搞枪。经过两三个月时间，他们先后从湘潭县东的易俗河镇敌人军械仓库和零散敌人手中，弄到一挺机枪、20多支步枪和一批子弹，队伍发展到40多人。特别令张鹏飞兴奋的是，弄到了两支短枪，可以施展他那双枪射击的过硬本领!这时，他们把巡逻队改称“张鹏飞游击队”，简称“飞部”，一是取有“张鹏飞”的一个字，一是要求队员神出鬼没快如飞，出奇制胜杀敌人。
游击队统一制作了制服，配发了印有“飞部”字样的袖章，加强训练，严肃军纪。每次打仗前，张鹏飞下达战斗命令后，两眼圆睁，在每个队员面前走过，或是打你一拳，或是踢他一脚，发现情绪低落、畏缩怯战者，一律不许参战。
这年11月的一天，20多个日军士兵骑马到吟江街上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东躲西藏，哭天喊地。张鹏飞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同欧阳吉熙的游击队、向正阳的“正义军”取得联系，确定欧部占领杜家桥，向部占领小对河，从街的两头牵制敌人，“飞部”则占领紧靠吟江街的雷祖殿小山，直接攻击敌人。
商定完毕，张鹏飞立即带领游击队上山。经过观察，发现日军正在街中一些店铺、民房逞凶狂，便留下几名队员，架起机枪作掩护，自己亲率30多名队员从街的两头隐蔽接敌。当到达财神殿下的小百货店前时，他们与敌相遇，便伸出双枪撂倒了两个鬼子。日军小队长躲到墙后，抽出指挥刀，狂叫着“土八路的，死啦死啦的”，疯狂地反击。张鹏飞指挥机枪压制敌火力，并利用熟悉地形、地物的优势，采用快、猛、近的战术攻打，使敌人无法招架。日军只好丢弃抢来的东西，纷纷上马朝佛祖岭据点逃去。这一仗，打死打伤日军七八人、马三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几天后，“飞部”又得到情报，日军到拗柴月塘冲“打掳”。张鹏飞便指挥游击队在石门岭设伏。石门岭地势险要，两边山高壁峭，中间有条羊肠小道，是日军回据点的必经之路。这天傍晚，日军“打掳”回来，有的用枪挑着鸡，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拉着山羊，稀稀拉拉地来到岭下。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他一声令下：“打!”顿时，枪声、喊杀声汇成一片，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敌人不甘心失败，钻进树林，拼死顽抗。他把双枪一举，大喊一声“冲啊!”游击队员应声而起，短兵相接，四面出击，不到半个钟头，歼灭20多个日军，并缴获一挺轻机、18支步枪和许多弹药。
“飞部”连战皆捷，声威大震。队伍也逐渐壮大，发展到200多人，编为两个中队，成为湘潭县民众抗日的主要武装力量。
1945年7月下旬，正是烈日当空，炎热难当的时节，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来到湘潭。为了壮大抗日力量，通过当地党组织了解到张鹏飞及其游击队的情况，便将飞部编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正式任命张鹏飞为游击队长。当时，“飞部”在湘东醴陵县军山休整。中共湘潭地下党组织便派正在家养病的“飞部”班长、地下党员王绍云和良佳区支总书记齐大康两个人，将王震、王首道签署的命令秘密送去。张鹏飞手捧命令，看了又看，异常激动，拍着自己的光头说：“好!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早就想跟着他们干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原县长贺石生对张鹏飞说：“你跟我一道回县去，将来湘潭的水陆差事，可保你挑选”。张鹏飞断然回绝：“我出来搞武装，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打日本鬼子。现在抗战胜利了，社会仍不安宁，我要回家乡去维护治安。”遂带领游击队回到郭家桥。
10月，国民党七十三军强行对“飞部”收编缴械。县长戴九峰为笼络张鹏飞，为其挂了个县“清乡委员会参议”的头衔，责其去收缴所谓“散兵游勇”(实为抗日武装)的枪支，他抗命不从。翌年4月8日，伪县政府以“私藏枪支”等罪名，将他拘押起来。他逃脱后，潜往湘北的安乡，隐姓埋名，以种田为生，静观时局。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深入湖北省监利一带。安乡与监利只一江之隔。张鹏飞的心在燃烧，再也“静观”不下去，便冒着被捕的危险，于10月回到家乡，准备投入黎明前的战斗。
一天，他在吟江街庙会上看戏，遇见王绍云等人，谈话中，吐露了渴望共产党的领导、重整队伍的意图。不久，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员罗振坤约张鹏飞在左家冲赤泥坡的密林里见面，亲切交谈。张对罗说：“我要先搞湘潭，再捣长沙，一直打到国民党的老巢去。”罗赞扬了张敢于斗争的精神，分析了形势，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张鹏飞当即表示，一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公开发动武装起义，在国统区放一把火，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
1948年1月22日下午，中共湘潭特区工委军事委员胡佑生，在忠信乡鹿鸣冲银坡地下党员齐大康家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湘潭县人民武装工作队”，张鹏飞任队长，胡佑生兼政治委员(不随队行动)，党员廖仁杰任指导员，选派11名党员和两名积极分子以及张部五人，共18人组成，号称“十八罗汉”。
当晚，他们带着张鹏飞抗日胜利后埋藏下来的两支步枪、一支手枪和民间武器，举行武装起义。首先，奇袭吟江警察所，缴获步枪八支和一批子弹及军服。接着，张鹏飞率武工队赶到古塘桥警察所。这里，敌人设有哨兵，发现武工队后，把枪栓一拉，忙问：“什么人?口令!”张鹏飞大摇大摆走上前去，大声喝道：“县政府来的，你这个混账东西!”说着，打了哨兵两个耳光。王绍云趁势上前，一脚把哨兵踢倒在地，缴了他的枪。其余队员跟着张鹏飞冲进屋内，抓了副警长傅六和。警兵们见其头子已抓，也就不加抵抗，乖乖地交出了七支步枪。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两处的警兵乃至吟江的警长贺老三(春林)，都经教育释放，只押着傅六和迅速离开古塘桥。傅六和，原系张鹏飞游击队的分队长，后投靠国民党警察局，为非作歹，罪恶累累，被枪毙在刘家坪的泥田里。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湘中爆发最早的武装起义，史称“银坡起义”。
第二天，贺老三为了推卸责任，欺蒙上司，向县警察局报告：“昨晚12点，有着警服的50余人，并有机枪、步枪，称警察第二中队，突来警察所抢劫枪支弹药……我率全部警员奋力抵抗，只因寡不敌众，被劫去长枪8支……”湘潭县伪政府、警察局一面指示各地警察所加强戒备，一面张贴告示：凡知情不报者，以通匪论罪。企图隔绝武工队与群众的联系，消灭武工队。
为加强武工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共湘潭县工委书记胡佑生派原南下支队留下的干部耿俊猛(泽孝)到武工队任副队长兼军事参谋。
3月上旬，武工队在花石、黄荆坪一带活动，了解到保长王维贵民愤极大，非杀不可。便由指导员廖仁杰带三名队员扮成政府公差模样，把王维贵诱到松梓冲一家杂货店。坐等在店里的张鹏飞威严地说：“你就是王维贵保长吧?我是张鹏飞。”王一听，就瘫软在地。
当武工队到瓦子坪时，周祖兴带的县警察三中队追了上来。原来，张与周在抗日时一起打过游击，本有交情，现在却成了仇敌，只得赶快撤离。张鹏飞为了教训周祖兴，于当天晚上派人将王维贵带到周祖兴的老家，叫醒周父，冲着他说：“你儿子为虎作伥，三番五次同我们作对，今晚特送来一点礼品!”说罢，砰一枪，把王维贵处死。周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不迭地说：“我儿不好，对不起张队长!”张对周父说：“告诉你儿子，再干坏事，决没有好下场!”
张鹏飞率领武工队神出鬼没，多次出击，使敌人晕头转向，防不胜防。为此，国民党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和长沙警备司令部给湘潭县长李琦、警察局长温国纯分别以“申斥”和“记大过”的处分，并限令4月15日以前“剿灭”张鹏飞武工队；同时，派遣省参事、长沙自卫总队副队长李龙江和省保安第三团第三营副营长带一个连，到湘潭“协剿”。这些反动头目会聚在一起，“磋商对策”，决定先行“招抚”，如若不成，则全力“清剿”。
开始，敌人通过与张鹏飞好友、在县政府供职的欧阳吉熙等人进行联系，提出举行谈判。张鹏飞懂得，敌人谈判是假，消灭武工队是真。经请示胡佑生同意，为了争取时间，拖住敌人，采取“以假对假”的策略，与敌周旋。谈判中，李龙江提出：“你们停止活动，我们可以给点钱，讲个数字，一定满足要求。”张鹏飞说：“钱，我不要!现在是讲和，就是互不发生冲突，可考虑订个和约。”未果。敌遂改派县立简师校长陈澧兰、商会理事长姜璧宸、士绅周雅存来谈，张鹏飞见他们是些士绅商贾，便说：“你们不懂军事，没有什么好谈的，回去告诉李县长，要他派会打仗的人来跟我谈。”后来，敌人真的派当过游击司令的原县长贺石生来了，张与贺旧谊很深，不便会谈，故避而不见。经过四次谈判，终因双方立场和目的不同，不欢而散。
谈判破裂后，鉴于敌人即将进行疯狂“清剿”，胡佑生遵照省工委指示，提出把武工队带到醴陵山区活动。但是，张鹏飞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将武工队分成两股：一股由耿俊猛带队，到醴陵打游击；一股(13人)由张鹏飞指挥，留在湘潭继续袭扰敌人。
1948年5月8日，省保安司令部见对张鹏飞“招抚”无效，电令湘潭县政府“迅速剿灭具报”，并调集衡山、湘乡、醴陵等县保安队和正规军一个连“协剿”。湘潭县政府接电后，立即组成“清剿”指挥部，由县长李琦任指挥长，划定区域，亲自“督饬清剿”，并出示悬赏布告。在这关键时刻，胡佑生被捕牺牲。接着，桃树冲一战，张鹏飞的小分队被敌打垮，大多数队员英勇牺牲，个别人离队他奔，或自首叛变。最后，只剩下张鹏飞独身一人。
但是，张鹏飞并没有被敌人吓倒! 设法脱离险境，潜往江北，与正在中原解放区的老乡、中共党员罗新民取得联系，谋图再起。
1948年6月15日，张鹏飞为了躲开敌人缉捕，躺在塞了很多臭蚌壳的棺材中，由三妹夫周大满架着小舟从易俗河出发，顺湘江而下，进入湘潭城。当晚，他潜入塔岭乡烟山里岳母家中躲藏下来。20多天后，风声稍有平息，他又组织该地杨仁杰、王泽润、姜佩钦、李兆璜等人聚义，分析形势谈打算，说；“等我从中原解放区搞来枪支，大家再动手干!”1948年7月12日，他在妻兄冯必如、盟杨仁杰和煤店老板童涤安的护送下，戴着礼帽，蓄着唇胡，化装成阔商，乘轿经望城平塘过河，来到长沙浏城桥外王公塘童涤安家住下。他化名廖孔如，对外称作煤炭客商，订了去汉口的火车票，似乎一切顺利。
然而，斗争复杂多变。15日下午5点，伪长沙警备司令部谍报队队长宋鹤与驻南元官保警第一大队机枪中队长陈忠武，在当地保长周兆雄的指引下，出动40辆摩托车，率队100余人，将童宅重重包围。
童宅是城郊一座两层小楼，单门独户。张鹏飞在楼上猫腰一看，情势万分危急!逃脱吗?不可能；抵抗吗?必然连累童家老小!他汗流满面，苦苦思索着……奇怪的是，敌人围而不攻。原来，他们早就听说张鹏飞是百发百中的双枪手，有飞檐走壁之神功，不好对付，只得等待时机。已是晚上11点了，天气仍然酷热难耐，张鹏飞打着赤膊，提着一桶水，到楼下阶沿抹澡、乘凉。这时，宋鹤等人一哄而上，狂叫：“抓活的!”张鹏飞冷笑一声，说：“我的两支短枪，放在我睡的枕头底下，你们去取吧!”说罢，穿好衣服，昂首挺胸走上警车，引走了反动军警。
张鹏飞被捕的消息，大小报纸争相报道，有的褒，有的贬，成为湖南省的重大新闻。
敌人软硬兼施，妄图从张鹏飞口里得到中共湘潭地下党的情况。张鹏飞两眼盯住敌人，凛然说道：“你们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找错了对象!现在，我只求一死。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我死亦无憾!”
一天晚上，敌人诈称将张鹏飞押解湘潭继续审讯，途经湘潭南门外小林子冲时，突告“汽车抛锚”，以“罪犯企图逃跑”为由，将他杀害。时年34岁。
1948年10月，中共湘潭县工委根据张鹏飞生前的志愿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