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时期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桥梁
最早的是缅甸和越南，要说最丰富的应该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
唐代以前，已有少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
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的华侨更多了。到了明朝和清前期，前往东南亚的华人剧增。而华人前去东南亚的原因是诸多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毗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迁徙的首选之地.而有的人去东南亚只是想改变家庭的困境,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当时, 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而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也就是南洋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
前去东南亚的华人群中,有不少的华人带有绝活,他们涉及到各个领域,他们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且他们去的同时也带去自己本国的文化例如中医,习俗,艺术等等,致使东南亚开始有了本国的风土气息,他们把自己的文化融入了东南亚,所以他们在当地起到积极作用.
例如:工矿业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华人在这些东南亚工矿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印尼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主要经营者，据记载，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以上。锡矿是马来西亚的主要矿产，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许多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手开采出来的。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这和华人华侨的辛勤开采密不可分。不仅如此，现在马来西亚锡产品深加工，华人也占了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在马来西亚的锡业中，华人从开采到加工，都起了重要作用.凭借着勤奋努力,下南洋的中国人与当地居民一起成为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改变了侨居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华人开始在东南亚开创出自己的事业.他们在东南亚,南洋奋斗的过程中,很多华人已经改变了自己及家庭的命运,很多华人在东南亚成为富翁了.他们在政治上地位也在逐渐提高着, 泰国的议会2/3是华裔.在马来西亚，也有不少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而东南亚的唐人街是华人在那里奋斗的见证, 是华人勤劳的象征和智慧的结晶. 现在东南亚国家的唐人街，就是历史上华人对南洋贡献的最好见证。唐人街现在几乎都是当地最繁华的地区。越南胡志明市堤岸区的华人约有50万，是越南最大的唐人街，又有“小香港”之称，这些华人的祖籍，以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较多。菲律宾马尼拉市的华侨区、商业区，亦称“中国城”，位于帕西河口北岸的宾南笃岛上，面积达9平方公里，居住着60多万人华人。早在公元11世纪，华人便开始移居菲律宾。老挝首都万象的唐人街也是万象市最繁华的地方，“寮都公学”是万象市内具有69年历史的最大华校，在校学生1000余人，除华人子弟外，不少寮共高干和驻万象外交官也送子女到该校念中文。
东南亚在中国之南，且濒临海洋，所以古代把它称为“南海”或“南洋”。“东南亚”这个名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出现的，当时，盟军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战后，人们感到这一名称能够正确表述它的地理位置，于是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东南亚实际上是由海洋与陆地两大部分组成，陆地包括中南半岛（旧称“中印半岛”或“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群岛（又称“南洋群岛”）两个地理单元，而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这些陆地分隔开来，又通过巴士海峡、巽他海峡、托雷斯海峡及马六甲海峡相互连通。中南半岛上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马来群岛上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前者是所谓“半岛国家”或“陆地国家”，后者则是“海洋国家”或“海岛国家”。东南亚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处在三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海运的冲要之区。在地质学上，亚、澳两大陆板块和若干海底板块在这里辐合，又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度次大陆的锁链，称为“东南亚陆桥”。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来自亚、澳两个大陆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个民族大走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亚、澳两大陆动植物区系在这里交织混合，显得丰富多彩。在文化学意义上讲，这里是印度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交错重叠的地方，又是中国通往印度、阿拉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在地理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西南地区与“东南亚陆桥”连成一气，许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岛，形成山河纵列、峻岭与平原交错的地形，并伸入海洋形成许多岛屿。中南半岛的山脉呈由北向南的走势，实际上是我国横断山脉的延伸。主要山脉有三列：耸立在半岛东侧的是长山山脉，形成广阔的山地；中间一列向南一直伸延到马来半岛，入海后形成巽他台地的台基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西侧的一列是阿拉干山脉，向南伸入海洋后，断断续续地形成苏门答腊群岛、爪哇岛和努沙登加拉群岛。奔流在这些山间的河流，大都发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如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是我国的怒江，伊洛瓦底江源于我国的龙川江，泰国的湄南河上游在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为我国的澜沧江，在越南入海的红河上游为元江，它们都是国际性的河流，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天然水道。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的“亲缘关系”，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长期发展起来的水陆交通，把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紧密联结在一起；二、越南属“汉字文化圈”，全面受到中国文化的薰染；三、华人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四、众心的跨境民族，与东南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五、佛教的传播，使中国与东南亚都进入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一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发端很早，大抵有三途：一是南方丝绸之路，二是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三是被称为“东方多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近代以来则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还有海运与航空。
在中国西南部有一条隐藏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的南方丝绸之路，它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它是一条民间开辟的道路，而且起点不在中原的京城。最先提到这条道路的是《史记》，是书《西南夷列传》说：“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据考，南方丝绸之路由三条路段组成：一条是由蜀地（成都）经bó＠①道（宜宾）、汉阳（威宁）、味县（曲靖）至滇池、洱海的“五迟道”，另一条是由蜀地经邛都（西昌）渡金沙江抵叶榆（大理）的“灵关道”，两道合路后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入缅甸的称“永昌道”。这条道路长期是中国经缅甸达印度的古道。缅甸在汉代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甸，自汉以来便有使节与我国通好，献大象、水牛、珍宝、骠国乐及幻人，以后又输入棉花、象牙、翡翠、琥珀、玉石，而中国的丝绸、茶叶、食盐、金银首饰等也运往缅甸。在中印文化交流上，缅甸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云南的阿A梨教和上座部佛教就是从缅甸传入。
通往南洋的海路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云：“自回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lú＠②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三国时吴国遣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自晋代法显从海道归来高僧往来不绝，宋代海运至天竺国、狮子国，元明时期直航阿拉伯半岛，途中必经东南亚各国。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船队到达占城、爪哇、真腊、旧港（印尼巨港）、进罗、满刺加（马六甲）、渤泥、苏门答腊、阿鲁等地，留下许多遗迹。
如前所说，沟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河流有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及红河，这些天然水道很早便被利用，尤以湄公河为著。这是一条民族大走廊，许多跨境民族都居住在澜沧江与湄公河流域，历史上的哀牢国、真腊王国、澜沧王国、南诏国、大理国、景龙金殿国、八百媳妇国都通过这一水道交往。它是中国通往东南亚陆地国家的大动脉，穿越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国，老挝的首都万象及柬埔寨首都金边都在湄公河畔，沿岸有许多城市和港口，湄公河三角洲乃是肥沃之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有重要作用。
二
在东南亚各国中，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汉字在越南长期通行，因而有条件全面吸收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受惠国。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发士卒戌守五岭以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便将越南北部和中部纳入象郡，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汉之际，赵陀建立“南越”政权，推行“南北交欢”、“和集百越”的政策，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汉武帝平南越，将其地划分为九郡，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内。东汉初年，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定二征起义，“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及至隋唐，郡县制达到高峰，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如同中国一样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行唐律，又建学校导之以礼，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唐末五代，中原混乱，安南土豪蜂起，经过一番酝酿，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丁部领平定了“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结束了郡县时期。安南独立以后，一如既往，继续与中国和睦相处，仍然遵循中国的典章制度。安南的官制悉如中国，中央设六部、六寺、六科及御史台、翰林院、东阁、国子监、国史院、府尹、宫师府、同天监、太医院、秘书监、中书监、华文监等机构，地方行政为路、府、州、县几级，官品与冠服饰物仿唐宋之制。李朝颁布的刑书及陈朝确定的刑律皆以《唐律疏义》为准，后黎朝圣宗颁布的《洪德法典》更加完备，《历朝宪章类志》说：“洪德刑律，参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轻重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式”。安南历代王朝，均以儒学为安邦治国之本，李朝兴建文庙，陈朝创办国学院传习四书五经，黎朝以《四书大全》为科举考试内容，阮朝刻印儒家经典颁行全国。从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起以科举取士，陈朝更仿中国“试定三甲之分”，以状元、榜眼、探花迷三魁，至黎朝时朝廷重臣皆以科举出身的人担任。立国之初，兵制略仿唐朝的府兵制，以后仿宋朝设立禁军和厢军，又仿明朝“寓民于农”之制。安南的武庙，祀奉的是姜太公，东序配祀管仲、孙武、韩信、李靖、李晟、徐达，西序配祀穰苴、张良、诸葛亮、郭子仪及岳飞。由此看来，越南的体制，实际上是中国的仿造型。
汉语和汉字在越南颇为流行。从郡县时期开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进入越南，致使越南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调查，现代越语中，汉族借词超过50%。由于越南语大体属于汉藏语系，又有大量汉语借词，比较适合使用汉字，所以，自秦汉以来的千余年中，汉字一直是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称为“儒字”。大约在我国的宋代，在广西“方块壮字”（即俗字）的推动下，越南也开始用汉字来表记越南语，称为“字喃”或“喃字”，亦称“俗字”。喃字最早见于1210年在永富省所立的《报恩寺碑记》，相当于南宋后期和越南的陈朝。喃字与壮字的结构大体相同，借义又借音的如文（文Van）、南（南nau）等，借义不借音的如驭（马nqua）、鲜（鲜tuoi）等，借音不借义的如吏（来lai）、英（兄aub）等。喃字中还有一些是仿汉字创造的新字，创字的方法不外乎会意，形声和简化三种，读音皆依越南语。用这种方法形成的喃字，字形仍然是方块字，往往是借用汉字与自创新字夹用，有的借用汉字的音，有的借用汉字的义，绝大多数是以汉字越南语音。实行的结果，一音多字多义、一字多音多义、同字异形及重叠繁复的现象严重，所以，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虽有几个短暂时期明令公布施行，但作为正式文字并不通行，多半是民间使用。喃字现存的读物有千余种，著名的如长诗《金云翘传》。自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以后，改用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独立后以拉丁文为法定文字，称为“国字”。
越南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越南也是独尊儒学，把它作为统治思想和教育、科举的主要内容。越南的佛教，事实上是汉传佛教的外传。道教在隋唐即传入越南，元朝尤为兴盛，第一代君王阮潢自号“仙主”，以后又设立“道士道录司”和“道士良医司”。越南民间祀奉的“天后圣母”里供奉的是伏波将军马援，不少地方建有关圣庙。越南的文学以汉文学为主流，国君、贵族、文士大都能诗善文，按照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创造了“六八诗体”和“七六八诗体”，早期的代表作家韩诠就是因为仿韩愈作《祭鳄鱼文》而畅姓韩，越南的古典名著《金云翘传》、《玉嫱传》、《苏公奉使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模仿中国文字的痕迹。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潘叔直的《国史遗编》、张合桂的《大南实录》、郑怀德的《嘉定通志》及编年中《越史略》等，均用汉文写成，而且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无不奉《春秋》、《史记》、《汉书》为圭臬。武将多习中国兵法，陈国峻的《兵书要略》是越南武库中的珍品。长期借用中国历法，元代的《授时历》传入越南后一直沿用到明初，以后又改用明代的《大统历》，直到清代才参照《历象考成》一书制定自己的《协纪历》，干支纪时法在民间广为使用。越南医学是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朝野都很重视，立先医庙祀奉我国历代名医，仿中国设太医院、广济署、济生堂，学习中国医书，进口中国药材，以后则结合越南的情况编写《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书。中国的数学在郡县时期即传入越南，科举加试“书算”，梁世荣所撰《算法大成》有九九歌诀、九归歌、归除法等，广泛使用算盘。造纸术在汉代即传入越南，据《南方草木状》载，东汉时交趾便有了“蜜香纸”。越南是东南亚最早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最早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年）的“木印贴子”，官刻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史馆本等，民间印本也仿中国题为某堂、某斋或某地某字藏版。丝绸、陶瓷、青铜、砖瓦、火药、铸钱等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入的。越南的姓氏都来自中国的《百家姓》，共有200多个单姓和复姓，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姓阮、黎、陈、李、黄、武、潘、范、郑、吴、裴、杜，尤以黎、阮二姓最多。男子的名字和中国一样有单名、复名，且用别号，妇女也用某氏以示其父系，王室、贵族的名字常在旁边加金、木、水、火、土以象征崇尚其中的一德。此外，越南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古乐，戏剧的音乐、服装、脸谱、道具如同中国戏曲，旧式衣冠如同中国，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民间岁时节令有元旦、端午、七月半、中秋等（注：参见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三
“海水到处，就有华人”，这句话表明，海外华人分布很广，散布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但华人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据1991年统计，共计2271.6万人，大约要占海外华人的70%以上。东南亚华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十个国家。十国中，人数最多的是泰国（645万人），其次是印度尼西亚（600万人），再其次是马来西亚（500万人）。华人在当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新加坡(76.5%)，其次是马来西亚(27.3%)，再其次是文莱(20.4%)。这种分布状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表征。
华人移入东南亚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苏门答腊，以南部的巨港人数最多，因当时唐朝的国际威望很高，故皆自称“唐人”，其海外聚居地称“唐人街”。宋代海外贸易兴盛，但当时航行主要靠季风，错过季节便只好留居当地，有的长往下来，生儿育女，称为“驻蕃”。元明两代与阿拉拍的海上贸易更加发展，东南亚是必经之地，所以沿途留下许多侨民，建起若干“新村”，如爪哇的麻诺巴歇、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加里曼丹、新加坡、越南的南圻、菲律宾等地。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南洋侨民剧增，大部分是闽粤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动乱而避居南洋的人，巴达维亚（今雅加答）、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侨居的华人均在万人以上。华人大量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以后的100年间，每年平均10万以上。出国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进行资本输出，开采矿产、兴办农场、修建公共设施，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于是以“招工”的方式签订契约，称为“契约华工”，或者叫做“苦力”和“猪仔”。
移入东南亚的华人，为了谋生，各施其能，无形中把中国的生产技术传到南洋各地，成为一股重要的开发力量。经过若干世纪的努力，华人在经济上自立起来，有的还成了南洋富商，例如：在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公司”开采金矿的罗芳伯，组织拓荒的“新福州港王”黄乃裳，“爪哇糖王”黄仲涵，“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华侨旗帜”陈嘉庚，企业家兼教育家李光前等。华人离乡背境，飘泊海外，往往以家族宗祠、同乡会馆、同业公会等传统组织形式保持联系，相互支援，因而在东南亚出现“侨团林立”的局面，以后进一步以宗族、同乡或方言群体为中心建立许多“帮”，如广东的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福建的闽南帮、兴化帮、福州帮，还有江浙和江西的三注帮等，把中国社会移入了东南亚。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汉语方言得以长期保存，文化习俗也一直传承下来，并影响周围的社会。随着华人的大量移入，汉族词汇也被东南亚各国语言所吸收，据统计，柬埔寨语中有300个汉语词汇，泰语的汉语借词达汇总数的30%以上，马来亚语中有270多个汉语借词，且多与移民的方言有关，马六甲、槟榔山与和新加坡因土生华人数量众多，还形成了汉语与当地语言结合的“巴巴马来语”，印尼有“中华—马来语”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东南亚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例如泰国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泰译本，老挝、柬埔寨、印尼也有译本，这都与华人的传播有关，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还仿《诗经》创作“马来民歌”。福建、广东的地方戏传到泰国，闽台一带的“布袋戏”也在印尼流传，菲律宾人喜欢中国的锣鼓，缅甸舞剧的表演方式与中国戏曲有相似之处。总之，由于“华人社会”的存在，他们通过民间交往、创办侨校和侨刊等方式，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和突出。
新加坡旧名淡马锡，也叫狮城，原先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小渔村。1819年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在此开埠，采取鼓励外来移民的政策，人口迅速增加，到1901年时已增至20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其中，华人达16万人，基本确立了华人占大多数的格局。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胡璇泽、左秉隆、黄遵宪等先后出任领事，来取“护侨”政策，积极传播中国文化。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最为典型，侨团林立，帮派特多，1906年结合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并涌现出陈笃生、胡璇泽、陈金声、章芳琳等一批为华人谋福利的“先贤”。1942年遭日本侵占，1946年划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9月脱离马来西亚建立共和国，成为英联邦成员国。新加坡以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日历上印有公历、中国农历、印历和马来历四种历法，有英文报、华文报、马来文报三种，学校也有英文学校和华语学校两类。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在国际航线上占有极重要位置，独立以后，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大力引进和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条件，发展多元化的国民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又是东南亚海运、空运、贸易、加工制造、金融服务中心和最大的修船造船基地与石油输出港，同时又是世界第三大商港、第四金融中心和第三炼油中心及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注：参见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出版。）
四
跨境民族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联系的另一条重要纽带。与华人的情况相似，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但又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传播的不是汉文化，而是少数民族文化；其二是这些跨境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移民的结果。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理相连，历史相关，许多民族长期居住在两个以上的国度，或者是分别建立不同的政权，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他们在族源上、语言上、文化习俗上却有天然的不可割断的联系。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和广西，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并与泰国邻近，在长达4700公里的漫长国境线上，分布着16个跨境民族，他们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僳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京族，还有在中国尚未确认为单一民族的克木人。从历史上考察，这些民族都源于古代西南地区的四大族系，并与一定的语言系属有对应关系。因为他们出自不同的族群，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直截了当地说，跨境民族的文化，分别具有百越、苗瑶、氐羌和濮文化四种风貌。
壮族、布依族和傣族均属“百越”族系，其语言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之相关的民族在东南亚大约有2700万人。与壮族同源的有越南的岱族和侬族，合计160万人，在壮族中亦有“布岱”和“布侬”两种自称。越南的布依、都依、布那和热那四支，均出自我国的布依族，总数近3万人。人数最多的是与傣语同源的民族，越南的傣族约90万人；老挝的佬族约180万人，另有傣族18万人和泐族4万人；泰国有傣族2000万人，另加泐族8万人；缅甸有掸族250万人，总共2550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保留百越文化的若干特征，如“干栏”建筑、铜鼓、纹身等。
东南亚的苗族和瑶族都是明清以来由我国西南迁去的，其中，苗族约85万人，瑶族约45万人。越南的50万苗族称“赫蒙族”，分“赫蒙豆”（白苗）、“赫蒙都”（黑苗）、“赫蒙西”（红苗）、“赫蒙冷”或“赫蒙佐”（花苗）和“赫蒙刷”（汉苗）五个支系；老挝30万苗族分白苗、青苗、黑苗三支；泰国有5万苗族，缅甸有7000苗族。瑶族主要分布在越南，有红瑶、窄裤瑶、钱瑶、卢岗瑶、白裤瑶、青衣瑶、蓝靛瑶等七个支系，共40余万人，老挝有瑶族2万人，泰国约3.2万人。他们的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以山地农耕为主，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家族与村寨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婚姻、丧葬、服饰、头饰、节日、禁忌、宗教等与国内苗瑶民族大同小异。
出自氐羌体系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民族较多，但人数不多，总计不过80万人。彝族在越南、老挝各2000人，称“倮倮族”。哈尼族在越南有万余人，老挝称“卡果”、“依果”的亦有万人，缅甸自称“阿卡”的约6万人，泰国有3.5万人自称“阿卡”或“卡果”、“依果”。僳僳族在缅甸有4万人，在泰国有2万人。拉祜族在缅甸有5万人，在泰国有3万人，在越南有2000人。缅甸有独龙族千余人，怒族近万人。缅甸的“克钦”与中国的景颇同族，约56万人。在这些民族中，除景颇族而外，其余民族的主体部分均在中国，文化习俗是一致的。
比较复杂的是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京族和克木人。按其族源，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克木人的先民均出自“百濮”族系，即古代的“闽濮”、“鸠濮”、“裸濮”、“扑子蛮”之类，但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而我国濮人的后裔仡佬族、木佬族等的语言按张济民先生的意见属汉藏语系的仡基语族，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探讨。京族的语言在国际上习惯称为越南语，系属至今未定，但文化上又与百越和百濮有若干相似之处，其族源亦有待探索。佤族在缅甸有8万人，泰国有1万多人。德昂族在缅甸称“崩龙”，人数为24万。布朗族在老挝有分布，人数不详。克木人在老挝称为“老听”或“卡族”，泰国称“卡”，越南称“摩依人”，总数不下40万，以老挝最多，我国的云南仅有2500人。京族在越南有4500万人，我国广西只有1万多人。
五
佛教既是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这是因为东南亚处于中、印两大文化圈的幅射范围之内。东南亚与印度和斯里兰卡，无论海路与陆路交通都比较近便，而且又是中印航道必由之路，佛教很早就传入这一地区，我国古代西行求法和一部分印度高僧也往来于这条道上，如唐代的会宁、义净等。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复杂：有的原先盛行大乘佛教或者印度密宗，后来改奉小乘佛教；有的一度信奉佛教，以后又被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所取代，如印度印西亚、菲律宾等。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东南亚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但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散布各地的华人大都信奉汉传佛教。云南的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有密切关系，唐宋时期在云南盛行的阿梨教乃是通过缅甸传入的印度密宗。
释迦牟尼逝世后一百多年，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人在吠舍厘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而以跋耆比丘为代表的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另外组织了上万人的“大结集”，从此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部派。后来，大众部逐渐演变为大乘佛教，上座部演变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最初从斯里兰卡开始，以后传到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边境，进而传到柬埔寨和老挝，其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后才取代了大乘佛教与印度密宗。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儿子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扬上座部佛教，锡兰国王举族皈依。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在阿努寺举行上座部第四次结集，用巴利语写成上座部《三藏》，以后分化为大寺派和兼习大乘的无畏山派。五世纪时，印度佛教大师觉音用巴利语翻译和注释《三藏》，使上座部的教义得以彻底贯彻。但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的五百年中，印度密宗在斯里兰卡极盛。直到维A耶跋护王一世时，才重新建立寺院，供养佛牙，派僧人往缅甸延请上座系长老，从而勃兴起来。缅甸与印度邻近，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佛教，上座部佛教传入部分地区，但八世纪时密教传入后形成了阿A梨教，直到十一世纪蒲甘王朝才废阿梨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将《三藏》译成缅文，以后形成“僧伽罗僧伽”与“上缅甸”两个教派，自此大兴，有僧尼十万余人，有寺院二万多座，佛塔十余万认，素有“佛塔之国”的盛誉。泰国原先盛行大乘佛教和密教，十一世纪由缅甸和斯里兰卡传入上座部佛教，十三世纪素可泰王朝将其定为国教，佛教徒占人口总数的95%，全国通行佛历，每个男子都必须出家一次，全国有寺院二万五千余座、佛塔十万座以上，中央机构由十几个高僧组成，法相应部和大部两派皆有僧王，各级行政组织都有与之平行的僧伽机构。老挝在十四世纪时奉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十九世纪被法国占领一度中衰，随着老挝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又开始复兴佛教，国王、国家和佛教被视为老挝的三个组成部分，教派与泰国相同。柬埔寨古称扶南，六世纪时已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十四世纪以后在泰国的影响下改奉上座部佛教，两派都有与政权机构平行的宗教组织，分设僧长、省僧长、区僧长和村佛塔主持，国家元首每年要在金边召开两派僧长年会，向他们作政府工作报告。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佛教，是从缅甸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先形成润派和摆庄派，以后又有左抵和多列两派。马来西亚原先信奉佛教与印度教，八世纪盛行密宗，十五世纪马六甲王国奉伊斯兰为国教，十九世纪以后佛教开始复兴，大乘、小乘兼有。印度尼西亚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公元五世纪佛教取而代之，七世纪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之一，大乘与小乘时有兴衰，八世纪盛行密教，十三世纪则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
大约从七世纪起，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于是大乘佛教便与婆罗门教的变种印度教相结合，广泛吸收民俗与民
东南亚文化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究竟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它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那些基本特征，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一） 东南亚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殖民时期、东南亚学研究掌握在欧美人手里，特别是在西方宗主国的学者——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的手里。他们从西方人研究的立场、角度出发，对东南亚殖民地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往往把东南亚看作是欧洲对外扩张的一个延续部分、一个隶属于欧洲的地域，不适当地夸大了西方对亚洲、对东南亚的影响。这样塑造出来的东南亚的历史、亚洲的历史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全面的图像。此外，因为过去东南亚曾受印度的很大影响，有的西方学者研究东南亚历史，把印度的影响夸大，认为古代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所谓“印度化国家”，甚至是印度人拓殖的殖民地。有的印度学者则采取“大印度”和“印度中心论”的观点来研究古代印度与东南亚的关系。
诚然，我们也要注意“中国中心主义”的偏向。现在不少学者，包括华人学者提出“看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也要客观来认识。不能把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扭曲为“中国中心主义”。那样也是错误的。研究东南亚的历史与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本地的视角来认识它，也就是从东南亚自身的历史发展来认识它。
二战后，研究东南亚的一些学者，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努力摒弃长期主导东南亚学的“欧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以及将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视为“中国文化延伸”的偏见和旧识，自觉地从东南亚自身发展的视角进行观察，他们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以丰富的研究雄辩地证明东南亚地区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指出不应片面夸大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英国著名的史学家D.G.E.霍尔，他在其名著《东南亚史》中提出“东南亚是一个凭它本身的条件就值得重视的地区，而不仅是同中国、印度或西方发生接触时才值得重视。”他明确指出，应以东南亚“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观点” 来研究东南亚历史，考察其文化。尽管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的一些章节的阐述中，自己也往往不能摆脱“欧洲中心”的束缚，但是他强调东南亚的主体性的上述看法是卓有见识的，是可取的。
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发展既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东南亚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外来文化是影响东南亚历史进程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东南亚与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由于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与接触的十字路口，东南亚国家还受到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因此，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打下了亚洲两大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印记。拒不承认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古代东南亚文明走在了它的北方和西方邻居的前面，无疑也是违背迄今所知的历史实际的。
东南亚地区，在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类型上纷繁复杂，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学者由此否认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然而，我们在东南亚的多样性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相对统一性与整体性。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及其历史文化特征的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勃兴，一系列东南亚新独立国家诞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显著提高，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学者D.G.E.霍尔的巨大贡献是，他撰写的《东南亚史》是第一部涵盖东南亚各国的地区通史。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承继了霍尔的思想，他写的《东南亚历史发展》和《战后东南亚》，也不是对各个国家的历史作孤立的论述。这是两部互相衔接的关于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教授所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也是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重要著作。他的两卷本巨著向我们展现了贸易时代东南亚整个地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清晰的图画。
卡迪在《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个当前被称为东南亚的分布范围很广的地区，曾经有过一段相互紧密联系的历史，这一点，从外表上看并不十分明显。也许，这一地区的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土壤和地形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种族集团，以及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发展水平。”但他指出：“可以确认，有三个或四个因素在历史上把这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其中每一个因素涉及地区内部的关系，起着一种连锁反应的作用。” ③那么，有哪些因素或者说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各国互相联系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呢？
首先，东南亚地区有它自己的固有文化。古代东南亚国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印度文化，而是有选择地主动吸收。毫无疑义，东南亚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在印度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不是文化的真空地带，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赛代斯曾经对东南亚早期固有文化的特征作为精辟的概括：从物质文化方面看，有水稻的耕作，黄牛和水牛的驯养，金属的初步使用和航海技术；社会结构方面，妇女和以母性为世系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以及因灌溉耕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组织；宗教方面，万物有灵论、崇拜祖先和土地神、修建在高地上的祭祀场所、石瓮葬和石棚葬；从神话方面看，皆为宇宙二元论，其平中高山对大海、飞禽对水族，居住在山区的人与沿海的人相对。
第二，在外来文化传入后，东南亚本地的传统的文化与之互相融合，有选择地吸收，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文化。以水稻栽培为主的灌溉农业延续下来，形成东南亚的发达的农业文明，或称稻作文化；农村村社的长期保存与双系继承制的存在，是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此外，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与外来宗教相结合，使东南亚的宗教具有新的特色。源于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输入东南亚后，不再保持原来的形态，它们已本地化、民族化，因而能在东南亚国家扎下根来，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后，与当地的神祇信仰相结合，缅甸寺塔中往往供奉着各种神灵的偶像，成为它的一个特色。东南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等同样保持了传统的风格，并在吸收印度、中国及阿拉伯的文化营养后，获得了新的发展。
第三，东南亚的相对统一性与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个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单元，即独立于东北亚、南亚及澳大利亚诸地区，而且表现在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印度、阿拉伯与中国、东亚诸国海陆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西方殖民主义侵入后，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化，分别受到不同的殖民国家的统治。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水平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的经济、贸易与世界市场和商业贸易网络密切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初，东南亚与世界，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联系更加增强了。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兴起。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努力重建它们的传统联系。为了建立区域性的合作，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五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该组织。1995年后，东盟朝实现“东南亚一体化”目标加速发展，到1999年，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相继加入，东南亚十国组成“大东盟”。东南亚国家在多样化中求统一， 东盟的成立和扩大，标志着东南亚区域性联系的新发展。
当前，建设地区共同体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一种构想，一种区域发展的设计，是迈入21世纪和今后发展的一个蓝图。2008年东盟国家通过的《东盟宪章》提出要建立“东盟共同体”，首先是经济共同体，同时要建设一个政治——安全合作的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合作的共同体。这是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一个发展进程。现在处于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阶段。这种地区一体化的要求，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既是东盟国家为了联合自强政治经济的需要，也是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
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从东南亚自身的发展进行观察，强调其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逐步形成一个新的观念：东南亚地区有着它自身的鲜明的文化特征。因而我们在研究东南亚文明时，既不能忽视东南亚地区的多样性，了解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特点，又必须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相对统一性，应将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考察。
（二）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
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不同，亚洲地区各国是在互不相同的状态下发展起来，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从亚洲文化的传播与相互影响中，可以看到，由于各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处于社会文化发展比较先进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一定阶段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传播与交流具有那些特点呢？
1、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对东南亚有深刻的影响
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认为，历史上，以中日朝（韩）越诸国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圈，有的学者又称为“汉文化圈”， 是以儒学为重心，稍后以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和中国的道教哲学，即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时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
包括越南在内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区，在历史上不仅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而后还接受了伊斯兰文化。到了近代“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又向东南亚国家传播。东南亚既融合了多种外来的文化，又保持着本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其中，中国文化对越南及新加坡等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有着较大影响。有的马来西亚学者亦将中国文化视作本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认为根源于中华文化的“马华文化”是“大马诸多族群文化之一”。
2、传播与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多种民间的交往
在中外关系史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人，物质的交换也要通过人。人民群众通过个人或集体的行动，透过旅行、贸易或迁徙等方式互相接触、交往，进行思想和物质的传播与交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既有互派使节、经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艺术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等。其中，“朝贡贸易”和民间交易形式下的经贸来往与宗教的交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历史资料表明，中外关系的起始，首先是人民之间的互相接触，而官方的联系，邦交的建立，往往是在民间往来之后。因此，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既要重视国家关系的建立，又不可忽视研究民间的交往。邦交的建立，国家关系的发展，往往更有利于人民之间的往来。然而，人民之间的来往又常常是国家关系建立的先导。当国家关系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阻时，例如，明代初年厉行海禁，朝廷三令五申，敢有私与“诸蕃互市者”，必“置以重法”，但民间的交往仍然在持续地进行着。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以传统的朝贡方式进行，由国家垄断，但是人民出海谋生，进行海上贸易仍然无法禁止。在明清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期间，民间的海上贸易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有所增长。
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轨迹：人民群众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经济文化的交流——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人民交往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民间先行、国家主导、官民并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而海外华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
3、和平的非暴力的交流是发展的主流
在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历史上曾有统治集团发动的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2000多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互动，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一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交往为重点的历史，其基本理念是“和而贵”，“和而不同”。中华文化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从来是开放的、宽容的，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方面。
诚然，在研究中外关系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侵略是难免的，这是国家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与继续。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的，有时也发生过战争。研究中外关系史对此应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具体分析。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指出，我们“既不要专写战争，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甚至删去人所共知的战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写出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处的局面。” 我们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必掩饰历史上中国王朝的对外战争。但是需指出；第一，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主要是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双方的战争是屈指可数的。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战争与军事冲突。例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都未兵戎相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尼西亚仅有一次，主要都发生在元朝时期。第二，对越南的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作具体分析。在越南立国以后，中越两国间的战争年代加在一起是很短暂的。自从吴权抗击南汉起，经过丁、前黎、李、陈、胡、后黎，直到阮朝，共约1000多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大约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战争结束后，两国王朝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可见，在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而两国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比起其它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
研究中外关系史，包括东南亚各国关系史的和平与战争两个方面，并作历史的比较，将有助于认识和平与友谊是中国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关系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有助益。
关于战争的作用与影响问题，我们也应有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历史事实表明，战争有时也会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起某种促进作用。学者指出：“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
4、双向互动性是交流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关系史上，相互促进构成了重要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与促进作用，这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
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讲，应注意研究和正确反映中国在东南亚与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史及其国际影响，中国人尚未有一部很有影响的专著，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成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读著作。例如，他曾经指出，第一次出现天文望远镜的自动传动钟机，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而且是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首次制成的赤道仪并不在乌兰尼堡或维也纳的工场里，而是在中国元朝的大都。 可见，在一些发明创造方面，中国人常常名列世界的前茅。
中国将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无保留地献给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特别是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传播对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催化作用，贡献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然而，中国的高度文明和有活力的创造，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而且汲取和汇合了亚洲与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几千年来，中国就不断地从外国，尤其从东南亚诸邻国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引进优良的产品、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如前所述，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起始、经过隋唐到明清，两千多年，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规模日益扩大。例如，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途经东南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高潮。郑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带到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和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
历史上先后有许多中国人南迁东南亚。中国移民是在东南亚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与桥梁，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举例而言，1285年，元军的一位歌手李元吉被俘后，长期居留越南，将中国的传戏传入越南。越史记载：“李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献蟠桃等传，……感人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我国（越南）有传戏自此始。” 1350年元朝杂技名家丁庞德挈带家小南投越南陈朝，向越人传授缘竿技艺，越南有“险竿自此始。” 明代中越两国人员交往增多。在明军征讨越南时期，一些中国军民留居当地没有“北还”。同时有不少越南人来到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交趾人阮安在北京城建筑上的功绩。阮安约于永乐五年入宫为太监，他善于谋划，尤长于工程建筑，在营建北京的宫殿和皇城时负责总设计。他设计的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其中有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和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经过修建的北京城，建筑布局匀称，庄严雄伟。阮安对北京城的九门城楼、五府、六部、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治理杨村驿诸河均有功绩。
由此可见，东南亚地区文化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主旋律是相互交汇和融合，而非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漫长的相遇、相碰、相汇的历程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暂时的，居次要地位，而和平的交融与交汇，会通与共生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当代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新特点与发展前景
“温故而知新”，东南亚文化及其交流有着繁荣的过去，必会有更辉煌的未来。在一个空前活跃开放的时代，伴随全球化和区域化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必然出现一个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发展的高潮，而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促进东亚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来，构成了东南亚文化复兴的精神基础，而东亚东南亚的巨变，特别是战后的重新崛起与迅猛发展，为新世纪东亚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战后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重新崛起的历史表明，东亚的传统文化经过革新、转换和改造，保持它的和谐、兼容和协作的精神，发扬它的群体主义的作用，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和智力开发，就能使东亚文化具有更大的凝聚力。东亚地区的这种新文化，与经济、政治因素相配合，对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和迅速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公认的事实。
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际风云的变化，极大地影响和推动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有以下几点依据：
一是现代化就意味着向世界开放，而一个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方向不会变，开放的步伐会逐步加快。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就一定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尤其是周边邻国的文化交流。
二是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的经济联系将越来紧密。进入21世纪，在东南亚地区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文化传播大发展的推动下，当代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传播与交流正以罕见的规模迅速发展， 为促进各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对东南亚国家发展是巨大机遇，而不是威胁。
三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尤其是当代东盟的建立与扩大、东盟10+3和10+1协商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峰会的召开和东亚区域合作的逐步向前迈步，将使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合日趋密切，并走向协商的机制化。
四是在当代网络信息时代下，东南亚文化飞速发展。现代化的交流手段，电脑和互联网的应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广泛兴起，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东南亚国家之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必将日益加速，传播将更加宽广。
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多形式，交流日趋机制化的新局面和新特点。政府、地方和民间并举，特别是科技合作、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文化考察、考古发掘、图书展销、文艺与武术的演出、青年团体的互访、兴办孔子学院、主办国际体育运动会、博览会与文化旅游等等，内容异常丰富多彩，规模空前庞杂宽泛，频率极其密集。尤其是人员来往与互派留学生，大大推动了东南亚国家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从全球和地区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东南亚是亚洲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支柱之一。东南亚国家人民通过更广泛的接触来扩大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认知和精神上的融合，以求和谐共同发展。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已建立了战略互惠或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的交流日益紧密。拥有巨大人口资源和无可限量的繁荣潜能和经济活力的东南亚是中国的重要友邻。尽管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波折和动荡，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巨大，困难不可低估。但中国经济版图在重新布局的同时，正通过“睦邻”、“富邻”政策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联系。在当前经济处于全面复苏的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大力发展双边、多边经济合作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必将更上一层楼。
我们相信，只要亚洲各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展开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就可以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携起手来共同为当代东南亚地区及全世界的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而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必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答：最早的是缅甸和越南，要说最丰富的应该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以前，已有少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的...
答：其中，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从秦汉时期至元明清，越南与中国持续政治或军事上的往来。越南在法政、学术思想、社会制度、宗教及艺术、风俗习惯，以及经济文化上都与中国有所交流。第三个对东南亚产生影响的文化体系是伊斯兰。公元十世纪以后，东南亚开始有穆斯林活动，其主要范围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
答：因为从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情形来看,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交际失误,容易引起冲突的主要是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人际交往。中国同亚洲地区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些 国家的人际交往,虽然也有文化差异的一面,但要顺利的多,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圈,彼此之间在文化取向和交际规范方面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2....
答：三国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第一，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答：广东为泰西入中国之道的意思是广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1、地理枢纽 广东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自古以来就是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广东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南海，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交往便利，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天然跳板。2、历史渊源 在历史上，广东曾是中西文化交汇的...
答：文化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中国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在东南亚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东南亚的多元文化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进一步增进...
答：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扩大了秦汉文化对外的影响。从海路沟通了东南亚外交联系，拓展了中国、亚洲濒海地区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范围。然后，在隋唐时期，中国和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马来半岛的一些国家都继续往来。国家间的互派使节，交换土特产品活动频繁。最后到了我国封建...
答：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目录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导论 第一编 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文学第一章 概述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深远，中国神话与东南亚神话传说之间的交融在本编中详述。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的神话传说第一节 中国神话的源流: 源远流长的中国神话体系 第二节 ...
答：总之，东盟总部选择南宁作为它的新家，是因为南宁的地理位置、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备了非常优越的条件。南宁的落户也将为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便利。中国和东盟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和经贸往来。南宁地处中国西南，距离东盟国家较近，这使得南宁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
答：本次世博会也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5、创办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