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及明治维新各自成功失败的原因
中国在被满清这个异族窃据后，使得其政府本色不可避免地具有少数民族天生的、本色的民族狭隘意识，不可能像汉民族那样充满自信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汉族具有天生的“家国天下”意识。所以满清王朝的本能首先是考虑满洲人的小集团利益，其次才是全国利益，甚至可以不保中华——正所谓“保大清不保中国”，故而满人往往是“防汉”在“制夷”之前。其结果就是造成近代史上，满清一再延误中国起飞的良机。
许多人在总结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日本那样摆脱民族危机？为什么我们的“洋务运动”终究不及“明治维新”这问题时，都刻意或有意无意地对其核心问题不谈——因为清代的中国政治是由少数民族主导，也许这涉及了敏感的民族感情问题，所以是我们的学术禁区吧！？因为我们不能谈论少数民族一旦主持中国时局，其必然会形成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并进而本能地去压制主体民族，这大概是万世不易之理吧？世界各国概莫免俗（与清同时期印度的莫卧尔蒙古王朝也是如此，不是吗？）。
与晚清在艰辛时局中的挣扎沉沦相对，我们发现：在19世纪60年代崛起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都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其崛起都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有关。可是当时满清殖民下的中国，清政府却很害怕民族主义，当然是害怕汉民族主义。他们变本加厉地镇压汉族，其“防汉制夷”政策使得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没有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感觉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只是奴隶。在广大汉族百姓眼里，西方殖民者和1644年入关的满清没有本质的区别。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的话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怪事，当我们上岸追赶那些鞑靼人时，我们看到稻田里的农民是在用一种观望的眼神看着眼前的景象，似乎这场战争与他们无关一样。我至今也无法忘记他们眼神中的冷漠，他们似乎在欣赏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看看吧，这就是过度压迫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下场：当中国的汉族人以“旁观者”的心态来观察两个“殖民者”在自己世居的土地上博弈，再加上满清政府的“防汉”意识大于“制夷”意识，这些造成了全中国无法在外敌侵略时形成一种最有效的抵抗精神——民族主义，因为只有“民族主义”才是先天的最有效的抵抗侵略者的精神。至少，我无法想象当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时满清会号召国民以苏武、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先烈为榜样去抵抗异族侵略吗？——满清的尴尬身份使它惮于这样做……
同样的例子，我们发现当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夷夏思想”和“尊王攘夷”思想以及“忠君”意识影响的日本，每当遭遇外敌入侵时都能同仇敌忾——远的如对蒙元入侵的奋起抵抗，近代在遭遇美国柏利将军洞开门户后发奋图强的“明治维新”改革，都使日本在困境中崛起，俗话说的好嘛：多难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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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与满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日本是一个单一制民族国家，全国上下都是一个民族——和族。所以，日本的改革者敢于改革，因为他们的束缚相对于满清来说要少很多。当权者与基层百姓既然同属于一个民族，其差异必然小很多，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可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满清却没有那个魄力，非其不能也，乃其不为也……
记得当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曾经拜访俾斯麦，请教如何使中国强大。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说：“学习德国模式当然好，但是不适合中国，因为德国是单一制民族国家，所以上下同心，利益高度一致，而中国是满清执政，如果效仿德国的模式，其结果很有可能是中国的江山将从满洲人手里失去……，相比而言我对日本到是很看好，这个国家与德国一样，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且民族狂热，尚武好斗，有远大的民族抱负。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学习欧洲制度化的改革不必有什么顾忌，担心政权会被取代。所以，你们中国最多只是学习欧洲的技术而不敢于学习制度，而日本则以学习欧洲的制度为主，二十年后，中日两国之间肯定会有巨大的不同……”
历史果如俾斯麦先生所料，我们说，旁观者清，作为中立的超脱的旁观者，俾斯麦可以无所顾忌。所以他以自己的睿智眼光洞穿了满清的软肋。
二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彻底将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策击垮，它证明了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的资本主义改革是不能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帝国带入辉煌的；而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1日的戊戌变法则证明了改良主义在中国同样行不通。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发生了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却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笔者在此所以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加以叙述，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次改革都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的改革，只不过前者主要侧重于技术层面，其中也有某些制度改革的影子；后者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但是并代表放弃技术的改革；第二，两次改革都是大清帝国晚期的改革，在时间上比较接近。
（一）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当权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持清朝的统治，同时为了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掀起了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从“夷务”一词演化而来。中国人在传统上将非汉族或非统治民族，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律称之为“夷”，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说大华夏民族主义的反映。因此对于与西方列强有关之事也以“夷务”称之，久而久之，引起了列强的不满，于是改“夷”为“洋”。主持洋务运动的是“洋务派”，这类人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的主观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第二，他们的办法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其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把封建制度看作不可改变的根本，将采用洋人的技术，开办工厂、铁路、矿山、学堂、编练新式军队，以增强封建统治力量。洋务派人员复杂，内部矛盾众多，中央的奕䜣和地方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同时他们与顽固派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中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去了大片的领土和丧失了大量的赔款；同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从经济角度来看，在明朝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开始萌芽了，虽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被打断了，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不再有此类经济，加上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部分太平军的建设，中国的工商业经济还是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从思想上来看，洋务派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有思想基础的，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魏源写《海国图志》，再有洪仁干提出的《资政新编》，都有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色彩。其直接动因，则是镇压太平军和徐图自强。
洋务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强”和“求富”。在实施过程中，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总局、天津机器制造总局等军事民用企业；建立强大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广东福建舰队；设立了同文馆，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中国的战败，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大致的过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应该都不是很陌生。笔者在此就不详加叙述了。笔者所关心的是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及其失败给我们的启示。
洋务运动的失败可以说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笔者想从甲午战争入手进行分析。
甲午战争中国之败首先不是败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在此可以做一个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以“自强”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主要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目标，围绕“船炮路矿”进行的；当时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汉阳钢铁厂、开平煤矿都是亚洲数一数二的企业。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到甲午年仅20余年（此前同样是闭关锁国），在新式交通、轻纺工业方面要强于中国，但在军事工业、钢铁工业和造船方面则不如中国。日本的轻工业中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两相比较，再考虑国土、人口和资源等因素，当时中国的实力总体强于日本是可信的。
至于军事实力，先看海军：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了清廷“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目标，并历年购船。1888年，北洋海军组编成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8位，日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说：这支舰队就是“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各重7735吨的定远、镇远两主力舰，日本人“畏之如虎豹”。1888年后，中国因修颐和园停止购船。而同期日本在短短5年间，却购入大量快船快炮，实力迅速赶超清海军。但清海军仍有敌人不及之处，定、镇两舰船体大（日本最大的船仅4千多吨），装甲厚，同时还装备8门敌舰望之生畏的30公分口径巨炮。
再看陆军，据当时英国军事情报局资料，清陆军总数60万，此外有多达100万的民兵。而日本常备军7．5万，在战时可动员至25万。甲午战争中，日方投入作战17万多人，中方投入约25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当时清军使用的是欧洲毛瑟枪，有的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如赵怀业部“皆系一色快枪”，火炮多用克鲁伯后膛炮。而日军主要使用国产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武器性能和数量均不如清军。
然而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是令中国人寒心的，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战果乏善可陈。最终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大致有四点：
一、 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侵略野心迅速膨胀，而另一方面，战胜中国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同时日本也做了大量的军事上的准备，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显然没有将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没有放在眼里。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当甲午战争在朝鲜战场展开之时，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出于外交上的需要，避免开第一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不做好迎战的准备。而中国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最终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失败。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然而中国显然是被出卖了，列强不愿意因为中国的原因与日本发生矛盾。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能依靠自强自立。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中国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这场战争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的，上述四个因素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却战败了，这些因素没有避免。而这些因素也折射出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因素。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在这场战争中信奉的是“武器决定论”，认为武器是第一要素，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和平解决，寄希望与西方列强的调停，对战争的发生缺乏远见，没有正确的作战策略。事实上，这些正是洋务派妄图通过器物层的改革达到图强目的破产的表现。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单纯的器物层改革是很难有实效性的。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一方真的缺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军官吗？并非如此。只是由于制度上的腐化，使得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军官没有机会参与决策，而制度上的因素可以说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因素。
比较普遍的说法，洋务运动的失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客观原因：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主观原因：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客观原因不予讨论，笔者想谈一谈主观原因。假设洋务派采取的是“西体西用”的改革方式，有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实现吗？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洋务派在一开始就采取“西体西用”的制度，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洋务运动这回事情。如果最高统治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层上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的。日本明治维新所以会成功，并不是明治天皇的情操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并不具有真正的最高统治权，他需要资产阶级力量的帮助，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革可以成功，但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本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依旧是具有很强的封建性质的资本主义国家，天皇的权威仍旧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在中国封建势力的力量要远远大于资产阶级力量。那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妄图通过“中体西用”改变中国，而是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在封建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具有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换句话说，不是洋务派没有采取“中体西用”，而是洋务派不可能采取“中体西用”。正因如此，戊戌变法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已经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二）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1日，中国发生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这场变法是伟大的中国人对处于忧患中的祖国改革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它失败了，而且注定是会失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它没有积极意义。至今，谭嗣同的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仍然让无数参与改革的仁人志士为之心驰神往。
关于戊戌变法，笔者不想多言，也不必多言，其大致经过结果相信大多数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大概。因此笔者只是在此提及此事，并对它失败的原因稍作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实与洋务运动是相似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新派没有发动群众，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试想一下一场没有阶级基础的改革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就国际形势来看，当时西方列强已经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世界的掠夺瓜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也在新一轮的瓜分中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而甲午战争失利，使得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都被沉重打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反对改革的力量显得更加凶猛。基于这些原因，戊戌变法必定走向失败。
笔者认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中国第二次崛起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没有抓住。试想一下，假如甲午海战中战败的是日本，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了，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然而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次绝好的机会与中国人擦肩而过。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与日本做了各项努力，两国所从事近代化其国家实施的诸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大竞赛，基本地影响和决定了近代很长时期内两国不同的命运。日本在此竞赛中一度获致胜利的事实，对中国而言，尤具悲剧的性质。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或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中、日两国都是命定的竞争者，我们全国上下对此应慎重持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就近代时期内决定两国近代化成败的某些关键性因素，予以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其意义实在是多方面的。对于中日近代期间自强运动一者失败一者成功的事实，究竟什么因素决定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什么因素附属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两国的地理特征
日本是个岛国，实为导致其能有效应付西方挑衅的基本因素。日本的国土狭隘，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容易。对西方所给予的刺激至为敏感。中国则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相差甚巨，除沿海沿江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交通向极困难，所以，即使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乃至攻陷京城，各省的内陆仍然至为安全，绝少激动起普遍的同仇敌忾的意念。整个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隔阂，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两国相比，显然，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自强运动，其所将遭到的困难，较之在日本推动同样的运动要棘手得多。
日本局处亚洲的东北一隅，为欧洲国家所谓的"东方航线"的终点。西方列强其首要侵略目标是中国，大英帝国的基石是印度，印度对华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在印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英国集中注意力侵略中国。日本则因地位偏僻，不甚受到注意。所以，各国对日本的冲击，实远较其对中国的冲击为温和。双方既无大规模的战争，也未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更无领土的要求。
二、 两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对外开关前后，基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资料，无须外求。而日本经济上离自给自足的程度，则相差甚远。而且在与西方正式通商时，中国有大量的茶叶、生丝等输往国外，以抵消西方国家之鸦片与棉织品的输入；日本则在外国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并无大量的相当物品输出以抵消其巨额的入超。因此，日本官民亟于设法利用西方的科技，以解决其迫切的经济问题。
三、 两国的社会结构
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封建式的，与中古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相似。人民效忠的对象在"王政复古"后，从德川幕府转移到天皇，而且由天皇代表国家并直接接纳全日本人民的效忠，不会发生任何观念或理论上的困结。因此，日本官民极易接纳近代式民族主义的一些观念，并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从事"富国强民"的事业。日本社会在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的结构下，其官吏都是世袭的藩侯与武士，一般工商农人虽可入学读书，但不能出仕任官。因此，日本贵族中凡出仕任官管理民政者，常具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做其本份内应做的事。其他人士也在其固有的职位上勤奋努力，并无僭越本份出仕任官的观念。整个社会因此形成一种"本位观念"的风气。
中国社会的中心结构是家族，其上为政府。清廷政府中最高的主宰自然是皇帝，但社会中占重要支配地位的则是各级官吏和士绅。清制，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官或取得地方士绅的资格，其正规的途径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正途的科名绝非世袭可得，而均需依赖自己的努力。因此，一般有才智的人，在未得科名之前，其精力毕注于科场以藉此光耀门庭。中科名之后，其努力之所在则在升官。升官即可发财，发财后，致仕返乡，购置田宅，即在地方上居于缙绅之列。所以，中国社会中有才智有志气的读书人，或者有志气且环境优越的工商农人大多数走上了科举之路。因此，整个社会流动的趋向，常常形成一种"权位本位"的风气。
"本位观念"的现实目标，常常是多做事，而"权位本位"的目标则常是多做官。在适应近代社会与从事崭新的建设方面，前者显然是有利的，后者是不利的。
四、 两国的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自成一完美的体系，几千年来，向为东亚文明唯一的中心。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我国对于过去传统的负担，极为沉重，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弦更张，顺利地适应新的近代欧洲式的环境。儒家思想向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结构精严，意境高超，所以中国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而日本对于传统的负担却至轻微。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文化的输入国，具有模仿其他文化的悠久传统。"大化改新"时，它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字、制度、宗教、礼仪和商工技艺等，近代它再由中国转向西方，向各方面显居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学习，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在文化上的"自卑感"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实恰成强烈的对比。
五、 两国的政制结构
如果我们要对中、日两国自强运动成败的事实，给予一个全盘性质的解释，在我们严肃考虑一些长远性的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因素之后，我们更应当从两国的政制结构或主政者的个人与集团入手，始能更正确地把握到问题的关键。
第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清代中央政制结构的最大特色，是在中央政治权力中心方面，采取绝对的君权专制，但在辅助的权力中心方面却采取权力分散制。当时的军机处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命令的权力，只有皇帝才有此权力。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一项全面推动自强新政的计划，只有在皇帝的主动下，才有可能。任何军机大臣或地方大员要想从事于此，也只有在皇帝的认同下才有可能。但在关系同光自强运动成败的三十多年间，政权实际均在慈禧太后之手，实际的皇帝同治或光绪皆为其傀儡，而她对实际社会的了解实为有限，对近代世界发展形势缺乏深入的认识。她最大的关注只在于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其个人的权位。对于发展中国的事业，她着重的也只是想阻遏洋人的深入侵略，谈不上有何热情，更没有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任何意识。在同光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有这样一个形式的领导中心，其在自强建设方面所表示的局限性，实在是必然的。
日本自强运动的领导中心的结构，其权力既极坚强集中，又颇富有弹性。最高领导者自然是天皇。他个人意志极坚强，又很善于运用皇室的权威。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真正的领导中心，实际上是环绕明治天皇掌握实权的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长州萨摩两藩的武士。这个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明治天皇在关键问题上的支持，其推动维新的措施，更为有力。
第二、运动的领袖人物
清代同光自强运动实际主持的人物，既非同治皇帝或光绪皇帝，也非慈禧太后，更不是军机处内任何大臣，而是几个主要省份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得到清廷充分信任在所辖的省区之内，对于模仿技艺等方面，稍稍做点事情。由于他们在职位上只是地方上的总督或巡抚，是绝无权力以名副其实的统御和指挥全国性的自强措施的。
这些新政领袖中，曾国藩确有大臣的风度，肯负责，能用人，惜哉其精力早衰，以62岁的年龄而终。而且他世故极深，鉴于其平定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事实，事事谦抑自处，纯取老庄清净无为的政策，不敢在新政建设方面，积极挺身而出作有力的领导。左宗棠见识高明，任事勇迈，本应是中国洋务运动最理想的一位领袖。但他多年在西北主持军务，与经济重心的东南地区及政治重心的京津地区隔离甚远，即使后被召返京外任两江总督，也已是69岁高龄，其精力已趋衰髦。李鸿章尽管一直从事全国性的自强建设事业，但他一直缺乏必要的权力，其虽有大学士官职，但那只不过是虚衔，实际职务仍只是地方性质的直隶总督，并兼统淮军及其后的北洋海军。以一地方官而经办非其管辖省份的新政事业，并影响着全国范围的自强建设，其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李本人对于近代西方的了解，亦甚为有限，对于有清一代固有制度的改革与思想行为的革新，他不只不敢轻于尝试，甚至远未了解其重要性，完全未能高瞻远瞩采取一种长期性的逐步性的措施，以逐渐跻中国于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
但日本诸维新领袖在政府中的地位，则与曾、左、李等绝不相侔。他们都是明治政府中的中央官吏，在人数上，他们有15至20人。他们之间自初就培养出一种协力合作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共同对其国家命运精忠专一的意念。他们对于近代西方国家，大多具备直接的知识。他们或曾在美、荷就读；或留学英法；或往欧美考察访问。明治维新早期诸领袖中，在1894年前只有早死的西乡隆盛和大隈重信未曾去过外国。他们自直接间接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实在比中国的曾、左、李等丰富。
这些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 只有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他们精力旺盛，干劲充沛，对于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们在维新之初，就共同认识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艺的层次上变革，在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样需要从事全盘性的改革。
第三、运动的政治目标
清同光洋务运动缺乏积极而长远性的目标。中国在此期间的自强运动，名义上虽然是"自强"，但在上述缺乏领导中心与领袖人物的实际情况下，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藉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性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很明显，这一所谓"自强"运动无论在作用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对内的性质都远较对外的性质浓厚得多。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其政治目标则十分明显。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以谋在控制式的政制结构之下，从事全国性的革新事业。他们很快地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全面并进的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清代同光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失败成功的各项决定性因素时，绝对不能单纯地从某一孤立的观点着眼。因为像这样两个国家民族在近代时期内全国适应西方新世界的过程中两国内部所发生的变动和反应，实在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互为连锁的。但是如果我们专就两国自强运动内外发展的动力为线索予以探究，我们当可发现，最直接影响其反应措置的一项密切因素，实为当时两国政制结构与政治环境两项因素。其他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民族的、地理的各种因素均应置于次一层次的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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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拒绝政治改革,搞政府垄断.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封建统治统治在当时已是强弩之末,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根本问题,妄图靠学习西方解决这一问题,就决定了它必败的命运.
2. 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之时,西方列强正在侵略控制中国,洋务派官员却一味依赖外国,企图达到”自强””求富”.这显然是不会成功的.
3. 洋务运动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办企业,基本是政府垄断的,管理仍是封建衙门式.所办企业并未给人民带来实惠,带来富裕的生活.与人民脱节,自身的腐朽也决定了其不会成功.
二、明治维新成功原因：
1、日本拥有一个庞大而逐渐没落的武士阶级。武士们的特殊在于，他们的地位要高于一直为社会奉献血肉的农民和商人们，他们往往能够接受教育，特别是18、19世纪兰学的盛行极大影响了武士阶级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变得开明，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中下层的武士接近社会底层，他们比大名和将军对这个社会的实际状况更加了解。同时，武士是一个庞大的阶层，他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19世纪上半叶，武士们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差，他们对藩国和幕府已经十分不满，生活变得穷困，地位大不如从前。占武士阶级大部分的中下层武士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加之后来外国的入侵，幕府的软弱无能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武士们希望天皇能够重新掌权，他们信奉尊皇主义，事实上武士在天皇重新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同时有了武士的存在，他们吸收西方文明的影响遍布全国，这使得明治维新的政策能够很好地贯彻下去。相比较中国的戊戌变法，同样是自上而下的变法，但事实上维新派并没有像武士这种强大的阶级撑腰，他们势单力薄，改革阻力重重。
2、明治维新很好地利用了农民的不满和力量。在维新之前，日本的农民们对于官僚的压榨已经忍无可忍，事实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农民起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种局势之下，藩国和幕府的实力其实大为下降，平叛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不得人心更是使得政府无法恢复实力。但其实，农民不可能领导资本主义改革，他们并不欢迎资本主义，他们同时还赞同封建阶级制度，只能说，他们在明治维新的成功过程中扮演了自己意想不到的角色。所以我认为农民是成功的因素之一，但绝非重要。拿中国来说，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中国同样发生了农民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鼎盛时期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而在挣扎十几年之后仍然逃不过被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绞杀的命运。
3、日本的资产阶级在维新之前已经比较强大。之前提到过，藩国和幕府为了度过财政困难，给予了商人很大的权益，垄断经营带来的利润极大充实了这个以前生活在封建阶级最底层的阶级。而没落的武士们，有部分也放弃了武士的身份，转而从商，如明治维新第一的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祖辈，就从武士转为商人并获得了成功。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必然要有新兴而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在中国，虽然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代就开始了，然而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被封建统治者打压得厉害，发展很慢。
4、日本的封建政体使得改革容易实行。在维新之前，日本虽然是一个封建国家，但是它保留了藩国制度，而这一制度在千年以前就被中国抛弃。中国实行的是行省制度。相比较藩国的王，行省的省长的权利无疑很小。中国的集权显然比日本更为强大，封建势力的强大使得革新难以进行。日本在维新之前，藩国和幕府之间早已有了嫌隙，幕府势力衰退而藩国势力强大，这使得推翻幕府的统治变得相对容易。
三、简介：
1、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
2、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日本强大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第一、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有些日本学者考证，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420个。而且，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三井家族、坂本龙马、□泽荣一等官商大贾和企业家在财政和军需上积极支持了倒幕势力。明治政府成立后，不断地得到三井、小野、岛田等大商贾和企业家的有力支持。
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的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以恃为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凭的物质基础。
第二、就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遇到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说，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日本封建势力强大。中日两个的封建统治都遭到了农民大起义的严重冲击，1866年，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都市暴动，在中国，随着1851年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暴发，也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府）藩（国）体制”。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而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德川幕府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为了独揽大权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天皇与幕府将军的矛盾，使天皇成为倒幕势力的权威性的精神力量和在近代化运动中对付封建顽固势力的王牌。在德川幕府之下的有三百个“大名”，即割剧一方的诸侯性的藩国。多数“大名”直接依附于幕府将军，少数“大名”是较为独立的封建领主。“大名”在自己的藩国里是全权的主宰者，掌握着司法权如对农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但“大名”本身却受幕府将军控制，如“大名”不服控制府，将军即可用各种借口，剥夺“大名”的权势，甚而使“大名”本身及其家族毁灭。和“大名”之间存在随时可能外化为对抗的矛盾。特别叫幕府将军不放心的是“外样大名”。德川幕府时代的“大名”约300个，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可分三类：①“亲藩大名”，德川家族，可以从中推选将军的继承人；②“谱代大名”，德川氏的家臣，在幕府里任要职，是德川氏的主要支柱；③“外样大名”，他们是过去与德川氏平列的诸侯，只是因为德川将军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不得不支持德川将军。“外样大名”远离中央，在自己的藩国握有实权，保持封建割剧的独立性。他们中以西南部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势力最大。他们使德川将军不能睡落心觉。德川将军采用各种手段防范和控制他们。一方面，将军将他信得过的“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的封地安置在“外洋大名”藩国的周围，以便监视和控制他们的活动。另方面，又实行所谓“参觐交代”制度，即就是“大名”必须每隔一年要随带家属和随从人员到江户谒见将军，一年之后要回自己领地时，又必须将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但是，这种企图限制和削弱“大名”势力的制度，是更大的恶化了将军和“外样大名”之间的矛盾。“外样大名”为了改变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便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这些藩国里自然经济的解体进行得相当迅速。长州、萨摩等藩国在形势迫使下不自觉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了以“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为口号的藩政改革。在“幕政改革”失败之时，这些藩的“藩政改革”却取得了胜利。这样德川幕府由优势转入劣势，而与幕府对立的藩国则由劣势转入优势。而且，随着藩政改革的胜利，这些藩国的社会经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轨道，因而使这些藩国与德川幕府的矛盾有了新的内容和性质，即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的内容和性质。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同腐朽的封建领主统治的代表德川幕府不相容，同时对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犯也不能容忍。德川幕府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签订了一系的不平等条约，致使民族危机深重，从而在同诸藩的斗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反幕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与德川幕府将军的矛盾，借用天皇的权威。另方面又高举起民族反抗的义旗，激起了人民的民族仇恨，在“尊王壤夷”的政治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封建领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明治维新是将“尊王”、“攘夷”、“维新”这样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致德川幕府于死地。
德川幕府架空天皇，夺了天皇的权，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长期的皇权旁落的状况，疏远了皇权与封建统治制度的联系。天皇不仅不是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而且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权威性的力量。
德川幕府在长时期内未能使藩国完全失去独立性，“大名”在自己藩国的实权和对德川幕府的某种独立性，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这样，地方诸侯不仅不是拱卫中央的力量，反而可以利用他具有的某种独立性，运用自己在藩国内的政治经济实权，组织军队与中央抗衡，并打出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日本封建统治者长时期内没有建立起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是明治维新其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却是在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中国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各地总督、巡抚、提督等军政长官只有尽走卒的责任，而无半点独立的权利。这样，在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无皇权可资利用，也无地方独立力量可充当有力的领导和 支柱。洋务派不能在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去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开展近代化的运动，洋务派的即使很微弱的努力，也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强有力的阻难。连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感叹道：“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
而且，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同种族统治结合在一起。清朝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是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地方政权——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全国军政大权全为满员掌握。曾国藩由于屠杀太平军有功，得到清廷的青睐，是被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汉人掌大权，不仅满人担心，就连一些软骨的汉人也认为不可。汉军机祁□藻向咸丰帝献媚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经这一提醒，从此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和春等满族将领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王朝。满清统治者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安危，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总是首先被神经质的同反满联系起来，而加排斥和非议，因此，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洋务运动 是封建自救运动，注定要失败！根本没有改变制度。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企业家在财政和军需上积极支持了倒幕势力。明治政府成立后，不断地得到三井、小野、岛田等大商贾和企业家的有力支持。、
就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遇到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说，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日本封建势力强大。中日两个的封建统治都遭到了农民大起义的严重冲击，1866年，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都市暴动，在中国，随着1851年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暴发，也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府）藩（国）体制”。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而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德川幕府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为了独揽大权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天皇与幕府将军的矛盾，使天皇成为倒幕势力的权威性的精神力量和在近代化运动中对付封建顽固势力的王牌。在德川幕府之下的有三百个“大名”，即割剧一方的诸侯性的藩国。多数“大名”直接依附于幕府将军，少数“大名”是较为独立的封建领主。“大名”在自己的藩国里是全权的主宰者，掌握着司法权如对农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但“大名”本身却受幕府将军控制，如“大名”不服控制府，将军即可用各种借口，剥夺“大名”的权势，甚而使“大名”本身及其家族毁灭。和“大名”之间存在随时可能外化为对抗的矛盾。特别叫幕府将军不放心的是“外样大名”。德川幕府时代的“大名”约300个，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可分三类：①“亲藩大名”，德川家族，可以从中推选将军的继承人；②“谱代大名”，德川氏的家臣，在幕府里任要职，是德川氏的主要支柱；③“外样大名”，他们是过去与德川氏平列的诸侯，只是因为德川将军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不得不支持德川将军。“外样大名”远离中央，在自己的藩国握有实权，保持封建割剧的独立性。他们中以西南部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势力最大。他们使德川将军不能睡落心觉。德川将军采用各种手段防范和控制他们。一方面，将军将他信得过的“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的封地安置在“外洋大名”藩国的周围，以便监视和控制他们的活动。另方面，又实行所谓“参觐交代”制度，即就是“大名”必须每隔一年要随带家属和随从人员到江户谒见将军，一年之后要回自己领地时，又必须将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但是，这种企图限制和削弱“大名”势力的制度，是更大的恶化了将军和“外样大名”之间的矛盾。“外样大名”为了改变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便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这些藩国里自然经济的解体进行得相当迅速。长州、萨摩等藩国在形势迫使下不自觉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了以“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为口号的藩政改革。在“幕政改革”失败之时，这些藩的“藩政改革”却取得了胜利。这样德川幕府由优势转入劣势，而与幕府对立的藩国则由劣势转入优势。而且，随着藩政改革的胜利，这些藩国的社会经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轨道，因而使这些藩国与德川幕府的矛盾有了新的内容和性质，即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的内容和性质。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同腐朽的封建领主统治的代表德川幕府不相容，同时对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犯也不能容忍。德川幕府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签订了一系的不平等条约，致使民族危机深重，从而在同诸藩的斗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反幕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与德川幕府将军的矛盾，借用天皇的权威。另方面又高举起民族反抗的义旗，激起了人民的民族仇恨，在“尊王壤夷”的政治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封建领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明治维新是将“尊王”、“攘夷”、“维新”这样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致德川幕府于死地。
德川幕府架空天皇，夺了天皇的权，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长期的皇权旁落的状况，疏远了皇权与封建统治制度的联系。天皇不仅不是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而且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权威性的力量。
德川幕府在长时期内未能使藩国完全失去独立性，“大名”在自己藩国的实权和对德川幕府的某种独立性，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这样，地方诸侯不仅不是拱卫中央的力量，反而可以利用他具有的某种独立性，运用自己在藩国内的政治经济实权，组织军队与中央抗衡，并打出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日本封建统治者长时期内没有建立起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是明治维新其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却是在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中国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各地总督、巡抚、提督等军政长官只有尽走卒的责任，而无半点独立的权利。这样，在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无皇权可资利用，也无地方独立力量可充当有力的领导和 支柱。洋务派不能在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去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开展近代化的运动，洋务派的即使很微弱的努力，也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强有力的阻难。连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感叹道：“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
而且，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同种族统治结合在一起。清朝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是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地方政权——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全国军政大权全为满员掌握。曾国藩由于屠杀太平军有功，得到清廷的青睐，是被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汉人掌大权，不仅满人担心，就连一些软骨的汉人也认为不可。汉军机祁□藻向咸丰帝献媚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经这一提醒，从此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和春等满族将领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王朝。满清统治者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安危，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总是首先被神经质的同反满联系起来，而加排斥和非议，因此，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一成一败从本国内部来说，真正的掌权派队改革的态度不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实权实际掌握在慈禧等顽固派手里，他们坚决反对改革运动，光绪有心改革却举步维艰；而日本，则刚刚推翻幕府统治，天皇掌握了国家实际领导权，统治阶级掌权派（即天皇）积极推行改革，主动改革封建制度，是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外部来看，一方面，当时帝国主义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中国，这也使得中国的改革收到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破坏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先前有美国叩关，但这一时期总体上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还是比较轻松的，这也使得日本明治维新能够顺利进行并最终成功。
答：一、洋务运动失败原因：1. 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拒绝政治改革,搞政府垄断.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封建统治统治在当时已是强弩之末,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根本问题,妄图靠学习西方解决这一问题,就决定了它必败的命运.2. 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之时,西方列强正在...
答：一、洋务运动失败原因：1. 封建性质：洋务运动维护封建统治，未进行政治改革，学习西方技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2. 对外依赖：洋务运动依赖外国，未实现真正的自强和富裕。3. 管理腐朽：洋务派所办企业采用封建衙门式管理，脱离人民，导致失败。二、明治维新成功原因：1. 武士阶级：日本武士阶级开明，接受西方...
答：第一，腐朽的制度。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
答：1.根本原因是只变革军事而不变革政治.2.洋务派的更本目的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3.列强并没有传授的先进科技,他们并不希望中国富强.戊戌变法;1.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弱小.2.只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3.没有发动广大任人命群众.4.封建顽固派的阻牢.二 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1.日本的...
答：想必你也知道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内容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说失败和成功的原因。理念不同。洋务运动的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外国的技术，但不可以改变大清的传统，不可以改变皇室的权力。而明治维新的理念是，只要国家强大，什么都可以改。天皇的权力可以不要，...
答：C 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改变社会制度；同样，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改革运动，彻底地改变了社会制度。
答：回答：洋务运动,从开始就意味着失败;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是不一样的,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我们就说说原因吧。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从求强到求富,都是一些懂洋务的大臣在做这件事。这些人做的好,会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如果做的不好,也会受到守旧派的弹劾。无论是做好,还是做不好,都是没有好事的。北洋水...
答：使得先进的思想得以普及民众，有效改变了人民群众思想落后的状况，使日本社会习俗西化，封建残留祛除的较为彻底。这也正是其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从经济技术，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三个角度来论述，可得出中国洋务运动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答：不同的原因是：两次改革目的不同：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由统治阶级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因此洋务运动是维护旧制度进行的改革，因此这就决定了其失败的必然性；明治维新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紧跟时代步伐的一次社会变革，因此其进步性明显。2.改革的方式不同：洋务运动只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没有...
答：虽然都是一项改革运动,但在当时的清朝推行起来更加困难,其中原因在于推行者见识不足,而守旧派势力强大,官场上的风气早已腐化,种种不利因素叠加起来,就造成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1、经济政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总管全国的工业建设。除了投资铁路和矿山之外,工部省兴办的大部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