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为什么关心第三世界的人权状况
所谓政治其实是保护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国家就要保护整个民族的利益．当自己的利益一旦受到一点威胁的时候都会引起国家的关注．别的国家的发展或强大对站在前沿的国家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与其说是关心第三国家倒不如说是一种监视．希望别国有有做错的地方好能挑起事端，这样的话，国家一旦出现问题，发展缓慢，就没有人会对”前沿国家”造成威胁了．所以他们当然”关心”了．
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而使用这些词语的不同的人、阶级、利益集团或国家，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所以，在政治哲学领域和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我们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常使用的一些词句和用语，首先不要犯过去“左”的错误，一切都草木皆兵，一概予以批判和排斥；但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不作任何分析地全盘照抄照搬，陷入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之中。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进行深入研究和辩证分析，弄清其确切含义，然后再确定哪些可以直接借鉴和使用，哪些需要加以辨析和改造，哪些需要拒斥和抵制。特别是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更要如此。
长期以来，美国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实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一些话语体系也往往是由美国发明、主导与垄断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回溯一下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理论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也有助于认识所谓“民主的普世性”。
以美国为首的当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理论，是对自由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自由、平等、博爱，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实质上，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自由贸易、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反映。当时，这一口号对摆脱封建王权和神权束缚，争取政治自由、民主平等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到了号召、激发、团结革命群众向封建统治发动进攻的作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但是，这一口号也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马克思在指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总是不断地指出这一口号的极大欺骗性，指出这一口号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追求自身的利益，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巩固资产阶级所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各国资产阶级相继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它们在扩张领土、建立殖民地、拓展利益范围的同时，也进行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扩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制定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制度，也随之走向世界。
美国是上述侵略扩张行为的后起之秀。对外进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渗透，并不仅仅是美国某些统治者的特殊癖好，而是有着其深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自称或都是基督徒。艾森豪威尔曾说：“承认上帝的存在是美国精神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表现。没有上帝就不会有美国式的政体，也不会有美国的生活方式。”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货币上，也印着“我们相信上帝”这样的语句。所以，除了华盛顿第二任就职时的两段简短演说以外，几乎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都谈到了上帝。从根本和实质上说，所谓“上帝”，就是为美国资产阶级垄断集团根本经济利益和国体、政体服务的奴仆，这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各界上层也都深信美国是“新的耶路撒冷”，美国人是“上帝的挑选”和“天之骄子”，承担着上帝赋予的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推广到全球的神圣使命。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凯南和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
美国对外战略从崇拜“硬实力”到着力运用“软实力”的转变是被迫的。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美国不堪重负。1969年初，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严峻的形势迫使尼克松政府采取“和平竞赛”即“和平较量”的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决定与新中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二是逐步从越南撤军；三是结束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可以说，这三项“和平较量”的举措，是美国运用其“软实力”拯救和重振美国霸权地位的关键之举。从一定意义上讲，结束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放任美元“自由”地充当国际货币，对长达几十年的美国经济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尼克松虽因“水门事件”辞职，但他的继任者福特却继承其思想遗产。1975年7月底，35个国家(33个欧洲国家加上美国和加拿大)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该协定是美、苏缓和与妥协的产物，两国的政策目标在协定中都得以实现。《赫尔辛基协定》规定，二战后形成的欧洲边界现状不可破坏，这就意味着美欧对苏联“硬实力”的承认，但同时美欧也提出了苏联要对西方“软实力”即“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并扩大东西方阵营的人员往来。对苏联而言，这实质上是使美国利用所谓“人权”等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合法化。至此，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所谓“道义”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打开了一条关键的通道。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则把人权明确作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并以所谓维护人权的名义，大肆干涉别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冷战结束后，美国称霸全球成为可能。处于冷战向后冷战过渡时期的老布什，对美国“对外人权理论”作了“创新和发展”。布什说：“促进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作为人权以及经济和社会项目的最可靠的保障。”1989年1月20日，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强调：“我们的愿望多过了我们的钱袋子，但我们需要愿望”。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布什又说：“如果美国不致力于高尚的道德原则，那她就永远不是完整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人民有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国家的面孔更和善，让世界的面孔更慈祥。”此后，布什政府把支持民主和鼓励市场经济作为他们对外政策所追求的两个目标。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充分说明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对于美国实现其战略的极端重要性。
克林顿政府认为，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是以个人为目的的，而冷战结束后，则应当从民主这个更基本层面上促进人权。据此出发，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从而进一步明确把在国外促进民主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为适应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需要，历经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任政府对其实践认识的升华，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也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因此，在冷战结束后，人权更进一步被看作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这就使得为竞争自由、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服务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具有了更广泛的所谓“普世性”。因此，也就重新唤起了美国对“硬实力”的崇拜。结果，美国在海湾、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接连打了四场较大的局部战争。前三场，较为顺利，第四场开始也十分顺利。2002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其第一个任期刚刚就职时，颇具“血气方刚”之势。他在就职典礼上说：“美国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将会勇往直前”；“如果我们不领导和平事业，那么和平将无人来领导”。此时的美国，想通过“硬实力”“让大家分享”“民主”，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崇拜“硬实力”的教训，使得小布什回归到对“民主”等这类“软武器”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软武器”的传递者是曾因从事协助苏联犹太人偷渡到以色列而被判处9年监禁的原苏联犹太人纳坦·夏兰斯基，他曾是当年很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写过一本名叫《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的书。书中宣扬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自由社会”，一个是“恐惧社会”；前者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后者是“战争与恐怖的根源”。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只要可以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民会选择生活在独裁者的统治下。“恐惧国家”、“专制政权”不能靠自身的变化走向民主，西方国家必须把西方价值观的理想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经济援助挂起钩来，才能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应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来支持民主。据说，布什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拿到该书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后对本书阐述的观点大加称赞：“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这家伙可是个英雄人物，这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夏兰斯基还被邀请到白宫做客，布什也把此书推荐给国务卿赖斯，以至这本书在白宫和美国政界军界迅速走红。这使美国的政治家们颇有一种迷航之舟得到罗盘的感觉，使懵懵懂懂的单边主义乱闯一下子获得了“精神的指导”和“震动后的动力”。
看过该书后，布什还立刻对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做了修改。2005年1月20日，布什在仅有20分钟的第二任期就职演讲中就塞进了40多个“民主”、“自由理念”、“民主权利”、“自由世界”等字眼。他说：“我们已明了自身的弱点，我们也深知其根源。”“我们受常识的指引和历史的教诲，得出如下结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有鉴于此，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那些面对着压制、监狱和流放的民主变革的参与者应该知道，美国知道你们的潜力：你们是自由国家未来的领袖。”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以民主、自由、人权作武器，仅花费了46亿美元，便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成功改造”中亚三国的实践，使得美国更加重视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
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动身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在泰国曼谷就美国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态度发表讲话时说：“我已通过明确、坦率和一贯的方式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高度关注宗教自由和人权”，“美国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享有基本自由，这是全体人类的天赋权利”，“我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最终会要求交流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因特网上自由交流思想”，“最终，只有中国才能决定它将走什么样的道路。美国及其伙伴采取现实的态度，为各种可能性作好准备”。
美国等西方国家拚命对外推销其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观念，说到底，仍然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其后20年(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1948年，全球国际储备为478亿美元，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前的1970年增长到932亿美元，22年间年均增长3％。从1971年初的932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64892亿美元，其间37年增长约70倍，年均增长12％。而与此同时，全球GDF仅增长16倍。过去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40年印刷总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倍之多。面额为100美元的一张纸钞过去印刷成本为3美分，现在为6美分。美国用3美分或6美分的成本，到海外购买100美元的东西，发展中国家拿到这100美元，还舍不得花掉，往往又反存到美国。自199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达3000多亿美元，而2006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亿美元；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而从2008年10月开始的2009财年预算赤字将高达482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长期以来能够张着大嘴吃世界的根本奥妙。美国当局总是把这一现象解释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以进一步维持他们金融帝国的统治。
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他们所鼓吹的民主及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也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贫富的极端悬殊与国家民族的分裂。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短短10多年，翻了4倍多。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通过民主及自由、人权与新自由主义等手段，最终弱化第三世界国家，是西方强国最基本的战略手法。
但是，美国采用的空手(美元)套白狼(物美价廉的商品)的战略，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如此下去，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这一恶性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运转。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人民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从2008年9月开始的美国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现在不正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吗?
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的提出是20世纪中期的事。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概念是由法国16世纪法学家让?博丹（1530—1596）最早明确提出来的。他给主权的界定是：“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后，主权原则被确立为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人权概念产生后,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国内管辖事务。随着联合国的成立，人权从国内领域走向国际领域，一些西方学者从人权的国际保护角度开始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这些观点没有进入西方思想界和政治界的主流。20世纪90 年代，美国理论界正式形成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由此，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成为国际人权领域中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1）什么是“人权高于主权论”
“人权高于主权论”是20世纪90 年代在美国理论界最先形成的一种人权理论。
这一理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人权不是一国内部管辖的事情，人权是没有国界的。如果一个国家有不尊重人权的现象，别国均可以关心或干涉。二是国家主权应当受到限制和弱化。三是“不干涉内政原则”已经过时，要让位于人权保护这一更高目标。国际社会有权对世界任何国家的人权状况予以关注和采取行动。为人道主义干涉目的而使用武力是符合国际人权法的。
（2）人权问题在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的事务
人权高于主权论一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示坚决反对这一理论。
我国人权理论认为，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
首先，人权具有国际保护的一面。在联合国成立以前，人权问题纯属内政，因为公民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保障这些权利，几乎完全是国内法规定的事项。现在，人权成为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的事项，各国如何对待其公民要受到国际人权法义务的限制。在今天，各国已不能以国内事项为借口反对国际人权保护。
第二，国际人权保护是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主要是靠主权国家自己采取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来解决。未经主权国家的明示同意，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国际监督程序，对该国不发生拘束力；即使成为某项国际人权公约的当事国，也只有在用尽国内救济办法后，国际机构才会受理有关的人权申述。对于这种不“纯属”但“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不干涉内政原则是适用的。它的国际法根据就是《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离开了主权国家的尊重和合作，就谈不上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为什么需要国际保护？因为主权有滥用和失控的可能，而一国大规模侵犯人权，最终会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国际人权法已经为人类确立了人权的国际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殖民主义不是国内事项，战争侵略不是，国际恐怖主义不是，种族歧视、灭绝种族、贩卖奴隶不是，对于这些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国际社会都应当进行干预和制止。我国从90年代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已派出了多批维和警察等。
既然国际人权保护如此重要，为什么又反对“人权高于主权”论？客观地讲，一些西方学者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观点，是出于理想主义，出于对国际人权的关心，同西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是有区别的。但是，当我们谈论人权与主权关系时，要考虑到我们面对的国际政治现实是：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事实上是处在不平等地位，有力量干涉的只有大国强国。
在现实中，西方的人权干涉推行的是双重标准。面对大国滥用国际人权保护的可能，对于小国弱国，主权是一个生存的概念，否定了主权就否定了国家平等的重要基石。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有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处于相同的地位，对主权非常珍视。1999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在联合国大会代表非洲国家发言指出：“主权是我们防止出现不平等规则的最后防线”，如果抽象地谈论人权高于主权，就会为大国侵犯小国打开了方便的大门。
第三，反对借人道主义，干涉别国内政。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从实践来看，西方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有选择的，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巴西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针对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向西方国家提问：“为什么某些困境引起频繁地使用某些手段，而另一些困境却没有要求这种情况呢？”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记录表明，那些有能力干涉的大国并不是国际人权的真正保护者，并警告西方不要干涉自己的事务。
第四、西方人道主义干涉和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与国际人权保护，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人权白皮书指出：“对于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诸如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侵略、占领造成的粗暴侵犯人权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灭绝种族、贩卖奴隶、国际恐怖组织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国际社会都应当进行干预和制止，实行人权的国际保护。”对于这种国际人权保护，我国是支持的，并参与了这种国际行动。中国认为，国际人权保护和维和行动的合法依据并不是来自人道主义干涉理论，而是来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围绕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的争论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它是当今世界东西南北矛盾在新形势下的一种综合反映。从国际人权的实践看，人权和主权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谈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霸权主义存在使国际人权保护复杂化了。当代，人权原则、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答：（8）“世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人权只是一些体现了西方制度和价值的理想标准，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别，它们对于第三世界是乌托邦；“只有作为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的人权概念才是经得起辩驳的。”（英国的米尔恩）（9）“本文所谓‘人权’，我的意思仅仅指依照当代共同意见，每个人都要对他的社会和政府提出的或...
答：[人权概念的发展]：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使人权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1955年亚洲万隆会议将""尊重基本人权"列为10项原则的第一项。会议最后公报作重指出："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这就突破了旧的人权概念，把原来争取个人基本权利发展成为争取...
答：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形势,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甚至,某些国际...
答：文化同化，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充斥，挤压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经济剥削，贸易壁垒，国际经济旧秩序下的剪刀差。政治压制，以人权，民主干涉他国内政。转嫁生态污染。偷运垃圾，转移高污染产业
答：第二，西方的普世价值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以自由为例，欧洲国家普遍面积较小，重视商业贸易，因此倾向于个人自由。而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且常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侵略，因此需要依靠集体主义来凝聚战斗力。第三，西方往往将普世价值作为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具。例如，他们借“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
答：西欧国家加强经济联合，开始摆脱美国控制 20世纪70年代 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 日等积极谋求成为政治大国 治 1961年 第一次不结盟会议召开 标志着第三世界所构成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两极格局 两极格局瓦解 1991年 苏联解体 苏联的解体，是两极格局的形式彻底瓦解。一超多强 20...
答：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逐步地团结起来，建立各种地区性国际组织，不论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还是参加联合国、改变联合国面貌方面，都在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世界的崛起对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两极格局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推动了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发展。3.美苏从...
答：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人道主义干预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维护霸权、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合法挡箭牌,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安全的形势逼人...
答：大众文化中，因对三种世界定义缺乏认识，而任意泛用第三世界一词，去指称世界上发展落后、甚至是蛮荒状态(如传染病肆虐、巫觋与私刑泛滥)的地区，带有强烈的贬意。传统观点是将世界诸国区分为第一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国家、第二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东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南方国家。第三...
答：种姓特权就是某一人种拥有一系列不劳而获的特权，在社会地位和其他方面都有随之而来的好处。是由于种族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种族结构，创造了一个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条件。但是种姓特权，就意味着对其他种姓的人具有隐性甚至显性的人权压迫恐怖特权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种族歧视，不利于维护民族的团结，不利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