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停战谈判史，忍辱待时

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与停战谈判：历史的交织与坚韧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庆祝九十周年，聚焦于那段历史中的烽火与外交智慧——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与随后的停战谈判。蒋介石秉持“一面抵抗，一面对日交涉”的策略，既要抵御日军的侵略，又希冀国际调停的介入，以保护国家利益。

西方列强如英国、美国，鉴于上海战事可能波及其在华利益，积极扮演调停者的角色。英国成为主导，提出在租界安全的前提下停战，但日本并未对国军给予决定性打击，反而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战术。英美法三国强硬要求日本接受谈判，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强调九国公约对于美国权益的重要性。

国民政府尝试与日本议和，汪精卫提出停战条件。日本则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增兵上海，另一方面尝试利用英方调停。在“肯特”号上，中日双方达成了五项谅解，但日本表面上不愿同时撤军。国联理事会提出调停计划，包括在上海召开会议，以确保和平恢复。

二月二十九日，国联建议召开中日及列强代表会议，中国保证租界安全，但日本继续增兵并试图占据谈判优势。在官制与文官的援助下，各国代表支持停战，中国虽接受但对部分条件保持警惕。国民政府坚持平等撤军和中立国监督等关键原则，但谈判中双方在六个问题上僵持不下，尤其是国联大会对日本的呼吁，中国坚决反对“上海圆桌会议”方案。

颜惠庆代表中国接受国联决议，强调遵循盟约保护权益，但未涉及撤军条件。决议分为三部分，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要求各国协助实现上海停战和撤军。日本在国内压力下，虽晚于实际停战时间宣布，但仍占据谈判主动。国民政府在蒋光鼐的停战通电中，提出日军不先攻我军的原则，谈判焦点逐渐转向撤军和驻地问题。

郭泰祺与植田的谈判中，双方围绕停战撤军的核心议题展开，中国军队驻防问题成为关键。经过多次会议，尽管有所进展，但日方草案中的政治要求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在虹口公园事件后，国民政府寻求国际支持，最终在四月二十八日，蓝浦森提出的折衷方案被接受，通过决议，日本代表弃权，标志着淞沪停战协定的初步达成。

尽管《淞沪停战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主权，但协定中的驻军条款和共同委员会的设立，实际将中国主权让渡给了日本和列强。协定的签署，既是忍辱负重的结果，也是中国争取备战时间的转折点。淞沪抗战期间，国军的英勇抵抗与和谈的复杂交织，都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坚韧与挑战。

战败后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局势，采取“攘外先安内”策略，利用局部抗战与和谈策略，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支持，以期重塑国家尊严。这段历史，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挣扎，也揭示了国家主权与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