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如何发家的?什么原因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16
晋商人大多是靠什么发家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1、晋商的兴起,首先为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2、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3、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扩展资料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
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商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商

但是今天要讨论的晋商,其实指的是在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因为到了明朝,朱元璋本来把南京定为首都,但是他死了以后,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把首都迁到了北京。这样,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又重新确立起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正好是北京到陕西必经的陆路交通要道,而包括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地的太原周围地区地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谷地,所以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于是该地区的经济就逐渐地发展起来。

从资源条件上看,山西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中间是汾河。悠久的历史使得汾河两岸形成了稠密的人口,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农耕地相对贫乏。人多地少,使得山西人不得不走出家门去从商。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多地少的状况是晋商起步的基本背景。

山西人为什么经商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西商业资本的发展?社会传说和文字记述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唐王朝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们的不少好友伙伴都参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统一国家的斗争,李氏父子夺取政权后,这些好友也做了官,后来一些人在官场失意,走上了丝绸之路。“彼时苏杭绸缎还未发展,所销中亚一带之绸子,多系山西上党潞安一带之绸子,以及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绸子,其中潞绸最多。”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场而经营商业,会不会成为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商人人数远比政界人物为多,从唐初山西从政人物看不出与山西商人的因果关系,而且也没有史料可资证明。倒是相反,商人资本发展,子弟入学读书踏上仕途的却有事例,恕不赘述。
第二种,明末李自成的遗金是山西商人的原始资本。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持打求金银,及李自成由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熔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用骡车载走。清兵进至定州,李自成败伤……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乃沿南山行走,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据卫聚贤调查,孙郅的高祖孙高山的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产……乃走关东,经营产业,渐积万金”,孙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么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实,“有拾李自成遗金之可能。”晋商万荣县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业户。民间传说,“潘家发家的起因,是在莱河老城东门外灵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据《荣河县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荣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记载,潘家商业资本来自李自成遗金。日本《中国经济全书》说,李自成军队经过山西,把从北京带来的黄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后康(亢)氏拾得黄金八百万两.成了票号资大的来源。李自成败退时有无遗金,未见实证,即使真有遗金一事,亦非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来源。因为明代中后期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尚无李自成起义,这是什么原因?并且,有机会能够拾得遗金的人毕竟是个别人,能成为山西
商人资本的原始资本吗?恐怕都是附会之词。
第三种,是著名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中说:“内地商业资本的发展,如山陕商人,则靠着宠大的农业地区为基础以其地方的丰富资源,先由农业上的积蓄,逐渐地形成为巨大的地方商人。”全国有很多地区农业条件比山西好,它们的农业积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却没有形成像山西商人这样的商人势力。
第四种意见,历代王朝均以食盐专卖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运城盐池是山西商人致富的主要原因。但是,长芦盐、淮盐比运城潞盐在数量、质量、销路上都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在那里就没有出现著名商人势力?相反却由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垄断了淮盐贸易?
第五种意见,认为山西的平阳、安邑、晋阳等地曾几度建都,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这是造成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其实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后山西未曾建过都,但山西商人的发展却是在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代,这又如何解释?
还有人说,山西人贫志劣,贪图小利,善积蓄。这恐怕更是无法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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