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影评怎么写？

1、《我和我的家乡》描绘了小康生活的画卷，讴歌了脱贫攻坚的成就，是兼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文艺作品，取得了口碑和票房双赢，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影片的成功为主旋律创作带来诸多启示：一是爱国主义永远是电影创作的主旋律，二是人民是电影创作永恒的原动力，三是在以小见大中不断创新艺术表达，影片才能赢得观众的共鸣与共情（《人民日报》评）。

2、《我和我的家乡》和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相比，该片的“切口”更小了，但不变的还是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葛优、邓超、沈腾、王宝强、雷佳音这群“欢乐喜剧人”一出现，观众就不愁没有笑点。

“北京好人”张北京和二舅联手上演的双簧、雷佳音“憋”出来的大头、沈腾和马丽之间的“网络延迟”，让影院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电影里有欢乐，更有感动。

正因为有笑有泪，大家甚至都没有感觉到本片的“主旋律”色彩。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没有让影院里的观众感到一丝一毫的枯燥、乏味，这不光得益于主创艺术的表达方式，更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自信。电影在表达上也没有了生涩和僵硬（《光明日报》评）。

《我和我的家乡》创作背景

该片总监制张艺谋、总导演宁浩和总策划张一白在商量每个单元故事过程中找到了几个关键词：变化、空间和小人物。千家万户都因为全面小康和精准扶贫而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是覆盖全中国地理空间的，所以就将故事设定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地理空间，来呈现小人物的故事。

五组导演分别领取任务：闫非、彭大魔作为东北喜剧的代表自然就选择在辽宁沈阳创作故事；徐峥作为上海人，到了杭州千岛湖取景拍摄；俞白眉作为西安人，和搭档邓超回到了陕北；只有陈思诚一个东北人，主动请缨去了西南贵州。

而宁浩又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中讲述北京小人物的手法，葛优再演“张北京”，连戴的帽子都没换。

《北京好人》单元的故事来源于宁浩老家一个长辈亲戚来北京看病的经历。宁浩的亲戚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特别害怕，一是担心病会很严重，二是害怕交不起手术钱。宁浩就劝她，不用焦虑，先做手术，钱的问题可以帮忙解决。

之后，宁浩发现两人原本平等的亲戚关系，纯洁的亲情，因为涉及钱的问题后，就变得很奇怪。做完手术之后，宁浩亲戚的女儿说，农村的医保卡可以报销，几万元的手术费基本能覆盖80%多，这时候宁浩明显感觉到亲戚如释重负，“觉得她又回到长辈的位置了”。

这件事情对宁浩触动挺大的，没想到农村医保能到这种程度，确实是政府办了一件硬事儿，就想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小故事，为了符合喜剧片的设定，就做了一个身份互换的设计，拿着别人的医保卡去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