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城乡人均占有粮食 存在较大差异都原因和影响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3
2007年城镇人均粮食消费量是多少？
新中国伊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一方面城镇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粮食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由于私营粮商与国家争夺粮食市场以及农民的惜售心理导致的粮食征收困难局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中提出了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粮食，稳定粮价，消灭粮食投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特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规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简称统购）和计画供应（简称统销）。」5由统购统销出台的背景及所要实现的目标来看，该体制至少存在两个特点：一是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二是统销对城镇粮食供应的保障性。
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粮食的控制，农民逐渐丧失对粮食的自由处置权，农村粮食被国家最大限度的掌控。
首先，国家统购政策在不断演进过程中强化了对农村粮食的控制。1953年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中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画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画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61955年4月2日《粮食部关于加强国家粮食市场工作的指示》规定：「统购正式结束以后，对在市场出卖粮食或调换粮种的农民，应不加任何限制；不必要的查问登记，必须一律取消。」7可见，国家在此时还是倾向保护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而1955年8月15日国家政策导向开始出现变化。国务院发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余粮户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后剩余的粮食，自足户因增产节约多余的粮食，都有权自由处理；可以自由存贮，可以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或合作社，可以在国家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可以在农户间互通有无，都不加干涉。但禁止任何人以粮食进行投机。」8而1957年《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村的粮食控制，规定：「在农村粮食统购任务完成以后，过去为了农民相互间的粮食调剂，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今后为了加强粮食管理，此种粮食市场应该关闭。关闭以后，由国家粮食机构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农业社和农民进行粮食品种的调剂。」9至此，日益完善的农村粮食市场控制体系已经形成，农村粮食完全处于国家掌控的范围内。
通过对档的解读我们发现，农民在1953年对余粮拥有两种自由处置权：一是自己使用；二是出售。其中出售方式包括可以卖给国家粮食部门、合作社，在国家领导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农村集市交易三种选择。而时间推移到1955年8月15日后，农民的粮食自由处置权受到了极大限制。国家规定禁止任何人以粮食进行投机，实际上农村集市处于被取缔的状态。农民出售余粮仅剩两种选择，且均在国家监控范围内。到了1957年农民已经基本丧失对余粮的处置权，国家领导的粮食市场也被取消。可见，粮食已经基本处于国家行政干预的范围内。农民作为农业社内部一员，客观上已经失去自主处置粮食的权利。农业社统一分配农民口粮，农民已经既不需要也无权再过问粮食的具体用途了。
其次，粮食征购方法中透露着强制性。首先体现在统购种类之全。在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之初，小杂粮并不在国家强制统购之列。《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规定：「各种小杂粮（当地非主食杂粮），原则上亦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在国家尚未实行统一经营以前，得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理下，暂准私营粮商经营。」10而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统购的粮食品种，一般应以谷物和黄豆为主，也可收购一部分小杂粮。在薯类折粮计产的地区，可以根据供应需要和保管条件，酌购一部分薯类。」11国家统购对象已经扩大到了小杂粮，包括薯类。1957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夏粮征、购工作的指示》指出：「各地夏收新粮（包括小麦、元麦、大麦、蚕豆，豌豆、早稻等）即将陆续登场，做好夏粮征、购工作，是当前农村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2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连蚕豆、豌豆也进入国家统购的视野，征购之细可见一斑。另外，一年两购也体现了粮食征购的强制性。1957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夏粮征、购工作的指示》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夏粮征、购任务应该及时下达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户），农业生产合作社（户）完成国家夏粮征购的任务数，为全年应该完成的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部分，在秋粮征购时统一合并结算。」13国家在农村的粮食征购包括夏、秋两部分，夏季征购与秋季征购统一结算，夏季不够秋季补，这就体现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在农村粮食分配中的优先性。
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还体现在统购作为政府行为，是不可对抗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第一条即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画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第九条指明：「对破坏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在统购统销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标准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接受。事实上，一些与之对抗的农民也受到了严厉惩罚。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后，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破坏统购统销罪。司法机关的介入，也更鲜明体现了制度的强制性。凤阳县法院《1955年司法工作总结》指出：「在7、8月间粮食收购工作和午季征收农业税工作中，我们以全力以赴的精神，主动及时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了这些工作的顺利进行。计受理这两类案件68起，占第三季度收案总数23.6%。逮捕了38人（其中反革命分子2人，地主2人，富农28人，中农6人）。」14在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后，农民对自己生产的粮食已经丧失了自由处置权。安徽凤阳县的富农许庭献妨害粮食统购统销案即是一例。「在1955年夏季粮食统购工作中，经乡政府摸底评定该户售余粮1661斤，经法院算细账后应售余粮703斤，已售130斤。自称已无余粮，我院未查对清楚是否有余粮，即认定拒售余粮，判刑一年（后改判免予刑事处分）。」15尽管许献庭案后被改判，但其因拒售余粮获罪的事实却是存在的。这充分突显了统购统销制度的不可抗性。
统购统销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城市粮食供应的保障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障城 镇居民低水准的粮食需求。《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指出：在城市、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名簿购买。」1955年发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根据市镇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按规定，分别确定市镇居民的具体供应等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这些制度性规定，保障了城镇居民的粮食需求。二是对工业化建设资金的保障。国家推行统购统销的原因之一是从农业提取工业积累。此体制推行之后，国家一直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同时伴之以高价向农村出售工业产品。在这一价格剪刀差体制下，国家从农村、农业中攫取了大量的资金，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业、城镇建设的顺利进行。据有关统计，到1970年代末，仅仅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国家就从农民那拿走了6000亿元。16而这些均是以统购统销体制为载体实现的。
同时，国家为了确保统购统销体制的有效运行，相继推行了两项重要的社会变革，即户籍制度和农业集体化。虽不能说这些制度变革完全是统购统销的结果，但是它们的出台确实强化、保证了统购统销体制的运行。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使城市人口的数量始终处于可操控的范围之内，严格控制了统销粮食数量。乡村的农业集体化，使国家征购粮食的对象由个体农民变成农村合作社，大大简化了交易成本，保证了粮食征购的顺利进行。
1959～1961年城乡人均占有粮食 存在较大差异都原因和影响
答：1959～1961年城乡人均占有粮食 存在较大差异都原因和影响 统购统销体制的确立是导致粮食政策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分析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的一个主要切入点。 新中国伊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一方面
连城县的经济
答：到1956年全县实现合作化时，粮食总产达到4.52万吨，亩产达166公斤，人均占有量320公斤。与1949年对比，总产增1.34万吨，亩产增31公斤，人均占有量增23公斤。 1959～1961年，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使粮食连续三年歉收。1961年...
农村道德学习制度
答：到1959年，粮食产量仅16968 万吨，比1956年下降了13%，人均粮252.5公斤，比1956年下降了16%。1961年粮食产量为13650万吨，即使与1959年相比，产量也下降了将近20%，人均粮207.3公斤，比1956年减少了45公斤。从1957年至1969年的10多年间，大集体性质生产与经营为一体的土地产权制度，严重影响了农业...
材料 我国粮食产量1959年为3400亿斤,1961年为2950亿斤(人均约440斤...
答：状况：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粮食产量降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体制原因：人民公社化运动削弱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474公斤
答：十三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51%，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28%。客观地说，老百姓对改开前的吃饭问题是不满意的，即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最高的78年，316.6k较56年的306.8kg，22年只增加不到10公斤，老百姓不满意，太正常了。建国已经29年，曾经向地主交过租子、被军阀预征过田赋的老一辈逐渐离去...
中国粮食总产55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哪些阶段?
答：3. 1979年至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得益于农村改革和“绿色革命”，尽管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771万公顷，总产仍从3048亿公斤增至4073亿公斤，单产提升至3608公斤/公顷。人均粮食从316公斤增至390公斤。4. 1985年至1999年，稳步增长阶段：粮食播种面积稳定，总产、单产和人均粮食显著增加，分别达到5084亿公斤...
中国粮食总产55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哪些阶段?
答：第二个台阶为1959—1978年，历时20年，其总产由近2亿t上升为3亿t，单产从1549kg/hm2提高为2527kg/hm2，总播种面积基本未变，由于同期人口从6.6亿增加为9.63亿，人均占有粮食仅提高17kg。这一大阶段可分为1959—1965的徘徊、遇灾、恢复阶段，1966—1971年、1972—1978年两个持续增长阶段。第三个...
界首的地理
答：据民国37年调查统计:三镇有地主(商农兼业)102户,559人,占三镇总人口数的2.4%,占有土地3383.5亩,人均6.05亩;贫农425户,2186人,有土地1314.4亩,人均0.61亩;雇农52户,261人,有土地52.5亩,人均0.2亩;城镇贫民(工人在内)747户,2782人有土地635.6亩,人均0.21亩。无地或少地农民为养家糊口,常年赖劳力租课土地或作...
三年自然灾害是哪三年
答：同时，分析了不同决策错误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将粮食产量作为国家经济兴衰的关键指标，并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了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失误减产以及因高征购减少粮食存量的比例。根据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1959-1961年连续三年中，每年因灾害多减产粮食达到了838万吨，减产幅度达到了15...
三年自然灾害是哪三年
答：1959-1962年，是因旱灾减产幅度严重的第一高峰期。以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的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1959-1961年连续三年每年多减产粮食达838万吨，减产幅度达15%，按以前口粮平均消耗水平，大约空缺了2800万人口口粮。而这个减产幅度，是高于50年来同等受灾率条件下的减产幅度的。
我国的粮食生产以稻谷、小麦和玉米为主体，其中，稻谷和小麦主要用作口粮。上世纪80年代以前，95%以上的玉米被用作口粮。而今玉米消费结构中，饲料占75%左右，工业用占12%左右(主要是淀粉和酒精行业)，粮食和食品消费占8%左右，种子消费约占1.23%左右，剩余为储备和出口。(李超民《我国CPI过快上涨的国际根源》，2007年9月3日《文汇报》)
稻谷、小麦和玉米在粮食总产量中的份额见图4。
数据显示：自1985年后，作为主食的稻谷加小麦在粮食总产量中的份额就开始下降，而作为饲料和酒精、淀粉原料的玉米则替代了它们空出的份额。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认为，酒肉之需开始优于口粮之需。显然，酒肉之需是相对富裕人群的需求，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生理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于是社会经济系统作出了相应调整。
调整的动力还不止于此。鉴于石油资源短缺，2003年11月，吉林省在全国率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封闭运行推广车用乙醇汽油；2004年下半年，辽宁、黑龙江两省相继实现了全省车用乙醇汽油封闭销售，至此，整个东北地区全部封闭推广车用乙醇汽油。此后在我国，乙醇汽油项目迅猛发展了5年，直到2006年7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还表示，中央财政投入国债资金4.8亿元，积极支持燃料乙醇的试点及推广。自2002年试点以来，4家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共减免两税1.9亿元；中央财政共拨付亏损补贴20亿元，还免征燃料乙醇5%的消费税。直到2007年，燃料乙醇项目的扩张才被发改委叫停。
这样的调整其实是全球性的。
2002年后，全球燃料乙醇产量出现井喷，尤其是美国燃料酒精产量以超常规速度增长。
2005年，布什政府发布生物燃料目标：2012年达到2300万吨，生物燃料的绝大部分是燃料乙醇，而目前美国的燃料乙醇全部用玉米生产。
2006年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酒精生产国。同年5月31日，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宣布，将在其经营的383家美国加油站中提供乙醇汽油混合燃料。
2007年，布什政府发布生物燃料目标：2017年达到1.07亿吨。
截至目前，美国燃料酒精建成和在建产能已经达到4400万吨；2007/2008年燃料乙醇产量有望达到2800万吨。预计2007/2008年度玉米在乙醇中的用量是2002/2003年的3.4倍；2007/2008年度玉米在燃料乙醇中的用量预计达到美国国内玉米消费量的28%～31%。
由此我们看到，在“有效需求”这个貌似价值中立的准则面前，富人的油箱和穷人的胃完全谈不上“机会平等”。社会经济系统选择的结果，是将大量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生产大量的玉米来造汽车用的燃料酒精，结果直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这引发了从非洲国家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普遍忧虑。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布朗将此归结为：
“世界8亿机动车主和20亿贫困人口将大规模竞争粮食，机动车主想让车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7年城镇家庭，人均粮食消费77.6千克
统购统销体制的确立是导致粮食政策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分析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的一个主要切入点。新中国伊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一方面城镇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粮食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由于私营粮商与国家争夺粮食市场以及农民的惜售心理导致的粮食征收困难局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中提出了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粮食，稳定粮价，消灭粮食投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特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规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简称统购）和计画供应（简称统销）。」5由统购统销出台的背景及所要实现的目标来看，该体制至少存在两个特点：一是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二是统销对城镇粮食供应的保障性。
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粮食的控制，农民逐渐丧失对粮食的自由处置权，农村粮食被国家最大限度的掌控。
首先，国家统购政策在不断演进过程中强化了对农村粮食的控制。1953年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中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画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画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61955年4月2日《粮食部关于加强国家粮食市场工作的指示》规定：「统购正式结束以后，对在市场出卖粮食或调换粮种的农民，应不加任何限制；不必要的查问登记，必须一律取消。」7可见，国家在此时还是倾向保护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而1955年8月15日国家政策导向开始出现变化。国务院发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余粮户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后剩余的粮食，自足户因增产节约多余的粮食，都有权自由处理；可以自由存贮，可以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或合作社，可以在国家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可以在农户间互通有无，都不加干涉。但禁止任何人以粮食进行投机。」8而1957年《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村的粮食控制，规定：「在农村粮食统购任务完成以后，过去为了农民相互间的粮食调剂，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今后为了加强粮食管理，此种粮食市场应该关闭。关闭以后，由国家粮食机构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农业社和农民进行粮食品种的调剂。」9至此，日益完善的农村粮食市场控制体系已经形成，农村粮食完全处于国家掌控的范围内。
通过对档的解读我们发现，农民在1953年对余粮拥有两种自由处置权：一是自己使用；二是出售。其中出售方式包括可以卖给国家粮食部门、合作社，在国家领导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农村集市交易三种选择。而时间推移到1955年8月15日后，农民的粮食自由处置权受到了极大限制。国家规定禁止任何人以粮食进行投机，实际上农村集市处于被取缔的状态。农民出售余粮仅剩两种选择，且均在国家监控范围内。到了1957年农民已经基本丧失对余粮的处置权，国家领导的粮食市场也被取消。可见，粮食已经基本处于国家行政干预的范围内。农民作为农业社内部一员，客观上已经失去自主处置粮食的权利。农业社统一分配农民口粮，农民已经既不需要也无权再过问粮食的具体用途了。
其次，粮食征购方法中透露着强制性。首先体现在统购种类之全。在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之初，小杂粮并不在国家强制统购之列。《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规定：「各种小杂粮（当地非主食杂粮），原则上亦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在国家尚未实行统一经营以前，得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理下，暂准私营粮商经营。」10而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统购的粮食品种，一般应以谷物和黄豆为主，也可收购一部分小杂粮。在薯类折粮计产的地区，可以根据供应需要和保管条件，酌购一部分薯类。」11国家统购对象已经扩大到了小杂粮，包括薯类。1957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夏粮征、购工作的指示》指出：「各地夏收新粮（包括小麦、元麦、大麦、蚕豆，豌豆、早稻等）即将陆续登场，做好夏粮征、购工作，是当前农村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2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连蚕豆、豌豆也进入国家统购的视野，征购之细可见一斑。另外，一年两购也体现了粮食征购的强制性。1957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夏粮征、购工作的指示》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夏粮征、购任务应该及时下达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户），农业生产合作社（户）完成国家夏粮征购的任务数，为全年应该完成的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部分，在秋粮征购时统一合并结算。」13国家在农村的粮食征购包括夏、秋两部分，夏季征购与秋季征购统一结算，夏季不够秋季补，这就体现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在农村粮食分配中的优先性。
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还体现在统购作为政府行为，是不可对抗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第一条即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画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第九条指明：「对破坏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在统购统销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标准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接受。事实上，一些与之对抗的农民也受到了严厉惩罚。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后，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破坏统购统销罪。司法机关的介入，也更鲜明体现了制度的强制性。凤阳县法院《1955年司法工作总结》指出：「在7、8月间粮食收购工作和午季征收农业税工作中，我们以全力以赴的精神，主动及时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了这些工作的顺利进行。计受理这两类案件68起，占第三季度收案总数23.6%。逮捕了38人（其中反革命分子2人，地主2人，富农28人，中农6人）。」14在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后，农民对自己生产的粮食已经丧失了自由处置权。安徽凤阳县的富农许庭献妨害粮食统购统销案即是一例。「在1955年夏季粮食统购工作中，经乡政府摸底评定该户售余粮1661斤，经法院算细账后应售余粮703斤，已售130斤。自称已无余粮，我院未查对清楚是否有余粮，即认定拒售余粮，判刑一年（后改判免予刑事处分）。」15尽管许献庭案后被改判，但其因拒售余粮获罪的事实却是存在的。这充分突显了统购统销制度的不可抗性。
统购统销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城市粮食供应的保障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障城 镇居民低水准的粮食需求。《关于实行粮食的计画收购和计画供应的命令》指出：在城市、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名簿购买。」1955年发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根据市镇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按规定，分别确定市镇居民的具体供应等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这些制度性规定，保障了城镇居民的粮食需求。二是对工业化建设资金的保障。国家推行统购统销的原因之一是从农业提取工业积累。此体制推行之后，国家一直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同时伴之以高价向农村出售工业产品。在这一价格剪刀差体制下，国家从农村、农业中攫取了大量的资金，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业、城镇建设的顺利进行。据有关统计，到1970年代末，仅仅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国家就从农民那拿走了6000亿元。16而这些均是以统购统销体制为载体实现的。
同时，国家为了确保统购统销体制的有效运行，相继推行了两项重要的社会变革，即户籍制度和农业集体化。虽不能说这些制度变革完全是统购统销的结果，但是它们的出台确实强化、保证了统购统销体制的运行。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使城市人口的数量始终处于可操控的范围之内，严格控制了统销粮食数量。乡村的农业集体化，使国家征购粮食的对象由个体农民变成农村合作社，大大简化了交易成本，保证了粮食征购的顺利进行。
答：1959～1961年城乡人均占有粮食 存在较大差异都原因和影响 统购统销体制的确立是导致粮食政策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分析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的一个主要切入点。 新中国伊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一方面
答：到1956年全县实现合作化时，粮食总产达到4.52万吨，亩产达166公斤，人均占有量320公斤。与1949年对比，总产增1.34万吨，亩产增31公斤，人均占有量增23公斤。 1959～1961年，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使粮食连续三年歉收。1961年...
答：到1959年，粮食产量仅16968 万吨，比1956年下降了13%，人均粮252.5公斤，比1956年下降了16%。1961年粮食产量为13650万吨，即使与1959年相比，产量也下降了将近20%，人均粮207.3公斤，比1956年减少了45公斤。从1957年至1969年的10多年间，大集体性质生产与经营为一体的土地产权制度，严重影响了农业...
答：状况：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粮食产量降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体制原因：人民公社化运动削弱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答：十三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51%，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28%。客观地说，老百姓对改开前的吃饭问题是不满意的，即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最高的78年，316.6k较56年的306.8kg，22年只增加不到10公斤，老百姓不满意，太正常了。建国已经29年，曾经向地主交过租子、被军阀预征过田赋的老一辈逐渐离去...
答：3. 1979年至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得益于农村改革和“绿色革命”，尽管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771万公顷，总产仍从3048亿公斤增至4073亿公斤，单产提升至3608公斤/公顷。人均粮食从316公斤增至390公斤。4. 1985年至1999年，稳步增长阶段：粮食播种面积稳定，总产、单产和人均粮食显著增加，分别达到5084亿公斤...
答：第二个台阶为1959—1978年，历时20年，其总产由近2亿t上升为3亿t，单产从1549kg/hm2提高为2527kg/hm2，总播种面积基本未变，由于同期人口从6.6亿增加为9.63亿，人均占有粮食仅提高17kg。这一大阶段可分为1959—1965的徘徊、遇灾、恢复阶段，1966—1971年、1972—1978年两个持续增长阶段。第三个...
答：据民国37年调查统计:三镇有地主(商农兼业)102户,559人,占三镇总人口数的2.4%,占有土地3383.5亩,人均6.05亩;贫农425户,2186人,有土地1314.4亩,人均0.61亩;雇农52户,261人,有土地52.5亩,人均0.2亩;城镇贫民(工人在内)747户,2782人有土地635.6亩,人均0.21亩。无地或少地农民为养家糊口,常年赖劳力租课土地或作...
答：同时，分析了不同决策错误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将粮食产量作为国家经济兴衰的关键指标，并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了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失误减产以及因高征购减少粮食存量的比例。根据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1959-1961年连续三年中，每年因灾害多减产粮食达到了838万吨，减产幅度达到了15...
答：1959-1962年，是因旱灾减产幅度严重的第一高峰期。以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的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1959-1961年连续三年每年多减产粮食达838万吨，减产幅度达15%，按以前口粮平均消耗水平，大约空缺了2800万人口口粮。而这个减产幅度，是高于50年来同等受灾率条件下的减产幅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