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故事
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梁启超错割右腰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两遭掌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49]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清朝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梁启超天涯知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梁启超神奇小妾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梁启超慷慨应问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梁启超推托演讲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约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3人与5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47]
错割右腰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48]
两遭掌掴
梁启超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49]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清朝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1899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11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1905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答：1，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2，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
答：梁启超一看，写的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梁启超看罢，微笑着写出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张之洞看了，惊叹不已。知启超不是凡人，立即整装迎出大门。梁启超博学多才，写了不少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法学、宗教方面的文章，后辑为《饮...
答：1、1988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是祈战死；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
答：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请采纳！！！请采纳！
答：梁启超，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
答：故事一：梁启超全方位爱子女。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梁启超...
答：首先来说一下当时的故事背景，民国十五年，梁启超因尿血住进了协和医院。拍CT发现右侧的肾有一点黑点的类似囊肿，遂诊断可能是肿瘤。然后就手术摘除了，经过解剖右肾虽然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而且，手术后梁启超却依然尿血，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
答：梁启超的故事：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
答：1899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
答：1898年9月,梁启超偷偷搭乘一艘日本军舰逃出国门,带着变法失败的惶恐和不安,来到了扶桑之国。三年之后,另一位少年——周树人经矿路学堂保送乘坐大贞丸号轮船,来到日本留学。两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先驱相继来到日本东京,他们尽管从未相见,但距离是如此之近,并几乎在同时将国民性的改造定为自己一生的主题。梁启超比鲁迅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