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诗歌的特色,分析这些特色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中国古代诗歌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体裁极其纷纭复杂；略而言之，主要可以分为四言、骚体、乐府、古体、近体这样五大类别。 至于后起的词、曲，当然也可以包含在广义的“诗”的概念之下，而其体制自有它们的特点。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中，“体”有时指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中有各种“体”，例如建安体、元嘉体、西昆体、同光体等等，凡此种种与体裁上的分类完全是两回事。这些问题都需要另行讨论。 最古老的诗是二言的，由两个字构成一句，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表现初民制造一种简陋的弹弓去打猎；这就是很典型的二言诗。 二言未免太简单了，不容易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感情，所以后来扩大而为四言，《诗经》中的作品基本上是四言的，其中有通篇为四言的，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小雅·采薇》等；也有以四言为主，间有突破的，例如《唐风·绸缪》，诗凡三章，每章五句，其中前四句为四言，末句为五言；又如《豳风·七月》，绝大部分诗句是四言，但其中有几句五言、六言、七言以至八言的。如此等等。四言诗曾经是一种最流行最有影响的诗体，汉代以及后来曾经有不少诗人模仿《诗经》的体式来写四言诗。 四言诗中多用单音节的词，停顿的方式基本是所谓“双音顿”即“二、二”式，这样的好处是节奏感很强，弱点则是比较呆板，而且容纳不了更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所以，等到《诗经》的时代（西周至春秋中叶）过去以后，优秀的四言诗颇不多见。 战国时代在南方的楚国崛起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其特点是“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地”（黄伯思《校定楚辞序》，《宋文鉴》卷九二），具有强烈的乡土文学色彩，在体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基本是杂言的，其中多有五言和七言的句子，多用三字一顿的节奏，其中包含了后来五言诗“二、三”句式和七言诗“二、二、三”句式的重要基因。楚辞中多用“兮”字——或在句中或在句尾，帮助调节音节和节奏，有时还能起到某种结构助词的作用，非常灵活而且富于表现力；此外还运用了许多口语虚词，使得作品有散文化的倾向；篇幅长短自由；设有标题（《诗经》中诸作的标题是整理者取原诗中某些关键词加上去的）。由于《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所以这种体式被称为“骚体”。楚辞中也有些作品如屈原的《天问》《橘颂》等，仍以四言为主，似乎比较靠近《诗经》，但其实还是有所不同，这里句式有些变化，句中的停顿比较自由，同样有某种散文化的倾向。楚辞基本上是不歌而诵的，用于朗诵的诗和作为歌词的诗写法总归不同。所谓“骚体”也包括这种以四言为主的类型，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乃是指杂言式的类型。 在屈原以后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楚辞作家如宋玉、唐勒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进一步增强了散文化的趋势，并且把一些作品称为“赋”。司马迁在为屈原立传时提到他们，说他们“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后来兴起的汉赋固然有着悠久的渊源，同时与宋玉、唐勒的辞赋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赋是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独立文体，不能算是诗了。有些汉朝人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现在看去是不大恰当的。 汉朝的不少诗用骚体写成，例如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志兮守四方！”又如张衡《四愁诗》的第一章：“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泪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后人模仿骚体的作品有不少被收录在朱熹编辑的《楚辞后语》一书中。 当汉代作家正热中于模仿《诗经》写四言诗、模仿《楚辞》写骚体诗的时候，各地民间出现了许多新的歌谣，其句式三、四、五、六、七言皆有，以五言、七言为主；乐府诗杂言的居多，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则是以五言为主流者：或通首五言，或以五言为主杂以其他句式。这些民间歌谣被汉代中央政府主管音乐文学的机构——乐府采集而去，加以整理加工，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种新的诗体当时称为“歌诗”，晋、宋以后则被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刘勰《文心雕龙》在《辨骚》《明诗》篇之外，另有《乐府》一篇对此作专门的研究；萧统《文选》在所选的诗中也单独标出了乐府一类。 乐府诗的特点：一是可以配乐演唱，唯其如此，它的章称为“解”，例如《陌上桑》分为三解；有些作品正文之前有“艳”，正文之后有“趋”或“乱”。“解”“艳”“趋”“乱”之类都是音乐上的术语。有些有声无义的乐调中的衬声被整理者用文字记录下来，与歌词正文混写在一起，结果变得很难理解。乐府诗在演奏过程中有时会被加上一些套语，歌词有时会遭到割裂和拼凑。凡此种种，都要从音乐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二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题材完全是当代的，叙事性比较突出，反映了民间的情绪；东晋南朝的统治者也注意搜集并保存民歌，虽然经过筛选以后内容畸形地集中在恋情方面，但仍然具有强烈的民间性。三是出现了许多成熟的五言诗，例如《陌上桑》《江南》《孔雀东南飞》等等。这几点都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力度甚至超过了《诗经》和《楚辞》。 汉代的乐府机关除了采集民歌以外，也组织文人、乐工从事创作，其中有不少是用于典礼仪式的官样文章，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也有比较好的作品，如《羽林郎》等就是。 乐府民歌的巨大成就引起后来文人的高度重视，纷纷模仿其思想和艺术表现，创作了大批作品。这种仿制品不管是否入乐，也不论是不是用了乐府旧题，全都被称为乐府诗。这些文人乐府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依据乐府诗的曲调创作新的歌词，仍然入乐演唱，例如曹操的乐府诗就是如此；二是运用乐府旧题写诗，但已不能入乐，例如刘勰指出过的曹植、陆机的一些乐府诗“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文心雕龙·乐府》），即属于这种类型；三是既不用乐府旧题，也不能入乐的文人乐府诗，由于这种诗仍然保存了乐府诗的基本精神——题材的当代性，肌质的叙事性，文字的通俗性，体制的灵活性——而又不受传统音乐和传统题材的制约，在文学上有着更远大的发展。建安时代已有新题乐府，杜甫写过不少全新的乐府诗，白居易等人更掀起“新乐府”运动的高潮，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大胆干预政治干预生活，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诗人在写到叙事性的当代题材诗歌时，往往毫不犹豫地采用乐府诗体，这种传统一直到清末都没有衰歇。 由于受到五言乐府诗的滋养，汉代文人开始写不入乐的五言律诗，其中最早的是班固的《咏史》，成就最高的是汉末下层文人的《古诗十九首》。中古诗坛基本上是五言诗的天下，这种诗在近体诗兴起之后被称为五言古诗，简称“五古。” 由于受到民间七言歌谣和骚体的滋养，后来又出现了七言诗。文人七言诗流传至今最早的是曹丕的《燕歌行》。这种诗在近体诗兴起之后被称为七言古诗，简称“七古”。 古体诗长短不拘，可以少到只有四句，也可以写得很长；不讲究对仗，也不讲究格律，押韵比较灵活，可以换韵。古体是古代的自由体诗。列朝列代都有人从事五古和七古，产生过大量的名篇。 五古与七古是古体诗的主流，此外也有杂言的古体诗。杂言古诗大抵以七言为主，又吸收了乐府诗的一些营养，所以呈现出某些边缘性；一般地来说，唐以前的杂言属于乐府诗，唐以后以七言为主的杂言称为“歌行”，可视为七古的变体，例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歌行体中的杰作。 所谓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而言的。中国古代的诗歌本来与音乐关系极其密切，《诗经》和乐府诗都是可以唱的；但是后来诗歌渐渐脱离了音乐，这时要讲究诗歌的音乐美，要让人们记住，就得在音乐的韵律之外另动脑筋。建安以来，曹植、陆机等诗人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到南朝齐的永明年间，以沈约为首席代表的一批学者、作家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悟出了汉字的特点是读音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写诗要合理地安排这些声调不同的字，“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俱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为了达到这种思想的状态，必须回避各种因搭配不当而形成的毛病，他们提出的“声病”有下列八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为了争取诗歌具有音乐美，他们作出种种烦琐苛刻的规定，结果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当时有一批诗人运用新理论知识来写诗，被称为“永明体”，后来也叫“齐梁体”或“新体诗”。由永明诗人开创的新体此后经过许多诗人的努力，不断得到完善；到唐朝初年的沈佺期、宋之问手里，讲究声律以及对偶、考虑全篇（而不是像永明诗人那样只考虑两句）和谐的新诗体终于正式确立，称为“律诗”，也叫“近体诗”；从此以后，过去那种不讲究声律的诗就相应地称为古体诗。 唐初定型之近体诗最大的贡献是将上、去、入三声归为一类（仄声），拿来与平声形成二元对立，这样讲究格律就简化为对平、仄两种声调的合理安排，有关的规则就更加简明合理并且简便易行。这种规则至今在旧体诗（相对于五四以后产生的新诗，古代的各种诗体都是旧体）写作中仍然风行不衰。 近体诗最重要的规则是只能一韵到底地押平声韵，而且在诗句中停顿的地方——五言诗的第二、四字，七言诗的第二、四、六字——讲究其声调的平仄：同一句当中应当平仄相间，对偶的两句之间应当平仄相对（如果相同，便犯了“失对”的毛病），非对偶的相邻两句（上联的对句即上句与下联的出句即下句）之间应当平仄相同（如果不同，就犯了“失粘”的毛病）。例如五言诗的前四句可以这样安排：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其余可以依此类推。七言律诗相当于在五言律诗的每一句之前各加上声调相对的两个字，例如将五言的“仄仄平平仄”加上两个平声字成为“平平仄仄平平仄”，如此等等。所以掌握了五言的格律，也就掌握了七言的格律。 律诗还规定第三四两句、第五六两句要讲究对仗，形成两联。第一二两句和第七八两句不一定要对仗，但为了方便指称，也称为联。于是一首律诗就有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 律诗限写八句（特殊情况下可以加长），从律诗中拿出一半来形成四句一首的诗称为绝句，有五绝，有七绝。四句一首的诗古已有之，那种不讲究格律的便称为“古绝”，属于古体诗，与这种属于近体诗的“律绝”不同。 近体诗还有种种规矩，有兴趣的人可以找专门的书来学习和研究，这里不过说了说最基本的几条而已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5921802.html?si=5
中国古代诗歌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体裁极其纷纭复杂；略而言之，主要可以分为四言、骚体、乐府、古体、近体这样五大类别。
至于后起的词、曲，当然也可以包含在广义的“诗”的概念之下，而其体制自有它们的特点。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中，“体”有时指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中有各种“体”，例如建安体、元嘉体、西昆体、同光体等等，凡此种种与体裁上的分类完全是两回事。这些问题都需要另行讨论。
最古老的诗是二言的，由两个字构成一句，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表现初民制造一种简陋的弹弓去打猎；这就是很典型的二言诗。
二言未免太简单了，不容易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感情，所以后来扩大而为四言，《诗经》中的作品基本上是四言的，其中有通篇为四言的，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小雅·采薇》等；也有以四言为主，间有突破的，例如《唐风·绸缪》，诗凡三章，每章五句，其中前四句为四言，末句为五言；又如《豳风·七月》，绝大部分诗句是四言，但其中有几句五言、六言、七言以至八言的。如此等等。四言诗曾经是一种最流行最有影响的诗体，汉代以及后来曾经有不少诗人模仿《诗经》的体式来写四言诗。
四言诗中多用单音节的词，停顿的方式基本是所谓“双音顿”即“二、二”式，这样的好处是节奏感很强，弱点则是比较呆板，而且容纳不了更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所以，等到《诗经》的时代（西周至春秋中叶）过去以后，优秀的四言诗颇不多见。
战国时代在南方的楚国崛起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其特点是“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地”（黄伯思《校定楚辞序》，《宋文鉴》卷九二），具有强烈的乡土文学色彩，在体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基本是杂言的，其中多有五言和七言的句子，多用三字一顿的节奏，其中包含了后来五言诗“二、三”句式和七言诗“二、二、三”句式的重要基因。楚辞中多用“兮”字——或在句中或在句尾，帮助调节音节和节奏，有时还能起到某种结构助词的作用，非常灵活而且富于表现力；此外还运用了许多口语虚词，使得作品有散文化的倾向；篇幅长短自由；设有标题（《诗经》中诸作的标题是整理者取原诗中某些关键词加上去的）。由于《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所以这种体式被称为“骚体”。楚辞中也有些作品如屈原的《天问》《橘颂》等，仍以四言为主，似乎比较靠近《诗经》，但其实还是有所不同，这里句式有些变化，句中的停顿比较自由，同样有某种散文化的倾向。楚辞基本上是不歌而诵的，用于朗诵的诗和作为歌词的诗写法总归不同。所谓“骚体”也包括这种以四言为主的类型，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乃是指杂言式的类型。
在屈原以后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楚辞作家如宋玉、唐勒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进一步增强了散文化的趋势，并且把一些作品称为“赋”。司马迁在为屈原立传时提到他们，说他们“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后来兴起的汉赋固然有着悠久的渊源，同时与宋玉、唐勒的辞赋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赋是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独立文体，不能算是诗了。有些汉朝人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现在看去是不大恰当的。
汉朝的不少诗用骚体写成，例如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志兮守四方！”又如张衡《四愁诗》的第一章：“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泪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后人模仿骚体的作品有不少被收录在朱熹编辑的《楚辞后语》一书中。
当汉代作家正热中于模仿《诗经》写四言诗、模仿《楚辞》写骚体诗的时候，各地民间出现了许多新的歌谣，其句式三、四、五、六、七言皆有，以五言、七言为主；乐府诗杂言的居多，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则是以五言为主流者：或通首五言，或以五言为主杂以其他句式。这些民间歌谣被汉代中央政府主管音乐文学的机构——乐府采集而去，加以整理加工，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种新的诗体当时称为“歌诗”，晋、宋以后则被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刘勰《文心雕龙》在《辨骚》《明诗》篇之外，另有《乐府》一篇对此作专门的研究；萧统《文选》在所选的诗中也单独标出了乐府一类。
乐府诗的特点：一是可以配乐演唱，唯其如此，它的章称为“解”，例如《陌上桑》分为三解；有些作品正文之前有“艳”，正文之后有“趋”或“乱”。“解”“艳”“趋”“乱”之类都是音乐上的术语。有些有声无义的乐调中的衬声被整理者用文字记录下来，与歌词正文混写在一起，结果变得很难理解。乐府诗在演奏过程中有时会被加上一些套语，歌词有时会遭到割裂和拼凑。凡此种种，都要从音乐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二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题材完全是当代的，叙事性比较突出，反映了民间的情绪；东晋南朝的统治者也注意搜集并保存民歌，虽然经过筛选以后内容畸形地集中在恋情方面，但仍然具有强烈的民间性。三是出现了许多成熟的五言诗，例如《陌上桑》《江南》《孔雀东南飞》等等。这几点都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力度甚至超过了《诗经》和《楚辞》。
汉代的乐府机关除了采集民歌以外，也组织文人、乐工从事创作，其中有不少是用于典礼仪式的官样文章，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也有比较好的作品，如《羽林郎》等就是。
乐府民歌的巨大成就引起后来文人的高度重视，纷纷模仿其思想和艺术表现，创作了大批作品。这种仿制品不管是否入乐，也不论是不是用了乐府旧题，全都被称为乐府诗。这些文人乐府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依据乐府诗的曲调创作新的歌词，仍然入乐演唱，例如曹操的乐府诗就是如此；二是运用乐府旧题写诗，但已不能入乐，例如刘勰指出过的曹植、陆机的一些乐府诗“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文心雕龙·乐府》），即属于这种类型；三是既不用乐府旧题，也不能入乐的文人乐府诗，由于这种诗仍然保存了乐府诗的基本精神——题材的当代性，肌质的叙事性，文字的通俗性，体制的灵活性——而又不受传统音乐和传统题材的制约，在文学上有着更远大的发展。建安时代已有新题乐府，杜甫写过不少全新的乐府诗，白居易等人更掀起“新乐府”运动的高潮，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大胆干预政治干预生活，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诗人在写到叙事性的当代题材诗歌时，往往毫不犹豫地采用乐府诗体，这种传统一直到清末都没有衰歇。
由于受到五言乐府诗的滋养，汉代文人开始写不入乐的五言律诗，其中最早的是班固的《咏史》，成就最高的是汉末下层文人的《古诗十九首》。中古诗坛基本上是五言诗的天下，这种诗在近体诗兴起之后被称为五言古诗，简称“五古。”
由于受到民间七言歌谣和骚体的滋养，后来又出现了七言诗。文人七言诗流传至今最早的是曹丕的《燕歌行》。这种诗在近体诗兴起之后被称为七言古诗，简称“七古”。
古体诗长短不拘，可以少到只有四句，也可以写得很长；不讲究对仗，也不讲究格律，押韵比较灵活，可以换韵。古体是古代的自由体诗。列朝列代都有人从事五古和七古，产生过大量的名篇。
五古与七古是古体诗的主流，此外也有杂言的古体诗。杂言古诗大抵以七言为主，又吸收了乐府诗的一些营养，所以呈现出某些边缘性；一般地来说，唐以前的杂言属于乐府诗，唐以后以七言为主的杂言称为“歌行”，可视为七古的变体，例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歌行体中的杰作。
所谓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而言的。中国古代的诗歌本来与音乐关系极其密切，《诗经》和乐府诗都是可以唱的；但是后来诗歌渐渐脱离了音乐，这时要讲究诗歌的音乐美，要让人们记住，就得在音乐的韵律之外另动脑筋。建安以来，曹植、陆机等诗人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到南朝齐的永明年间，以沈约为首席代表的一批学者、作家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悟出了汉字的特点是读音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写诗要合理地安排这些声调不同的字，“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俱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为了达到这种思想的状态，必须回避各种因搭配不当而形成的毛病，他们提出的“声病”有下列八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为了争取诗歌具有音乐美，他们作出种种烦琐苛刻的规定，结果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当时有一批诗人运用新理论知识来写诗，被称为“永明体”，后来也叫“齐梁体”或“新体诗”。由永明诗人开创的新体此后经过许多诗人的努力，不断得到完善；到唐朝初年的沈佺期、宋之问手里，讲究声律以及对偶、考虑全篇（而不是像永明诗人那样只考虑两句）和谐的新诗体终于正式确立，称为“律诗”，也叫“近体诗”；从此以后，过去那种不讲究声律的诗就相应地称为古体诗。
唐初定型之近体诗最大的贡献是将上、去、入三声归为一类（仄声），拿来与平声形成二元对立，这样讲究格律就简化为对平、仄两种声调的合理安排，有关的规则就更加简明合理并且简便易行。这种规则至今在旧体诗（相对于五四以后产生的新诗，古代的各种诗体都是旧体）写作中仍然风行不衰。
近体诗最重要的规则是只能一韵到底地押平声韵，而且在诗句中停顿的地方——五言诗的第二、四字，七言诗的第二、四、六字——讲究其声调的平仄：同一句当中应当平仄相间，对偶的两句之间应当平仄相对（如果相同，便犯了“失对”的毛病），非对偶的相邻两句（上联的对句即上句与下联的出句即下句）之间应当平仄相同（如果不同，就犯了“失粘”的毛病）。例如五言诗的前四句可以这样安排：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其余可以依此类推。七言律诗相当于在五言律诗的每一句之前各加上声调相对的两个字，例如将五言的“仄仄平平仄”加上两个平声字成为“平平仄仄平平仄”，如此等等。所以掌握了五言的格律，也就掌握了七言的格律。
律诗还规定第三四两句、第五六两句要讲究对仗，形成两联。第一二两句和第七八两句不一定要对仗，但为了方便指称，也称为联。于是一首律诗就有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尾联。
律诗限写八句（特殊情况下可以加长），从律诗中拿出一半来形成四句一首的诗称为绝句，有五绝，有七绝。四句一首的诗古已有之，那种不讲究格律的便称为“古绝”，属于古体诗，与这种属于近体诗的“律绝”不同。
近体诗还有种种规矩，有兴趣的人可以找专门的书来学习和研究，这里不过说了说最基本的几条而已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公元775年，爆发安史之乱。中国诗歌史上第四位伟人杜甫以动地的歌吟写战火中的人间灾难，“三吏”“三别”把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大转变，标志着诗歌从盛唐诗风转向中唐诗风。杜甫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缘事而发开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开韩愈、孟郊、李贺、苦吟诗派；其七律律法开晚唐李商隐，成为后世典范。
中唐白居易有伤感苍凉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有狠重粗豪的《石鼓歌》、《陆浑山火》，引出中唐诗歌高潮。但是到了晚唐，诗风再变，杜牧的咏史诗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李商隐《筹笔驿》（七律）沉郁顿挫，绝类杜甫，而其《锦瑟》《无题》等朦胧诗深入心灵世界，幽深窈渺，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成为唐代最后一位诗坛大家。
答：中国古代诗歌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体裁极其纷纭复杂;略而言之,主要可以分为四言、骚体、乐府、古体、近体这样五大类别。 <P> 至于后起的词、曲,当然也可以包含在广义的“诗”的概念之下,而其体制自有它们的特点。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中,“体”有时指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中有各种“体”,...
答：《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
答：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的古诗乐府以至律、绝各体,无不应有尽有。 (1)近体诗的形成 律诗在唐初才形成;绝句开始讲究平仄对仗。近体诗格律严密,整齐匀称,而又声调抑扬起伏,富于形式美和音乐美。 (2)古体诗的新变 七言古诗大为盛行。七言诗比较清新流畅,而五言诗则比较典雅庄重。 古体诗掺杂律句。如高适的《燕...
答：唐代诗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盛唐时期的唐诗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是一个诗星璀璨的时代，诗坛上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诗体大备。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当属李白，李白蔑视权贵，愤世嫉俗，追求自由；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想象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有“诗仙”之称...
答：秦汉三国：出现五言、七言，辞藻华丽，语言含蓄 魏晋南北朝：田园诗出现，语言质朴，杂言诗辞藻华丽 隋唐：诗歌基本发展完全，出现绝句、律诗 宋：诗歌进一步发展，宋词高度繁荣 元明清：以贴近生活为主，更在意人间疾苦 2.详细些以各代名篇举例：诗经：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
答：元代——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清代——清诗（龚自珍）、清词（纳兰性德）综上所述，中国诗歌的发展史大致是：歌而诗，诗而词，词而曲。中国诗词歌曲均源于民间，它们虽然各自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各有其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血脉相通，都是借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情感。
答：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三个高峰期，称为“三元”——开元、元和、元佑。主要的诗人有韦应物、柳宗元、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与盛唐时期诗歌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如下的特征：1）、诗歌作者和作品数量多、远远超过盛唐时期 2）、追求新变。盛唐时期诗歌创作达到高峰，盛极难继，中唐诗人不得不另...
答：兼收并蓄。汉赋：深闳华美，号称鸿文。六朝骈文：注重华丽辞藻，但缺少真情实感。唐诗：宏大，意境高远，题材多样，光辉灿烂。宋词：“诗余”，讲究韵律。话本出现，市民文学兴起。元曲：“词余”，通俗易懂。明传奇、明清小说：典型的市民文学。长篇小说出现。《金瓶梅》《红楼梦》是其中翘楚。
答：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
答：明代文学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曲。明代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呈现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开辟了章回小说的先河。与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一道总结历史，反映深刻现实。清代文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总结时期的文学。样式繁多，各具特色，以小说成就最大。作者着意对社会现实、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