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发展数字经济？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展望2023年数字中国发展工作。其中提到，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培育壮大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智慧农业，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大力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金融、贸易、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支持数字企业发展壮大，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报告》明确，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按照适度超前原则，深入推进5G网络、千兆光网规模化部署和应用，着力提升IPv6性能和服务能力，推动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大力推进北斗规模应用。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推动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深化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深入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加快健全数据管理体制机制，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推动数据资源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整合归集、共享利用。建设完善国家基础数据库，建设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领域国家数据资源库，健全国家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促进公共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开展数据资产计价研究，建立数据要素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机制。

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引导各类平台和广大网民加强优质网络文化产品创作，强化网络版权保护。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速完善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高度协同的创新体系。充分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在数字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机制。

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及时调整不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法律制度，持续完善数字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数字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以标准化带动数字技术产业创新。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科学、高效、有序的管网治网格局。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我国市场优势，加快数字技术追赶和超越的步伐。

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进步呈现投入高、周期长、风险高的规律，使得市场资本对之望而却步，而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集中资源，对外部性极强的数字技术加以攻坚，加快数字技术研发速度。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应深化举国体制的优势，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重点加快智能芯片、操作系统、数字工具软件等“卡脖子”关键零部件的突破，实现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

第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数字经济释放内需动力。

近年来，我国对数字经济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军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中抢占领先地位。

另外，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优势，超过9亿网民和接近2亿5G用户带来海量数据，为数字生产提供了更广更优质的生产要素，4亿中等收入消费者更能够为数字技术下的产品提供消费渠道，海量数据创造出的新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消费。

把握数字经济技术特征和规律 

第一，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生产要素投入结构。

在数字技术生产下，普通劳动逐步被数字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体系取代，高级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作为数字技术必须与之相结合的要素，稀缺性逐步提高。

“数据”成为数字产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数据类似矿产资源，成为部分数字产业的加工对象。

另一方面，数据类似资本、劳动，成为必要的生产要素。前者是数字产业化的基础，后者则是产业数字化的必备条件。因此，在数字时代，我们必须做好数据的发掘、使用、管理工作，引导数字产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第二，数字经济使得分配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

随着生产过程产生巨大变化，高级劳动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它必然会导致劳资分配结构产生变化，劳动者将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在收入分配中占据更大的比例；同时，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规律使得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带来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

但是，从代价关系上看，人力资本作为可通过教育、努力、天赋等非资本因素进行积累的个人资源，可以使得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获得改变后代收入水平的机会，从而增强代际流动性，减弱社会分层趋势，在长期的代际层面上实现收入分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