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几次改革和中国的对比
中国和日本，关系源远流长。从古至今，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比较，无论是在军事、科技、文化还是在综合国力上都没有停歇过。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两个时间点，鸦片战争前，至少是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两国的综合竞争中一直处于优胜地位，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当然之前的日本明治维新已经确立了日本超过中国的发展速度 ），中国的国力开始急遽减弱，此消彼涨，终于在中日甲午战争确立了日本国力超过中国的事实（当然关于甲午海战中国舰队的覆灭还有别的原因，并非单单实力上的不足，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快于中国——已经步入君主立宪资本主义的国家对抗垂垂老矣日没西山的封建帝国），此后的50多年艰辛的中国史人尽皆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确切的说应该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的发展速度（此处以GDP年均增长速度代替）第一次超过了日本，并20年来始终维持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步调。
由此得出，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完全不同，却各自有各自值得对方学习的地方，并在现今以GDP总量全球第二第三的身份值得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习。在此，谨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和对比。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弹。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1863 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 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1867 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 )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1868年( 戊辰年 )1月3日，天皇发布《 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8日及 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 王政复古大号令 ”为非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 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鸟羽、伏见之战 )，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 年 5月 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 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畯廓( 在函馆 )，戊辰战争结束。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在土地制度方面、身份制度方面、社会文化方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方面、教育方面、军事方面、司法方面、宗教方面全面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1871 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正式走上了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其间天皇专制制度的废除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阻挠，但是从日本派出船队驶向西洋的那一刻起，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已经在日本生根发芽了）
反观中国。当西方列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积蓄力量时，日本在国内做着富国强兵的改革时，传统的全球性强国中国正处于她历史的最低潮：2000多年的世界性优越使之丧失了现代化的动力，沉湎于封建腐朽的制度中，现代化的发展缺少契机和养料。于是，当世界格局颠倒，西方力量超过了东方，中国便必然成为西方列强首当其冲的攻击点。19世纪后50年到20世纪初20年，中国在战乱中风雨飘摇了100年，清王朝的覆灭，中华名国的昙花一现，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中日战争，国共内战，让这个传统的世界强国国弊民凋。更无从讨论现代化的进程。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再一次统一和独立，但是与之而来的由于领导人缺乏经验的领导，中国再一次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再一次受到重创。文革的浩劫，几乎掐断了现代化的萌芽，但是历史大潮是无法阻挡的，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中国力量飞速发展的20多年。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综合国力的飞速发展，让中国越来越处于世界的中心，在世界性事件中越来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她飞速的现代化进程是分不开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日本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4个不同点和2个相同点。不同点（1）：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上而下的，从最高领导人发起的较为平稳的发展路线，国家政权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太大的波动，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下而上的，是领导人（封建王朝）不愿意改革而促使了一批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处于下层阶级的群众为了现代化进程而推翻了上层统治，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进程中几经更迭。不同点（2）：现代化发展方向不同，由于国家政权组织性质的不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决定了日本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追寻的最更本利益的不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被描述成日本资产阶级的壮大史，或者日本的军事经济发展史，而在这点上中国更为优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包括文化、体育在内的综合国力整体发展。不同点（3）：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更多的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强国之路，从学习中发展自己（似乎从最开始的学习唐王朝开始日本民族就有这样学习的习惯）。而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共产主义可以借鉴的先例较少），更多的是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当然，这两种方式都是确实可行的，如果能结合应用相信效果会更好）。不同点（4）由于两国土地面积，人口差异的关系，现代化进程中所走的路线也是不同的，日本从改革的一开始就重视了效率的提高，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缺少的（譬如土地运用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人力利用效率等等），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日本多多学习。
相同点方面，相同点（1）：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均是慢于西方列强，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发展初期都受到了较严重的冲击，这使我们学习到在历史的革命中，时刻掌握着先机对于国家民族命脉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时刻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帮助我们更加迅速的走向现代化。相同点（2）：日本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犯了很多符合历史规律的错误，虽然错误不可规避，但是我们应该从中接受和学习历史教训，以减少错误和错误给人民生活、国家健康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上即是我对日本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对比的几点看法。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对专制腐朽政府有功，对人民有剧毒。）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如果你和一个有夫之妇有通奸之实，那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本来丑的就算用浪费北洋舰队全年军饷买来的胭脂涂抹在脸上也依然丑陋）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她也支持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归根到底，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曾经创造了发达的文明，从而在数千年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国。在它周围的圈子里，历来是当"老大"，是惯为人师的。
日本则是发展较中国落后而且相对较小的国家，所以在千年以前就当了中国的勤奋学生。当惯了学生的，自然没有什么架子放不下的。作为岛国，海上交通已久，荷兰的文化传入也有多年（有个专门名词叫"兰学"）。到了19世纪，培里的大炮兵舰打开日本大门，眼见西方强盛，并从旁观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败再败，终于得出结论，中国这个老师不行了，于是转投西方这个老师。
对此，日本著名政治家吉田茂精辟地指出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历史根源："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坏的方面来说，是容易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日本人很早以来就醉心于中国，一直是不遗余力地输入中国文化。
……
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从历史上形成的。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
但是，从古代的交通手段来看，日本与中国相隔遥远，中国是不能统治日本的。似乎可以认为，日本人这种对外国文明不加警惕反而主动输入的性格，就是从这种历史事实产生的。"
由此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性格，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对此作了概括：就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言，日本是"并存型（什么都可以）"，而中国是"单一型（非什么不可）"；就文化的摄取心态而言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是"部分摄取型"。他举出的众多例证可看其论著《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我想到的一例是服饰改变，戊戌前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谈及日本的维新，李对日本维新持肯定态度，但对其改变旧有服装提出批评，森有礼则为之辩护，并说："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一百多年后我们发现，那个最早换穿西服的日本，却将其民族服装和服保存得不少，而中国则很难见到长袍马褂了，鲜明地显现出"并存"和"单一"的区别。再就其更大者言，日本不仅学习西方的技艺，而且学习西方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虽然开始时有过"东方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提法，但很快就进到了全面学习的境界，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进展如同飞跃，日本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发动，但上层也较快地予以接受。
中国就不一样了。当惯了老师，包袱沉重。要由老师转而当学生，这个角色的转换，显然比学生换个老师要艰难得多。因此，比起日本来，中国的反应比较迟钝，也可以说是在一定时期"守旧派"比较多。但是，我以为也不可过分苛责前人。有人甚至一直责备到康熙，怪他当欧洲已经开始转型时，没有及时采取开放政策。要知道，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大陆国家，经济上基本是自给自足，所以没有多少对外交流的需要。不像有的国家，远在古希腊时期，就是贸易立国，海上贸易发达。进入资本主义，又有了扩展市场的强烈需求。而在文化上，中国的文明远较周围国度发达，没有向四夷学习的迫切需要，甚至为了保护优越的文明，来一点"免疫保护机制"，也无可厚非。所谓"华夷之辨"，在当年基本上不算错。至于是否过头了，这也难免，凡是当了老大的，都不容易虚心向外人学习的。试看近日的世界"一超"、"首富"--美国，许多美国人对外国是了解甚少的，以至美国的旅游部门要告知外国游客，说是如果碰到某个美国人不知道你的国家，并不是歧视，而是……。
其实，中国历来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唐朝大量吸收西域文化，其指导思想就在于主流意识形态里的"穷通变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乃久），用现在的思想家的说法叫"实用理性"，它是绝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19世纪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反应虽然不及日本，但也非拒绝变革。今天反观从19世纪以来的二百来年历史，日本是转变最快的，考试成绩第一，但是不能眼里只有个冠军，体育比赛发奖还有银牌和铜牌的份呢。中国的成绩，在亚非拉国家和地区里，绝对要算在前列的。（这个冠军，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如前述吉田茂所言，森有礼也说到"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出法儿的一个人"，如果放开眼量，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对于被外力推动的"赶超"型后发展国家，对待外来强势文化的态度，是首要的。但是，方向明确，具体的变革也是艰难的，进展是否顺利，还有许多其他条件影响。
除了上述历史条件外，日本相比中国是个小国，好比中国是一块大肥肉，列强的眼睛都盯着中国，日本所受压力小得多，可以从容观察中国应对的得失，还有相当多的回旋余地。（反过来，"小国"又有它自身的问题，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急于向外扩张，维新之初就有了"征韩论"，等到国力渐强，就先后进行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最终给自己招来滔天大祸。）
甲午以后，清朝的当权者本拟"从容展布，渐进雍熙"， 但因德国侵占胶州湾而引发的瓜分狂潮打破了统治集团这种"从容展布"，渐进变法的梦想。戊戌年康有为着力宣示"瓜分图"，以及"保国会"的名称等等，显露出一种亡国在即的极大焦虑。为了救亡图存，一种急于求成的焦躁情绪，影响了光绪帝和维新志士，导演了欲速而不达的一幕悲剧。
日本自培里敲开国门之后，被迫签订了数个不平等条约，内容基本是关于开放通商口岸和进行贸易的，虽然损害了日本的主权，但是基本上没有如同中国那样的割地赔款。明治新政权成立刚刚三年，就派出以政府核心成员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去欧美学习取经，在国外呆了近两年。这样的从容，中国哪里能有？
再有一条起着重要作用的，就是国内情势不同，造成的人事条件大异。历史的和地理的条件固然重要，毕竟还是"事在人为"。日本处于幕藩的矛盾之中，给了某些强藩活动余地，在倒幕斗争中一些优秀的下级武士掌握了藩政实权，对外进行了政治、军事的活动，对内则进行了一些藩政的改革，以后这些人成为中央的明治政权的核心成员，所谓的"维新三杰"就是这批人物的突出代表，他们也就成为明治维新的领导骨干。中国当年在讨伐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也曾涌现出曾国藩等一批"新锐"，推动了洋务运动，但到了由变事进到变法的要紧关头，那几位"新锐"或已老迈或已凋零。虽然在湖南、湖北等地也开展了地方的维新事业，但尚未形成足以撼动全国的势头，地方维新的领袖更没有成为中央维新的骨干。在中央，风头最劲的是一批既缺乏政治经验又素无威望的书生，与日本维新三杰等有勇气、有智谋、有实力的人物相比，他们有的只是勇气，然而勇气脱离了其他，就变成了匹夫之勇。他们与政治经验不足的光绪皇帝，没有能力掌控复杂的局势，最后结果是：光绪和"康党"一败涂地，中国丧失了变法的最好时机。回看往事，不禁感叹：老天爷似乎有意不让泱泱大国轻松转型！何以如此?
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答：在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比较著名的改革：1，大化改革。发生在中国唐朝时期。那次改革让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是由落后的阶级所发动的，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2：明治维新。发生在中国清朝时期。那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同样，那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意思是说，改...
答：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
答：2、近代中日俄三大改革的不同点 近代三大改革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不同；俄国1861年改革：封建农奴制 日本明治维新：幕府统治 中国戊戌变法：民族危机、封建统治危机 近代三大改革的结果与命运不同：俄国1861年改革: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仍然落后。日本明治维新：摆脱民族危机，崛起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 中国戊戌...
答：日本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改革明治维新 中国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
答：2、目的不同 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めいじてんのう）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
答：3．改革的主观因素不同 ①领袖人物：日本改革派骨干多为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中国维新派则不了解外部世界，习惯于用老观念、老方法对待新事物，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缺乏政治斗争经验。②国家政权：日本明治政权掌握在改革派手中，改革成为基本国策和政府的一致行动，保证了改革的...
答：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维护清廷统治。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
答：倭国的两次变革都对其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每一次变革都是在天皇没有实权、本国落后的情况下，学习别国的长处，锐意变法。其中大化革新主要是学习中国，而明治维新则主要是学习西欧。大化革新是发生在日本大化二年（646年）的一场封建集权性质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以孝德天皇为首的革新派以唐朝...
答：19世纪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反应虽然不及日本，但也非拒绝变革。今天反观从19世纪以来的二百来年历史，日本是转变最快的，考试成绩第一，但是不能眼里只有个冠军，体育比赛发奖还有银牌和铜牌的份呢。中国的成绩，在亚非拉国家和地区里，绝对要算在前列的。（这个冠军，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如前述吉田茂所...
答：但是,方向明确,具体的变革也是艰难的,进展是否顺利,还有许多其他条件影响。除了上述历史条件外,日本相比中国是个小国,好比中国是一块大肥肉,列强的眼睛都盯着中国,日本所受压力小得多,可以从容观察中国应对的得失,还有相当多的回旋余地。(反过来,"小国"又有它自身的问题,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急于向外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