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花鼓戏的保护对策

湖北各地花鼓戏、采茶戏、灯戏、杨花柳等剧种的统称。多唱打锣腔，有的唱大筒腔。湖北花鼓戏的起源于清朝中期，流行于湖北沔阳、天门一带，是在三棒鼓、踩高跷、采莲船等民间演唱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载歌载舞、无伴奏的乡土戏曲，原习称“花鼓子”。 荆州花鼓戏是湖北三大剧种（即楚剧、汉剧、花鼓戏）之一，发源于沔阳东荆河一带，形成于清嘉庆年间，后流传到天门、潜江、监利、汉川、京山、钟祥、荆门等地， 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俗称“花鼓子”，曾称沔阳花鼓戏、天沔花鼓戏，亦称“中路花鼓戏”。是明末以后在三棒鼓、踩高跷、采莲船等民间演唱形式上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剧目、声腔和表演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乡土戏曲，流行于江汉平原，延及邻近鄂南、湘北等地。荆州（沔阳）花鼓戏演出活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清道光年间，大体经历了尚未形成“剧”的“田园时期”、初具戏剧形态的“草台时期”、引入丝弦伴奏的“丝弦时期”、文革十年的“消退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鼎盛时期”。21世纪前后，荆州花鼓戏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危机，发掘、抢救和保护荆州花鼓戏，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以及挖掘荆楚民间文化艺术，都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黄孝花鼓，是自清中叶至1926年之间流行于湖北黄陂、孝感一带的花鼓戏，原名为“西路子花鼓”，因多在春节后玩灯时演出，故又名“灯戏”。最早由民间的划采莲船、踩高跷、打架子鼓等艺术形式演变而成，其发展到1926年改称“楚剧”。“黄孝花鼓”自起源到成为黄孝地区一种正规的地方剧种的100余年的历史里，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以黄孝地方语言为说唱形式的小戏，走过了它曲折艰难的道路。楚剧的原生态戏曲，简易道具，简单服装，演出不受时间、场地、人数的限制，演唱自由，多唱打锣腔，有的唱大筒腔。“黄孝花鼓”约起源于清道光年间，有黄梅县紫云山、龚平山一带的茶农，由两人扮为一丑、一旦踩高跷演出的歌唱形式流传到孝感、黄陂两县。1882年前后，黄陂、孝感两地的民间艺人受黄梅采茶小戏的影响，以踩高跷的形式，一边行进一边唱小调。继之乃去跷而走平地演唱，后来演出者又装扮成不同身份的人物进行演唱，并由单人演唱变为男女对唱和五至七人演唱，接着又配之以锣、鼓形成表演故事的“打锣腔”，为典型的“黄陂腔、孝感调”。这时的“黄孝花鼓”也只是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角的“三小”土戏。一班三五个演员兼打击乐、打击乐兼帮腔（无弦乐伴奏）。 后来兴“挂彩”，即着戏装和化妆，但服装简易，多是借新娘子的新衣新裙，化妆也只是搽宫粉抹胭脂，旦角头上开始出现“包青纱”现象，这就是后来楚剧旦角“包头”的由来。黄孝花鼓戏有着深深的艺术魅力。由于黄孝花鼓具有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等民间小戏的固有特色，其演唱剧目又多取材于演员和观众身边的农村生活和民间传统故事，加之语言质朴、口语化的唱腔、词句通俗易懂、演员表演真切自然，令人有百看（听）不厌之感，因而拥有广大观众。过去黄孝一带，无论是农村的放牛娃还是乡镇的手艺人，都能有板有眼地哼上几段花鼓戏的讶腔，所以，黄孝花鼓其演唱范围逐渐扩大，由农村的草台庙社扩大到城镇的茶园、会馆、戏院。清末，孝感城里的九街十八巷分布有七座庙观、三座会馆和著名的“六也茶园”。这些地方的戏搂上都留有黄孝花鼓戏艺人的足迹。

荆州花鼓戏最早系沔阳小调，其唱腔的项目不多，只有高腔和低韵两大类。到了元代时期，被当地梨园弟子命名为沔阳花鼓戏，接着，这一剧种定位于明初，系由沔阳民歌、沔阳话结合发展而成， 明末清初具雏形，清末民初已具规模，精湛于清末。荆州花鼓戏演出活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清道光年间，大体经历了尚未形成“剧”的“田园时期”、初具戏剧形态的“草台时期”、引入丝弦伴奏的“丝弦时期”、文革十年的“消退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鼎盛时期”。湖北中心腹地，汉水之南，长江以北，一眼平川，百里沃野．内有通顺河、通州河、东荆河流经，沟渠网织，湖塘星布，乃“楚声”和“南风”的繁衍圣地之一。薅草歌、打麦歌此起彼伏，渔歌、硪歌号子冲天，三棒鼓、彩莲船、莲花闹、蚌壳精普及乡野……正是这些汉族民间音乐、舞蹈、故事、风俗孕育出了江汉平原独具地方风格的汉族戏曲剧种。 荆州花鼓戏从起源到今天经历了三百多年，与许多戏曲一样,起源于民间说鼓歌唱。古时沔阳州一带位于“千湖之插。田埂上由一名善唱者击鼓领唱，“打起锣鼓唱秧歌，忘记疼痛快干活”，活泼响亮的歌声号子，遍及田野。早在明正德年间，任沔阳州官的李濂就在《沔阳风俗志》中记载：沔阳“坐夜陋习，击鼓铙歌，不过僻壤愚民，踵《蒿里》《薤露》《晚唱》之余风而已”。“而士大夫亦有从之者”。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沔阳进士费尚伊在《南郊插秧》中写下了“溪流曲曲漾晴波，五亩堂开面绿萝。闲依豆棚陪客话，忽闻秧鼓唱农歌”的诗句。据清《沔阳州志》特大水灾记实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就有“穿街过市流浪苦，沿门乞生唱花鼓”的情形。历史上，江汉平原沔阳州一带常遭水患，民间曾流传有“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之谚。每逢灾年，群众纷纷外出逃荒，以三棒鼓、渔鼓、采莲船、敲碟唱曲等民间说唱形式卖艺谋生。在此基础上，逐步演变成有故事情节、有简单人物形象的曲目，最初叫“沿门花鼓”(也叫“地花鼓”)。因其早期表演形式多为灾民背着木凳，或推着小车，挂上锣鼓，边敲边唱，又被称为“架子花鼓”或“推车花鼓”。演出内容，多为一些反映男女情爱的戏剧片断。演出时用简板、渔鼓伴奏，因其声腔柔婉，颇受四乡民众欢迎。是为花鼓子的“田园时期”。田园，田地也。在江汉平原仙桃市的毛嘴、三伏潭一带，乡人栽种、薅草都有歌，“高腔”、“悲腔”（融合了当地的打硪歌、沔阳渔鼓调、歌腔皮影等汉族民间小调）就在此地形成。其中薅草歌是普遍流行的一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歌唱形式。薅草歌演唱内容丰富，曲牌也随之多变，除你接我唱外，多为一人唱众人合，声腔高亢质朴，道白用通顺河流域方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它的表演形式是汉族民间歌舞和地花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乾隆年间，这些艺术形式也在艺人们实践中得到发展，逐步演变成为有人物装扮，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的表演形式，唱的多是恭喜之词或爱情生活小故事，如【十枝梅】、【思凡】、【绣荷包】、【放风筝 】、【芦花调】、【双撇笋】等。这就是当时人们称为的“沿门花鼓”、“地花鼓”。后来艺人门借鉴其他剧种不断得到丰富、完善，把过去只清唱改为唱作兼重，把男扮女装改为女扮女装，使其表演更贴近生活，而又有一定艺术性。 清道光年间，花鼓子从田园走出，成为初具戏剧形态的花鼓戏，谓之花鼓的“草台时期”。草台时期”的荆州花鼓戏剧目逐渐丰富起来。从“单篇戏”发展成“对子戏”和有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所演剧目内容多是反映婚姻爱情、家庭纠葛的生活小戏。此间，艺人组班演出由三五人发展到“七慌八忙九停当”的规模.作为戏曲形态的荆州花鼓戏，其演出活动最早见于记载的也在道光年间。清人傅卓然的《茅江夜话》载：“道光年间，沔阳戴家场有贺四郎组班唱戏，渔鼓简板伴奏，观者围坐，场无虚席，声誉卓著，乡人谓之平台花鼓”。这说明沔阳花鼓戏已开始走上舞台，不再是沿门花鼓,'推车花鼓了。咸丰、同治年间，“平台花鼓”发展成以“六根杆”搭就的较为宽大的舞台，演出形式虽仍为“锣鼓伴奏，人声帮和”，但此间花鼓已广泛融入民间礼仪活动之中，与三棒鼓、渔鼓、道情等民间说唱艺术媾通，而获得了“剧”的基因。此时，荆州花鼓已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又从“平台花鼓发展到六根杆'(一种舞台形式),艺人已从三五人一班发展到七紧八松九停当的规模，剧目也从单篇戏发展到对子戏，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如《掐菜薹》《双撇笋》《三官堂》等。常在迎神，赛会，祝寿，贺喜时演出，被称为神戏,灯戏,会戏,演出盛况空前，在江汉平原农村形成了“五里三台戏的演出规模.文献记录的荆州花鼓戏四大主腔和二百余种小调，唱起来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抒情叙事，饱含泥土的芳香。荆州花鼓戏击乐伴奏来自江汉平原的民间锣鼓，现存文献记载的传统击乐牌子有76个。最早见于记载的沔阳花鼓艺人乃康熙时期，汪源发五名家小(因)捉拿玩的人，无家可归，隐姓埋名姓王名水发，虽入了江湖，总是传戏，推车花鼓、彩莲船、唱小曲子、打连厢、瓦子板。传与儿子……又传汪春保.(见艺人刘天党1944从其师保存下来的汪家门徒师承谱))载)。汪春保乃汪家门第八代传人了。道光至咸丰、同治年间，沔阳州一带荆州花鼓戏演出活动异常活跃。自汪氏门头出现后，其影响不断扩大，又相继出现了黄、史、贺三个门头，共称沔阳花鼓四大门头。以汪春保(1832-1910)为代表人物的汪家门头，汪是沔阳昌家湾人，传徒近百，遍及江汉。汪与地方名人郑东华、史旺和“沔阳四山”——卢松山、肖玉山、魏明山等合作创编了一批单编牌子和对子戏，如《江汉图》《死思夫》《刘崇景上坟》《卖杂货》《送端阳》等等，并移植改编适宜的汉调剧目。他侧重于钻研以正旦、二旦应行的单编、对子、三小戏之演唱技艺，昏旦以求，寒暑易节，夜雨疏灯，潜心研磨，终成正果，形成了声腔重于【高腔】、【悲腔】、【圻水】和小调，讲究字正腔圆，以通顺河流域的地方语言、语音为道白规范的花鼓戏演唱新风格。其行腔婉转流畅，花梢多变，表演稳重秀丽、细腻真切，化汉调青衣之典雅入乡土风韵。汪春保传徒甚广，授教严格，宁精勿滥。他还正式组建规范戏班唱草台戏。后人称之为“汪派宗师”。以史旺(1832-1916)为代表人物的”史家门头。史系沔阳州南乡金船湾(今洪湖汊河)人。秀才出身，因乡试不第，仕途心灰，结识汪春保戏班后，尊汪为师，习学花鼓。始习旦，后改生，也能写戏编词，以【高腔】、【圻水】剧目为长。以黄二生(1853-1913)为代表的黄家门头“(沔阳回龙湾赵赶河人)。黄从小爱看三棒鼓、''地花鼓，暗记唱词，避于田野练唱.其父见状，将子送汪春保戏班学戏，工旦，十六岁登台，后离师独辟途径，自成一派，偏重[四平腔】与小调。以贺霞龄(?-1928)为代表的贺家门头(监利县三官殿贺家湾人)。贺由于幼小喜爱花鼓戍癖，被族中长者斥逐出走，参师沔阳艺人史旺，由旦改工生角，鉴于花鼓艺术行缺乏，改工丑角，勤学苦练，为观众所喜爱，称其为贺派。他的门派皆工丑，侧重于【丑四平】、【圻水腔】和专用小调。以此看来，四大门头乃沔阳花鼓之祖，汪家门头乃四大门头之首。清末，沔阳王场（今沙湖镇）不第秀才杜家光与沔阳花鼓艺人合作，首次整理出正式剧本，即颇负盛名的“十八个半水本”，如《陈世美不认前妻》《秦雪梅》《吴汉杀妻》《白扇记》《三官堂》《柳林写状》《朱氏割肝》《拷打红梅》等等。正式剧本的诞生，使花鼓戏行当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增加了生角、老生、净角、杂角；旦角析为正旦（青衣）、二旦和花旦，并吸收了跷旦、刀马旦；小生大体上有了文武之别，丑角兼应摇旦、老旦。行当体制丰实和完备起来，直接推动花鼓戏成为正式剧种，一跃而登大雅之堂，与汉剧等剧种并驾齐驱。沔阳邻近各县先后都有大批艺人来沔阳拜师学艺，或有沔阳师傅到江汉各地传艺，解放初沔阳花鼓艺人数量空前，据《荆州花鼓戏志》载，荆州地区1949年前知名花鼓戏艺人579人，其中沔阳(含洪湖)著名艺人多达284人，占全地区艺人总数的一半。当时私人戏班林立，在江汉平原各县城乡甚至河南、湖南等外省农村巡翅演出。荆州花鼓戏源于沔阳。宣统元年(1909),荆州花鼓戏第一次打进武汉三镇亮相亮牌，沔阳花鼓艺人卢金玉、周高等组班，进入武昌徐家棚、汉口火车站、汉阳鹦鹉的露天(剧)场和茶楼酒肆、演出了《站花墙》《柳林写状》《三官堂》等节目，为期两月而不掉座，誉满三镇。民国六年(1917),沔阳花鼓戏艺人陈新苟、陈加林、沈四、谢春城、唐石头、姚玉春、黄黑苟、五福兴等二十余人第二次进入汉口法租界共和升平楼(这是当时武汉三镇第一家正式剧场)演出，结果又以精彩的唱腔和表演轰动了江城.。民国初年，沔阳花鼓戏出了第一代女艺人段凤㛅(生卒年不详)，系沔阳戴家场(今属洪湖)竹林湾的农家女，首次登台演出掐菜薹就崭露头角，被誉为真凤凰。继她之后，又有一批较有影响的女演员冲破世俗偏见和旧的习惯势力粉墨登场，如王乾、吴翠、蒋金、黄金秀、李在安等。她们对丰富沔阳花鼓戏旦角的唱腔和表演艺术作出了积极贡献。20年代末，沔阳花鼓戏出现了第一个最有影响的科班，专门培养花鼓戏人才。班主崔松(1887一1952),沔阳人,“汪门”第三代传人。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起，先后在马口、藏鹤亭、石土地、多家湾、三江口等地设帐，共七届，历二十余年，授徒八十余。每科艺徒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几人，三年左右出科。先后培育学徒共八十余人，知姓名者有六十一人。其中陈尧山、陈花志、杨景香、陈大中、吴道发，胡和尚、刘天党、韩乃字、刘贤藻、赵东汉等造诣较高。艺徒入学，由家长自给膳宿费用和少许学费，凡孤儿皆由科班另筹补贴。学艺一年后登台实习演出，其收入除开支教师的酬金和办料费用外，还提成分给学徒少许零用金，为学徒添置床单、棉衣、布鞋等物。入科拜师要敬奉戏神老郎王，背诵班规。练功教学注意因人施教，给能识字的学徒发单片，然后讲解戏文词意。学徒们都很敬重崔松师傅，呼为崔爹。出科后，学徒可自愿搭班。艺徒中之优秀者，科班则主动向戏班推荐。每一届学徒进入实习期，便组成娃娃班，崔松亲自率领，到沔阳、天门、潜江、洪湖、监利一带农村集镇流动演出。群众中流传有崔松娃娃班，三年一新鲜的赞语。抗战胜利后，蒋伪政权继续“禁演花鼓淫戏”，戏班被迫解散，艺人有的遭到监禁，有的回家务农，有的流落外乡。大多数艺人为求生存，不得不与汉剧楚剧(黄孝花鼓)乃至河南的越调戏组成“三合班”、“二合班”,改唱汉戏或楚戏，或半台(即一半唱汉剧或楚剧，一半唱花鼓戏，俗称“惜屋躲雨”)直到全国解放。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沔阳花鼓艺人多以唱楚剧为业，组建了许多楚剧团。在沔阳境内有影响的有艺光、光复、复联、联合四个楚剧团，他们以鱼咬尾方式命名，在唱楚剧的同时，也唱花鼓戏。“借屋躲雨”而改唱楚剧的花鼓艺人，打出了“剧种回归”的旗帜，并得到了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扶植。新中国建立给沔阳花鼓戏和艺人带来了和煦的春天。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其唱腔悠扬、甜美、悦耳；表演既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湖乡生活和湖乡风貌，又具有浓郁的汉族民间生活气息。 民国时期，许多沔阳花鼓艺人毅然参加了国内革命运动，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沔阳西流河花鼓艺人杜金庭，王乾(女)被捕，后壮烈牺牲。民国二十三年，沔阳花鼓艺人刘四保，曾小春参加贺龙领导的洪湖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沔阳花鼓名老艺人宋金贵之高徒项幺(京山人)组班唱戏，常活动于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在京山八字门，大小焕岭为新四军第五师部队慰问演出，并受命掩护去日伪占区的侦察员，并编演时装花鼓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一二八师1939年至1943年驻防沔阳期间，爱国抗日将领、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了解当地民俗风情时，得知沔阳民众喜欢看花鼓戏，因此，他便对沔阳花鼓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把花鼓戏如同枪杆子一样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使其成为一二八师联系群众和抗日的宣传工具。开禁演唱花鼓戏。民国期间，县政府明令禁止演唱花鼓戏，有的演员因“违禁”唱了花鼓戏就被治罪、处罚，以至有的花鼓戏班散伙，有的花鼓艺人改行唱其他戏，有的失业流落他乡。沔南乡有个南坝村，这个村有百余人，男女老少喜爱花鼓戏，很多人会唱花鼓戏。农闲时，村里组织四个戏班唱戏，所得的收入在村边的河上建了一座桥，取名花鼓桥，南坝村也被人们称为花鼓村。乡长告到县里，要给“犯禁”的演员和为首的村民严惩。当时，由于一二八师师长王劲战批准师部驻地北子桥唱花鼓戏，县里对南坝村的“花鼓戏案”不便再追究，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一二八师在百子桥开禁演唱花鼓戏的消息传开后，周边的监利、潜江、天门、汉川等县被禁演多年的花鼓戏又开始活跃起来。开办花鼓教学班。王劲哉授意他的智囊团“新革委员会”聘请花鼓艺人盛香、杨笃青、黄楚香、黄崇香、莫正典等组建花鼓教学班，由一二八部队拨经费，因此，所有花鼓戏教学班统一称“一二八花鼓教学班”。与师部兴办的军事性质的“义务小学”相等。义务小学的学员结业即可到部队担任班长、见习排长等官职；花鼓教学班的学员出师后唱戏、做抗日宣传工作。从1940年至1943年的四年时间里，一二八师所属各团、营分别在沔阳、监利的北子桥、龚场、新沟、秦场、潘场等地组建花鼓戏教学班45个，学员多达1435人。组建抗日宣传队。花鼓戏教学班的教师和学员如同班主和演员，他们既是花鼓戏班，也是抗日宣传队。在部队的驻防地，以唱花鼓戏的形式联系群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师长王劲哉的《训条》和宣传口号成为抗日宣传的主要内容。其“训条”的十大内容是：“重良心，尚道德，明大义，尽职守，爱团体，信命令，知待遇，要效忠，亲人民，卫国家。”这十句话，在当时一二八师驻防的沔阳、监利、天门、汉川等县的所有成年人都要熟读牢记，走路过哨卡都要背《训条》，如果背不出来就要受罚。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记忆犹新。标语口号如“我是爱国人，爱国人是我！吃饭不做事的人是国家的罪人！王劲哉宁死不当亡国奴！当了汉奸的人就是国家的罪人！掀起全民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些标语口号，通过抗日宣传队采用花鼓戏的形式，宣传得家喻户晓，人人尽知。戏班还根据抗日的实事，自编自演如《活捉日本兵》、《杀死狗汉奸》等新剧，深受观众欢迎。由于师长王劲哉的重视，以花鼓戏班为主体的宣传队在抗战宣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许多沔阳花鼓艺人为了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年华乃至生命，在沔阳（荆州）花鼓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荆州花鼓戏重获新生。先后成立了五个县级民营公助专业剧团（后改为地方国营），十余个自负盈亏的乡、镇剧团和众多业余剧团。1955年后又改革音乐唱腔，由一唱众和、锣鼓帮腔改为弦乐伴奏。通过整理传统剧目、编演新戏，表演艺术大为提高；演出规模和地区也有所扩大。1951年，沔阳县政府在沔城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贯彻国家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登记戏曲社团与知名艺人。经县文教科批准，沔阳花鼓众多艺人组成四个专业楚剧班(后改为花鼓剧团)，剧团名称为“艺光”、“光复”、“复联”、“联合”，首尾字相连，意为“兄弟剧团本一家”，接受沔阳县文教科行政管理，从此，沔阳花鼓戏有了政府承认的合法正规剧团四个。此后由于剧团的流动，又先后建立了天门、沔阳、潜江等第一批县级花鼓剧团。“艺光”剧团由王寿银、倪新平负责，成立后驻监利演出，称为监利“艺光楚剧团”。1954年因水灾流落钟祥，钟祥县政府接收改为“钟祥县花鼓剧团”，杨笃卿任团长。1957年到潜江演出并落户，改名“潜江县花鼓剧团”，后为“潜江市荆州花鼓剧团”，再后升格为“湖北省实验荆州花鼓剧团”。1991年著名演员胡新中为团长。至今，仍然活跃在潜江及周边县市。20世纪50年代，荆州花鼓戏趋于定型、成熟。两百多个传统剧目通过收集、选定和重定试演，在清除糟粕的同时，“摘花”、“带彩”、“咬碗”等“光复”剧团组建时由邵发青、赵德新负责，到嘉鱼解洲驻地演出，后改为“嘉鱼县楚剧团”，至今仍巡迥演出于咸宁市各地。“复联”剧团初建时由喻浩生、李祥焕负责，1952年11月迁天门岳口落户。1954年到天门城关欲名 “天门花鼓剧团”， 因剧团魏泽斌、萧作君(女)等大批沔阳名演员要离团回沔，经有关部门协调，遂名“天门县天沔花鼓剧团”，选李新年、沈山为正副团长。仍在天门各地巡演。“联合”剧团刘明仿、陈花志负责。1953年选崔六斤任团长，龚一香继任团长， 1955年后黄崇香、束小云任正副团长。1956年5月正式定名“沔阳县花鼓剧团”，任命黄崇香为团长，程兰亭、欧情生为副团长。1960年任命金民倜为团长。1973年恢复花鼓剧团建制，1977年调郭百荣任书记兼团长，萧元林、束小云、谢桂仿任副团长。1986年拆县建市后，改名为“湖北省沔阳花鼓剧团”，现仍然演出于市内外城乡。1955年，荆州花鼓戏在继承与改革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其重要标志是将“一唱众和“绝活”得到传承。“摘花”、“带彩”、“咬碗”是荆州花鼓戏表演尚存的三项特技。如原沔阳花鼓戏剧团知名艺人程兰亭琢磨的“六步”、“八段”、“十神”的摘花表演，形象地表现了看、闻、听、摘、刺、攀、打、放、扎等姿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塑造任务讲究真实，敢于突破，不拘一格，极大地丰富了剧种的表现力，表现了沔阳花鼓戏的艺术特色。沈山也是荆州花鼓戏剧种的优秀代表。他的拿手剧目有《辞店》、《访友》、《兰桥》、《绣荷包》、《掐菜薹》等。1953年，沈山和杨笃清带着反映花鼓艺人穷苦生活的《打莲湘》，参加了新中国首届民间艺术汇演，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荆州花鼓戏舞台出现了一片洁净与美好。《双撇笋》、《斩经堂》、《三官堂》、《春姑拾斧》、《借牛》、《拦花轿》等剧目，分别在湖北省和中南区文艺会演中获奖。这些成就奠定了荆州花鼓戏与湖北汉剧、楚剧齐名的基础地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县花鼓剧团曾被撤销建制，1970后才逐步恢复花鼓戏演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荆州花鼓戏获得全面发展的时期。从演出内容到形式，从剧本到舞台，从音乐到舞美，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和难以忘怀的艺术创造。改革开放以来，荆州花鼓戏更是得到全面发展，在艺术上更臻完美，思想内容也令人耳目一新。新编历史剧《十三款》，现代戏《家庭公案》、《海峡情》、《向老三招婿》等在湖北省省级调演、会演中均获得创作奖或演出奖，使得这一地方剧种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1980年，新编传统剧目《站花墙》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舞台戏曲艺术片；《王瞎子闹店》、《招郎》、《卖摇窝》等剧目被拍成电视片。荆州花鼓先后有《家庭公案》、《向老三招婿》等八台大戏八上北京，唱响首都舞台。1988年9月应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和《戏剧评论》邀请进京演出，沔阳花鼓剧团将整理的传统剧目《送香茶》、创作的大型现代戏《向老三招婿》演进了中南海，并参加中国艺术节（中南片）演出。 潜江花鼓剧团根据曹禺名著《原野》改编的荆州花鼓戏两上北京：1990年参加“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祝贺演出，并唱进中南海；1996年将《原野》复排为《原野情仇》，进京为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倾情演出。1993年潜江花鼓剧团升格为湖北省实验荆州花鼓剧院。剧院演出的《原野情仇》突出歌、舞、剧三者的综合，创造出“似曾相识而别有新意”的艺术境界，给人全新的审美感受。该剧1995年获湖北省戏剧新作展演金奖，1997年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获中国文华新剧目奖。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胡新中、李春华、孙世安因在《原野》中的成功表演，分别摘取第14届、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8届中国文华表演奖。2000—2001年，沔阳花鼓剧团的《站花墙》、《十三款》、《莫愁女》、《双玉蝉》、《赶子放羊》、《清风亭》、《三娘教子》、《假洞房》八个大戏，《斩经堂》、《济公下山》、《贾氏吵嫁》、《何业保写状》、《访友》五个小戏由扬子江音像出版社录制成VCD光盘向海内外发行。2008年在首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上，沔阳花鼓剧团选送的大型古装花鼓戏《贬官记》、传统折子戏《陈琳拷寇》、现代小戏《老邻居》等一大两小三出花鼓扛鼎之作，以其厚积薄发的艺术水准和惟妙惟肖的表演实力，在强手如林的艺术节上脱颖而出、炫耀荆楚，一举揽获十四项奖项。尤其是《贬官记》，分别摘取优秀移植剧目奖、音乐创作一等奖和演员表演一等奖三项艺术桂冠。2013年10月，沔阳花鼓剧团选送的小戏《抢老张》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戏剧门类群星奖。21世纪前后，荆州花鼓戏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危机，发掘、抢救荆州花鼓戏对于荆楚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保护和研究至关重要。2006年和2011年，经潜江市和仙桃市申报，荆州花鼓戏经国务院批准两次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其形式的多样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与健康性。荆州花鼓戏既保留了江汉平原乃至整个荆楚大地曲艺文化的精髓,同时也集中展现了生活在江汉平原的广大群众的文化风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较重要的文化承续价值。
它同其他文化形式一起,共同构建了绚烂多彩的荆楚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一种曾经颇具影响力的曲艺文化形式却面临着发展的严峻形势,为此,我们既要从花鼓戏的自身寻求突破,也要从其外部为其寻求支持。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与其他文化艺术形态不同,戏曲往往融合了舞蹈、文学、音乐、武术、杂技、美术、服饰设计等多种艺术成分,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世界范围内,传统戏曲已被广泛的接纳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加以保护。2006年和2008年,荆州花鼓戏两次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现代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说,像荆州花鼓戏等具有较高文化保护价值的戏曲即可被视为公共产品,政府对此类产品理应担负起供给之责。为此,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大财政支持湖北荆州花鼓戏发展的困境及对策刍议力度,特别是加大对花鼓戏的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并可以通过以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到花鼓戏的传承与光大事业中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大主流媒体的宣传以及推动戏曲进校园、进课堂等方式努力唤起社会对花鼓戏的热爱并切实提高民众对花鼓戏的欣赏能力,让优秀传统文化主动占领地区文化建设的高地。
(二)改革基层花鼓戏团体的管理体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为是有限度的,有选择的。政府是方向的把握者、环境的治理者,为了促进各级花鼓戏院团的发展,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最为关键,而其中尤以基层院团的管理体制改革最为急切。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市县一级除担负实验任务的院团外的其他基层院团的转企改制工作,给与基层院团更大的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其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另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实现模式,力图通过购买的方式实现其对花鼓戏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对不同性质花鼓戏提供机构的间接管理和扶持。变直接管理与支持为间接管理与支持,将有利于培育基层花鼓戏艺术团体的自主创新意识以及市场开拓意识。
(三)大力推动花鼓戏的自身变革
与通过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所呈现出来的文化艺术不同,以现场演出为主的戏曲艺术,其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直接的、双向的,更具有剧场效应,更强调观众的共同体验。戏曲只有牢牢抓住自己的这种独特性以及不可替代性,才能在文艺大格局中立定脚跟。但同时,传统的荆州花鼓戏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也确实存在过于老套与陈旧之实。那种固守传统,总唱“过去的故事”的表演,以及简单沿用传统艺术表现手段来演绎现代故事的做法,都必须有所改革。改革不是一味媚俗,而是要更能反映时代特征,主动引领审美需要。在保证荆州花鼓戏的固有特色的同时,也要从唱腔、音乐、剧目、表演形式等各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以期与今日之观众产生共鸣。艺术离不开生活,只有贴近生活的艺术才会真正为民众所热爱,才会真正有生命力。
(四)注重花鼓戏的人才队伍建设
戏需人来演,无人就无戏。荆州花鼓戏的振兴离不开荆州花鼓戏人才队伍的建设。这支队伍的核心是花鼓戏的创作与表演团队,此外,还包括营销管理团队、后勤保障团队等。为此,必须打造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激励与保障体系,让老艺人老有所养,让中青年艺人壮有所演,让广大群众学有所教。具体而言,对于老艺人,要切实解决其养老问题,让其充分发挥传帮带的余热；
对于中青年艺人,要切实解决其劳动报酬的合理分配以及创作激励问题,让其安心于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开拓事业;对于广大群众,要切实解决其求学路径的问题,他们是花鼓戏人才队伍的巨大储备库。为此,要特别注意改革戏曲学校、学院的招生制度,努力推进花鼓戏教育的普及化,为戏曲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土壤,促进优秀戏曲人才的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