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方面的研究性学习如何开展?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7
求 金庸武侠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第六笔文学社 www.diliu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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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开展研究性阅读培养创新能力

为了适应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更好地贯彻新大纲,“研究性学习”和“研究型课程”应运而生。在高中阶段,我们组织“研究性阅读”。
  研究性阅读,是一种研究型课程。它不同于学科课程,它定位在拓展型课程层次之上,注重培养发展性学力。它以学生的自主阅读、探索性学习为基础,通过亲身的阅读实践获取直接经验,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研究文本的基本方法,提高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没有固定的阅读教材,没有固定的研究课题,鼓励讨论切磋,鼓励创造“一家之言”。

  研究性阅读,也是一种方法。长期以来,高中学生的阅读以语文课堂教学为主渠道,而语文阅读教学盛行以文章学为理论指导的“文章学阅读教学法”,这种教学法重视文章结构知识,淡化阅读信息筛选和处理,有悖于阅读的根本目的和阅读能力的培养目标。研究性阅读以阅读目的为前提,以信息论理论指导,以围绕阅读目的准确、快速、有效把握文章的相关信息为基本原则,不断提高筛选、认知、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这是一种终身受用的基本生存能力,对人的成长、成才、成就关系重大。

  一、学生研究性阅读的组织管理策略

  高中学生的研究性阅读中,教师是组织者、参与者和指导者,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教师的介入要把握好尺度,本着“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注重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健康个性,并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教师的组织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动员

  高中学生对于科学研究是陌生的和遥不可及的,认为那是大学或研究生的事,教师要向他们讲清楚研究性阅读的性质、背景和目的,分析高中生进行研究性阅读的可行性,消除顾虑。

  只要我们广泛阅读,睁大发现的眼睛,做个有心人,就可能有成果。在动员过程中,还要让学生明白,研究成果的评价,也凸显过程,还要请专家鉴定,综合评奖,编辑论文集,学生有了兴趣和信心,就为整个研究性阅读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学生研究活动的组织形式

  一是个人活动。这是由阅读活动的性质决定的,读解学和接受美学理论告诉我们,阅读活动是作者、读者、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研究性决定了发现、创造主体的不可替代性。本体论的研究原理告诉我们,研究者必须占有第一手资料,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因此,研究性阅读活动的组织形式以个人活动为主。

  二是集体活动。在个人选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也可让学生自由结合,组成课题组。老师可根据学生个人选题内容,做适当调整,学生团结协作,互相切磋。亦可跨班级或跨年级活动,或参与多课题阅读研究
  3.提醒寻求指导

  学生在阅读活动过程的某个阶段遇到了困难,老师应及时提供帮助,也可提醒其在广泛范围内寻求指导,争取家长或有关专家的指导,老师尽量不越俎代庖。

  二、研究性阅读过程中的指导策略

  1.选题的指导

  选题的原则是以人为本,突出开放性。选题是研究性阅读的开始,也是研究性阅读成功的关键一环,选题不强调对现成知识的承袭学习,不因循课本的知识框架,学生根据自已的兴趣和条件,选择研究的课题,注意培养捕捉问题的能力。

  指导学生选题由易到难,与课内语文学习相结合。学生已有义务教育的语文学习积累,特别是课内课文知识的积累,研究性阅读应从课内到课外再课内外结合,从单元内到全册,再跨课本综合阅读选择研究问题,然后延伸到课外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哲学理论读物等。比如,高中学了鲁迅的好几篇小说,有的学生就选了“鲁迅小说研究”这样的课题,课内外结合,较容易把握。

  指导学生选题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注重知识的迁移能力培养,关心时代发展,敏锐感受社会生活。培养创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的同时,还要兼顾双纲,并与高考接轨,使之突出高中阶段的实施价值。

  教师参与优化选题。选题虽然以学生为主体,充分依据个人爱好和专长,但教师的参与可以帮助学生优化课题内容,比如,有的学生选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作为阅读研究的课题,就不合适,教师可及时纠正选题过大、选题无价值、选题不好操作之类的现象,提高研究成功率。同时,师生相互交流,也为选题困难的学生提供参考和帮助
  2.学生研究活动中收集、处理课题信息的指导

  首先是鼓励占有资料。阅读材料是信息的来源,阅读量的积累是研究成功的前提条件。介绍资料知识,开设讲座或个别谈活,帮助学生了解资料信息的领域和来源,相关资料组成等知识,掌握获取资料信息的基本方法。列举可供利用的资料信息及其分布特点。
  其次是适当介绍信息论知识,帮助学生把握信息价值判断原则,如①针对性;②科学性;③先进性。提取、筛选与课题有关的信息。

  3.研究成果表达的指导

  最佳成果表达方式相对的,应根据课题内容和自身特长选择。研究性阅读成果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小论文。教师可开设论文写作讲座,推荐研究论文范例,以提高论文写作质量。之后还要帮助学生反复进行自我论证,做好答辩准备。

  三、研究性阅读方法的指导策略

  1.帮助学生确定研究性阅读的目的:以对阅读的确切理解为基础,通过收集资料,整理观点,分析研究来创新,提出新观点,建立新思想。

  2.帮助学生建立研究的思路和阅读研究的一般方法:a.确切理解,提取信息。b.筛选加工信息,归纳和概括。c.引申和发展。d.否定和批判。e.消化和应用。

  四、评价策略

  研究性阅读具有多侧面、多层次的教育价值,它的成果不与高考升学直接挂钩。阅读视野开拓与阅读能力的提高与其研究成果的质量同等重要。研究性阅读的评价可从几个方面进行:

  1.学生的研究能力的评价(全过程研究阅读的水平评价);

  2.成果鉴定(集体评价或教师、相关研究领域专业人员评价);

  3.阅读能力测试(研究性阅读水平的直接影响指标);

  4.综合实践能力测评,(研究性阅读水平的间接影响指标)。

  研究性阅读指导是本人当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没有成功的经验借鉴,经过一年的初步实践,我认为,在高中学生中组织研究性阅读活动,打破固定教材的限制,有助于学生开拓知识视野,提高阅读能力,进而重新设想阅读教学的境界,实在是一种好方法。研究性阅读也增强了高中学生的科学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从而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更好地推进素质教育。

关于对研究性学习思考
研究性学习"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它泛指学生探究问题的学习。狭义的理解,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教育部采用的是狭义上的"研究性学习"概念,并已将这一学习活动与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劳动技术教育一起作为综合实践活动列入课程。
  作为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第二期工程中构建的新型课程--"研究型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称为"探究型课程"),是指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通过提出问题、材料收集、信息处理、实验比较、解决问题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的崭新课程。其内涵与教育部采用的"研究性学习"概念完全一致。

  本文是在狭义上使用"研究性学习"概念的。

  一、关于"研究性学习"的课程目标问题"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在教育部《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中列出了六条,即"1.获得亲身参与探究探索的体验;2.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培养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4.学会分享与合作;5.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6.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其中非常突出地强调情意目标,强调经验、兴趣、情感和意志的培养。我们的教育固然要让学生拥有一定的知识,也需要生成一系列的智慧能力和生存能力,然而,现代社会,人不仅要适应社会、服务社会,还要不断提高生存的质量。《变革的力量》一书中指出,你不可能从仅仅改变外部的生活条件中找到幸福,正是人们学会控制内心的经历,他们将能够决定他们生存的质量。正因为如此,至今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是把教人做事的教育发展成为教人做人与做事相结合的教育,越来越引导人们从关注人在外在的物质生活走向关注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

  "研究性学习"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认知性单一的课程目标,把情意目标提到与认知目标、能力目标并列的重要地位。"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特别强调"体验"这一心理过程,特别关注学生情感体验和积累,其目的在于通过实践体验,在改变学生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些人的发展最深层的指标上有所长进。

  我们通常见到的学生感受力下降,感受不到大自然的美、艺术的美;对事物缺乏兴趣,缺少好奇心和探究欲;缺乏对成就感、自尊心的体验,缺乏对亲情、人性的体验,某种程度上都与忽视情意目标有关。

  如果这一目标得以确认,那么,"研究性学习"就不能像其它课程那样,以老师讲授为主要形式,以学生记忆、背诵知识、提高认知为目标,不是"教书",也无法用传统的教学目标去衡量它的全部价值。有人说过:终身受益的东西从来是看不见的,是学生内在的情感、态度和人格。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传统的课堂教学思维方式及其操作模式就必须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二、关于"研究性学习"与学科教学引入研究性学习方式的关系问题学习活动应当是主体积极参与的一种源自于内在需要的活动,是学生不断地积累经验、改变经验、重组经验,不断地更新自我、充实自我的过程。

  现实的教育常常以书本为中心,是以学生是否记住书本知识为目标,学习难以成为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内在需要。

  改革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努力在学科领域的教学中使书本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在书本知识的教学中能够让学生联想起他的生活经验,让学生全面发挥各种感官的作用,满足内在各种需要。二是设立一个独特的领域"研究性学习",这个领域的特点决定了它特别能够体现教育培育完整的人的价值,不仅在学科教学中普遍引入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尚有一定困难的今天,即使在学科领域的教学改革已经达到理想状态的未来,它将依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开放性:"研究性学习"既跨越学科的逻辑体系,又超出专家预先设定的学科课程内容范围。它的基本特性是尊重每一个学生独特的兴趣、爱好,适应每一个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特殊需要,为学生自主性的充分发挥开辟广阔的空间。开放性是实现这一特性的保障。只有开放才能将学生的需要、动机和兴趣置于核心地位,才能由每一个学生自主地选择学习的目标、内容及方式,进而实现教学目标的个体指向,实现学生从其生活中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和内容。

  综合性:"研究性学习"不在学科知识的序列中构建课程的模式,而是以学生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发掘课程资源,注重以学生的直接经验和体验为基础对学科知识的运用。"研究性学习"的综合性,不是不同学科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去完整地认识作为有机整体的客观世界的一种途径。

  实践性:"研究性学习"注重学生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让学生在实践中去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丰富多彩的探究发现,个体各异的实践体验,能够克服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中脱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倾向,为学生的生活经验的积累和社会实践能力的锻炼开辟渠道。

  

从"研究性学习"以上三个特点分析,"研究性学习"是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课程,也是综合程度最高的课程,是以学生实践并取得直接经验和体验为主要形式的课程,它不是其他课程的延伸或附属,而是与其它课程并存和互补的课程。

  三、关于"研究性学习"的评价问题在"研究性学习"中评价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研究性学习"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关系到设立"研究性学习"的意图能否实现。

  "研究性学习"的评价也很复杂,需要通过实践逐步梳理出评价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但是一旦有了基本思路和方法,如果教学中又简单化、程式化地操作,又将失去"研究性学习"中鲜活的生命价值,因此"研究性学习"的评价首先不是方法问题和技术问题,而是真正理解"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性质和课程价值,在此基础上艺术地运用多元化、多样性的评价手段去推动学生作为整体人格的健康而富有个性的发展。

  "研究性学习"是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目标、内容、方式、及其成果呈现形式的。由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速度、学习方式和个性潜质的不同,在"研究性学习"中会产生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表现,如何善于发现和发扬这些对学生个性发展具有独特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用传统的统一的标尺去衡量所有学生,把许多具有个性特征的学习体验和创造表现扼杀在统一的教学要求之下,是"研究性学习"评价最关键之处。

  "研究性学习"的目标是多重的,必须有相应的评价,需要关注的有三个方面目标的评价:认知、能力和情意。就知识的学习而言,知识是多形态的,既有结构化、原则化的知识,也有非结构性、非原理化的知识,认知目标的评价不只是记诵知识内容,而要关注对知识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和掌握,比如,学会知识的运用(它不仅是能力目标,实际上也应当是认知目标)。就情意目标的评价而言,体验性目标必须在评价中体现,比如成就感、自尊感的体验。然而评价的多重性已经够复杂了,更何况有的方面,比如心理体验是难以用外在的形式得以体现的,更难以用传统的划等打分的方法去评判其价值。如果仅以论文得奖来体现"研究性学习"的进展,这也只能体现部分成果,大量的学习过程作为一种体验,逐步地在感化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人格正在发生变化;大量的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知识基础、技能、价值态度有了自我提升,但还远远没达到可以论文得奖的程度,然而这样的价值也应当得到积极而正确的评价。

  四、关于"研究性学习"的指导教师的培养问题"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对现有的教师队伍既是一种挑战,也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个人发展的一次机遇。

  "研究性学?quot;的开展需要教师深刻理解教育工作的内涵,真正确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具有良好的知识素养和不断完善的知识结构;需要教师理解知识所负载的价值和意义;需要教师具有激发学生求知欲,引导和鼓励学生主动探究,形成积极学习态度的能力;需要教师具有观察、发现、应对、灵活深入地处理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性、丰富性问题的能力。总之,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要求在"研究性学习"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也正因为现有的教师队伍需要在实践中提高和更新,"研究性学习"也为教师的更新、提高提供了机遇。凡是经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的教师不同程度地体会到,"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更新了观念,开拓了视野,激发了继续学习的欲望,唤起了教学工作的灵性,大大提高和深化了教师对教育工作内涵的理解。有的教师甚至感到"研究性学习"的实践使他体会到,教育是师生在学习中相互启迪和提升的过程,其中有无穷的内涵和奥秘有待探究。假如教师的谋生需求和人生价值追求能够聚集在同一点上,那么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也将是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达到这样的境界,教师的潜能将能得到更大的发挥。

  当然教师的提高和更新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培训,比如案例培训,但更重要的是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和感悟。我们不要对任何学校的初步实践,横加评判,相反要鼓励实践,在对实践的案例剖析中逐步理解和把握"研究性学习"的种种特性和指导方法。

  有人说,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学校起步时间不同,哪怕只有半年或一年的差距,实践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好比初生的婴儿,刚满月的与八个月的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个比喻既说明了在实践中不少学校进步神速,也说明了在新生事物成长的过程中,任何幼稚和不成熟都是正常的。我们要像爱护婴孩那样去扶持它,助它发展,助它进步,助它茁壮成长。

  国务院最近所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23条指出:"继续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并关注情感、态度的培养;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开展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国务院的《决定》充分肯定了"研究性学习"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努力贯彻落实《决定》精神,继续积极探索,为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深化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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