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为什么要出走
石达开闻听全家被杀，愤然起兵靖难，要挟洪秀全交出韦昌辉，称“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对石达开如此强烈的要求，洪秀全最初并未同意。但后来，洪秀全见天朝内外军心皆归附石达开，才“不得不屈从其主张”，设计杀了韦昌辉，并将韦的头颅送到宁国石达开的军营，请他验明真身，回京辅政。
石达开回到天京以后，又迫使洪秀全杀掉了燕王秦日纲和佐天候陈承镕。这一切，使洪秀全对石达开产生戒备和恐惧。另外，石达开回到天京以后，收到满朝文武的热烈拥护，同心推他管理政务，并推荐他为“义王”。石达开谈论政务，文武官员环绕而听，相比之下，洪秀全为牵制石达开而起用的兄辈洪仁发、洪仁达，论事言政时，则无肯听者。
这种鲜明的对照情景，又对洪秀全产生了很大的刺激，赶到石达开对洪氏天下的巨大威胁。在重重疑忌中，洪秀全将他的长兄洪仁发封为安王，次兄洪仁达封为福王。并诏命安王、福王与石达开同理朝政，对石达开进行权力的牵制。洪仁发、洪仁达名为与石达开同理朝政，但却事事掣肘，最后发展到要谋害石达开。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上演第二个“天京事变”，1857年5月底，石达开被迫出走。
石达开离京出走以避杀身之祸，是情有原因的。但是，他自称“太平安国”，对太平天国的文武官员进行分化瓦解，并坚决拒绝洪秀全封其为“义王”，不切实际地增援岌岌可危的镇江，以及远征不归，阻挠、杀害要重返太平天朝辖区的部下等等，就已经是意气用事、不顾大局的错误行为了。杨辅清、李秀成都曾经受到洪秀全的严重猜忌，他们都仍然留在太平天国，仍然接受洪秀全的直接领导。石达开未做到这一点。
石达开回京辅政，军事节节取胜，稳定了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然而，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开始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石达开被迫出走。然而，他的出走是“另树一帜”，还是“远征报国”呢？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它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军事上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本应从中吸取教训，以大局为重，做好队伍的团结工作。但他为保住自己的帝王位置，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天京事变后，在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洪秀全虽然已对外姓人有猜忌疑惧的私心杂念，但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能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大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从广大群众说，刚经历过刀光血影的天京事变，谁不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十一月，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亦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提理政务。石达开回京辅政，军事节节取胜，稳定了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
然而，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开始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在他眼前出现，因而他时生疑忌。尤其是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都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也是他组建洪氏集团控制天朝政权的开始。接着，他又“专用安、福王”，使“主军政”。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实际上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已无法实现匡国辅政的志愿，石达开也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失去信心和希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怎样对待洪氏集团的挟制和谋害，他的面前有这样几条道路：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石达开和他的亲信将领，对当时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深知他们不可能以“愚忠”来取得洪秀全的谅解和信任。有谋士劝他从刘邦诛杀功臣韩信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建议，但石达开以“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坚决予以拒绝。在当时敌我双方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解甲归田，洁身引退的路也是难以走通的，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唯其妖灭尽，予志复归林”。至于叛变投敌更不是他能干出来的事情，最后只好率军远征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以保存革命力量，还可以另辟根据地，剿除妖魔，开疆报国，这实在是石达开这个农民英雄在无力解决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的惟一出路。
对石达开的出走，因限于资料，说法甚多，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
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不顾大局，私自离京搞分裂活动，是另树一帜，另立“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出走引起了清王朝的关注，清廷驻安徽的头目四出侦察打听石达开的动向，并及时向清廷汇报。他们认为石达开“意欲自成一队”，“似欲另立旗帜”。咸丰七年（1857）七月十一日，《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中有“现据探称，该逆自与洪逆内讧后，据守安庆，潜于金柱关等处粘贴伪示，解散金陵旧党，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剃发回籍，示尾署太平天国丁巳元年字样，其为另树一帜，已无疑义”。苏州博物馆藏有咸丰七年（1857）六月二十八日两江总督何桂清致自娱主人书中，有洪秀全“在金陵惊慌无比，求石逆回救，不惟不允，且回文改号太平天国丁巳元年”。与以上福兴奏中“示尾署太平天国丁巳元年”一致。这说明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说并非孤证。
另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的出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挽救革命。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认为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的观点，而是主张“太平天国”与石达开毫无关系。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石达开在无为州和皖南青阳县所贴告示都未署“太平天国”。在安徽省有关方志中均无“太平天国”的记载。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说只是孤证，实难令人信服。第二，石达开出走后，虽对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进行更改，但始终应用“太平天国”国号，遵守太平天国的正朔。始终自称洪秀全亲封的“翼王”、“本主将”，其部属一贯呼其为“翼殿”、“翼府”、“五千岁”、“殿长”等等。另外从石达开本人及其部将遗存的文物、文告、文书来看，也说明石达开虽然分裂出走，但所承担的反清历史使命与洪秀全一直是一致的。直至晚年，石达开一如既往拥护太平天国革命宗旨，信赖尊敬洪秀全，毫无私自立国，与太平天国分庭抗礼的意思。第三，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对石达开的态度以及太平天国官书中对石达开的评价都没有变。天王不忘石达开的开国立功。天王、幼天王在后期所颁的诏旨中，仍对石达开亲切地称呼为“达胞”、“达叔”。可以说，石达开出走主要是出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也就是，石达开的出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挽救革命。
上述观点各执一词，那么石达开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要想解开这一历史之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石达开率领大军离开天京一事，在太平天国文书中称为“远征”，但是近年来诸家著作中则多称为“出走”。用词的差别绝非小事，因为词义有褒贬之分。通过用词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某一历史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远征”是正大光明的事，应是褒义，“出走”则是悄悄做事，不敢公开，即或不算贬义，至少不算褒义。“远征”的用法，古已有之，不必解释。“出走”一词，《辞海》不收，显然是近代才产生的新词。《现代汉语辞典》解释说，“出走，被环境逼迫不声张地离开家庭或当地。”而石达开率军离开天京，事实上不是不声张地“出走”，而是大张旗鼓的“远征”。据清朝地方官府的探报说，石达开是由天京南门出城的，出城后还在城南雨花台“讲道三天”，然后经过安徽铜陵，大举渡江，进入安庆。沿途张贴布告，把自己的行动遍告全国军民，这绝不是“不声张”，而是大事声张，试问怎能叫做“出走”？石达开这一行动究竟应该称为“出走”还是称为“远征”，我们且看看太平天国方面对此是怎么说的？
自从石达开远征之后，直到天京陷落之时，太平天国官方对于此事一直称为翼王远征。例如《李秀成自述》中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尔王结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洪仁矸自述》中说，“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意离京远征，一去不回，彼在四川作战，得获胜利，亦占得数地，卒之，他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部擒获。”洪秀全自己在诏书中从未正面提起石达开远征一事，这是他有难言之隐，有意回避。但是，在官方每年颁布的历书中都列有石达开的衔名，以及朝天朝主图仍有石达开的座次看来，洪秀全仍然承认石达开的地位与职务，这就是说，石达开的一切行动，太平天国中央政府是认帐的，至少是默认的。既然如此，石达开先后转战九省，长驱万里，这不是远征又是什么？如果认为石达开是“不声张地”“出走”，那么，按照太平天国的说法，就是“三更”，就是“反草变妖”。应该“过云中雪”，斩首不留的。尽管洪秀全当时无力出师讨饭，至少可以加以贬斥，可以口诛笔伐，但是一向坚持“只有臣错无君错”的专制帝王洪秀全，却不敢有一言指斥石达开。既然石达开的对立面洪秀全本人都不说石达开是“三更”，我们又有什么利诱一定要说石达开是“不声张地”“出走”呢？笔者认为，为了符合历史事实，不应称“出走”，应该称为“远征”。
(二)石达开的远征并非意气用事
不少同志在评论石达开远征一事的时候，都是采取“各打四十大板”的办法，认为洪秀全的错误是“用亲不用贤”，石达开的错误是“意气用事”。也就是说，造成这一悲剧，双方都有责任。
石达开的远征果然是“意气用事”么？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天京内讧的整个过程中，石达开的态度与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内讧爆发之前，他毫不知情。内讧爆发之后，他奋不顾身地赶到天京制止屠杀。由于洪，韦不许他进行干预，并要对他下手，他才决心逃出天京，然后组织力量回来制止屠杀。兴师靖难治时，他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只要求韦昌辉之头，不要求洪秀全之头，但是他所施的压力是直接加到洪秀全头上的。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一文中说：“石达开急行集合忠实的部队，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同时致以恫吓，谓如不得气头，即班师回京攻灭天京。”这样的恐吓，完全是正义的，无可非议。因为当时天京的大屠杀再不停止，太平天国就会立即覆灭，不会再拖八个年头。天京城外的敌人看到城里的火光，见到成千上万的尸体由观音门漂流出江，无不兴高采烈，随时准备进城办理接收。石达开的义师回到天京，才打破了敌人的好梦。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即石达开以他果断的正义行动，从覆亡的边缘挽救了太平天国。
如果不是石达开大兴问罪之师，洪秀全是不肯杀韦昌辉的。麦高文在《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细记》一文中说，石达开起兵之后“即要求杀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最初，其要求未蒙答应(就是说洪秀全不肯)，韦昌辉犹欲负隅顽抗。。。。。。但未几，洪秀全见全体军心皆归附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天京内讧的阵线分明，洪韦是一党，洪秀全利用韦昌辉为工具，袭杀杨秀清，屠杀所谓“杨党”。石达开正是为了顾全大局，挽救革命事业，才不顾个人安危跑回来制止屠杀的。如果他只身回京可以解决问题，那又何必兴师动众，他第一次回京正是这样打算的。可惜空口说话，不起作用，他只好逃出天京去组织力量。这一来，得罪了洪，韦。他本人虽然脱险，结果全家被杀。如果他意气用事，那么在率领靖难大军进入天京时，就会大杀洪韦党羽以泄私愤。当时，他完全有力量杀洪而代之。可是大敌当前，怎能自相残杀！在韦已伏诛，大军进入天京之后，他力争和洪秀全取得谅解，稳定大局，医治大屠杀所造成的严重创伤。这真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可以说是先国家之急而忘私仇。石达开大军进城，鸡犬不惊，并无任何私人报复的举动，连韦昌辉之父都受到保护。因此，“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我们不要忘记，石达开当时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他能这样顾全大局，不记私仇，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怎么能还把“意气用事”的帽子加到他的头上？
为了共济时艰，挽救革命事业，石达开能够把全家被杀的大仇置之度外，和洪秀全继续共事，委曲求全。如果洪秀全也能够顾全大局，从此重用石达开，则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这就是说明太平天国经过了杨韦内讧，当然是受了大损失的，但这一件大损失，在石达开归来执政后，是可以弥补起来的，太平天国的前途还是有发展的。”但是在石达开执政的半年中，洪秀全重用一窍不通的安福两王，处处压制石达开，逐步夺石达开的权。而且策划杀害石达开。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石达开真的意气用事，再次爆发内讧，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石达开不此之图，最后决心离京远征，这就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石达开不愧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他是不会做任何不利于革命事，不利于洪秀全个人的事情的。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三)委曲”是不是可以“求全”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的远征是表示惋惜的，他认为石达开应该尽量委曲求全：“石达开在天平天国处于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他对洪仁发，洪仁达的挟制，应该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得内部的团结，对洪秀全的猜忌，应该要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后来忠王李秀成也给洪仁发等欺压，也给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对付洪姓只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虽然得不到团结的结果，但洪姓也没有再进一步杀害他。”笔者认为，如果“委曲”而能“求全”，我们当然十分赞成。遗憾的是,“委曲”不一定能够“求全”。理由如下：
一 拿石达开与李秀成相比较，李秀成有求全的可能，而石达开绝无这种可能。李秀成是后起的人物，威望远远不如石达开，只要他俯首听命，洪李双方相安是可能的。石达开则不同，他是首义诸王之一，不管他如何努力，双方勉强相安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广西首义六王，西南两王死于进军途中，东北两王死于内讧，还活着的只有洪秀全与石达开两人。在洪秀全心目中，有资格和有条件和他争夺宝座的，就只有年青有为的石达开。而且，石达开知道他发动内讧袭杀杨秀清而夺取实权的全部秘密，石达开和他之间有杀害全家的大仇。石达开不是一个喂喂诺诺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桀骜不逊的人物，曾经扬言要起兵“攻灭天京”。更危险的是,石达开文武全才，得到全体军民的拥护。这样的人不除，他怎能安枕？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洪秀全的猜忌就是在这些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石达开如何努力委曲求全，都无法消除洪秀全等猜忌。石达开态度强硬，固然会引起猜忌，石达开处处忍让，也同样会引起猜忌，洪秀全会认为这是伪装，这是斗争策略。总而言之只要石达开活着，猜忌就无法消除，要想消除猜忌，石达开只好自杀。委曲求全，谈何容易？
二 委曲而“求”来之“全”并非完全一样，而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如果求来的只是苟且偷安之“全”，对革命事业不利，我们是不赞成的。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事事委曲求全，并没有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好处。在李秀成大军即将攻下上海的关键时刻，洪秀全不予支持，勒令退回救天京，结果坐失战机，带来无穷的后患。李鸿章的淮军就是以上海为根据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后来洪秀全心血来潮，逼李秀成率领大军冒雪“扫北”。李秀成明知形势不利，不敢力争，只好委曲求全，奉命而行，结果士兵冻馁而死者居半，大大地损失了有生力量。最后，在天京被围几将断粮的紧急关头，李秀成提出一个完全正确的“让城别走”的战略，准备把主力拉到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区，徐图发展，等到力量恢复，然后卷土重来,洪秀全拒不接受，李秀成只好委曲求全，困守天京，陪他同归于尽。这难道不是事实？即或石达开真能像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而历史又出现了奇奇迹----洪秀全的性格突然改变，变得心胸宽大，对石达开不再疑忌；石达开的性格也突然改变，变得十分驯顺，对洪秀全事事服从----事情的发展也不见得会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有利。有的同志在读到太平天国晚期历史时，掩卷叹息，认为李秀成应从大局出发，敢于违抗洪秀全的乱命，执行正确的策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有明训，有何不可？看来，李秀成过分委曲求全似乎并不符合革命的利益。虽说“春秋责备贤者”，我们如果一方面责备李秀成过于委曲求全，一方面又责备石达开不能委曲求全，纵然石，李无言，我们又将何以自圆其说？
委曲而求苟且偷安之“全”，已不可得，欲求革命利益之“全”，更不可能。因此，石达开委曲求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四)远征是石达开当时唯一可走的道路
我们要评价石达开远征一事的是非，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两害则取其轻，两利则取其重。如果当时还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远征就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的确没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远征就是正确的。正如一个人负了重伤，如果可以不截肢，则截肢是错误；如果不截肢就要死人，则截肢而挽救生命就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当时局势，就会发现，摆在石达开面前的只有五条道路，此外就再没什么第六条道路。这五条道路是：一，委曲求全，二，束手待毙，三，叛变投敌，四，取而代之，五，率军远征。委曲求全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前面已经分析。取而代之和叛变投敌，是石达开宁死也不肯为的，这里不用再说。以下只分析其余两条道路。
束手待毙之说，绝非危言耸听。石达开如果不走，早迟必被洪秀全所杀。新本《石达开自述》中说，“洪秀全把韦昌辉杀了，又疑心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中说，“石达开见洪秀全对自己的猜忌越来越重，碳害怕被洪秀全杀死，就逃出天京”。这种估计都是有根据的。天京内讧，洪，韦站在一起，而石达开则是站在杨秀清一边的。洪，石之间本来就是对立的。石达开兴师问罪，洪秀全迫于形势，才杀韦顺石，石入京主政，不出于洪之任命而出于“合朝同举”，自非洪所能容忍。总之，洪，石难以并存，石既不愿意杀洪，早迟将为洪所杀，这一点，洪石双方都是了然于心的。石达开既走之后，洪秀全在全体军民都同情石达开的巨大压力之下，铸“义王”金牌送给石达开，请他回京，那只是一种姿态，是想捞回一点政治资本的策略，骗不了人。石达开不走，一定被杀无疑。我们全都承认，石达开是被逼走的。所谓“逼”也者，非死即走耳！否则又何能称之为“逼”？愚忠而死，于国何补？于民何益？我们既然不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道德，就没有理由苟责不死而走的石达开。石达开并非怕死的人，他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就能充分说明问题。但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劝他束手待毙。
道路一共只有五条，排除了以上的四条，就只剩下率军远征的一条路。比较而言，上策是没有的，远征是中策，其他四条路只是下策或者无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反对石达开走远征的道路。
1856年9月，天京事变，北王韦昌辉杀死了东王杨清秀，上万东王部属惨遭株连，石达开反对北王滥杀无辜，韦昌辉认为石达开是在偏袒东王，意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被逼逃出天京。
他知道自己功高震主，洪秀全杀完了杨秀清、韦昌辉后会对可能会对自己下杀手，重掌兵权
答：否则洪秀全的那些叔叔伯伯怎能掌握上位。石达开出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领袖洪秀全的不能放弃一己私利而顾全大局。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它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军事上的大好...
答：石达开为何会挑选出走南京，出亡安庆呢?由于在“天京事变”中，杨秀清被韦昌辉所杀，预先韦昌辉又被洪秀全下命捕杀，现在随着洪秀全一同打天下的老罪人已死的差未几了。而石达开呢?他既是现在叛逆的最早将领，同时由于他手握重兵，并且由于军功多数，深受苍生和兵士的敬爱。威名和势力上，在受挫的承平天堂...
答：关于石达开出走究竟是谁的责任，历来史家对此争论不休。石达开中流砥柱 公元1856年夏，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天京事变发生了。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韦昌辉利用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杀死杨秀清，又趁机斩杀杨秀清部众及家属两万人，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天京...
答：由石达开等人辅导他。随着太平天国的建立，洪秀全被奉为天王。权力至高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洪秀全因为贪图享乐不求上进。导致了他的野心逐渐的被磨平。因为天津政变导致他开始怀疑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他怀疑石达开想要贪图他的权利。于是想要疏远他，想把他除掉。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可以继续高枕无忧...
答：一、天京事变发生，石达开出走，家属被杀。在1856年时候，太平天国发生了事变，当时东王杨秀清被杀，东王也受到牵连，当时事变发生的时候石达开正在前线打仗，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寻孙赶回去阻止，但是为时已晚，不仅没有阻止事件的发生自己还被诬陷是同伙，所以不得已离开了京城，但是他的家属却全部被杀了。从...
答：石达开为什么要出走 (一)究竟是“远征”还是“出走” 对于石达开率领大军离开天京一事,在太平天国文书中称为“远征”,但是近年来诸家著作中则多称为“出走”。用词的差别绝非小事,因为词义有褒贬之分。通过
答：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天王洪秀全作为政权方面的最高统帅，本人称“万岁”、称“朕”，他的长子也要称“幼主万岁”、称“救世真圣幼主”，天京变乱后，洪秀全便对石达开百般猜忌，重用两个兄长为安、福二王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不愿受制于人，率兵出走。石达开1857年6月2日出京，至1859年1月3日攻克...
答：当时，石达开虽然被洪秀全招回了朝中，并委以军政大权。可实际上，这是洪秀全为了能够控制石达开的一个必要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在石达开回朝不久，便陷入了“留城中不使出”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理解石达开为什么要出走了。这样的原因，在于短时间内，石达开虽然可以凭借着自己...
答：洪秀全秘密派遣北王韦昌辉，率军进入东王府，诛杀了东王以下近两三万人。后来，为了控制局势，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请来了石达开处理政务。但是，洪秀全对石达开并不放心，直接派遣自己的两个哥哥，不时地监督石达开。石达开为了不被洪秀全诛杀，只能率兵出走!由于战略失误，最后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被诱杀。
答：他在给洪秀全的信中说：“臣虽西奔，仍为天朝戮力。苟得川、滇、黔、湘之间，扬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太平 天国野史)他在《石达开出走告示》中说：“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 主恩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都表明他的西征是顾全大局、避免火并的忍让行为。他选择 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