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节度使在唐的地位作用
唐末北方的几大藩镇中，朔方（灵州）节度使是除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汴州节度使朱全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之外的京西北较为重要的藩镇势力，对唐末的政治格局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无一例外，上述四大藩镇，后来都演变成家族世袭的藩镇。尽管灵武节度使从实力上来说不如以上三镇，但由于灵州所处于西域、河西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上，加以朔方节度使管内蕃汉各民族狡杂，又是唐王朝的西北边境重要的屏障，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因此，灵州也是晚唐地缘政治角力中一股不容各势力忽视的力量。正如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所言：“朔方军统摄辽阔……故有外御、内卫之双重作用。朔方一军遂为唐代中叶大局之擎柱，统督所及，东拒黄河(今陕西山西界)，西抵贺兰，西南兼河曲至六盘，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缘，北有河套至碛口，关内之地除京兆府及同、华、岐、陇四州，皆统属之”[①]“灵武既为西北华夷交通之枢纽，得为京师之屏障，唐中叶以后，尤为西北交通军事之第一重地”①。
自唐僖宗中和年间发生黄巢之乱后，朔方军中的将校韩遵开始出任灵武节度使，出现在晚唐的政治舞台之上，迄至五代，灵州几被韩氏的世袭势力统治几达五十年之久。但正史中既无《韩遵传》，文献资料中韩遵出任职灵州节度使的时间又难以确定，使近代的历史学家们推测在韩遵之前还应有一位韩姓灵州节度使，认为此韩某可能是韩遵之父[1]。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几件敦煌文献及碑刻资料，对韩遵任灵州节度使的前后事迹做了一考述，希望能解开一些历史疑团。
一 韩遵出任灵州节度使的时间考
正史中首次出现韩遵任灵州节度使的是《新唐书·地理志》：景福元年（892），灵威节度使韩遵表（定远城）为警州。虽然韩遵出任灵州节度使的时间正史无明确记载，但肯定在892年之前。在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中引用《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的资料（“景福中，太尉韩公创修广福寺”），认为光启三年（887）至大顺元年（890）朔方节度使为韩某。又引用《新唐书·地理志》及《唐大诏令集·钱翃赠韩遵太尉文》：“故灵武节度使韩遵，绪承三杰，勇抗万夫”考证大顺二年（891）至光化二年（899）朔方节度使为韩遵。吴氏的结论是“以《唐大诏令》、《宋高僧传》合诸书考之，光启后，灵武为韩氏所据，如夏绥之李，泾原之张。”在结论中，吴廷燮暗示韩某与韩遵之间有承绪关系。随后，在郁贤皓先生所编的《唐刺史考全编》第二编“关内道、灵州条”中认为：“约光启至大顺间，灵州节度使为韩某。”并引用吴氏《方镇年表》，以为此韩某乃韩遵之父。郁先生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超出吴廷燮的观点，但郁先生详细地考证了在韩遵之前任灵州节度使的唐弘夫、李玄礼。据郁先生考证：唐弘夫在咸通十二年至中和元年（871—881）任灵州节度使，并在中和元年四月第一次收复黄巢占领的长安的战斗中被杀。之后，在中和年间，《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下》中记李玄礼任灵武节度使。但可能只是以宗室虚领节度使，李玄礼实际上并没有赴灵州任上。李玄礼之后，便突然出现了一位韩姓的节度使。显然，这位韩某若非在中和年间立有较大的战功，是不可能被授予灵州这一西北边疆大镇的节度使的。这位韩姓节度使是谁？又曾经立过什么样的大功？一直是一个迷。
幸赖敦煌藏经洞保存文献之功，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份写于灵州佛教法会上称颂灵州节度使的颂词却有助于解开这一历史之迷。敦煌文书 P．2044V《释门文范》是由僧人抄录的文本，其中的第三件是在某边地（由文中“紫塞”、“黄沙”、“一镇边城”可推知）佛教法会上称颂某太保相公的文辞，文中称太保相公“自国朝多事，妖祲炽兴。选上将之英才，定中原之气秽，悬生人之性命，系社稷之安危”的情形下出任某边镇节度使，有“两收宫阙，皆著殊勋” 的战功及在“况复銮舆再幸，寇逆重生，伪踞皇都，恣为叛背”的情况下又“致万乘廻銮，中兴景运”的功绩。P．2044V《释门文范》第三件通篇文辞虽然有夸大其辞的成份，但其中透露出的基本信息却与晚唐僖宗时期黄巢之乱后“三收宫阙”的历史事实颇为符合[②]。研究学者们也基本上认为这篇文辞写作的地点应在灵州[2]，只是对文中的“太保相公”为谁的判断有分岐（荣新江先生认为是仆固怀恩；孙修身先生认为是张淮深，但明显是错误的）。
笔者认为P．2044V《释门文范》中“太保相公”即为灵州节度使韩遵。现考辨如下：
（1）《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的“府帅韩公”与敦煌文书S．1156《唐光启三年（887）进奏院上归义军节度使状》中的“韩相公”、P．2044V《释门文范》中“太保相公”为同一人。
《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称“光启中，（无迹）传授佛顶炽盛光降诸星宿吉祥道场。法师归本府（灵州）。本府府帅韩公闻其堪消分野之灾，乃于鞠场结坛修饰而多感应。”[3]敦煌文书S．1156《唐光启三年（887）进奏院上归义军节度使状》为光启三年归义军张淮深派三般专使在凤翔参见宰相求取节度使旌节时进奏院给张淮深详细报告求节情况的文书，其中有“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言：‘路次危险，不用论节，且领取回诏，随韩相公兵马相逐归去，平善得达沙州，岂不是好事者。’” [4]敦煌归义军专使往返沙州必经灵州[③]， S．1156中的韩相公，应为灵州节度使，带同平章事号或检校三公，为使相，故可称“相公”。
因此，《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的“府帅韩公”与S．1156中灵州节度使韩某任职的时间（光启中、光启三年）大体相同。
又，《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有“府帅韩公闻其堪消分野之灾，乃于鞠场结坛修饰”之事；而P．2044V有“相公广陈佛事，虔修道场，度僧以福报圣明”、“今虑星神行运，分野为灾，氛祲炽兴，戈鋋再起，所以严修佛事”之事，二者实为一事，均是请僧人进行佛教法会为地方祈福之事。故“府帅韩公”与P．2044V “太保相公”应为一人。
因此，上述三件文献中提到的三位灵州节度使任职时间大体相同可以推断实为一人。
（2）《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的“府帅韩公”、“太尉韩公”与灵州节度使韩遵为同一人
因传世史料的不足，不能直接证明光启年间至大顺年间的灵州节度使韩某（太保相公）与景福至光化间的灵州节度使韩遵为同一人。两《唐书》皆无《韩遵传》，传世史料中仅有韩遵一些零星的记录，目前也未见有出土墓志文献。但敦煌文献P．2044V《释门文范》第三件文书，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历史信息，笔者认为据之可以间接证实光启年间至大顺年间的灵州节度使韩某与景福至光化间的灵州节度使韩遵为同一人。
首先，从检校官衔上看，P．2044V中的相公检校官为“太保”，而《唐大诏令集·钱翃赠韩遵太尉文》中韩遵死后被册赠为太尉。由太保升太尉，应是给同一个人的加官，才符合当时的制度。因为唐藩镇节度使是差遣官，并无品秩，常以所带检校官衔来显示官资之尊卑，而检校官衔则是有一定的进阶顺序的[④]。在晚唐僖、昭以降，藩镇强盛，太尉这一武职称号日益受到尊重，太尉在太保、太傅之上，仅次于太师[5]。藩镇节度使检校官由太保至太尉为加官。
其次，从《唐大诏令集·钱翃赠韩遵太尉文》中看韩遵的生平事迹：“绪承三杰，勇抗万夫”、“握善阵之沉机，贯用伐之秘策”是赞其武功智谋；“绝编户之于役，抚诸戎之允怀。牧马虽多，罔侵吾土”，是褒其在灵州的善政，有保塞安边、使少数民族归顺之功。“中权未衰，内寇难遏”则暗示韩遵有平内寇、扼内乱之军功。但缺少细节信息。
P．2044V中“太保相公”的功绩就比较具体。文中“自国朝多事，妖祲炽兴。选上将之英才，定中原之气秽，悬生人之性命，系社稷之安危”之句指中原发生黄巢之乱。此“太保相公”此时应在朔方军中为将，在平定黄巢的叛乱中立有战功，即下文中所言“两收宫阙，皆著殊勋”之功，指中和年间二次收复长安的战功。查《资治通鉴》、两唐书《郑畋传》、《朱玫传》、《僖宗纪》，在唐军二次收复长安的战事中，均有朔方军的参与：
中和元年，正月，凤翔节度使，郑畋约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二月，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以程宗楚为副都统，唐弘夫为行军司马。唐弘夫在龙尾陂大败黄巢部将。四月，唐弘夫等多路唐军进攻长安，程宗楚、唐弘夫攻进长安，但被黄巢反击，唐弘夫被杀。
中和三年，四月，李克用与诸道唐军攻进长安，黄巢败走，唐军收复长安。杨复光露布报捷中称 “十道齐攻”、“收平京阙，三面皆立大功”，其中应有朔方军。《新唐书·朱玫传》：“（中和三年），诏益灵（州）、盐（州）军予邠宁节度使朱玫，拜河南都统，屯中桥。贼平，（朱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以证明，朔方军是参与了第二次收复长安的战事的。
“太保相公”因军功而被授朔方节度使，应在中和三年五月之后[⑤]。即P．2044V文中所言“固命太保相公，登坛场，授旄钺。荣从衣锦，便统旌幢。一镇边城，累经星岁”。朔方节度使平内寇、扼内乱之军功应当是指：光启二年，田令孜欲讨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朱玫的静难军与鄜、延、灵、夏军保沙苑，却被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击败。僖宗再次出奔兴元，朱玫则伪立襄王李煴为帝，P．2044V文中的“况复銮舆再幸，寇逆重生，伪踞皇都，恣为叛背”即指此事。而“太保挺赤心而向国，金石不移；指白刃以戡凶，机谋闇设。果得独徒自弥，朋党潜销。致万乘廻銮，中兴景运”应是唐军征讨朱玫、平定朱玫之乱中朔方军也立有军功[⑥]。从P．2044V文中“凤衔丹诏，写赳赳之英资；麟阁图形，彰永永之勋业。九重之天书远降，一人之圣旨并临”可以推知在光启三年之后，朔方节度使可能被授予检校太保的官衔。即文中“自统藩镇，惠化叶和，位极上公，宠荣无对”之语。
郭子仪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救唐朝大厦于即倒的功勋。“安史之乱”是唐朝最致命的打击，使一个貌似强大、盛况空前的唐朝几乎倾覆，唐朝的几十万中央大军不堪一击，唐明皇李隆基出逃成都成为流亡政府，太子李亨被大臣百姓们留在河朔之地肩负收复长安的重任。也是乱世出英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郭子仪横空出世，以河朔之军担当起匡扶社稷的大任，成为一代安定天下的名臣。
郭子仪的功勋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平定“安史之乱”，安禄山出兵反唐时，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因是安禄山的近亲而被撤换，郭子仪由朔方右厢兵马史、九原太守接任节度使，掌管一方兵权从而东征西讨，奋力收复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把一个游击太子李亨接回首都做上皇帝，所以李亨感激不尽地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可见国难思良将，也是流亡君主的一派由衷之情。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代宗李豫把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小两口吵架互不相让，郭暖一时口出狂言：“你别摆公主的臭架子，别忘了你爸爸这个皇帝还不是靠我父亲当上的，我父亲不希罕做皇帝。”公主赌气向皇帝李豫告御状，而李豫这个岳丈人却很会和稀泥：“这事你小不知事，若是郭子仪想当皇帝，这天下就不是咱们李家的了。”郭子仪知道后马上捆绑儿子向皇帝负荆请罪。李豫却说：“小两口吵架的话何必当真，不痴不聋，不做家翁。”李豫一付通情达理的老丈人的样子。郭子仪的第二大功劳就是平定内乱，安抚社稷。“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之势，大一统的形势一去不复返，大半地方不服天朝管，中央政府只是享有统一的名分。而且这些掌管重兵的军阀还向唐朝要官品、要地盘，这时的唐朝危机四伏、祸起萧蔷，后院子总是火光冲天，没有一时的安宁。郭子仪就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救火队员，左突右挡，平定内乱，勉强维持着唐朝的表面统治。比如当时的重臣仆固怀恩，因不满朝廷对他的安排，三年内两次勾结吐蕃、回纥合兵扫荡中原，都是郭子仪临危受任，几乎是靠一己之力化解了险情，弄得皇帝感激涕零。其三是挡住了吐番、回纥、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入侵，加强了边疆重镇的防御，几度击溃了外虏的入侵，使“安史之乱”以后不堪一击的唐朝统治得以维持国土。郭子仪由于平定“安史之乱”等功勋，成为当时最显赫的重臣，当朝给予很高的荣誉，封藩赐王，身兼数职，享有最高的官禄。史书上说：“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者甚众。”
郭子仪这样圆满的结局是令人羡慕的，试想一个功高盖主的人，能走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一怪圈能有几人？能够功高而不败落、位极而不犯众、权重而不招祸，善处官宦，全身而退的能有几人？郭子仪是少许几个得以善终的勋臣。
其实郭子仪的经历决不像其盖棺定论那样美满，也经历磨难和曲折。“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最猜忌地方拥兵的重臣，他们用郭子仪平定内乱，又担心郭子仪拥兵自重，夺取他们李家的王朝。因而在任用郭子仪上也一再矛盾，用，担心郭子仪拥兵自重，不服天朝管；不用，又内忧外患，无人堪担大任，所以郭子仪也有三次废除兵权的经历。第一次罢兵权是在公元759年，当时还处于“安史之乱”的中后期，安禄山虽死，但史思明受降之后再次反唐，东都洛阳沦陷，河北、山西、河南大片失守。这一关键之时，肃宗李亨却听信宦官仇士良谗言罢除郭子仪兵权。不久有人说天下未平，不应置郭子仪于散地，肃宗李亨想再次起用郭子仪，还是被仇士良所阻。直到762年太原、绛州(山西河津市)发生军变，动乱危及社稷，才启用郭子仪安抚。当时郭子仪觐见病危的皇帝，李亨说：“河东之事，请你全权处理。”郭子仪得此“上方宝剑”匆匆处理乱局，刚刚安定局面，不久又被罢免了兵权。第三次启用是在763年，这时“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由于边防重兵都调入平定“安史之乱”，广大的边防线非常空虚。这一年，吐番入侵中原，兵临城下，代宗李豫逃出长安，一片混乱。这时又想起了郭子仪这个“救命稻草”。可此时郭子仪久不掌兵权，树倒猢狲散，部将均已离去，只纠集了20余人，匆忙集合散卒，招募兵马，于长安城外虚张声势，搞疑兵之术。好在吐番只稀罕掠夺财物，没有长期治理之策，很快撤离长安。这样郭子仪才收复长安，迎接新皇帝代宗李豫回来，李豫深表歉意说：“没有早启用你才导致如此的动荡局面。”
可见，郭子仪这三次起落，基本上处于“安史之乱”时期，按理说正用得着郭子仪这条“老走狗”狩猎，怎么可以豢养起来？皇帝的逻辑是怕郭子仪拥兵割据一方，刚刚除掉安禄山、史思明这两只豺狼，又亲手培植出一只更为难训的猛虎。这就难怪皇帝为什么总是轻信奸臣谗毁忠良，那些直臣、忠臣总受迫害？其实这就是封建帝王的猜疑心理，他们心里怕鬼，猜疑在先，才听信谗言。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换成苏轼文诌诌的话就是“木必先蠹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不信任和防范重臣，开拓疆土的皇帝还能够放手为其所用，让这些大臣为他们家王朝买命。而到了“安史之乱”之际，唐朝的皇帝被这些割据一方的重臣害苦了、吓怕了，那敢再放任郭子仪这样的重臣。这时唐朝的统治者开始信用宦官，战区用宦官做“军容监察使”，其目的就是防范监督这些战区司令官们。统治者认为净身的宦官还能传宗接代，不会为后世谋取江山。况且奴才总是听话、为主子尽忠，就是叛逆也翻不起大浪。这样想来，郭子仪被赋闲在家已是万幸中的万幸了。
郭子仪也确实是一个十分晓事、深谙皇帝心理而守规矩的“老走狗”。他忠恳谋国，总是在国乱当头临危受命，不遗余力地救皇帝于水火。一旦产生猜疑，我就挂印归朝，全身而退，毫无怨言，不留任何猜疑的尾巴。你看759年，肃宗李亨让郭子仪回朝，以李光陛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众将不服，欲拥兵强留郭子仪。子仪谎称为宣旨的中使饯行，结果中途跃马而去，孑身归朝。可见郭子仪淡泊功名，坦然面对去留，而且总是让位让权。他曾先后让权于他的后任者李光陛和朔方偏将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后马上提出中原裁军，要求先裁自己的部队，由河南重地移师西北戊边。其实，处在同一时期的蕃臣都很难处，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陛也是出自朔方名将，与郭子仪一同制服安禄山，后期郭子仪被解兵权，由李光陛接任，南征北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之臣。但由于惧怕遭朝廷近臣谗毁，不听朝廷调动，在后期朝廷面临吐番入侵的情况下，观望不前，没能赴难救驾，最后忧郁而死。仆固怀恩本来是郭子仪手下的一员偏将，朝廷因为猜疑扶持他接任郭子仪，在评定“安史之乱”特别是后期剿灭史思明的战争中，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家族有46人捐躯，有两个女儿远嫁回纥首领，贡献给唐朝的“和亲政策”。仆固怀恩虽然勇猛无比，却没有郭子仪忠诚，他从朝廷对待郭子仪之中已看出苗头，知道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就没有他作用了，打起了玩寇自重、树立异己、拥兵一方的算盘。所以他极力将史思明投诚的旧将推荐为河北重镇的节度使，与他们搭帮结伙，还拼命拉拢勾结吐蕃、回纥、不丹等国，形成自己的势力。这样的豺狼心态怎能满足于朝廷的待遇，直接质问皇帝对他的不公，干脆打出反旗，成为引吐蕃、回纥攻打唐朝的反臣。可见不用郭子仪而江山动乱，险些断送唐朝命运。唐朝的衰落自然是“安史之乱”造成的，但闲置郭子仪而用人不当也是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唐朝的中兴大业。想想不用郭子仪只是个人的去留，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却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遇，这些个人际遇和国家命运的联系总令人感叹不已。
说实在的，郭子仪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安邦定国的功勋，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功高盖主，又能善处其变，名则保身，处乱世而不倒的个人品行和大度处世的魅力。郭子仪在官宦险恶的境况里，重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不起事端，不陷是非之地。当时仇士良、元载、程元振等朝内高官，都猜嫉郭子仪，向皇帝说了不少郭子仪的坏话。郭子仪总是君子气度，不与争论，不结宿怨，用自己忠勤报君的行为化解险情，善处之间。他对待迫害其最深的仇士良总是坦然处之，以德报怨。一次，仇士良请郭子仪吃饭，别人告诉他是鸿门宴，凶多吉少，都阻止郭子仪赴宴。但郭子仪却认为我是朝廷重臣，没有皇帝的旨意谁敢加害；若是皇帝的旨意又怎能回避，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付磊落浩然、生死以赴的气慨。结果只带几个贴身侍卫赴宴，弄得仇士良吃惊为什么如此轻车简从？当得知事由之后，仇士良都拜服在地，赞赏郭子仪是长者风度，结果不但化险而且服人之心。还有那年郭子仪在外边为唐朝南征北战，家中的祖坟被掘墓了，满朝大臣都认为是仇士良所为，担心郭子仪愤而起兵“清君侧”，又将闹出一场浩劫。连皇帝李豫都陪着小心地抱歉没有看护好郭家的祖坟。结果郭子仪却老泪纵横地说，老臣长年带兵征伐，不知毁掉多少人家的祖坟，这次轮到别人挖我的祖坟，也是老天报应，怨不得别人。一场轩然大波被郭子仪的达观气度所化解。这样忠诚谋国的老臣，怎么可能被谗言毁掉，因而能够立足于权力斗争的怪圈之外，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几个例外。
但郭子仪这种化解厄运的方式消耗了很多的智慧和体能，不仅是他个人官宦命运的起伏，更影响到社会进步发展的进程。试想如果皇帝至始至终信用郭子仪，至少“安史之乱”能早平定4年，不会出现后来史思明又一次的反戈一击的第二次灾难；也不会出现用仆固怀恩代替郭子仪，从而养患遗害，直接造成了其后更为严重的藩镇割据之势。那样，我们引以骄傲的唐朝就不会那么早地衰退，中华文明就会更为绚丽夺目。可惜历史重来没有这种假设，国家的衰退和民族的劫难，都归咎于统治者用人的错误。在封建“家天下”的体制下必然导致“用人而疑、功臣难处”的怪圈，这种错误就像诅咒成为一种阴暗晦涩的轮回，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防范和剔除的弊端。
朔方节度使驻地在灵州（治回乐县，故址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朔方节度使创建人是唐玄宗李隆基，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十月六日，置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使，作为节度使方镇名，有时简称朔方，史书上也称灵盐、灵武、灵州节度使。朔方节度使住地灵州古城，也由此被称为朔方，或灵武（灵武郡）。开元十年（722年）四月已亥，四月二十二日，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宰相张说为首任朔方节度大使。（白述礼著《大唐灵州镇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167页）宁夏大学教授白述礼著《大唐灵州镇将》一书考证，有唐一代，总共约有113位镇将镇守灵州，包括灵州总管、都督、大总管、行军大总管、大都督、朔方节度使。亲王任朔方节度使称为：朔方节度大使，并不出阁，如李浚即李亨后来的唐肃宗。重臣名将也有称为朔方节度大使者，如张说、王睃。唐朝朔方节度使约有70位。其中，先后担任过宰相的朔方节度使就有张说、王睃、萧嵩、李林甫、牛仙客、郭子仪、杜黄裳、杜鸿渐、李光弼、李怀光、仆固怀恩、浑瑊、崔宁、侯固、唐弘夫、韩逊等十六人之多。（白述礼著《《大唐灵州镇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1]朔方节度使统7军府；领6州；三受降城；后又兼领关内支度营天田使、关内盐池使、检校浑部落使、押诸藩部落使及闲厩、宫苑、监牧使、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六城水运使等。管兵64700人，马4300匹，辖境相当今天宁夏全境、内蒙古河套南北地区、陕西北部、甘肃一部。
答：朔方节度使，又称灵州节度使、灵武节度使、灵盐节度使，是唐朝在今西北地区为防御后突厥汗国设置的节度使，天宝十节度使之一。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十月六日置。朔方节度使治所在灵州（故址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宰相张说，为首任朔方节度使。唐代朝廷派到灵州...
答：722年,玄宗设朔方节度使,张悦为首任。由于唐朝尚未进行政治中心东移,都城位于关中长安,所以重视对西北的经营,朔方军由此兴起。 一、军强而君疑 朔方军的设立,本意就是为唐廷镇守西北疆土,防范突厥,兼预吐蕃。在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之前,安禄山凭借对年老昏聩的唐玄宗巧言令色,卖萌哄骗,成功获得玄宗信任,身兼平...
答：节度使：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惟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唐纪二十六有载： 唐睿宗景云元年，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
答：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即节调度的军事长官，初设时负责管理调度军需的支度使，同时管理屯田的营田使，主管军事、防御外敌，唐朝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到唐朝后期势力大大加强，已经到独揽大权的地步，举例唐玄宗时期边镇...
答：唐朝的节度使是相当于现在的地方性军区，换句话说，唐朝的节度使是之所以能够造成为割据势力，主要由于它的兵力雄厚，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惟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节是当时一种...
答：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设置了十大节度使，可以更便于保卫大唐边疆地区。十大节度使分别是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五府节度使。节度使有兵权而无财权与地方管理权，但后来朝廷逐渐失去了对节度使的控制。各节度使为了争夺地盘...
答：1、节度使 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惟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2、观察使 官名。唐代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
答：陇右和河西毗连，开元二十六年李林甫以陇右节度副大使兼河西节度使。天宝五载以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节度使。同年，王忠嗣以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一身兼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天宝末安禄山即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起兵反唐。3、初，节度使皆用名臣...
答：节度使则是指的个人，所谓“节度使”，节指的是官员受命时皇帝赐予的旌节，这象征着皇帝将掌管地方军政的权力授予官员，而度则是指节度使可以自行调度，便宜行事。节度使也就是唐玄宗将权力更多的交给自己信任的大臣！比较出名的有安禄山，王忠嗣……说起安禄山，就不得不说他的聪明才智，虽然其出身寒微...
答：朔方节度使，又称灵州节度使、灵武节度使、灵盐节度使，是唐朝在今西北地区为防御后突厥汗国设置的节度使，治所在灵州，统兵六万四千七百人。开元十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宰相张说，为首任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 ，是唐朝在太原府设置的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