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海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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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经济建设当中，那种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建设使得一座座新的工厂树立了起来，经济发展了，但与此同时，大量良田被占用，森林被砍伐，河流被污染，没有人注意到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初步觉醒，开始出现了生态诗的创作，但当时基本上还处于零散的、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全面投入地在中国大陆开始并始终进行生态诗创作和评论研究的，应该说，华海是第一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华海就已经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他先后发表了《喊山》、《白鹭》、《湖心岛》等初期生态诗作品。进入了21世纪以后，很显然是因为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华海生态诗的创作和评论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新世纪以来，华海和国内外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和批评家就生态诗进行过交流，他对生态诗的实践和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方面，而且体现在理论的建构方面。不仅在省级和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生态诗，组织和参与了许多生态诗的活动，而且在几年内连续出版了《当代生态诗歌》、《华海生态诗抄》、《生态诗境》、和《敞开绿色之门》等几本生态诗作品和理论专著，可以肯定地说，华海在生态诗的创作和生态诗理论的建构方面的成就都是卓尔不群的。
尤其是2008年5月17日在广东清远召开的“生态与诗歌暨华海生态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各界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生态批评国际性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会长、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斯科特·斯洛维克这样评价这次会议：“它让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我们周身所处的环境会因为我们的共同努力而变得更加美丽。”当代中国著名诗评家、扬州大学教授叶橹先生说：“据我所知，华海提倡生态诗歌，是国内最早提出的这一课题，这个研讨会专门研讨生态与诗歌的关系，具有首创性。”
2009年8月16日，华海参加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和其他生态诗人共同决定成立了“中国生态诗歌团队”。由此，华海已经不是“一个人走”了，在华海的影响下，许许多多的中国大陆诗人和作家正在积极地加盟到生态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并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重大的影响！
略论华海的生态诗
熊国华
华海，原名戚华海，1963年生于江苏扬州。1983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现为扬州大学）中文系。1993年移居岭南，曾做过教师、电视人，现为广东连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他在大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1989年出版诗集《燃烧的眼睛》（五人合集），参与组织“扬州诗人角”活动；后又出版诗文集《一个人走》（2001）、诗集《华海生态诗抄》（2006），以及诗评集《当代生态诗歌》（2005）、《生态诗境》（2008）。在《诗刊》、《星星》、《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作品》、《中西诗歌》、《绿风》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各类作品3000多篇，入选多种选本，并获奖20多次。近年来，华海致力于生态文学的写作与研究，在《清远日报》开设生态诗评论专栏，已经评介了100多位诗人的生态诗歌。他倡导的生态诗观和创作的生态诗得到众多诗人、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强烈反响，2008年5月18日，来自国内外的数十名专家、诗人云集清远市，举行了“生态与诗歌暨华海生态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大会论文集《敞开绿色之门》。2008年2月11日春节期间，香港凤凰中文台对华海进行了生态诗歌现象的专题访谈。2009年8月15日华海应邀在北京大学主办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亚洲跨文化论坛”发表《生态诗歌——对自然的联接、体验和梦想》的论文演讲，并成为“世界生态文化组织” （WEO）创会成员。
早期创作：一个人走
至目前为止，华海的诗歌创作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为早期，以2001年11月出版的诗文集《一个人走》为代表作。这部书是华海20年文学创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以“独立的写作姿态并寻找个人话语”的过程，侧重于个体生命的体验与沉思。从诗歌部分的内容来看，华海像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不乏理想和爱情的抒写，但更多的是写自然景色、四季变化、动物植物、历史文化、乡居生活、风土人情，在日常生活事件中渗透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尽量避开一些流行的政治话语和公共话语，并力求摆脱现有诗歌模式的影响，运用个人话语来表达诗性体验，展现出独立的个人写作姿态。
对自然与生命的关注，是华海诗歌创作的中心命题，这在早期的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在《白鹭》一诗中，“猎人的枪管/在那片长草丛晃动/白鹭没有预感/漫步小塘的水面”，因为“白鹭的心思/只在自己的倒影/长喙蘸水/梳理纯净的羽毛”，对于隐藏的危险没有丝毫感觉，然而，猎枪终于“爆响”，白鹭的安闲优雅，与人类的杀机形成鲜明的对照。诗人不动声色地展现了人类对动物随心所欲的杀戮，为动物的生存担忧。这种担忧是排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而从生态整体主义来审视问题产生的一种深层的生态忧患。
在华海的眼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山，也同样如此：“山有时睡有时醒/醒的时候/想说话//山的声音/灌进樵夫的血管/他站在峭崖上/喉咙里跳出/一条弓形弧线//弧线被优美地/弹了回头/樵夫就倚着老松/想远处/也有一个樵夫”（《喊山》）。这首诗写得极有灵性，“山的声音/灌进樵夫的血管”，自然的声音与人的生命溶为一体，又化为人的声音，从“喉咙里跳出/一条弓形弧线”，而且还被优美地“弹了回头”，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纸鸽》也同样如此，“从剪刀下孵出一只鸽子/画上两滴黑眼珠/它就活了//一张平凡的纸/有了呼吸/有了浮动的白羽毛/有了咕咕咕的蔚蓝色的啼鸣/天空由于想象的飞翔/开始生动”。诗人把人的生命、情感和灵魂，投射进纸鸽，赋予纸鸽以飞翔的生命，甚至鸽子在天空飞翔的时候，还会忆念“忍痛剪下的废纸/正在灶膛里/挣扎着火焰的翅膀/渴望着飞”。剪纸的人、纸鸽、真实的鸽子、天空、甚至剪下的废纸，在诗人的眼里都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有着互为依存的关系，凸显出飞翔的欲望，十分让人感动。可见生态整体观，给诗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并不影响华海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审视。他写《鱼纹陶盆》、《太白之月》、《“扬州八怪”志》等历史文化题材，也写《收鸭毛鹅毛的女人》、《春天的农业》等现实题材。在这类题材中，华海最引人瞩目的作品是《中国血》。他从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感悟到“最不值钱的是血”、“最值钱的也是血”，从逐日的夸父、自刎的霸王到狼烟白骨的疆土，从投江的屈原、盛唐的彩釉到清宫的胭脂，无不渗透着各种各样的血。诗人以凝重的笔触由“血”切入中国的历史文化，对“血”流出的历史长河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上游，漂下许多威严的王朝/风吹浪打，皇冠逐渐破败、沉没/那条拖着大清帝国的长辫子/像冰冷潮湿的蛇尾/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缩进古大陆的黑洞穴”。面对血流成河的事实，有人十分淡漠地“端着茶杯赏黄花”；面对封建王朝“玩弄鲜亮的血吸吮鲜美的血”，仍有人“把血浪排列成兵马俑的循规蹈矩/贞妇挨着孝子孝子倚着忠臣/一个个沉默为方块汉字”。诗人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的劣根性——麻木与奴性。然而，诗人更期待“醒着的血”，大声呼唤“醒着的血在峭崖绝壁/耸起脊梁，纵身一跃/便是飞流直下的瀑布”。如今，“泱泱华夏的血/涌到这出海口已经没有退路”、“大鹏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飓风呼啸着从南太平洋登陆/中国血啊，涌到这凶险和机遇/豁然敞开的入海口/已经——没有——退路”。这首诗最成功的地方，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提炼出“中国血”这么一个蕴含了多种历史文化对立元素的复合意象，以此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血的流向、黄河的流向、历史的流向融为一体，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以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改革开放新时代到来的强烈呼唤。全诗立意高远，大气磅礴，悲壮雄浑，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华海早期的诗歌创作，广泛吸取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歌，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养分，同时受到中国当代朦胧诗、口语诗的影响，很多诗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和探索性。可喜的是他注意到诗歌的语言特质，推崇诗歌的“三维世界”（即现实世界、幻想世界、语言世界），逐步探索基于个体生命情感之上的个人话语和个人风格，同时追求诗歌的美学价值，并创作出了富于生态意识的《喊山》、《白鹭》等诗歌，为后来转向生态诗的创作在思想观念和艺术技巧上奠定了基础。
近期创作：走向生态诗
2002年以后，华海开始有意识地转向生态诗的创作。促使其转型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生态危机的现实，尤其是2002年末至200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促使他比较深入地探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并引发生态危机和坏境灾难的内在根源。二是个人创作的转型，他感到自己的中年写作“应当由个人立场、个人姿态、个人话语介入当下公共社会”，对于日益紧迫的生态问题不能不引起关注，而且应当以诗歌的形式作出回应。三是生态诗歌零散化的现状，十分有必要加以搜集、推介和评论，从而形成自觉的生态诗歌写作与批评，这是诗歌创作的内在需求和时代趋向。华海坚信生态诗歌应当成为新世纪最具活力和价值的诗歌形态，开始全力创作、搜集、倡导和评介生态诗歌。
华海是我国生态诗歌的先行者，也是极少数能在创作上贯彻自己的诗歌理论，并用生态诗歌理论指导、评介他人诗歌创作的优秀诗人和诗评家。他发表的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生态诗歌，主要有组诗《澄明之境》（《诗刊》2006年2月号）、《自然的回音》（《诗刊》2007年3月号），并先后在《星星》、《中西诗歌》、《诗歌月刊》、《诗潮》、《作品》，香港《文汇报》等刊物上发表生态诗200多首。 2006年9月他出版了《华海生态诗抄》，这是“中国第一部个人生态诗集”。
华海认为生态诗不等同于传统的抒写自然的诗歌，也“不是简单的生态加诗歌”，而是一种体现生态思想和美学追求的创新的诗歌。生态诗歌可以从正题和反题两方面展开，“正题是借助语言的梦想回到自然并重构自然和人的关系；反题是现代性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警醒”。因此，他的生态诗首先表现在对竭泽而渔式的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以及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忧患警示。在《突然听到大山喊疼》、《工厂，踞坐在河对岸》、《窗外，飘来怪味》、《来历不明的粉尘》等诗中，诗人对人类的滥砍滥伐、过度开采，以及追求工业利润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现象进行了批评谴责。在斧锯盗伐的疯狂里，在放炮采矿的坍塌中，诗人在深秋半夜“突然听到大山喊疼/疼的满山岗的石头/在呼叫、打滚”，这当然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凸显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而“踞坐在河对岸的工厂/喝一口饮马河水/吐一嘴粉尘和烟/黑的怪味的烟弥漫在水面”，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最终让患了肺癌的老三爹含恨“离开了这个——/住了七十年却已不认识的/村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工业文明，日益蚕食着人类自身的家园，大自然也在人类为所欲为的榨取中变得面目全非。“我们向前逼近/大山向后退去/这乌亮乌亮的铁轨/恍惚凌空而起 像两支箭/尖锐地射向自然的深处//嗖嗖的 突然感到寒气袭来/感到最后被射穿的/却是我们的后背”（《铁轨，穿过风景线》）。如果人类继续肆无忌惮地毁坏自然生态，最后必将导致自身的灭亡。诗人在《悬崖上的红灯》中，用象征性手法向人类“欲望号”快车发出了严重警告。
华海的生态诗有一种“澄明宁静”的境界。这种境界既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也得力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生态诗除了具有对现实中反生态行为的批判警示功能之外，还应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华海试图通过诗歌语言的梦想回归自然，重整已经被破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复活和再造一个整体性的诗意世界”。在他的生态诗中，自然不再是被征服和占有的对象，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和圣洁的殿堂。人不是大自然的中心和主宰，而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物，生态整体中的一员，跟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关系。人应当敬畏自然，敬畏所有生命，“让一股升腾、膨胀的欲望火焰/在湖水中慢慢熄灭 归于天地之静/这静，可是事物间永恒弥漫的感应”（《天湖》）。他“宛若谦卑的石头/用肌肤里的血液 触摸莽莽林海的/气息 和宽广的体温”（《秋光》），在静寂中体验“溪水环流 木叶在四季轮回”（《向晚》），在山区的夜晚感受“雷雨的悲喜循环”（《雷雨》）。他用心灵与自然万物进行交流，甚至听到“一滴水在山林的隐秘处行走/在雪松、云杉和无数野花草的肺叶里行走/一滴水、一滴水、又一滴水，水的交头接耳/汇成一座/青山的倾诉，繁华而单纯的倾诉”（《把笔从笔架河中提起》）。诗人在这里揭示了天地万物是一个生态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而人与万物也应当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只有远离尘俗的物欲和都市的喧闹，在静寂中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奥秘，感受物我两忘的境界：“静谧是两片透明的羽翼/垂落 小风努起嘴唇/吹弹弦响 意味幽凉/浑然相忘于即刻与过往”（《初冬》）。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像那喝醉酒的守林老者/在任意一棵树下沉沉睡去/那会儿，便有一朵紫红色的花/在旁边平静而执拗地盛开 并把/清鲜的花香 一直送达睡眠的深处”（《山气》）。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澄明之境”，也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诗意栖居”的境界。
作为生态诗人，华海是一位充满灵气和智慧的诗人。他发现“山有时睡有时醒/醒的时候/想说话”（《喊山》）。他还能“听到暗处叶子们的私语”、“大山深处怦怦的心跳”（《霜迹》），感受到“一场山火的遗址/裸露的树根 炭黑的山体/弥漫巨大的隐痛和空虚”（《林中路》），体验到万物的“悲喜循环”。他用一颗生态的心灵与自然万物相沟通，所谓“心有感应 大风就起了”（《起风》），这是“事物间永恒弥漫的感应”，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感应”，也是原始人类与生俱有的与天地万物密切相通的感应，只是现代人类与自然疏离隔膜，才使得这种感应日益退化了。生态整体主义认为，大自然是有生命的，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巨大而又精密的生物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密切联系互为依存的，生物链上的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它生物而产生连锁反应。这或许是这种“感应”的科学依据。
华海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打开心灵和所有感觉器官与万物沟通，以平等的心态和身份与万物对话，体验大自然的喜怒哀乐，想象动物植物的思维和生存方式，并力图用一种原创性的诗歌语言呈现事物的生存状态，从而形成一种“有生态意味的形式”。他的诗歌生命，来源于大自然的生命；他的诗歌灵气，来源于天地万物的灵气。这使得他在生态诗歌的意境、语言、技巧和形式等层面都有所创新，作出了具有探索性和美学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