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盛衰

经济情况：
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也是英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当时英国的经济占到了全球的70%。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发明浪潮汹涌澎湃，维多利亚人信仰科学进步，对于工业革命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汽船的出现使得运输和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贯穿东西南北。
政治思潮：
国内的政治斗争的角逐和工人运动的崛起，更是跌宕起伏十分焦灼，而维多利亚女王则恪守着君主立宪制，做女王权力范围内的职责，并称为“维多利亚风尚”。主要有以下几种思潮：
工人阶级 英国的宪章运动：是英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单独的政治活动，目标是彻底进行议会改革，使议会真正代表人民，斗争方式也是激进主义的。
保守贵族 英吉利上等的贵族阶级在失去了一部分本属于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时，他们并不因此而消极地退出政治生涯，而是及时的调整心态，变通一切以求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1832年的改革因其社会发展的局限，“选权断片似的零售似的扩充固然讲不出什么逻辑的道理来，”然民主运动的依次渐进对于英吉利民族的巩固却是极好的开端。1834年皮尔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表示，“托立党应该支持改革，只要这种改革是出于善意，并且对推广现存的制度有益。”这就是有名的“坦姆沃宣言”。
这一时期还形成了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的进步观念，美国的废奴运动正是这一进步思想的体现。

维多利亚时期 从时间上讲,维多利亚文学时期恰好与维多利亚女王1836年至1901年执政期相吻合,这一时段是英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段。 维多利亚执行初期,英国面临着飞速的经济发展及严重的社会问题。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后,国家政权从腐朽没落的贵族手中移向新兴的中产阶级工业资本家,不久,大工业革命高潮迭起,各种科技发明与技术创新为国家经济带来新生力量,如火车、蒸汽船、纺织机器、印刷机器等。英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厂",通过向海外发展市场与剥削殖民地的各种资源积累了大量财富。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全世界的经济第一强国。但在这繁荣与财富下掩盖的是工人阶级的贫困与不幸,为了谋生连妇女和儿童都要受雇到艰险肮脏的工厂矿山去卖苦力。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终于引发了1836至1848年著名的英国宪章运动。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推出《人民宪章》,要求政府保障人权,改善生活与工作环境。运动席卷了几乎所有城市。这次运动尽管在1848年衰落下去,但却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标志着工人阶级的觉醒。 接下来的20年,英国相对繁荣稳定。中产阶级的生活显示出有前途、受尊敬、很富有的特点。人民整体也追求一种热情、自尊、谦逊、爱国的民族精神,而维多利亚女王也正是这些品格的榜样。这时道德与常理这些被浪漫主义时代遗弃多年的主题,又回到了文学主流中来。 但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大英帝国与维多利亚价值观都逐渐走向衰落。在海外英国虽然还是最大的殖民者,有着不可敌胜的经济、军事实力,但它的领袖地位已经开始面临正在崛起的德国的挑战,与美国的竞争也伤害了英国的经贸垄断地位。国内的爱尔兰民族问题悬而未决,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打破了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的政治制衡。维多利亚价值观在世纪末失去了光彩,原先谦和、体面的生活方式也被放纵与挥霍所取代。这种世纪末伤感在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与沃尔特·培特(1839-1894)的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这些唯美主义文学家都极力推崇"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在意识形态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与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过去坚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大厦开始坍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与《人类的进化》(1871)都是动摇了传统信仰的理论基。诗人丁尼生在长诗《悼念》中就明确表述了自己对宗教与上帝的怀疑。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任何事物都要经过实用的检验方可定其价值,由于物质进一步战胜精神。《圣经》与《福音书》等宗教经典都被认为是过时的迷信,或干脆也要接受实用主义的检验。这些观念都使得资本家进一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不再有精神道德上的顾虑。狄更斯、卡利尔、拉斯金及许许多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都极力批驳实用拜金主义,尤其是它对文化道德的贬低及对人类情感的漠然。 维多利亚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自然带有宏大与多样性的特点。它是多侧面而且复杂的从各个角度,包括浪漫的与现实的反映了人民生活中的各种巨大变化,这个时代也诞生了一大批顶天立地的文学巨人。 这个时期,小说广泛流行,繁荣发展。著名小说家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狄更斯、萨克雷、勃朗蒂姐妹、哥斯凯尔夫人(1810-1865〉与特罗洛普(1815-1882)等人。这些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一方面重新倡导18世纪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又肩负起批判社会,保卫人民利益的责任。尽管他们的创作角度与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关心广大百姓的生活与命运,他们为不人道的社会机构、堕落的社会道德、拜金主义的盛行及大面积的贫困与不公深感愤慨。他们作品中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对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唤醒了公众对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的意识。在19世纪末还出现了一位勇敢的女性小说家乔治·埃略特与一个不仅揭露批判社会丑恶现象,还大胆向维多利亚传统道德观发起攻击的文学家哈代。 维多利亚时代还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散文家,如托马斯·卡利尔(1795-1881)、托马斯·B ·麦考和J(1800-1859)、马修·阿诺得(1822-LG88)、约翰·亨利·纽曼〈1801一」1890)、约翰·斯图亚特·米尔(1806一1873)、约翰·拉斯金〈1819一1900)以及托马斯·亨利·哈克斯雷(1825-1895)等。其中许多人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一道揭露抨击社会阴暗面,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创作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事件评述、宗教论文、散文及各种主题的演讲稿,同时他们将英国的散文与文学评论发展到一个新高点。当时最有名的散文作品有卡利尔的《法国革命》(1837)与《宪章主义》(1840),麦考利的《英国历史》(1849-1861)拉斯金的五卷《现代画家》(1843一1860)及哈克斯雷的部分演讲稿。 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具有风格标新、表达立异的特点,尝试这种改革的诗人有罗伯特·布朗宁,他创造了一种诗体小说,即把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方式引用到诗歌中。这使得诗体小说重点,从单纯对故事的叙述向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究转变,使得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带有心理分析的因素。其余诗人,如丁尼生、马修·阿诺得、爱德华·菲兹杰拉德(1809-1883)、但丁·G ·罗塞提(1828-1882)及他的天才妹妹克利斯蒂娜(1830-1894)、杰拉德·M ·霍普金斯(1844-1889)和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思(1837-1909)都在诗歌改革方面大有尝试,为二十世纪的现代诗歌开辟了道路。 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现实与精神。其中体现出的高度的活力,脚踏实地的精神,善意的幽默与无羁无绊的丰富联想都是空前的。在所有文学领域,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为新世纪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世界之巅，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除其之外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英国的富庶已经使新老世界为之瞩目，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历史记载“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从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却开始丧失了，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而以美国和德国最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30%，德国是29%，美国是41%。1890年~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34%，美国是38%。但1900年～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4%，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有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直至今天一直都是这样的，英国一直都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这种富庶更像是一种罪恶，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与时代格格不入。应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的这些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我们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这样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进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被许多成就陶醉了，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想到，它的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它犹豫于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的问题，这对于它的强国地位是十分不利的，这是造成日后被美国迎头赶上的一个潜在隐患。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人才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开始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的改革时代。虽然这些调整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延续已久的积弊，但此时要坐回全球老大的位置就很难的，那时英国从全球霸主的位置上退下，但直到今天，英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在世界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并且掌控世界的舆论。一个国家或民族应随时审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优势中存在的隐患会影响全局，英国的教训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