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史观的理论说明我国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
你是说联系还是什么？问题有点模糊。
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它科学应用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矛盾分析方法，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理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展；它准确把握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国情，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导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导向。
拓展了把握社会形态的理论视野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界为环境，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种要素交互作用所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对于社会，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分析。比如，从经济社会形态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亦即社会制度）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区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技术社会形态即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区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信息）社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区分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其中，技术社会形态即生产力发展是基本的和主要的，经济社会形态即社会制度以前者为基础并为其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实质和根本。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自身的身心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社会。历史事实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和谐社会的状态，即社会的各种要素、各个层面相对比较协调稳定。不过，它们是建立在不同生产力基础上的和谐、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和谐，因而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并且存在水平高低的差异。
我们现在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分析，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的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又增添了“社会和谐”这个基本要求。如果说，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分析侧重于从历史过程或纵向的角度把握社会，那么，和谐社会理论不但准确把握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国情，而且从横向或社会总体布局的角度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根本要求。因此，和谐社会理论拓展了把握社会形态的理论视野，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为13亿中国人民指明了一个美好而又可及的共同愿景，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映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和把握社会性质与社会状态的一把钥匙。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阶级对抗特别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那么，是不可能建设和谐社会的。
在我国现阶段，从总体上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应的，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虽然还存在着极少数危害社会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他们同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具有对抗性，但这类矛盾已经不占主要地位。非对抗性矛盾占据主要地位，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客观基础。
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具有必要性。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收入差距、地区差别、利益矛盾、腐败问题、突发事件、环境污染乃至国际贸易摩擦等矛盾和问题都客观存在。倘若任由这些矛盾和问题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和冲突，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是社会矛盾尖锐激化、阶级冲突异常激烈、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过程，我们应避免重蹈这种覆辙。因此，我们必须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未雨绸缪，高度重视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针对性所在。
还应该看到，和谐社会具有历史性。和谐是历史的，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水平的和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差别和矛盾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还不可能实现高标准的和谐。所以，和谐社会理论强调，对现阶段社会和谐的认识不能过于理想化。这也体现了对历史的理性把握，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做历史条件允许的事情。建设美好社会，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需要长期艰苦奋斗。
综上所述，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在科学分析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结果。
弘扬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理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的是为了实现“发展中的协调”。无论发展还是协调，归结起来，都是为了人，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高度一致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它们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理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和环境。它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当代中国的人心所向。
美好生活有待于人们的创造。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主体，也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使人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事情做起，才能大幅度、大面积地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判断社会和谐与否的最高“裁判”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策依据。
体现了处理社会矛盾的科学方法
矛盾分析是唯物史观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一种基本方法。社会矛盾是多种多样的，有对抗性矛盾，也有非对抗性矛盾。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绝大部分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应多做协调、化解的工作，沟通、协商、疏导，兼顾各方利益，而不能采取对抗性矛盾的处理方式。同时，还要反对那些不顾实际后果而一味揭露矛盾、渲染差别、夸大问题的错误做法，因为那样不仅无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剧人们的心理失衡。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主张消灭一切社会差别，也不等于不讲是非，求得一团和气。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和而不同”。“不同”即多样性、差异性，它是“和”即统一、一致的前提和基础。实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我们要实现的和谐是有原则、有是非的和谐。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基本原则，违背这些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和谐不是同斗争相对的概念，它并不排斥斗争。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同极少数危害社会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国外敌对势力讲和谐，相反，只有同他们坚决斗争，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安定和谐；另一方面，即便在人民内部，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好坏优劣依然客观存在，也要加以区分，仍然需要一定的斗争。当然，这里所说的斗争形式是多样的，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和疏导、制止和处罚等等。在人民内部，特别需要注意讲究斗争的方法和效果，并把它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以避免引起对抗和冲突。
在坚持唯物史观处理社会矛盾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党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非对抗性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应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处理社会矛盾。必须把全体人民的主要力量凝聚到发展上来，努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奠定坚实基础，这样才能达到水涨船高、共存多赢的目标。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各种体制和制度，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特别注意维护困难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个阶层的群众和睦相处。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使社会结构理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奠基。对社会结构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并进一步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揭示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及社会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从而在现实意义上正确把握建设和谐社会的方向。
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它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群众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展；它准确地把握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国情，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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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5 向自强 张书军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分析和理论描述中,内在地包含着关于社会和谐的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思想,有助于我们对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作出理性的和规律性的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是以实践为基础和纽带的和谐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过程和实践活动的结晶,实践活动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纽带。
1、社会和谐是人类实践生活的展开形式
社会和谐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和谐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它是实践活动的展开形式。人类实践既是社会和谐的存在方式,又是社会和谐的动态活动过程。人类社会和谐就是在这一存在方式和活动过程中生存和发展的。
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亦即社会和谐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它同社会存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也就是说,社会和谐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本质上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也就是实践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实践既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又是社会和谐本身,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实践本体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以解决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矛盾和社会实践为基础,它既是一种社会理想,又是一种社会实践机制,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结果;它不是静态的、抽象的社会完美模式,而是社会完美的实践目标与过程的统一。
2、社会和谐是人在实践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把握
社会和谐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人类社会的把握。在马克思那里,从实践活动来把握和认识人类社会与以人类主体为坐标系来认识和把握它们是一致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马克思把“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主体”三者等同看待。在他看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人不仅生活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且又不断地变革和创造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是自己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产物,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静态存在形式,而人的实践活动是它的动态表现。实践活动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主体与客体通过一定的中介系统能动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这种双向对象化过程就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实现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人本化的现实辩证否定运动。
由此可以看出,实践活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亦即社会和谐的存在方式,它是主体自身不断重建的活动。它既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更新的更高统一和联系的基础和纽带;也是把人联合起来,建立社会联系和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础和纽带;同时还是实现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相互转化,亦即实现社会和谐理想向社会和谐现实转化,联结和沟通主观和客观关系的基础和纽带。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纽带,通过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人的实践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过程,并引导这个过程向着协调、和谐的方向发展。
3、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创造社会和谐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承认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展开形式,承认从主体地位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就必须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历史的主人。因为,社会存在是人民的存在,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也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由此看来,社会和谐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基本内容不是已定的或预定的,主要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自为的物质存在形式,人类实践活动形成和表现人的现实的家园,活动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财富,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文化财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决定力量。
由于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一个现实的社会演化和发展而成的,而人类社会和谐又是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把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必然得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创造社会和谐的决定力量的结论。创造社会和谐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活动方式,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否定性关系,它内在地包含着作为推动社会和谐的原则和创造社会和谐的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人不像动物那样肯定外部世界的直接存在状态,消极地适应外部世界,而是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否定外部世界的直接存在状态,赋予它以合乎人类目的或需要的形式,使“自在之物”成为人的目的的“为我之物”。也就是说,通过主体客体化的运动,使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凝结和体现在作为活动结果的对象上,创造一个和谐的、动态的“人化世界”;与此同时,通过客体主体化的运动,使客体的本质规定和规律内化为主体的运动和本质力量,这是人的创造活动和本质力量在更高基础上的回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内含于实践活动之中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既是创造社会和谐的实践过程本身,又是创造社会和谐的方法论之源。
把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看作创造社会和谐的决定力量,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应把“实事”理解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形式,“求是”就是要认识、掌握、运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规律。由此看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人民群众从事实践活动并主动把握人民群众实践活动规律的思想路线。坚持这一思想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是基础,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出发,对其实践活动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再去指导实践,不断开拓创造社会和谐新的历史,这是一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和谐社会和谐总是表现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社会和谐既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一般标志,又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最终表现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和谐是社会进步的和谐
社会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往往表现为社会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和谐。所谓社会进步,是指社会的前进发展,包括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化和变革。社会进步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当活跃的生产力打破了陈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并建立起新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时,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被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所代替,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人类社会的历史便进入一个新的和谐阶段。社会进步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的出现,只是标志着某一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的结束,而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终止。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都会按照辩证法和它的历史必然性有所前进,有所发展,都会在这个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的范围内进行某些改革和调整,从而或多或少地推动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对于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和谐,都应当肯定它们在社会进步中应有的地位,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
2、社会和谐是人类文明的和谐
自从人类和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是客观世界被人化的程度,是标明文化发展亦即社会进步的程度的特殊形式。“文明”一词的拉丁文原意为公民的、社会的、国家的,通常被用来说明存在于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傅立叶等,曾提出用“文明”的概念来划分人类历史。近代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把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肯定了摩尔根以生活资料生产进步作为人化的根本标志和文明的基本尺度,作为划分原始社会史的基本原则,“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恩格斯在这里把文明相对于蒙昧和野蛮,文明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进步,象征着人类的解放。蒙昧和野蛮则标志着人化的程度,象征着人类从动物界分享的程度。所以,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的总和,人类离动物越远,标明人化程度越高,人类文明就越发展,社会和谐的文明基点就越高,内容就越丰富。
3、社会和谐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当我们具体地考察某种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现象时,会发现极其复杂的情况。例如,在今天看来,奴隶制是不人道的、蒙昧时代是落后的文明,应予以否定。但如果抽象地说奴隶制不人道,蒙昧时代不文明,它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种社会退步或社会落后,那么就是错误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那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以牺牲族类大多数人的利益,换取了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发展,就这个意义上说,采用奴隶制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马克思也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构成了贯穿于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始终的“永恒的必然性”,“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然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可见,从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认识和运用来讲,蒙昧时代同样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阶段。因此,对社会和谐的任何问题,无论是表现为社会进步还是表现为人类文明,都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把社会和谐看成是具体的、历史的和谐,把历史长河中依次更替的几种社会形态看作社会进步和社会和谐的阶梯,把社会和谐观建立在一系列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和谐的历史规律。
4、社会和谐是一种历史趋势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社会和谐作为一种动态的和谐、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总是表现为一种趋势,并且其根源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首先,社会和谐的深刻根源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起着决定作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协调和谐发展。其次,社会和谐是一个辩证否定即“扬弃”的过程。新的社会和谐的确立是建立在抛弃旧有的那些陈旧的、过时的东西同时又保存、发扬了那些积极的、有价值的和谐因素基础上的。它是一种社会运动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形式。再次,社会和谐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亦即社会和谐的创造者,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创造社会和谐的决定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真正动力。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社会和谐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是自发的过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在创造社会和谐的历史中活动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社会和谐是人们自觉活动的结果。人们在创造社会和谐的历史活动中要实现预期目的,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充分自觉地认识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按照历史规律来创造社会和谐的历史,实现历史必然性和人的意志活动的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由于人与自然界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关系,自然界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1、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自然界与人类是两个不同系列的存在方式,自然界是一种自在的形式,而人类则是一种自觉的存在形式。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是一种以实践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对象性关系。一方面,人依赖于自然界,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能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又反作用自然界,即通过劳动来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空间和条件。恩格斯认为,那种只承认自然界对人的作用,而不承认或无视人与自然界的作用的观点是片面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当然,人在自然界中生存,也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制约,人的能动性与人的受动性是对立的统一。如果人们在自然界的面前,为所欲为,那么就必然会受自然界的惩罚。因此,人的能动性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自然界的报复。但是,长期的人类实践证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的广度和深度,将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扩展和提高,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性将会越来越强。这无不证明,人在自然界中将越来越获得自由,越来越成为一个自然界的主导者。
2、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最高境界
自然界是人的栖身之所,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自然界,人是无法存在的。但是,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最高产物。因此,随着人类的产生,纯粹的自然转变为属人的世界,自然界便因此成了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对象。两者的密切关系使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是协调的关系,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
树立对自然界的整体观念以及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协调发展的前提,我们应该对生态环境的问题有一个足够的认识。人作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界同处一个系统中,我们不能破坏这个系统的有序性。同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物质前提。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同时也是自然界的调节者控制者,而这种调节的能力和控制的能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提高的。此外,还必须解决好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调整好社会关系,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没有合理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有和谐有序的对自然界的利用和开发,就不可能真正协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3、人的素质在构建社会和谐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自然界演化而来的人类,是不断地进化与发展的。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与发展,社会文明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而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又主要表现在人的素质的提高。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在打制石器工具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经验,掌握制造技能而逐步实现的。能够制造生产工具,标志着人类自身具备了新的素质。人类祖先在漫长的岁月中,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而在长期的采集和渔猎的过程中,人类又慢慢地学会了养殖业和种植业,遂由攫取性经济过渡到生产性经济。正是依靠人类素质的提高而实现了由渔猎社会向畜牧社会、农耕社会的转变。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里,人类不仅发明和使用生产工具的技能与日俱增,而且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人类素质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近代以来,人类摆脱蒙昧主义的束缚,思想空前解放,智慧之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科技和工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长,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历史的足迹表明,社会文明总是随着人类自身素质的高低,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客观尺度,人的素质在构建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的素质是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更离不开人的素质这一因素。这是因为自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节律和面貌,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瞬息万变、充满活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新的变革,对人的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果说20世纪仍然属于“财富源于资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完全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时代。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和国民素质的竞争。因此,人的素质始终是当代社会文明普遍关注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主要因素。
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加速我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必要条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人们开始追求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有高素质的人去创造高质量的社会生活,生产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又需要高素质的人去消费。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影响人们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精神文化的发展。所以,要提高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从而加速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就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另外,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问题。人口多是既成的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人口多就会变成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人口阻力就会变成人口动力,人口包袱就会变成人口财富,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力量。而要解决好人口问题,关键在于开发好人力资源并使其变成人才资源。总之,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步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素质的提高。
人类社会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同作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目的是抹杀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如果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和谐社会”是自欺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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