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某一种社会现象,结合大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理概论》所学知识,谈谈自己的看法。。800字论文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8-06
求一篇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当今社会某一现象的论文,1000字左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以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过程,它给我国带来的活力、生机、社会进步是前所未有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惟利是图、商业诚信缺失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人们虽然都知道商业要有诚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诚信的美德和诚信的传统以及一些基本的诚信原则,并且都知道诚信的价值和没有诚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没有商业诚信的有效控制机制,诚信原则得不到落实,商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假冒伪劣、合同违约、行贿受贿、虚假披露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败坏了商业信誉,造成了商业市场秩序的紊乱,商业诚信缺失的危机已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经济运行,影响大众的生活质量,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此种情况,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质量万里行”活动,针对商业部门进行了“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并提出了进行商业诚信建设的一些方案。
对以上问题各方面学者、研究人员也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诚信原则的探讨、对诚信及诚信机制价值的认定、对市场秩序的关怀等方面,多数是从社会教育和道德的角度予以关注,但考虑如何从机制上克服市场“缺少诚信”的研究就比较少见,有关诚信机制的构建、运行的研究成果较少,而直接涉及商业诚信机制研究的内容就更少,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阐释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也未能很好地研究出现代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完整方案。
而事实上,只有认真研究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迅速推出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可行方案,从机制上入手,从根源上入手,保证商业诚信的实行,才是唯一科学的办法。而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保障社会广大群众利益的根本要求。但商业作为经济流通的枢纽,是社会交流最大的窗口,涉及到生产、消费的各个方面,其中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商业诚信机制的建立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联系社会各部门,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解决,这意味着健全我国商业诚信机制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投入巨大的努力。
法律方面的建设
要在我国社会培养和建立完善有效的诚信体系,必须跳出道德化诚信的传统框架,向制度化诚信迈进。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机制,仅仅依靠道德宣传和良心谴责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在客观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体系和科学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各种非诚信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限制和惩处措施,做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司法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只有当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任何不守诚信的行为都必然导致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时候,竭诚守信才会成为一种风尚,诚信原则才会逐渐深入人心,诚信机制才具有其基本功能。必须强化法律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最重要的是物权法与债权法、合同法与侵权法、企业破产法与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和完善,特别是要制定一部完善的侵权法,以便在确定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损害赔偿与损失赔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等方面能够有法可依,并且对失信和侵权行为起到有力的防范作用和震慑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商业信用的有关法律机制。完善信用管理的法律制度,把信用体系建设纳入立法规划,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修改完善与信用管理有关的《会计法》、《公司法》等法律;严惩中介机构的失信行为。应制定更明晰的法律细则,简化有关法律程序,使商业诚信问题的解决能在法律上找到依据,并找到解决的途径。加快对有关投诉、案件的处理,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政府方面的作用
政府在诚信机制建立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府的诚信是建设诚信社会的基础;其次,政府是经济组织诚信工程的最有力的倡导者或推动者,政府是公众的机构,也只有政府更适合于作为诚信结果公正性的主要监督者;再者,政府及其相关执法、管理机关具有对假冒伪劣商品交易和欺诈性的交易行为及结果进行约束与惩罚的职能,对社会诚信的维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本身还存在各种职能不清的问题,因此未能很好地发挥在诚信机制建设方面的应有作用。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还存在政企不分、缺乏服务意识等问题,信息数据开放度低,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本身不健全,缺乏失信处罚机制等。
因此,首先要分清和履行政府应尽的各项职能。要尽快地使政企分离,政府不能插手、干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商业提供服务上,把力量集中于市场环境的管理上,政府应增强服务意识,起好诚信的示范作用。要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对公务员的信用教育,尽快建设出良好的信用政府形象。
国有银行应真正实现企业化,实现大中小银行并轨,完善国家信用体制和民间投融资机制,大力推进商业机制与国际接轨,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自然人,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关键就是能够独立分配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失信的问题难以解决。
在信用管理方面,政府应该有更多的介入,要尽快建立企业信用数据库,制定诚信机制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企业信用记录制度、信用监督制度、信用警示制度、信用激励制度等,要建立信用等级制度,让信用成为企业的通行证,如果等级不好就等于自杀,淘汰出局。要让有不良信用的企业自觉的弥补信用。从而把信用销售作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高形式加以推广和普及,引导企业树立信用是品牌、信用是财富、信用是生命的意识,从根本上缩短我国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有关部门应出台科学的管理办法,对商业市场进行科学的价格管理。如规定商家必须明码标价,标明主要产品的厂家或批发商、地址、电话等,以便进行价格查询。同时,政府应与各行业联系,对各类商店的价格进行监督检查。要监督推行理赔制度,各商店要有明确合理的理赔规章,对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进行价格欺诈要有严格的理赔措施。要让商家自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商家没有这种措施或不采用这种措施,管理部门就应该采取取缔其营业资格之类的强硬措施,以便确保市场秩序。如果消费者发现这种情况,就可以对商家或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法律部门可以对他们绳之以法。如果这样,市场上的假冒伪劣肯定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价格欺诈也不会再有市场,谁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呢。当然,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是非常艰巨的,需要调动政府各部门来完成工作,因此,要有一个政府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类有关问题,以保证市场的和谐有序。
商业行业方面的自律
要健全、完善商业自律的组织运行机制。要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打击不道德者的恶行,维护商业秩序,建设高度文明的商业环境,从建立、完善商业行业自律机构着手是很重要的,行业对自己的事情是最清楚的,也最有发言权,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行业内部解决。我们的行业自律机构应建立业内资信系统,设立职业从业记录、经营档案,对业内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提出警示或进行有关处理,并及时跟踪备案,这样在业内形成权威,发挥其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要让有德者得到荣誉,要让不道德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让他们在商业行业没有容身之地。
就商业企业方面而言,目前大部分企业内部都还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因此,要加强企业内有关法律知识的教育,进行商业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自身认识水平,充分认识诚信资源的价值,正确选择竞争方式,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管理与监督,提升自身素质。要使商业企业自觉履行其社会职责,自觉建立商业企业的诚信自控机制,做到自觉地诚信经营,更好地服务社会。
社会方面监督管理
目前,在社会方面,一个总的形势是整个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信用观念淡漠,因此,加强社会各方面的诚信意识也是商业诚信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条件,商业诚信是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并加强全社会的监督管理是必然的举措。各银行、社会中介机构应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对商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把握、控制,预防问题的发生。新闻媒介、消费者都应该加入到这个监督管理的行列中来,以完善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全社会对商业诚信的宣传引导应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使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样也将使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好转。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良好的诚信环境,主要应该归功于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制度规范的作用。有过西方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经济活动中,信用与每一个人须臾不能分离。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更要资信担保。而且,所有的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是,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的。一旦发现作假或欺骗,个人信用便会遭受怀疑,出现信用危机。到那时,个人的前途将会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这就是说,让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共同维护诚信、建设诚信,才是商业诚信机制成功运行的关键。
诚信机制是个应用型的东西,关键是实际操作,而要使诚信机制具有实际价值,具有可操作性,并非某方面努力就可实现,而要靠多方合作,因此,我们说诚信机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需要一种联动机制,它需要有关法律机制、政府管理机制、行业自律机制、企业自控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等的共同作用、配合运行,才能真正有效。针对我国目前的商业诚信机制缺失情况,我们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要在深入调查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状况的基础上,仔细分析出目前商业诚信机制缺失的症结所在,然后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存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道德状况等,根据商业诚信机制运行的内在规律,提出相应对策,并着手构思商业诚信运行机制的模式,以使这种机制规范化运转,使之既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又具有实效、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和社会实用价值。本研究是针对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的,希望为我国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建设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意见,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很好地应用于社会实践,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对我国现代商业的繁荣发展产生有利的作用。

(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1、世界观与人生观。
世界观来源于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是指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人生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它决定着人们实践活动的目标、人生道路的方向和对待生活的态度。领悟人生真谛,首先要对人的本质是什么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马克思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阐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本质,人们通常的解释是:(1) 事物的内部联系,相对于事物的表现形式。如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 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本质即本质联系。(2) 事物的根本性质,相对于事物的一般属性、非本质属性而言,是事物众多属性中的一种重要属性。在这个意义上 , 本质即本质属性。

2、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
人生观主要通过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人生目的是指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人为什么活着”这一人生根本问题的认识和回答,是人在人生实践中关于自身行为的根本指向和人生追求。人生目的在人生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人生观的核心。首先,人生目的决定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一方面,人生目的规定了人生活动的大方向,对人们所从事的具体活动起着定向的作用。另一方面,人生目的又是人生行为的动力源泉。其次,人生目的决定持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再次,人生目的决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标准。正确的人生目的会使人懂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错误的人生目的则会使人把人生价值理解为向社会和他人进行索取。
3、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所谓人生态度,是指人们通过生活实践形成的对人生问题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基本意图。它的形成既是一定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其中,认知、情感、意志是起主要作用的三种心理因素。在人生实践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人生矛盾,如果以正确的人生态度对待和处理,就可以正确地把握人生,取得人生的成功。具体而言端正人生态度就要做到:认真,即要明确生活目标和肩负的责任,清醒认真地面对生活;务实,即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人生,以务实的精神创造人生,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每一件事;乐观,对人生要充满自信,相信生活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进取,要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努力提升生命的价值。
(二)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1、价值观与人生价值。
价值是一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范畴。在哲学中,价值的一般本质在于,它是现实的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某种事物或现象具有价值,就是该事物或现象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成为人们的兴趣、目的所追求的对象。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价值观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是光荣还是可耻的评价标准。
2、人生价值的实现。
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选择人生目的,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正确把握人生价值实现的条件和方法至关重要。首先,人生价值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人生价值的实现要从社会客观条件出发,人的创造力的形成、发展和发挥都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人生价值目标还要与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
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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